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

　　四、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的启示

　　深入研究和认真思考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会给人们很多重要启示。

　　(一)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不是偶然的，而是认知过程中的规律性现象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震撼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西方主流学派经济自由主义深陷危机，失去信众。凯恩斯在严厉批评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和主流派经济学家时承认：“(西方)经济学家今天是世界上一群最无能的科学工作者”。(97)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背景下，西方“发现”马克思。美国经济史学家福克纳说：“人们又恢复了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兴趣。……许多事业受到萧条障碍的人，都转向‘科学社会主义’之父去获得鼓舞。”(98)西方主流经济学无法解释30年代大萧条，试图找到正确答案的一些西方学者，尤其是大学生，很自然地去阅读马克思。美国经济学家玛乔里·谢泼德·特纳回忆说：“马克思主义在30年代剑桥大学的学生中是尽人皆知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可供选择的经济学之一，……有人开始思考马克思主义者考虑到的问题。”(99)正是在那次大萧条期间，一些西方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认真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其他经典著作。在大萧条结束后，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成为西方新的主流经济学。在大萧条中对马克思有所了解的一些西方学者尽管也有人给凯恩斯某种积极评价，但从不像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凯恩斯门徒那样攻击马克思，而是继续对马克思做出比较客观的评价，并以自己对马克思的态度去影响青年学子。

　　“二战”后的一个时期，西方曾经出现“马克思复兴”。但是在苏东剧变、苏联解体后，西方虽然仍有人在继续研究马克思，可是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甚嚣尘上，西方对马克思的研究转入低潮时期，马克思的著作被束之高阁。

　　当前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是西方历史上认知马克思的规律性现象在21世纪第一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系统性危机背景下的再现。危机深重的现实，宣告西方主流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的破产。西方政府在危机中采取的一系列救助政策效果不佳的现实，表明西方国家干预主义也不灵。这时，西方有识之士自然转向马克思，他们发现了马克思的理论的科学性和在当代的适用性。

　　(二)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再次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如前所说，在西方国家，不少人现在面对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通过学习马克思著作和独立思考，不同程度地认识到“马克思的全部思想都仍然有生命力”，“依然是当今世界的真理”，马克思的方法“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方法”。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居统治地位的西方国家，这些探索者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现在达到这样的高度，难能可贵。

　　西方社会出现的这种思想进步发人猛省。可以促使我们国内某些受“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影响的人端正认识，重新思考问题。至于极少数“不信马列信风水”、“不信马列信鬼神”的人，已经完全失去科学信仰和政治信仰，则另当别论。

　　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居于指导地位，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也再次证明，马克思揭示的是客观真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正确的，因而始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当前的重大任务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

　　(三)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有力推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在“重新发现”马克思的活动中，对马克思做出高度评价的西方学者除了少数是经过历史考验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多的是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西方非主流学者，还有的甚至是主流派学者。他们在这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系统性危机中在承认马克思的正确性方面形成了汇合点。

　　在这场危机中，有的西方学者明确提出现时代是一个向马克思学习的时代，提倡学习马克思。这一倡议将会有力推动西方有志者学习马克思的著作。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学习马克思著作一般是自发的、分散的，如果左翼组织、工会组织、学生会组织等担当起领导和组织志愿参加者们学习马克思著作的活动，成效就会更为显著。德国的马克思夜校、学生会学习小组和研讨会，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很好的组织形式。

　　在我国，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工作，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必然要求学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必然要求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说明和回答国内和国际各种重大问题。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广泛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活动。个人和集体可以自觉地、有计划地进行学习，全党和全国可以自觉地、有计划地进行学习。在社会主义社会，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完全可以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做到经常化和制度化。

　　(四)西方大学生自觉阅读《资本论》，我国有关专业青年学子更应学好《资本论》

　　在这场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中，西方国家追求真理的大学生在自觉学习和研讨马克思《资本论》方面表现积极。如前所说，在英语国家，关于马克思思想的研讨会和大学课程重新流行起来;在德国，至少有31所大学以学习小组、讨论会等形式组织学习马克思《资本论》;在日本，号召青年读马克思著作的读物深受日本青年读者欢迎，销售量很大;在韩国，《资本论》特别讲座很吸引青年听众，150个座位的大教室座无虚席。

