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从2007年开始的危机不只是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也不只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美国“财政悬崖”，而是21世纪第一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系统性危机。这场危机包括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意识形态危机以及已经持续多年的生态和环境危机。正是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西方许多界别人士“重新发现”马克思，并且在各个领域程度不同地有所表现;同时，危机的爆发和持续使得西方学者在检视他们自己的相关理论，不少人把目光转向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他们“重新发现”马克思的许多重要理论对于他们认识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分析资本主义的现状和前途、认清新自由主义的危害等，具有重要意义。深入研究和认真思考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的现象及其背后的社会和历史路径，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方面都有重要启示。

　　关 键 词：金融和经济危机;西方社会;西方学者;“重新发现”马克思

　　作者简介：吴易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近几年，国外许多媒体报道：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西方重现“马克思热”，马克思在西方重新“走红”，马克思“幽灵”再次在西方“游荡”，“马克思又回来了”。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这是当前令世人十分瞩目的重要现象。西方为什么会在当前“重新发现”马克思?西方社会各界人士“重新发现”马克思有哪些表现?西方学者“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哪些重要理论?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对我们有何启示?尝试研究并回答这些问题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一、西方“重新发现”马克思的背景——21世纪第一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系统性危机

　　从2007年夏季开始，西方许多国家先后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到2013年夏季，这场危机已经持续了6年。在资本主义经济史和危机史上，如此漫长的严重危机是不多见的。这场危机不只是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也不只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美国“财政悬崖”，而是21世纪第一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系统性危机。这场危机包括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意识形态危机以及已经持续多年的生态和环境危机。正是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西方“重新发现”了马克思。

　　(一)经济危机

　　本世纪第一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系统性危机起源于美国。美国媒体、政要、商界和学界起初只认为发生了金融危机。当危机从虚拟经济进入实体经济后，一些西方学者认识到金融危机已经发展为经济危机。美国研究经济周期的权威机构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正式承认，美国发生了“经济衰退”。该研究局所说的“经济衰退”一语就是指经济危机。美国总统奥巴马不仅用了“经济衰退”一语，而且在有的场合也用了“经济危机”一语。

　　考虑到这场危机的严重性，西方学者有的说这场经济危机是“历史上最类似大萧条的”经济衰退;有的称这场危机为“大衰退”，以区别于普通的经济衰退;有的甚至认为这不只是“大衰退”，而是“大萧条”——西方所说的“萧条”是经济危机中的大危机，“大萧条”是特大的经济危机。

　　2007年夏季，美国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大金融公司陷入危机，标志着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次贷危机的全称是次级信用住房抵押贷款危机。房利美和房地美是美国次级信用抵押贷款证券市场两家规模最大的金融公司，二者的业务量占美国抵押贷款总量的一半以上。这两家“大得不能倒”的金融公司陷入困境，引爆了全美次贷危机。次贷危机迅速向各种信贷领域蔓延，发展为包括房贷危机、车贷危机、信用卡危机、学生贷款危机、银行与企业间贷款危机、银行间拆借危机等全面的信贷危机。

　　美国信贷危机又迅速发展为包括投资银行危机和商业银行危机在内的银行危机。在美国五大投资银行中排名第四的雷曼兄弟公司因持有大量次贷证券和其他证券化资产，在次贷危机中蒙受巨额亏损，于2008年9月15日宣布破产。这标志着美国投资银行危机爆发，也标志着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在银行危机中，美国被依法关闭的银行总数迅速上升，从2007年的3家上升为2010年的100多家。美国的次贷危机、信贷危机和银行危机等构成了系统性金融危机。

　　美国从虚拟经济开始的危机很快进入实体经济。虚拟经济是以各种有价证券(股票、证券、金融衍生品等)形式存在的虚拟资本在交易和流通等运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经济;实体经济是以商品和劳务形式存在的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运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经济。美国实体经济的三大支柱产业是建筑业、汽车制造业、钢铁工业。在金融危机的猛烈冲击下，实体经济中的这些产业很快陷入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这三大支柱产业的生产过剩危机又导致各自的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的危机。经济链各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结果，使整个实体经济陷入危机。实体经济的危机反过来又加剧了虚拟经济领域的危机。

