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资本主义的命运与前途

　　三、福利资本主义的出路：放弃资本主义私人财产制度

　　希腊、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塞浦路斯，以及后续的财政偿付能力可能出问题的福利国家，它们的出路在哪里?继续维持福利制度的条件还存在吗?削减福利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有可能挽救福利资本主义吗?或者有其它的出路?

　　（一）福利制度难以为继

　　少数国家维持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高福利的历史条件就是依附理论指出的，地球上除了少数几个点之外，没有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工业;不发达国家的生产和交换，在发达国家决定和限制的结构进行[22]。也就是说，通过剥夺众多不发达国家及其劳动者，供养少数发达国家的劳动者过上工人贵族的生活。随着资本主义从中心向外围的扩展、资本从它历史上的诞生地向落后的“第三世界”的扩展，随着一切国家和部门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塑造，上述历史条件不复存在。

　　第一，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加剧。跨国资本大量利用外围不发达国家的廉价原料和由农业转移出来的廉价劳动力生产大宗商品。用一定数量的机器和简单劳动力标准化地生产大宗商品，劳动生产率在不发达国家稳步提高，逐渐地对跨国资本的输出母国构成竞争威胁。工业化的缓慢开头赶不上穷苦农民与土地加速分离的步伐，由农业转移到工业的大规模产业后备军长期地维持了不发达国家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可靠地支撑了不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维持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两个方面促成外围国家在与中心国家同类型产业的竞争中，逐渐改变了比较劣势，拥有了比较优势。那些发达国家中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国家和产业，就率先迎接来自不发达国家的竞争和挑战。比如，由于法国产业结构改革滞后，近年来其传统纺织服装产业受到来自中国进口品的冲击。为保护本国生产商的利益，法政府已经对中国纺织品重新实施进口配额，并赞同欧盟委员会对中国鞋类产品实施反倾销，甚至还建议对中国的儿童皮鞋也征收反倾销税 。

　　第二，资本绑架政府，政府政策必须符合资本的利益。国内学者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福利资本主义的批评中早已指出，福利主义不过是资产阶级国家一种具体的管理职能，一种新的统治形式而已，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压迫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本质丝毫未变。[23]本轮经济萧条中，承受危机的依然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财富精英和权力阶层。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2011年德国银行业高管年薪基本保持在200万欧元左右，而一般工人人均年薪仅3.98万欧元;据德国劳工部2012年统计数据，2011年德国公司大幅裁员的势头并没有得到缓解，公司利润在上升，工人失业高企、工时缩短和工资增长停滞。根据欧盟统计局，2011年法国大型上市企业老总收入保持在200万欧元，工人工资与高管收入之比基本保持有1:3~1:6的比例差距;一项调查甚至得出，法国高管最高收入与工人基本工资之间存在将近千倍的差距。在希腊、西班牙、意大利，高管与一般劳工的收入也有着类似的差距。在当前希腊人最低月工资不到600欧元的情况下，该国银行业救助机构希腊金融稳定基金的工作人员仍享受着每月2万至2.2万欧元的高薪待遇 。根据西班牙证监会披露的资料， 2011年西班牙上市企业董事会主席的年工资上升了4.4个百分点，平均每人的收入达到了52.2万欧元。除了董事会主席之外，上市公司其他高管的收入水平也在2011年上涨。例如，Ibex指数中的上市企业董事会最高级别成员的平均收入为77.7万欧元，比2010年上涨3.1个百分点 。John Rawls(约翰?罗尔斯，美国政治哲学家、伦理学家)对福利制度做如是评价，“追求基本的权利平等和经济平等有着天然的界限，那就是必须确保少数最有权有势的群体受益”[24] 。