　　西方大学生自觉阅读《资本论》，我国有关专业青年学子更应学好《资本论》。但是，前一段时间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一些高校按照社会科学教学“国际化”的要求，一味地膨胀西方经济学各相关学科课程门数和教学时数，强调纯英语教学并相应地用英语原版教材，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西方经济学教材被弃而不用，致使一些青年学子食洋不化。原本开设《资本论》的院校，在社会科学教学改革刮“国际化”风时，《资本论》课程被撤销，《资本论》教研组或研究中心被解散，授课老师被改行去教西方经济学。这样的社会科学“国际化”显然偏离了正确方向，应迅速加以纠正。青年是社会的未来，青年学子是未来的社会栋梁，必须高度重视对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高度重视对相关专业学生的《资本论》学习，提高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自觉性、积极性和主动性。没有受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不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读《资本论》，青年学子就无法识别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就无法对西方经济学做出符合实际的评析，就无法正确借鉴西方经济学。如此培养人才，后果堪忧。

　　(五)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我们应重新思考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的提法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重要不同之处，就在于前者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成分。在当前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时，有的西方学者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的“哲学、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体系”根本不同于西方这些学科的体系。

　　在经济学领域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尤为突出。

　　现代西方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早就毫不讳言地宣称：“如果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我就得追求属于我自己那个阶级的利益。……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100)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罗也无所顾忌地承认：“社会科学家和其他人一样，也具有阶级利益、意识形态的倾向以及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但是，所有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材料力学或化学分子结构的研究不同，都与上述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有关。不论社会科学家的意愿如何，不论他是否觉察到这一切，甚至他力图回避它们，他对研究主题的选择，他提出的问题，他没有提出的问题，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语言，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101)

　　问题是，我们现在有一些人忘记了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上述特点。他们在要求自然科学研究国际化的同时，也要求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一些院校在推行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时，要求社会科学论文“国际发表”，要求社会科学国际交流“请进来，走出去”。

　　在发表社会科学论文方面，一些院校片面强调“国际发表”。现在，我国自然科学研究方面的成果在国际知名刊物上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相当可观，而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在国际知名刊物上发表的数量极少，原因就在于索罗说的社会科学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的倾向以及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以经济学论文为例，要想在美英等西方国家主流经济学期刊发表，论文作者必须根本放弃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必须全面接受西方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还必须对西方经济学某一理论问题做出重要的“改进”、“推进”、“完善”或“发展”，这才具有“国际发表”的可能性。相反，如果是一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很有创意的经济学论文，要想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期刊上发表，可能性微乎其微。2013年3月22日发生在美国的“名言事件”很能说明问题。美国教育部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网站“名人名言”专栏出现了毛泽东“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的语录，立刻遭到围攻。美国教育部因此受到严厉谴责：“美国教育部已经被完全渗透了。”美国教育部有关方面不得不出来认错，毛泽东的这一名言立即被撤下，代之以“今日无名言”几个字。这就像旧中国某些报纸通不过官方新闻检查而被迫“开天窗”一样。“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本是孔子的名言，没有多少意识形态成分。毛泽东在“学而不厌”前面加上“对自己”，在“诲人不倦”前面加上“对别人”，同样没有什么意识形态成分。可就是这样的名言，在美国也要被禁止，否则就是“被完全渗透了”。被什么“渗透”了?这当然是要说“被马克思主义渗透了”、“被毛泽东思想渗透了”、“被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渗透了”。由此可见，在我们这里被一些人忽视的社会科学阶级性和意识形态问题，在美国则被重视到不只是登峰造极，而是到了极端荒唐的地步。

　　相反，西方意识形态现在正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对我国进行渗透，其中有不少是被“请进来”的。教育界知道，被我国“请进来”讲学的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教授数量很多，而我国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教授“走出去”的虽不说没有，但为数极少。逆差太大，极不平衡。出版界也知道，在社会科学著作方面，我国买了西方很多版权，相反，我国社会科学著作被西方买去的版权真可谓是凤毛麟角，也是逆差太大，极不平衡。建议我国有关领导部门深入调研高校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国际化”中存在的问题，及时纠正推行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国际化”方面的误导性措施。