　　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很快蔓延到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发达国家，又很快蔓延到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成为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在欧盟国家和欧元区国家，经济领域的系统性危机除了表现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还突出地表现为主权债务危机。主权债务危机是以国家主权为担保的公共债务危机。在欧洲，首先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是希腊。在美国危机蔓延到欧洲之前，希腊曾经有过连续十多年的较快经济增长。美国危机蔓延到欧洲时，希腊在2009年陷入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紧接着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希腊主权债务危机迅速蔓延到许多欧洲国家，在两年多时间内，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相继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在主权债务危机问题上，国际舆论注意力较多地集中在欧洲。实际上，美国和日本的主权债务风险十分严重。美国主权债务风险和“财政悬崖”风险是美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系统性危机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是全世界发达国家中政府债务负担最重的国家。

　　陷入系统性危机的西方国家经济形势恶化，失业率急剧上升，包括薪金、养老金和社会福利在内的居民收入大幅度减少，人民生活水平显著下降，到期债务数额和债务累积规模巨大，财政赤字率超高，主权信用评级遭到降低，社会矛盾激化。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系统性危机给西方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倒退。按照英国《经济学家》周刊设立的衡量标准，在这次受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中，英国倒退了8年，美国倒退了10年，希腊倒退了12年以上，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倒退了7年或更多。①

　　(二)社会危机

　　现在西方学界、政界以及国际组织中，有人看出这场危机不仅是经济领域的危机，而且还有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

　　挪威《晚邮报》2012年5月16日报道，挪威首相斯德尔滕贝格接受采访时说，目前欧洲债务危机已转变为社会和政治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主任尚达曼说，这场危机不仅仅是银行和公共部门的财务危机，也是社会和政治危机。②

　　陷入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重灾区的一些西方国家政府，为了争取救助以缓解危机，被迫实行经济紧缩政策。紧缩政策导致失业增加，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下降。走投无路的受害者被迫奋起反抗，连续不断地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和大规模罢工，多次出现暴力冲突。西方社会处于动荡之中。

　　西方政界许多人都知道，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高失业率，特别是青年一代的高失业率。很能说明这一点的是2012年1月29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欧盟领导人非正式峰会。这次峰会的主题不是欧元问题或救助主权债务危机重灾区问题，而是增长和就业问题，特别是青年就业问题。据欧盟委员会2012年1月《欧盟就业和社会状况报告》的数据，欧盟27个成员国2011年第四季度平均失业率高达9.8%，同年11月欧盟青年平均失业率高达22.3%，西班牙和希腊等国青年平均失业率更高，已接近或超过50%。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会前发表声明，要求欧盟国家采取特别措施增加青年就业。他说：“决不能接受欧盟近1/4的年轻人失业。”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说，目前欧洲失业人数已达到2 300万人。

　　陷入重灾区的西方国家社会危机重重。这里重点考察希腊大骚乱、英国伦敦骚动和全国大罢工、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来了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系统性危机中的社会危机。

　　希腊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最深重的国家之一。为了获得“三驾马车”——欧盟委员会、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贷款，希腊政府被迫多次采取紧缩政策：裁员、减薪、降低养老金、推迟退休年龄、削减公共投资和公共支出、增税、国有企业私有化、缩简政府机构和裁减公务员等。紧缩措施迫使大批工人、教师、学生、医生、护士、退休人员以至公务员等多次走上街头抗议。游行群众与警察多次发生冲突，暴力示威持续蔓延，出现社会骚乱。较为典型的一次大骚乱发生在2012年2月13日，当天希腊议会承诺实施“二战”以来最严厉的紧缩政策。这时议会大厦外“整个国家都在燃烧”，10万民众走上街头，抗议议会承诺实施紧缩政策。蒙面人纵火和抢劫案发生多起，抗议者与防暴警察发生严重冲突。雅典多座历史性建筑被付之一炬，暴力示威从雅典街头向全国扩散。西方媒体称，欧洲就是一个火药桶，而希腊则是一个点燃的导火索。

　　英国伦敦骚动和全国大罢工是英国社会危机中两大事件。伦敦骚动的直接原因是英国下层阶级抗议大量失业和政府削减社会福利。2011年8月6日，伦敦发生群体骚乱。示威者与警察发生冲突，多人被捕。伦敦骚乱迅速蔓延到伯明翰、利物浦、利兹、布里斯托等城市，再蔓延到曼彻斯特、索尔福德、诺丁汉等城市。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并分析说：“伦敦骚乱：下层阶级爆发了。导致伦敦骚乱者产生的原因是一个正在衰落的国家，以及完全忽视这群人的冷漠的政治阶层。”③

