自从20世纪80年代深圳经济特区开始大批内地招工以来，外来务工者已经成为深圳、广州等地的常驻人口。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在工作艰辛、条件恶劣的打工生活中，用文字记录打工者的生活，写成了反映打工者“生存状态、情感世界和理想追求”的诗歌。随着这样的诗歌被大量创作和刊登，人们开始将它们统称为“打工诗歌”。
打工诗歌与打工者这一特殊群体的身份和处境紧密相联，因而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打工者在户籍制度中属于农民身份，但他们离开经济日益凋敝的农村，来到工业日益繁荣的城市，成为车间、流水线、城市角落的临时雇工。他们属于城市的暂时居住者，没有城市公民的正式身份，无法享受城市市民的社会保障待遇，而且被城市当做异己者对待，遭到歧视和排斥。但是，他们的劳动满足了城市工业化扩张的需要。他们在工厂、工地和各种服务行业承受着长时间或高强度的劳动，仅获得微薄的薪金。无数打工者怀着对城市文明的憧憬而来，在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和健康之后，始终无法获得正式的城市身份，最终只能回到贫瘠的故乡。甚至，许多打工者在高风险的生产过程中失去了自己的肢体，造成了永远无法弥补的身体残障和心灵创伤。数量庞大的打工者为中国的经济腾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他们的处境却只能被概括为：身心俱伤，进退两难。
打工诗歌就是打工者在痛苦的生活处境之中，以特殊的形式发出的声音。打工者历来属于“沉默”的底层群体，他们没有能力讲述自己的生存处境，也难以获得其他阶层的倾听和理解。他们既没有政治话语权，无法在政策决策中表达自己的权利要求；也没有经济实力，无法通过市场影响力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他们也没有文化话语权，不能像学者、评论家那样在舆论话语中占据一席之地。当所有主流的话语渠道几乎都对打工者关闭之后，他们把压抑的痛苦、困惑、迷茫、愤怒进行提炼，转化成半熟的诗句，用自己的微弱声音引起了主流媒体的注意，使得被遮蔽的底层现实得到了部分呈现。
话语是建构自我的方式之一。打工诗歌中打工者建构的自我，既有生产过程中的自我形象：麻木、被动、机械、标准化，也有在城市和乡村、农业和工业之间分离的自我，另外也包括对于自我的肯定。总体来说，打工诗歌中建构的打工者形象大致有以下几种：
生产中受支配的主体
工作是打工者生活的核心内容，因此，很多打工诗歌的主题都是以描写打工者的生产过程为主，如下面一首《焊花落下 焊花落下》，描述了打工者在机械生产过程中的感受：
“用几万吨的力砸断他们的骨头 / 用几万吨的力焊接他们的灵魂 / 焊花落下 / 焊花落下” （程鹏《焊花落下 焊花落下》）
这一段描写生产过程，“几万吨的力”非常夸张地表现出巨大而强悍的机械力量，这其实是工人在生产过程中要承受和面对的冲击。在巨大的压力下，工人仿佛钢铁一样被“砸断”和“焊接”，处于受人摆布、无法自主的状态。在现代化的工厂生产过程中，工人在感受上似乎与机械融为一体了，感到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都在受这巨力的支配。
下面一首《在电子厂》，侧重的是打工者在流水线上统一化和标准化的形象：
“被剪裁的草木，整齐地站在电子厂间 / 白色工衣裹着她们的青春，姓名，美貌 / 被流水剪裁过后动作，神态，眼神……”（郑小琼《在电子厂》）
下面描述的是被操纵的、麻木的主体：
“可是我已经麻木。一如被操作了命运的铁 / 切割、锻打、弯曲或者扭直 / 它不懂得什么是疼痛 / 也不懂得什么是幸福 / “哧哧”的火花在凌晨渐次熄灭 / 又一个日子被打磨、煅烧”（孙海涛《铁》）
以下这一首则展现的是打工者在现代工厂的严密监控下的心理活动：
“在监控器下工作的心理活动：总感觉有双眼睛 / 在背后偷偷地看 / 她的脊梁阵阵发凉……连打哈欠伸懒腰 / 也得小心翼翼……怀疑厕所里 / 也装上了暗处的眼睛”（张守刚《在监控器下上班》）
总的来说，在生产情境中的打工者，是在钢铁和机械的环境中备感压迫的个体，也是经过流水线标准化和统一化的个体，还是受到操纵和监控、无法自主的个体。在现代的技术化生产过程中，工人受到机械的支配，成为机械的附庸；工厂对于生产环节的严密控制，又使工人无论在身体还是大脑都失去自由，一种受操纵、被监视的感受逐渐由外向内深入到工人的意识，给他们的精神也戴上了枷锁。在生产过程中，工人是一种受奴役的状态。
城乡分离的主体认同
打工者既不能真正地进入城市，又不能回到乡村；既带着对城市文明的憧憬，又挥不去对乡村的依恋；既要在城市工作，又要回乡村生活。他们在城乡二者之间进退两难，这种矛盾又分裂的主体，是他们的真实状况。
下面这首诗抒发的是打工者想要融入城市而不能的情感：