　　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的要求已经影响到国内社会科学论文写作和发表的导向。这里仍以经济学论文为例。数学方法本是经济学研究的一种有用方法，使用得当，经济学理论内容和数学形式恰当结合，可以产生更好的效果。但是，西方这些年出现经济学数学化趋势，越来越追求经济学论文的数学形式，而不注意论文的内容是否符合实际。这种倾向也影响到我们国内。一篇经济学论文没有数学模型，或者没有方程式，没有统计图表，便被认为没有“科技含量”，因而就被认为没有学术价值，这就没有可能为注重“科技含量”的期刊所采用。结果导致一些论文片面追求数学形式，不加分析地搬用西方的“定理”或“模型”，代人本国的数据。现在英国有成千的经济学数学模型，美国有上万的经济学数学模型，照抄照搬者可以由此演绎出成千上万篇“科技含量”高的论文。但是，应当知道，西方成千上万的经济模型没有一个预测到这场严重的危机;相反，倒是美国一位经济学家没用数学模型而是采用历史与现实比较的方法预测到危机即将发生。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席勒说，人们对专业经济学家不信任，批评他们“脱离现实而依赖模型”，这些经济学数学模型“可能大错特错”。席勒尖锐地指出：“金融危机给了那些信奉科学手法因而过度自信的经济学家一个响亮的耳光，不仅仅是因为专家们未能预测危机，更是因为他们所做的模型中，有些甚至推算这场大灾难不可能发生。”(102)

　　(六)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有助于深化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为代表的英国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以及后来以“华盛顿共识”标榜的、推向世界的新自由主义，取代国家干预主义成为西方国家居主流地位的理论和政策。英国《金融时报》2009年4月30日发表吉迪恩·拉赫曼的文章，追溯了撒切尔政府在英国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包括私有化、去监管化、减税、取消汇率管制、打击工会力量，以及颂扬财富创造而非财富再分配。”美国《外交》双月刊2011年3/4月号刊载南希·伯索尔和弗朗西斯·福山的文章，把里根政府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概括为“小政府、取消管制、私有制和低税收”。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威廉森1989年在《华盛顿共识》一文中提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包括实行紧缩政策、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降低边际税率、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外资自由流动、国有企业私有化、保护私人产权、去监管化等。“华盛顿共识”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美国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承认，“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实施。”(103)

　　现在，西方学者宣告：撒切尔主义时代已经结束，里根经济学已经失败，“华盛顿共识”受到了挑战。

　　在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的过程中，西方学者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向纵深发展，提出许多颇有深度的见解和判断。如前所述，西方学界有人尖锐地指出，以为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新自由主义更像是一种宗教信仰而缺乏现实性。有人宣告，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将受到审判，美国式资本主义已经跌下神坛。有人预言，美国倡导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势必会被人们抛弃。有人十分肯定地宣示，在20世纪辉煌一时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正在被丢进21世纪的灰烬中。

　　(七)西方在“重新发现”马克思活动中探索资本主义的“出路”，更坚定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信心和坚定我们的共产主义信仰

　　“改革”一词现在经常出现在西方媒体刊上。在这场严重的危机中，西方各阶层人士都认为资本主义需要而且必须改革。但是，资本主义改革的目标是什么?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利益诉求各异，因而对改革目标问题的回答迥然不同。这在西方各国国内如此，在世界论坛上也是如此。

　　美国学界和政界现在都有人认为“美国模式”逐渐走向衰落，“中国模式”正在兴起。美国前副财长罗杰·奥尔特曼说，这场经济危机使得“美国模式”陷入困境。美国外交学会研究员乔舒亚·柯兰齐克发表了《为什么“中国模式”不会消失》一文，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表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适应能力”，正在“挑战西方‘正统’模式”。(104)另一种说法是，“北京共识”看来正在“损害”“华盛顿共识”并迅速流行起来。持这一说法的是最初提出“华盛顿共识”的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威廉森，而“北京共识”的最初提出者美国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则试图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较为积极的解释。

　　在世界经济论坛和世界社会论坛上，发展模式问题都成为会议的主题。

　　第42届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于2012年1月25～29日在瑞士达沃斯举行，会议主题是“塑造新模式”。论坛主席施瓦布警告说：“试图使用过时的制度解决现实问题，只能使世界陷入新一轮危机。”他提出：“经济危机凸显资本主义制度亟待改革。”(105)寻找未来世界经济发展新模式成为与会人士争论的焦点，由于各国各界与会人士立场和观点分歧，争论无果而终。