　　不同政治观点的评论家对伦敦骚动持不同的论断。对此，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理查德·佛罗里达说：“伦敦骚乱促使右翼评论家指责流氓行为，而左翼评论家则指出这是对英国经济不稳定及财政削减计划的失望。”他尝试用阶级观点分析伦敦骚乱，说：“伦敦的骚乱不只是关于年轻人、种族甚至民族，而是关于阶级以及阶级之间对立的加剧。这股力量不是伦敦独有，也在全球许多大城市都发挥作用。”④

　　伦敦骚乱之后不久，英国政府关于延长退休年龄、提高员工每月缴纳养老金数额、降低最终养老金收入水平的“改革计划”又激怒了英国广大工人和民众，引发了一场30多年来最大规模的工会罢工。参加大罢工的不只是工人和民众，就连公务员、警察、移民边检人员、监狱管理人员、大学教师等也加入了大罢工。英国全国24小时大罢工于2011年11月31日爆发，“200万民众上街保福利1 000场示威遍布全英伦‘世纪大罢工，扫荡英国”——这是《环球时报》2011年12月1日报道此次大罢工所用的醒目标题。大罢工时，城市交通瘫痪，学校关门，医院停转，垃圾无人清理，街区被示威者占领。

　　除了希腊和英国，欧洲发生大规模群众游行示威、大罢工、社会骚动的国家很多。其中规模较大的有2009年1月29日在法国约200个地区爆发的250万工人大罢工。美国《华尔街日报》2012年7月25日引述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的话说，欧洲局势“艰难、非常艰难、非常艰难、非常艰难”。

　　“群体骚乱：今天是英国，明天会是美国吗?”这是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2011年8月9日发表的雷蒙德·邦纳的文章就敦骚动时提出的预警性问题。文章说：“尽管眼下的经济危机中心在欧元区，但连续几届的英国政府却合力孵化了贫穷、不平等和不人道的社会状况，而金融动荡又让这种状况雪上加霜。……伴随着人祸的还有市场失败(又译市场失灵)。……经济危机和人祸是恶性循环。”邦纳看到美国与英国患有相同病症：“这里描述的(英国)不也正是今天的美国吗——贫富差距加大，失业，以及失望的下层阶级?”邦纳以提问形式所暗示的预言一个多月后便成为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现实。

　　美国空前规模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于2011年9月17日在纽约爆发。这一运动是美国社会各种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媒体所称的“思想灵感”和“行动灵感”对运动参加者有启示作用。

　　关于“思想灵感”，人们注意到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1%”和美国著名社会活动家戴维·德格劳的“99%”。斯蒂格利茨在2011年5月《名利场》杂志撰文抨击美国金字塔社会塔尖上的“1%”，指出美国现状是“1%的人拥有，1%的人统治，1%的人享受”。德格劳在2010年撰文讨论美国危机根源时说，99%的美国人形成共同阵线要求改革，现在是时候了。

　　斯蒂格利茨的“1%”，德格劳的“99%”，成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参加者的“思想灵感”。占领者们在运动中团结最大多数，把反对的矛头指向极少数。“我们是99%”，“反对1%”成了运动最耀眼的、最能动员群众的示威标语和口号。媒体还注意到占领华尔街运动与加拿大《反消费主义》杂志(Adbustersde，又译《消费克星》杂志)的思想联系。有报道说，“该杂志主编卡利·拉森强调，美国1%的富人享受着巨额分红、税收减免，而其余99%的人承受失业、丧失房产等巨大压力，灰暗的未来令他们出来抗议。”⑤不过，媒体总是说，占领华尔街运动“实际并无具体领导者。来自匿名者的积极行动分子鼓励该组织的成员参与这个活动，从而使得该运动得以壮大。”

　　关于“行动灵感”，媒体注意到，“行动灵感来自2011年发生的阿拉伯之春，尤其是发生在2011年埃及革命期间的开罗塔利尔广场周围的集会与示威运动。”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模仿“阿拉伯之春”的提法，称自己的行动是“美国之秋”。