“南方啊 / 我们多想敞开真诚的胸怀把你拥抱 / 但为什么我们总是如履薄冰 / 若踩针尖 / 苍白的脸庞面黄肌瘦布满忧愁 / 我们是一群群候鸟 / 被一个个城市不住驱赶无处栖身”（许强《为几千万打工者立碑》）
面对城市，打工者始终是无法融入的外来分子，而且自己的停留也岌岌可危：
“城市永远是别人的城市 / 打工者没有任何发言权 / 稍不留意，就会被当做皮球 /踢出生活的主题之外”（何永飞《又涨房租》）
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打工者的身体和灵魂是分裂的，他们的身体付出难以改变他们的灵魂认同：
“身体是城市的身体 / 灵魂是乡下的灵魂 / 我空成两片蚌壳 / 向城市敞开胸怀 / 我的青春、血肉 / 一生中的精华部分 / 没有变成黑土地上的一颗土 / 已经成了万丈高楼里的一粒沙”（屏子《在城市里嗑着瓜子》）
“漂流，在乡村与城市之间漂流 / 不属于乡村也不属于城市 / 打工永远没有安全感归属感 / 永远望着水泥建筑流兮盼兮 / ……这个城市没有记住我的名字”（黄海《这个城市没有记住我的名字》）
打工者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呢？与身份相关联的社会遭遇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生存感受？
“在东莞，我用了九年时间 / 才渐渐地把自己遗忘 / 农民工？打工仔？都不必 / 太过认真。在任何一张陌生 / 或熟悉的面孔面前 / 我只是一个干活拿钱的人”（李福登《这些年，我一直把看到当成听见》）
为何打工者最终要选择“把自己遗忘”？打工者遗忘的是“农民工”、“打工仔”这种身份，这种身份只带给他们负面感受，降低了他们对这种身份的认同。为了求得内心平衡，他们刻意忽视了“农民”的身份。在城乡的身份分裂之中，打工者对自己的身份缺少一个确定的认同，他们要么处于持续的挣扎和焦虑之中，要么只能选择逃避其中之一。
作为弱势群体的主体
打工者在城市中是弱势群体，他们的权益没有得到有效保障。
在城市，打工者为了生存而出卖自己的劳力，他们因此而得不到尊重：
“我已经如同一枚过河的卒子，没有退路 / 再苦再累，付出再惨重的代价，也必须从这里打捞 / 活命的银两……很多时候，仅仅为了一碗饭和一铺床，就不得不考虑 / 去一个地方接受人的任意驱使和训斥 / 正因如此，在某些人的眼里我们并不比牲口高贵”（刘大程《南方行吟》）
打工者也在各种细枝末节受到歧视和区别对待：
“用几千万人的身体将大厦筑起 / 用几千万人的双手将城市建设 / 你要进入大厦 / 请你走货梯”（程鹏《焊花落下 焊花落下》）
他们在生活中时常要面对压迫和不公，这些遭遇引发了他们无休止的追问。
“在别人的城市中 / 为什么我们的心灵 / 只能戴着脚镣手铐 / 在砧板上和热锅中 /一点点耗尽自己的青春……/ 一双双筷箸决定了多少打工人的命运”（许强《为几千万打工者立碑》）
他们的自尊因此受到伤害：
“在城市里我是最卑微的野草”（唐以洪《春节与一盘河粉相聚》）
他们也对于自己的处境进行思考，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在受到严重的剥削，受到城市、老板、工厂、房屋的剥夺：
“一百来斤身体，大部分流进别人腰包 /……到头来，底层的一个个我一个个你一个个他依旧穿得只剩下自己身体 / 而巨大的城市从一个个出租者身体上抽税一样抽走大量梦、泪、汗、命”（张绍民《租房》）
“租房者在游戏中总在输掉 / 为了一口饭为了一间房奔波者就输掉了自己 / 不得不输掉自己，城市从不给他们赢的机会 / 房屋赢走他们的钞票 / 工厂赢走他们的汗水 / 工作和老板赢走他们的生命”（张绍民《租房》）
打工者的弱势地位在打工诗歌中得到了呈现，打工者通过自身的认识和思考，清楚他们的弱势地位。整个城市都在剥削他们的劳动价值，他们在城市中也得不到丝毫尊重，但他们为了生存只能留在这里，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他们无力改变这种状况，只能通过诗歌这种形式发出自己的微弱声音。
自我肯定的主体：寻求外界的理解和认同
打工者虽然承受着生存的重负和外界的歧视，但他们也在不断寻求对自我的肯定，建构自己的积极自我。
首先，打工者对自己的劳动意义具有非常积极的说明。
城市的高度我无法测量 / 兄弟，我只记得 / 你为这个城市的建设 / 搬运过3298吨钢筋（陈忠村《短夜021：城市的高度我无法测量》）
我们是在山城不可缺少的 / 一项运输工具……我们在心底特别充满信心 / 我们挑着重担可以走一楼 / 也可以上五楼 / 还可以爬九楼 / 甚至更高更远……（彭盆雨《重庆扁担》）
这也是我的北京 / 这里的繁荣 / 也有我的一份（郁金《今夜，北京的冷》）
其次，打工者对自己的劳动动机相当肯定，甚至是自豪。
我们安慰自己 / 我们一点也不怨言 / 为家人劳作是最光荣的事情（彭盆雨《重庆扁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