　　第三，全球化削弱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资本自由流动强化了资本“以脚投票”的话语权。在平衡欧元区财政赤字的讨论中，有论者主张向大公司、股东和高管征收高额所得税，削减针对资本所得的税收减免，而不是削减养老金、教育、医疗、公共部门雇佣支出和生存工资。法国政府为弥补财政赤字，决定从2013年1月1日起，将针对大公司、股东和高管的所得税率提高到75%，总税额预计达200亿欧元;同时针对最富裕的家庭征集100亿欧元的税收。其中，涉及到的最富有者约2000—3000人。[25]德国经济学家Bach和Wagner建议，政府对富人征收一次性资本税以解决国家债务问题。他们估计，若对富人征收10%的一次性资本税率，将使德国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超过GDP的 9%。假如税率略低于10%，且征收相当于GDP6.8%的税额，涉及人口不超过德国总人口的2.3%;征收相当于GDP 5.6%的税额，则涉及人口不超过总人口的0.6%[26]。这种初级的财产再分配，涉及的财产规模远达不到生产条件社会化的程度;然而，遭到法国和各国由大资本掌控的媒体的激烈反对，法国政府甚至已经被迫宣布暂停实施这种倾斜性税收政策。对于养老金和税收政策逐渐趋同的欧元区、甚至对于资本主义体系内的全部国家而言，这意味着一个整体性的改变。某一国独立的针对富人阶层的结构性增税必然遭到“资本撤逃”的集体抵抗。

　　（二）新自由主义的药解不了福利资本主义的毒

　　欧洲强国及其控制下的欧洲联盟、欧洲央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债务国实施的以财政紧缩和结构调整方案为交换条件的“救援”，正在肢解福利制度。例如，为了所谓的“向投资者展示严肃的财政纪律”，希腊政府同意削减约30%的国家私人和公共部门债务，将2012财年的公共开支占GDP比重限定在1.5%以内、减少3000万养老金、最低工资降至每月560欧元，在之后的三年将公共部门职位削减15万个。[27]葡萄牙政府的紧缩措施，减少3万个公务员职位，削减公共部门开支，延长公共部门工作时间和提高退休年龄，公共部门每周的工作时间从目前的35小时延长至与私人公司一样的40小时;葡萄牙的退休年龄将从65岁提高到66岁。葡萄牙2013财年预算将公共部门开支减少10%，裁减约3万名公务员，以实现2015年底减少公共支出48亿欧元的目标。[28]

　　主权债务危机本身其实就是对隐藏在“福利制度”再分配模式背后的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主导的生产方式不可持续的最好注脚。用新自由主义的药来医福利资本主义的病，从短期、中期和长期效果来看，都只会让资本主义更迅速地衰竭。

　　收入再分配的妥协，以及衍生出的政治上和智力上的地位、享有教育的机会，换取了工人阶层对资本家生产的效忠和政治支持[20]，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的成本。新自由主义的福利削减计划的短期危害是，激化社会分化、民众抗议，甚至引发政府频繁更迭、国家能力涣散。危机爆发以来，以反对政府改革传统福利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抗议风潮频繁爆发并持续升级、激化。2009年希腊民众两次举行全国大罢工，表达对政府处理债务危机的不满;2010年2月底约3万名希腊出租车司机举行持续两天的罢工，抗议政府强行对他们加税;希腊税务工会也号召旗下1.5万名税务官在3月初举行48小时罢工;拥有30万会员的希腊公务员工会宣布稍后举行全国大罢工 。2010年5月底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爆发上万民众的街头抗议，对政府的紧缩开支所导致的失业增长、税收增加和削减工资表示不满。葡萄牙总工会表示，这次集会标志着一个对政府削减战略的愤怒升级，示威只是抗议活动的第一步，所有其他抗议方式都在考虑之列，包括号召全国总罢工 。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希腊政府在两年的时间里推出了至少7轮紧缩措施，在国内遇到强大阻力，支持率迅速下跌，总理不堪重负辞职 。葡萄牙社会党政府应对债务危机的财政紧缩方案遭议会否决，总统宣布提前解散议会、举行大选。社会党在选举中失利，总理辞职。 危机爆发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希腊、葡萄牙、意大利和西班牙都发生了政府更迭。