　　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是美国社会危机的突出表现。占领华尔街运动最具震撼力、凝聚力和影响力的口号是：“我们是99%，反对1%。”占领华尔街活动开始于2011年9月17日，背景是源于美国并迅速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导火索是美国的高失业率。运动爆发地是纽约曼哈顿，祖科蒂公园成为示威者的“大本营”。示威者试图占领华尔街。在现场的记者当天报道说，就像“9·11”当天的情形，金融区处处路口都有警车，持枪的警察警惕地盯着示威者及来往路人。运动参加者主要是失业者、找不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和社会青年。运动期间，一些导演、明星和其他社会名人也来现场助阵。

　　占领者诉求很多，从解决青年失业、降低大学学费，到支持工会组织、加强对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保护、增加富人和公司税收，再到禁毒、反对转基因食品等，应有尽有。但是，在对华尔街无止境的贪婪、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暴露的弊端和造成的灾难、政府和监管机构的放纵和失职表示强烈不满方面，占领者的诉求相当一致。他们通过自办网和报纸(《被占领的华尔街日报》)、标语、口号等多种方式反对金融巨头和大公司的贪婪，反对社会不平等，抗议金融资本与政治权利相勾结。

　　美国新闻评论网站Pajamas Media写道，这是示威者的“愤怒日”，可能意味着在美国点燃一场“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美国自由企业保卫中心执行副总裁阿诺德忧心忡忡地警告说，“美国的极端分子正计划数百个同时的暴力起义，试图推翻我们的资本主义制度，制造马克思主义式的革命”。⑥

　　占领华尔街运动迅速向美国各地蔓延，“占领旧金山”、“占领芝加哥”、“占领洛杉矶”、“占领西雅图”、“占领波士顿”等运动一个接一个地爆发。到2011年10月上旬，“占领华尔街”运动已经蔓延到美国1 083个城市。运动的网站是“一起占领(occupy-together)”。⑦

　　大多数示威活动是和平进行的，但仍不时发生示威者与警察冲突，先后多人被捕。最大规模的逮捕发生在2011年10月3日，占领布鲁克林大桥的700多名抗议者被纽约警方逮捕。

　　2011年11月15日，美国纽约警方在凌晨展开突击行动，对“占领华尔街”活动的大本营曼哈顿祖科蒂公园进行彻底清场，占领华尔街运动抗议者首次被强制驱逐。在清场过程中，约200名抗议者被警方逮捕。

　　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据法新社报道，共有82个国家的951个城市爆发示威，这是全球占领运动最大的力量展示。⑧

　　美国政要对占领华尔街运动所持态度存在很大差异。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罗姆尼谴责占领者挑起“阶级冲突”，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埃里克·坎托指责占领者“挑动美国人反对美国人”，说他们是“暴徒”。⑨然而奥巴马承认，占领华尔街运动显示民众对美国金融体系存在的普遍不满。美国副总统乔·拜登承认，不断蔓延的“抗议华尔街”运动表明，美国民众对日益恶化的经济不平等状况感到愤怒。拜登在华盛顿创意论坛中说：“这场抗议运动的核心是什么?核心是与美国民众的协议已经破裂。美国民众认为这个系统不公平。”⑩

　　(三)政治危机

　　西方学界、商界、政界都有人认识到，在这场系统性危机中政治危机占有重要地位。

　　法国《回声报》2011年10月7日发表该报子刊《焦点》月刊总编埃里克·勒布歇《世界危机首先是西方政治危机》一文说：“金融危机演变成了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又引发了债务危机，债务危机又导致了政治危机。”该文既说明西方政治危机的源头，又强调西方政治危机的突出地位。

　　美国战略预测公司总裁乔治·弗里德曼对危机的实质提出自己的见解：“当前，蔓延全球的经济危机其实质是一场政治经济危机。”他分别论述了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危机。关于美国的政治危机，弗里德曼认为，在美国，“操控华尔街的金融精英……因为私利几乎违反了信托行业的所有准则，将社会和道义上的责任统统抛之脑后，这背后隐匿着巨大的政治危机”。关于欧洲的政治危机，弗里德曼认为，“欧洲正面临两场因经济原因而起的政治危机——人们普遍认为欧洲的政治精英和金融精英根本是一丘之貉;另一场危机则完全是典型的欧洲危机——欧洲的部分国家已经开始互不信任，很可能演化为一场欧盟的生存危机”。弗里德曼强调：“政治危机的后果是最可怕的”。(11)