　　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唱对台戏的世界社会论坛同期在巴西阿雷格里港举行，出席这一论坛的有几万名反资本主义斗士。在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这一主题上，与会人士意见一致。然而在用什么新模式取代资本主义模式这一问题上，也没有达成共识。

　　西方国家目前的两种“发展模式”或两种“共识”之争，实质是关于现存生产关系适应和不适应生产力状况的问题。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适应和不适应的状况，毛泽东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来说，现在还能使生产力得到一定发展。但是，同社会主义制度比较起来，就很不优越，而且日益走向没落和完结。

　　在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的人士中，有的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可能是目前能达到的最好状态，但不是“最终目标”;有的主张“要用社会主义来推翻资本主义”;有的提出“要重新提倡共产主义”。

　　西方国家和国际论坛各界别人士和许多有识之士对资本主义“出路”的探索，从不同方面给我们以启示，使我们更坚定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信心，更坚定共产主义的信仰。

　　市场经济具有自发性和盲目性。如果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也就是说，如果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经济危机，直至发生系统性危机。如果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也就是说，如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有可能避免经济危机，避免系统性危机。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只要保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就可以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只要保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可以实现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的适当结合，避免无政府状态的破坏性后果。毛泽东说的对：“资本主义的危机，是由于它的所有制性质决定的，而不是价值规律决定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所以没有危机及其‘毁灭性后果’，这也不是由于我们掌握了价值规律，而是由于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全国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分配，没有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等。”(106)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当然，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最终目标是共产主义。

　　原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4年第1期。本文大量引用了国内外许多报刊、期刊和书籍的资料，由于编辑期间吴易风教授眼疾复发无法亲自校订，而本刊编辑部人力有限也无法全部按照引文格式予以修正，只能提供引文所载报刊、期刊名称和日期，而缺省了引文的具体题目。作者和编辑部特此说明，并向广大读者致以诚挚的歉意。

