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1:】闲言：秦晓们的恐惧

　　在当下中国大声疾呼民主政治的人群中，有些人是衷心相信“民主是个好东西”，也有些人是因为其他原因，例如恐惧，比如秦晓。

　　在近30年的改革进程中，以改革名义化公为私、将公产纳入私囊的例子不胜枚举。其中操作最公开、影响最恶劣、金额最巨大的主要有两例，一是山东鲁能案，二是秦晓操刀的平安上市弊案。鲁能案的大锷在最后关头迫于舆论的压力而退却，但秦晓却坚持将腐败进行到底。

　　价值400亿元的国有股份以十几亿元的价格转让给私人，当然需要有个说法。秦晓的说法是：自己“喜欢掌控”，眼看平安要上市，掌控不住了，所以情愿亏它几百个亿，也要提前把股份卖了——这种掩耳盗铃当然站不住脚，即便你真的“喜欢掌控”要出让股份，为什么不能溢价转让反而低于原价转让?此前汇丰就是以6·3倍的溢价受让平安股权的。将要上市的公司，越接近上市时刻，股份的价值越高。只要招商局放言要转让，就是10倍、20倍的溢价，恐怕也会有投资者趋之若鹜。然而，秦晓的一切操作都是悄悄在黑箱内进行，直到完成转让，信息才为外界所知，结果是价格不但没有溢出，反而低于原价，受让方又是“自然人”，傻子都知道其间发生了什么。纵然你秦晓是受虐狂，不吃亏(当然，亏的不是自己，而是国家)不舒服，为什么不将股份转让给其他国企，或者由国资委直接收回呢?

　　这样明目张胆、毫不掩饰地鲸吞巨额国有资产，当然不可能是秦晓个人完成，当时的主管部门和国资委难辞其咎;能够消化重重的阻力、告状和调查，分食者的背景更深不可测。由于背后有人，鲸吞顺利完成，秦晓个人不但没有被追究，反而地位更加稳固。但是，没有追究、没有刑责并不能改变这件事的性质，不能改变秦晓们曾经犯下严重罪行的事实。这是他们的“原罪”，这一刻，忐忑、恐惧在心中埋下了，而且始终不能磨灭。

　　不在恐惧中爆发，就在恐惧中灭亡。所以秦晓要爆发，要找到一个可以消除“原罪”烙印、永远免于恐惧的出路。于是他组建了博源基金会，提出了所谓“现代性”——这个圈子绕得有点大，中国的老百姓又大多只是“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因此不知道他要干什么，被他的漂亮词藻绕进去了，只能被他、他的帮闲以及媒体牵着鼻子走。其实，我们只需要轻轻地问一句：秦晓折腾这些，到底是想干什么呢?难道他想把已经揣到兜里的400亿元拿出来，还给大家吗?

　　当然不是。纵然从最善意的角度揣测，他也无非是想来个天下大乱，建立新朝后，前朝的罪过可免于追究，秦晓们也就可以免于恐惧了。如果再现实一点分析，他们这是想利用已经到手的金钱和影响力，乱中取权呢。

　　秦晓的这些说法、做法，代表的不是他个人，而是一大批人，这是一个“原罪共同体”。他们犯罪的时间、地点、方式和对象各有不同，但性质一般无二，都是借助权力，将公产纳入私囊。他们需要一个出头者，一个代言人，于是刚刚退休、又不甘寂静的秦晓就俨然成了旗手——谁能想到，在前所未有的高调下面，隐藏的是永不褪色的恐惧。

　　这么多年过去了，秦晓们还在恐惧，这是中国的希望所在;这么多年过去了，秦晓们还只是恐惧，仍然没有被追究，说明这种希望其实也渺茫。那个声称如果追究“原罪”就是反对改革开放的人，我原来以为他只是被资本家“统战”了，看到最近的媒体报道，才知道他原来早已直接和资本家联姻了——休了原来老革命的女儿，娶了一个大资本家。怪不得会说这样的话，做这样的事，原来不是观念问题，而是立场问题，是“屁股决定脑袋”。只不知他九泉之下的父亲，知此后还能否安息?

