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润极大化、凯恩斯主义与第四大失衡

　　2.3 第四大失衡：货币供应量与社会可交易财富

　　货币用于度量可交易的财富，并扮演交易的媒介。以不变价格计算的GDP，表征社会每年生产的可交易财富。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固定资产总量则表征社会积累的可交易财富。笔者找到的货币供应量数据自1985年始，将此年的各项数据均定为1，三者的演变见图1.23：

　　图1.23：货币供应量与社会财富的比较(均以基年为1)

　　到2010年底，以不变价格计算的GDP增长到1985年的10.26倍，笔者找到的统计数据只能计算到2009年的固定资产总量，历史数据可用多项式很好拟合，由多项式外推1年，到2010年，固定资产总量约为1985年的29倍。

　　社会可交易财富相当于1990年的倍数，应为GDP和固定资产总量两者倍数的加权平均值，因而2010年只能在1985年的29倍以下。而货币供应量的同一倍数为148.61!

　　数据显示，货币发行量与社会可交易财富持续失衡，“救市”之后失衡加速扩大。

　　数据显示，在起初阶段，失衡是缓慢的。这意味着凯恩斯的策略在应对当前危机的同时，不至于造成难以承受的后果。这就是罗斯福新政能运行三届政府并将美国带进50年代顶峰的原因。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失衡以指数函数的速度发展，显出不可控的态势，这时逐利资金的规模已远非昔比，喂饱它所需的额外货币遂成天文数字。这一背景将经济管理当局置于两难境地：喂饱逐利资金吧，势必导致通货膨胀；控制货币发行吧，无利可图的巨额逐利资金拥有者只能放空产能，从而导致广泛的失业。

　　可见利润极大化机制必然导致四大失衡，而四大失衡则导致经济体中的货币不可逆地淤积为逐利资金，这表明经济体中的货币循环从长期看具有不可持续性：失衡的持续扩大早晚有从量变到质变的一天。

　　2.4 “保驾护航”

　　从各国的经验看，“主流”经济走到这一步往往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而我们在完成“转轨”后仅十来年，就走到这一步。这鲜明的“中国特色”根源何在?就在于全能的政府为利润极大化原则保驾护航。从三个视角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企业视角：推动资本向大企业集中

　　承包、优化组合、减员增效、拉开收入差距;抓大放小、做大做强;提高产业集中度……，这一系列的政策都在推动资本向大企业集中，产权向少数人集中。而广大国民就业的中小企业却在各衙门的严厉管制下，动辄得咎。以至于民谚云“十几个大盖帽，管一个破草帽”。

　　贵族化的金融体系靠行政权力垄断了从储蓄到的投资通道，而它只热衷于向大型企业注资，连理论上定位于农村的农业银行都是如此。《中国农业银行2005年年度报告》告诉我们：

　　“中国农业银行贷款主要投向是：能源石化、交通运输、邮电通信等重点优势行业。”其“积极营销和拓展”的对象是“系统性、集团性客户、跨国公司、事业法人客户以及重点优质项目”。其“重点关注的客户有：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华润集团等优质集团性客户，各大电力公司、电网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联合通信集团公司、首钢总公司等优质集团性客户，以及福建、重庆、大连等省市政府。”

　　同时，广大中小企业却融资无门，只好靠自我积累，在资金链紧张时，就难免落入高利贷的陷阱。与此同时，银行系统却面对着持续上升的存差(见图1.24)。从央行的月度数据看，存差总的趋势是扩大。2005年6月以后，尽管几次投资过热，几次宏观调控，几次救市，存差却维持在32%以上。

　　图1.24：银行系统存差 数据来源：

　　中国人民银行历年«金融机构信贷收支统计»

　　这样的政策倾向使资本向大企业集中，资源和权力向大企业的管理层集中。广大国民赖以为生的中小企业只好自生自灭，而他们的工资收入正是社会购买力的基础。

　　地域视角：推动资源向中心城市集中

　　区域倾斜、提高中心城市的“首位度”、限制“低素质人口”、创建“**城市”(这**会随时变化，与时俱进，诸如“数字化”、“国际化”、“学习型”、“卫生”、“文明”、“绿色”、“宜居”……)。其核心作用是使资本向大城市集中。