　　福利政策将全社会创造的、财富阶层占有的一部分财富再分配到中下阶层手中，缓解了社会成员的极端贫困，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保证整个社会的购买力。新自由主义的福利削减计划的中期危害是，削减社会购买力、激化生产的无限性和购买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财政紧缩政策，一是增加家庭部门必不可少的生活服务类支出，例如教育、医疗、儿童老人照料、水、电、燃料、取暖等等;二是直接降低依赖养老金和失业补贴的老年人家庭和失业家庭的收入;三是降低公共部门雇员家庭的收入，如教师、政府雇员，等等。例如，截至2012年2月的前12个月内，希腊380万就业人口需要支持450万无业人口。希腊就业者2012年平均工资下降两成多，平均每天200家企业倒闭、900人失业;一家社会援助机构的数据显示，希腊无家可归者增加25% 。公共部门的一项调查显示， 86%的受访希腊民众减少娱乐方面的开支，50%的人减少食品方面的支出 。不少希腊商户无奈地表示，一些日子里甚至都没有顾客走进店面;即使偶有顾客光临，只看不买的顾客变得越来越多。消费者则表示，不打算买任何东西，东西坏了就自己修理，只买食物等生活必需品，不会买衣服。 在经济萧条的条件下，削减家庭部门隐性和显性收入的政策无疑对本来就疲软的购买力雪上加霜，加重消费品的销售困难，并向产业链上游蔓延，拖累国民经济更深地陷入萧条和失业的恶性循环。所以，克鲁格曼(2011)为代表的一批欧美经济学家这几年反复地提醒，政府公共开支应在经济繁荣期紧缩，而非萧条期;债务危机来临时，政府应该鼓励消费，而非一味削减开支以偿还债务;鼓励消费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在私人部门紧缩开支偿还债务时，公共部门增加雇佣和家庭部门收入，推动生产、就业和消费，为经济注入活力，刺激复苏[29]。

　　全面福利的覆盖、公共教育的持续投入赋予了年轻一代劳动者更高的生产效率，培养了劳动者更独立的精神意识和更广泛的社会参与意识;高谈判能力和高密度的工会组织比过度依赖自由市场的社会赋予了劳动者更多的劳动主权;客观上取得了社会良性发展的结果。负责任、高技能的、合作的、具有内在能动性的工人使资本享有更高的劳动效率和更低的监督成本，有利于长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新自由主义的福利削减计划的长期危害是，伤害真正的经济效率。危机爆发以来，劳动者的收入和生活标准迅速萎缩。2010~2012年，意大利人的生活质量明显低于欧洲其它国家。与2010年相比，2011年贫困人数增加了两个百分点，从18.2%增加到19.6%，极贫困者人数从2010年的6.9%增加到2011年的11.1%。欧洲平均贫困率为24.2%，极贫困率为8.8%，意大利均已超出这些平均值。意大利民众抱怨，与往年相比，现在的生活质量越来越差。2012年冬天家里不开暖气的家庭占17.9%，上一年的同类统计数字为11.2%;每两天无法购买一次肉类食品的家庭从6.7%上升到12.3%。 动用国家财政资金援助金融业和大产业的政府往往辩称，高薪是留住那些关键的执行官所必须的，否则这些大公司无法恢复财务健康。然而，为民众提供社会福利、对劳动者的身体素质和智力素质进行投资，是恢复这些国家的经济竞争力的关键。主权债务危机总是在产业竞争力和经济自足能力遭到破坏的国家率先爆发。劳动力获得的长期投资不足，只会让危机国未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产业结构转型更加排不上日程表。

　　物质生产能力的进步，会自然而然地推动民众追求更高标准的生活条件，从物质到精神全方面地发展自我。追求程序公平的选举民主也会教育民众追求拥有物质财富平等权利的实质民主。这是任何强权不能压制的历史趋势。假如满足民众对生活标准日益提高的要求，生存工资和福利开支就会明显增加，利润势必越挤越少，资本无法真正地积累。假如继续满足资本对利润的渴求，那么民众的生活水平只能停滞甚至一再地压缩。我们目睹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各种无序的波动就是资本对利润需索无度的这套制度无法继续下去的明证。这些波动无法简单地通过公共政策加以控制。

　　（三）放弃资本主义是唯一的出路

　　无论转向新自由主义，还是维持福利主义，都拯救不了福利资本主义。由此看来，问题不是纠结在要福利还是不要，而是要资本主义还是不要。

　　物质生产和经济增长，始终需要回答和解决一个基础性的问题——为了人，还是利用人?在以人为归宿的社会，物质生产可以不取得利润，只要生产那些为人提供便利和支持的物质和精神消费品，并使普通人很容易地得到它们。与之相反，在以资本为出发点和归宿的社会，即使提供那些劣质的、伤害人的、或使人变得消极堕落的消费品，只要能够带来利润，就会不懈地持续地制造出来。