　　秦晓已经老了，他还有一个办法是：死后财产将转移到后代手中，通过这种代际传递，或许可以漂白“原罪”的烙印，从此免于被追究。但是，对于那些被剥夺得如此干净彻底的大众来说，这样的财富亦可免于清算，他们又怎么可能甘心，社会和谐又从何谈起?

【附2】闲言：秦晓的蹊跷

　　退休后比在位时更风光的国企负责人，秦晓是独一人。

　　秦晓领衔的博源基金会，囊括了瑞银投资银行副主席何迪，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高西庆，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汪建熙，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剑阁，美国斯考克罗夫特集团主席、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瑞银副主席、前欧盟副主席列昂.布列坦(Leon Brittan)，前瑞银亚太地区主席谭信乐(Rory Tapner)，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委员会成员、丰投资亚洲控股有限公司非执行主席史美伦(Laura Cha)，顾问委员会成员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陈小鲁，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衣锡群，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总干事王波明，前瑞银投资银行亚洲区主席贺利华(Rodney Ward)，银监会首席顾问、前香港证监会主席沈联涛，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区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前香港特别行政区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袁明，新世界中国实业专案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纪文凤，学术委员会成员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任周其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香港中　文大学　教授金观涛，复旦大学新经济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中欧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许小年，瑞银全球新兴市场研究部主管乔纳森·安德逊(Jonathan Anderson)，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等众多“大腕”。其中有些人的地位、名望之高，即使秦晓国企大权在握时，也不可能将他们纳于帐下。

　　为什么退休后的秦晓比在位时更牛叉?原因只可能是两点：一，秦晓的身份不简单，并不仅仅只是“前招商局董事长”，背景深不可测;二，秦晓背后的人出手了。或许是为了奖励秦晓在“平安上市案”和“永隆收购案”(一个是以超低价卖出，一个是以超高价买进，都是堪上教科书的鲸吞国有资产之典范杰作)上鞍前马后的辛劳，或许是秦晓在上述两案中不惧“千夫所指”的表现为主子所看重，认为“才堪大用”，所以在他退休后还为他打造了另一个舞台，让他在另一条战线上继续冲锋陷阵、保驾护航。

　　秦晓折腾的博源基金会，虽未必像　张宏良　先生所说的那样已构成政党雏形，但确实也闹出不小动静，聚集了一帮自称为“新右派”的力量和众多资源，致力于影响国家的政策，左右社会的变化。其目的，一是要将此前“化公为私”的成果合法性，去风险化;二是要为进一步的“化公为私”、掠夺全社会财富铺平道路，要点是在制度上使道路更畅通，同时将通道牢牢把持在“自己人”手上。由于他们掌控的资源之多、势力之强，他们所代表的方向，已经在体制内外形成一种“大势”。要阻止这列车轮碾压而来，体制内的唯一契机是：正义感尚存的知情者能够挺身而出，实名举报——类似“平安上市”、“永隆收购”这样的惊天弊案，知情者当不在少数，利益也未必能完全摆平。今天已经不是2003年了，力量对比和社会环境都已有所不同。揭穿它，就能够打击它，甚至有可能以某案为切入点，促使社会力量和走向重新整合。

　　从秦晓和博源基金会的发迹，不难看出我们这个社会最庞大的恶性肿瘤是怎么成形的，以及它的运行轨迹。这个肿瘤的名字叫“权钱共同体”，特征是“权即是钱，钱即是权;有权即有钱，有钱即有权”。秦晓虽然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但绝不是唯一;这个肿瘤也并非只有博源基金会一个载体。例如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休了原中组部部长安子文的女儿安黎，娶了中国光彩事业国际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王豫颖( 胡本人兼任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然后就四处奔波，大声疾呼：谁追究资本家的“原罪”，谁就是“反改革开放”。甚至还把他老爸扯出来，利用只言片语作为背书，真是不让九泉之下的老爷子安生。

　　权、钱这两种最重要的资源，都在流入同一个口袋;中国社会最强势的两群人，已经在合流。其他人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