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上面我们以伯恩施坦于1896年至1898年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上所发表的几篇文章为依据,探索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路线的形成。我们的初衷并不在于简单地把他批判甚至咒骂一下,事实上自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路线形成以来,他已遭到了许多人的讨伐,仅就批判和讨伐的深刻性和尖锐性而言,我们很难超过前人。我们只是想在目前新的形势下,即在马克思主义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发展的形势下,通过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路线形成的探讨,总结伯恩施坦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给正在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中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的成分与业已过时的成分区别开来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留下的教训。 伯恩施坦明确地说他的宗旨是要“弄清楚哪些方面马克思仍然是正确的和哪些方面他是不正确的”。从表面上看,他也确实在这样去做。那么,为什么事实上他最后的结果非但没有正确地做出区分而促进马克思主义健康地发展并使之在现实生活中更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相反却大大地伤害了马克思主义,他本人也从而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呢?既然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目前也正把“弄清楚哪些方面马克思仍然是正确的和哪些方面他是不正确的”视为当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首要任务,那么我们究竟如何避免重蹈伯恩施坦的覆辙,从伯恩施坦从检验马克思主义开始最后却走上修正主义道路、沦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的过程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呢?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去吸取教训: 其一,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在根据新的形势去分清马克思主义中哪些是仍然正确的成分与哪些是业已过时的成分之时,必须首先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即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是不是已经被时代所超越。倘若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已过时,对马克思主义已失去信心,那么必然会像伯恩施坦那样最后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从而成为一个修正主义者。我们所说的要去研讨马克思主义中哪些是仍然正确的成分与哪些是业已过时的成分,是在对马克思主义从总体上加以肯定的前提下进行的研讨,是为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去进行的探讨,研究者首先应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信奉,不应当视为是研究的结果,而是研究的起点。 其二,在进行这种检验时,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有一个正确的把握。千万不能像伯恩施坦那样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以及马克思早期思想与晚期思想的对立。不能抓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个别词句大做文章,而全然不顾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成熟的思想体系,其基本内容已有明确的规定性,不能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著作随意加以解释。对马克思主义的评判,一定意义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基本著作和基本理论的评判。 其三,对马克思主义中哪些是仍然正确的成分与哪些是业已过时的成分做出评判,评判者必然首先有一个自己的评判标准。究竟能不能将马克思主义中哪些是仍然正确的成分与哪些是业已过时的成分正确地区分开来,关键在于评判者自己所运用的评判标准是否正确。而正确的评判标准来自于评判者所持的立场。从伯恩施坦的所有言论不难看出,伯恩施坦之所以最后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正在于他实际上已离开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他已自觉和不自觉地站在维护资本主义的立场上。从这一立场出发,怎么会对作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的马克思主义做出正确、公正的评判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评判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必须经常反思自己的立场究竟站在哪里。 其四,对马克思主义中正确与错误的成分加以评判,评判者不能像伯恩施坦那样情绪化。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长期以来确实存在着严重的教条化倾向,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僵化的体系,像对待宗教教义一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对要求检验、修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进行压制和围攻。伯恩施坦曾经面临这样一种局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曾有过这样的遭遇。但我们决不能像伯恩施坦那样把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憎恨变成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憎恨。 注释: ①《列宁选集》第3版第2卷第494页。 ②《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4页注。 ③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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