　　从全国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获得的资源远超过各地，促成这些地方志得意满地提出：“率先实现现代化”。随着这些城市的超前发展，人口大量向这些城市聚集，导致这些城市的两会年年讨论“控制人口规模”“限制低素质人口”。有能力影响到国家决策的群体主要居住在这些城市，这里的“现代化”场景，使其误以为这就是整个国家的面貌，从而明显影响到国家的公共事务决策。而事实上，这些城市只是汪洋大海中的“孤岛”，是远离广大国民生存环境的“飞地”。

　　上行下效，各省纷纷将提高省会城市的“首位度”作为发展战略，从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向省会聚敛资源。盛极一时的“市管县”改革，让各地级市都有了可以搜刮的地盘，以至于被基层讥之为“市刮县”。(见周雪松«“市刮县”抬头 撤县设区遭质疑» 中国经济时报 2010年11月16日)

　　中心城市脱离国情、国力的超前发展，在观察者眼前展现出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形象：一个与欧美不遑多让，形象工程与政府建筑之奢华傲视全球；一个凋敝败落，污染遍地，学校等公共建筑弱不禁风。当年的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曾感叹：“城市建设得像欧洲，农村发展得像非洲”。问题在于，“非洲”才是大背景，“欧洲”不过是这背景上的一块块“飞地”，而飞地上的人们却以“主流”社会自居，控制着国家的舆论和公共事务决策。

　　社会视角：推动资本向富裕群体集中

　　多年来，“亲商”成了各级政府自觉的政策选择，甚至“亲”到官商不分，官商一体的地步。“政策优惠”、“划拨”、“特事特办”、“三零政策”(以零资产、零税赋、零地价吸引客商)，让前官员化身的商人，以极低的代价将大量名义上的公共资源转化为现实的私有财产，并立法保护之，称之为“产权明晰”。

　　结果是国民中的少数人口依赖行政权力，聚集大量资产，以实现利润极大化;而导致多数人口缺乏基本的生产资料。在我们数千年的古籍中，有两个词汇描述这一过程：“聚敛”、“兼并”，这历来被视为国家的乱源。这种聚敛的效率有多高?看看历年的胡润榜就知道了(见图1.25)，请注意：图中表征财富的纵坐标是对数坐标，相邻两条主刻度线间差一个数量级。事实上，胡润的调查线索主要来自上市公司的公开报表。而许多富豪的财富见不得光，八十年代就提出的干部和家属财产、收入申报机制胎死腹中，可见聚敛的真实效率只能比图1.25显示的更高。

　　图1.25：历年胡润富豪榜

　　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聚敛起来的财富统统需要进行投资、以追逐利润。当年，学界将投资饥渴归之为计划经济的顽症。事实证明，在当前的投资饥渴远超过“接轨”前。就在提出“穷人经济学”的这几年，投资总额/国内生产总值的飙升速度远超出任何历史时期。

　　在2007年，国民创造财富的55.65%转化为固定资产投资，追逐着未来的利润。到2009年这个比值竟高达91.07%。试用用不同的函数探寻投资总额/国内生产总值可能的趋势。指数函数和幂函数单调上升，暗示此趋势可能持续；而3次以上的多项式有数次逆转，次数越高，逆转越多、越剧烈，这暗示此趋势不可持续。

　　拟合计算表明，统计数据的走势远离指数函数和幂函数，3次多项式的拟合效果明显优于二者，而6次多项式则优于3次多项式。这暗示了前期走势的不可持续性(见图1.26)。

　　图1.26：投资总额/国内生产总值

　　正如图1.10显示，国内市场根本不可能满足产能的需要，只好依赖海外市场。2004年后，出口急剧增长，造成了巨额外贸顺差(见图1.27)

　　图1.27：外贸顺逆差(单位：亿美元)

　　2008年宏观调控中降低出口退税的措施，使得中国的纺织企业叫苦不迭，迫使当局不得不放缓，可见我们的经济对海外市场的依赖到了什么程度。对利润极大化的保驾护航就这样帮助国内、外的资本将我们的经济系统置于几无回旋余地的处境。对此，“宏观调控”几乎是束手无策。

　　请注意各图中的平衡位置，它们表征着我们经济系统的“标准弹道”，如果它们显示的长期趋势不能扭转，这“主流”经济的“标准弹道”会将国家引向何方？沿着这“标准弹道”外推，能看到什么样的前景？有什么力量能够扭转这样的“标准弹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