　　注释：

　　①《经济学家》周刊(英国)，2012年2月23日。

　　②《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不断显现》，中国新闻网2013年5月1日。

　　③转引自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2011年8月9日雷蒙德·邦约文章。

　　④《海峡时报》网站(新加坡)2011年8月19日。

　　⑤王恬等：《美国1%最富者到底是谁》，环球网2011年10月17日。

　　⑥《环球时报》2011年9月19日。

　　⑦《环球时报》2011年10月10日。

　　⑧《环球时报》2011年10月17日。

　　⑨《环球时报》2011年10月9日。

　　⑩《洛杉矶时报》网站(美国)2011年10月6日;《中国新闻网》2011年10月7日。

　　(11)人民网2011年12月28日。

　　(12)《东方早报》2008年10月31日。

　　(13)《环球时报》2012年1月30日。

　　(14)南希·伯索尔和弗朗西斯·福山：《后“华盛顿共识”——危机之后的发展》，载于《金融危机后发展方面的新思想》，《外交》(美国)2011年第2期。

　　(15)《泰晤士报》网站(英国)2008年4月3日。

　　(16)丁木：《经济学界的集体反思》，《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2月29日。

　　(17)《环球时报》2008年10月23日。

　　(18)《光明日报》2008年11月11日。

　　(19)《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

　　(20)《环球时报》2012年8月24日。

　　(21)《环球时报》2011年11月9日。

　　(22)《日本时报》网站2012年7月19日。

　　(23)《光明日报》2008年11月11日。

　　(24)《新华网》2008年10月17日。

　　(25)《光明日报》2008年11月11日。

　　(26)《马克思提供批判分析的“跳跃点”》，《人民日报》2013年01月31日。

　　(27)《光明日报》2008年11月11日。

　　(28)《环球时报》2012年1月10日。

　　(29)《朝鲜日报》网站2012年1月9日。

　　(30)《朝鲜日报》2012年1月9日。

　　(31)《环球时报》2012年1月10日。

　　(32)《光明日报》2008年12月15日。

　　(33)《环球时报》2008年10月23日。

　　(34)《中国青年报》2009年5月5日。

　　(35)《环球时报》2011年2月23日。

　　(36)《东方早报》2008年10月31日。

　　(37)《人民日报》2013年4月14日。

　　(38)《环球时报》2008年10月23日。

　　(39)《中国青年报》2009年5月5日。

　　(40)《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

　　(41)《国际先驱导报》2012年2月13日。

　　(42)《东方早报》2008年10月31日。

　　(43)《国际先驱导报》2012年2月13日。

　　(44)《中国青年报》2009年5月5日。

　　(45)《环球时报》2008年10月23日。

　　(46)《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

　　(47)新华网2008年10月1日。

　　(48)《环球时报》2008年10月23日。

　　(49)《人民日报》2013年1月31日。

　　(50)《人民日报》2013年1月31日。

　　(51)《社会科学报》2009年6月11日。

　　(52)《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6期。

　　(53)《日本时报》网站2012年7月19日。

　　(54)(55)《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

　　(56)《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

　　(57)纳森·沃尔夫：《当今为什么还要研读马克思》，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73页。

　　(58)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页。

　　(59)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长春：吉林出版社，1998年，第2页。

　　(60)丹尼尔·本萨义德：《马克思主义，理论：昨天和今天》，《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6期。

　　(61)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的遗产》，《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3月6日。

　　(62)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第4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39～440页。

　　(63)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的遗产》，《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3月6日。

　　(64)理查德·斯凯思：《阶级》，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页。

　　(65)理查德·斯凯思：《阶级》，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7页。

　　(66)理查德·斯凯思：《阶级》，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2页。

　　(67)埃尔玛·阿尔特法特：《马克思提供批判分析的“跳跃点”》，《人民日报》2013年01月31日。

　　(68)亚历山大·韦贝尔：《马克思的预言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文摘》2013年第5期。

　　(69)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第48页，新星出版社，2011年。

　　(70)理查德·斯凯思：《阶级》，第85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

　　(71)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罗伯特·麦克切斯尼、贾米尔·约恩纳：《21世纪资本主义的垄断和竞争》，《每月评论》2011年第4期。

　　(72)《经济观察网》2009年5月7日。

　　(73)丹尼尔·本萨义德：《马克思主义，理论：昨天和今天》，《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6期。

　　(74)埃尔玛·阿尔特法特：《马克思提供批判分析的“跳跃点”》，《人民日报》2013年01月31日。

　　(75)《环球时报》2011年10月17日。

　　(76)《联合早报》网讯(香港)2011年8月15日。

　　(77)《马克思主义文摘》2013年第5期。

　　(78)《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

　　(79)《光明日报》2012年2月6日。

　　(80)《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2年12月27日。

　　(81)理查德·斯凯思：《阶级》，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7页。

　　(82)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第37页。

　　(83)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第41页。

　　(84)丹尼尔·本萨义德：《马克思主义，理论;昨天和今天》，《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6期。

　　(85)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第48页。

　　(86)《外交政策》(美国)2009年5—6月;《社会科学报》2009年6月11日。

　　(87)《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

　　(88)《人民日报》2013年7月31日。

　　(89)《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

　　(90)《东方早报》2008年10月31日。

　　(91)《联合早报》网讯(香港)2011年8月15日。

　　(92)《国际先驱导报》2012年2月13日。

　　(93)《光明日报》2012年1月28日。

　　(94)《光明日报》2012年1月29日。

　　(95)丹尼尔·本萨义德：《马克思主义，理论：昨天和今天》，《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6期。

　　(96)《世界报》(法国)2008年10月17日。

　　(97)琼·罗宾逊：《凯恩斯以后》，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6页。

　　(98)福克纳：《美国经济史》(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373～374页。

　　(99)玛乔里·谢泼德·特纳：《琼·罗宾逊与两个剑桥之争》，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页。

　　(100)凯恩斯：《劝说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245页。

　　(101)索罗：《经济学中的科学和意识形态》，载于克伦道尔、埃考斯编：《当代经济论文集》，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公司，1972年，第11页。

　　(102)《商业周刊》(台湾)2011年2月20日。

　　(103)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104)新华网2013年3月29日。

　　(105)《光明日报》2012年1月28日。

　　(106)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1998年，第497～4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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