　　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即使是最保守的政客和利益集团也很难顽固地、简单粗暴地拒绝普罗大众提升生活标准的诉求。提升民众的生活标准，要么给劳动者提高生存工资，要么增加公共福利的供给，无外乎使民众更充分地享有他们自己生产出来的社会财富。然而，只要资本主义的私人财产制度不改变，资本取得永无餍足的利润就始终是整个社会运转的核心，哪怕其规模远远地超出了财富阶层的生存和正常发展的需要。于是，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就是受到压抑的。在私人财产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利润和生存工资(社会福利可以视作隐性收入)始终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不可能有私人资本和劳动者的双赢。

　　假如消灭劳动者，那么整个人类社会也就被消灭了。消灭私人资本却不然。假如对生产条件(或可转化为生产条件的财产)进行再分配，资本增殖的冲动不再是生产的目的，那么，“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这是“以全部人类力量的发展为目标的社会” 。此时，也无所谓“福利国家”或其他“非福利国家”的区分了，因为“物质财富为工人的发展需要而存在”。整个社会将运用集体理性和民主协商，合理地分配物质生产的成果，为全体社会成员物质生活标准的提高和自由发展创造条件，“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劳动者享有的生活标准和自由发展的条件，将随着社会物质生产能力的增长而同步地、自然地提高。事实上，这一轮的经济萧条，已经促使美欧的少数知识分子将“生产条件再分配”的概念纳入到公共讨论的范畴。他们探讨替代资本主义私人财产制度的方案，显示出反思自身制度局限和超越资本逻辑的能力。

　　罗恩(2008)讨论了由James Meade (詹姆斯?米德，英国经济学家，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 John Rawls相继提出的“财产所有民主制”概念，这一概念的实质是通过对可行的民主商议机制的重新检讨来审视财产所有权再分配的必要性和实现途径。John Rawls 晚年提出有必要更鲜明地区分财产所有民主制和福利国家。财产所有民主制的基本制度是尝试使用更激进和累进的税收并依赖有竞争的市场，分散财产和资产所有权，以此防止社会的一小部分控制经济，并间接影响政治本身。而福利国家考虑的重点是通过怎样的措施可以保证民主制对财产所有者的利益不构成有效的威胁。James Meade用财产所有权的均等化和社会化来描述财产所有民主制。要达到社会公平、个人自由、充分就业以及经济有效发展的目的，除了要从结果上调整，更为重要的是，重视初始条件的公平。提出采取“合伙制”形式，给予劳动者通过倍增工资发展成为投资者的机会，从依赖机器的工资赚取者转化为独立的人;就农村生产条件的分配转化而言，适当建立起小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农业合作经营，改善农户生产劣势。具体而言，建议政府尽快实行遗产法的彻底改革、建立针对大量资本的税收制度，努力使市民能够拥有混合身份：既是工人也是财产所有者[30]。

　　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安格(2011)也提出，在危机持续的情况下，应该有一个财产支持的民主来代替一个伪造的信用民主，更大程度上的平等是将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水准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他还认为，要改变现存的不平等状况，通过简单的制度安排是不能达到的，必须首先通过政治斗争实现生产条件的再分配[31]。

　　甚至美国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弗朗西斯?福山(2012)也在本轮危机后收回了他在苏东解体后关于资本主义是“历史的终结”的结论，并出人意料地指出，时代呼唤左翼力量为社会公平提供一个全新的建设方案。这个方案在一定程度上要保护中产阶级的生活，使其不仅仅依赖于现存的福利机制，同时需要在某些方面重新设计公共部门，将其与现有的利益相关者适度隔离。它要求重新进行生产条件的分配以设计出一个结束利益集团操控政治的现实路线[32]。

　　假如财产所有权可以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平等分配并社会化地运行，它实际上就是马克思设想的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化。这将产生一种精彩的文化。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占据一个相当大数量的财产(或者说每个人都只拥有相当少的一部分财产)，每一个公民都能从财产中得到自己应得的部分。在这样一个社会，更高的工资仅被给予需要付出更多艰辛和忍耐的职业，例如垃圾收集，因为没有人会被强迫去工作。另一方面，人们不用去献媚于高收入者，从而会有精力去探索自己非生产性的禀赋，例如艺术、科学等精神创造。经济将从商品的市场化生产根本性地演进为人的生存条件和自我满足条件的提供，这才是福利资本主义的出路。

　　(作 者:沈尤佳，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张嘉佩，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