　　如前所说，像挪威首相斯德尔滕贝格这样的西方政要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主任尚达曼这样的国际组织高官都认识到西方已经发生了政治危机。

　　连续数年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愈演愈烈的社会动荡，严重困扰西方国家政府，导致这些国家发生政治危机。此次西方政治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政府危机。不少西方国家政府被西方媒体所说的“倒台病毒”传染，一个接一个地倒下。

　　在西方政治危机中，第一个倒下的是比利时首相伊夫·莱特姆。他被西方媒体称为西方政治危机的“第一个受害者”。2008年，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蔓延到希腊时，莱特姆向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二世提交辞呈，辞去首相职务。2009年，由于新首相范龙佩出任欧盟主席，莱特姆才意外地重任比利时首相。比利时政坛混乱，党派纷争激化。莱特姆于2010年4月22日又向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二世提交辞呈，到2011年4月22日，比利时整整一年处于“无政府状态”。在此期间，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二世前后6次任命负责组阁事务的7位协调人，均以失败而告终。这是历时最长的政治危机，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比利时人说，“人们都不希望创造这个耻辱的记录”。对党派纷争感到厌倦的两万多人走上布鲁塞尔街头，举行“耻辱”大游行，呼吁各政党领袖尽快进行坦诚对话，组成联合政府，早日结束政治危机。

　　在西方政治危机中第二个倒下的是冰岛保守派吉尔·哈尔德政府。美国雷曼兄弟公司2008年9月15日破产，几天之后冰岛爆发金融危机。同年10月，冰岛全国三家最大的银行宣告破产，冰岛接着陷入经济危机。民众对政府十分不满，哈尔德政府于2009年1月26日被迫宣布辞职。哈尔德本人受到指控，他是因金融和经济危机遭到起诉的唯一西方政要。

　　继欧元区成员国比利时和欧盟成员国冰岛之后，受到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强烈冲击的欧洲政坛局势不稳，欧元区成员国和欧盟成员国政府倒台事件频繁发生。

　　在欧元区成员国中，继比利时政治危机之后，爱尔兰、葡萄牙、希腊、意大利、西班牙也都陷入政治危机。2011年3月，爱尔兰总理布莱恩·考恩下台;2011年3月，葡萄牙总理若泽·苏格拉底政府下台;2011年11月9日，希腊总理乔治·帕潘德里政府倒台;2011年11月12日，意大利民众涌上罗马街头，高呼口号，要求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下台，同日贝卢斯科尼被迫辞去意大利总理职务。贝卢斯科尼政府倒台的次日，意大利经济学家马里奥·蒙蒂被任命为总理。2012年12月21日，被称为“灭火队员”的、上台才一年多的蒙蒂政府辞职。2011年11月20日，西班牙议会选举，结果是执政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遭到惨败，西班牙首相萨帕特罗下台。荷兰是继上述欧洲五国之后陷入政治危机第六个欧元区国家。2012年4月23日，荷兰首相马克·吕特内阁辞职，政府下台。2012年5月15日，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奇下台，黯然搬出爱丽舍宫。

　　在欧盟成员国中，继冰岛政治危机之后，英国发生政治危机。工党在议会选举中败北，英国首相戈登·布朗下台。其他一些欧盟成员国，特别是东欧的欧盟成员国，也先后爆发了政治危机。

　　在欧洲政治危机中，右翼势力在欧洲政坛抬头，这是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欧元区成员国的政治危机导致欧元区能否继续存在的信心危机，“欧元区解体”的预测不时出现。同样，欧元区危机和欧盟成员国政治危机也导致欧盟能否继续存在的信心危机，“欧盟解体”的预测也不时出现。

　　美国政治危机与欧洲国家政治危机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在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强烈冲击下，美国政治精英和金融精英相互依存关系被充分暴露，占领华尔街运动对金融资本与政治权力相互勾结表示强烈抗议和极度不满，恶性竞争的两党政治导致国会分裂，分裂的国会险些导致美国从“财政悬崖”边缘坠崖，险些导致主权债务违约，受到各方强烈谴责的美国金融危机罪魁祸首完全不受任何法律制裁，政治精英想方设法给金融精英控制的金融体系大量注资，并默许金融精英继续掌控金融体系。这一切使美国政治民主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