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循环观察 第一章 三大失衡

　　图1.6：全国固定资产存量主体构成演化

　　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2004年底：在全国企业的实收资本中，国家资本占48.1%，而我们上面估算的结果：2004年国有经济占48.02%，这从旁印证了估算结果大体合理。

　　逐利资金

　　数据显示，30多年来分额增长最大的是“其他”经济体，包括：股份合作、联营、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其他等主体,2009年已占到全国固定资产存量的43.12%，位居第一。如果加上外资及港澳台资，共占52.06%。这些资本毫无疑问，以利润极大化为首要目标。

　　个体经济为谋生经济，集体经济要兼顾社区就业和利润极大化。30年来，这两部分经历了从有限发展到明显衰落的过程。1992年，个体经济达其顶峰，占固定资产存量的20.51%;1997年，集体经济达到其顶峰，占15.49%。此后两者明显衰落，到2009年，个体降至8.00%，集体降至7.30%，两者合计仅15.30%。

　　国有经济则经历了明显的衰退过程，到2009年占全国固定资产存量的43.12%。“国有经济”的收益应该属于全社会，似乎不可能去追逐利润极大化。但2003年5月22日，时任国资委党委书记的李毅中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对国企领导人的考核内容主要有两项，第一项是经济效益指标，比如利润、净资产收益率；第二项是资本运营的目标，比如资产保值增值率。这说明，国有企业经营的核心目标已经是围绕资本、围绕利润极大化展开。

　　逻辑上，国有企业还可能有两个核心目标，其一是解决国民就业，其二是提供财政收入。

　　如果称一类企业占社会资本存量的比重为资本强度，称占社会就业的比重为就业强度，则就业强度/投资强度可用于评估就业在企业目标中的分量(见图1.7)。

　　图1.7：国有企业就业强度/资产存量强度

　　数据显示，国有企业就业强度/资产存量强度最高为26.96%(1997年)，最低仅18.13%(2003年)。如果就业与资产大体对应，这个比值应在1附近，事实上它远低于1。2007年以前，国有经济一直是社会固定资产存量的最大拥有者，但它提供的就业机会最高不过占社会就业人数的19.15%(1981年)。此后这个比例一波一波地下降，1997年后更是飞流直下，到2009年仅为8.23%。可见就业不是国有企业的核心目标。

　　至于财政目标，2007年以前，«中国统计年鉴»的“国家财政分项目收入”表中，给出了“企业收入”和“企业亏损补贴”两项，这两项的收支者无疑均为国有企业。1979年前，财政从国有企业获得的企业收入尚波动上升，可见财政收入无疑是国有企业的目标之一。但此后“企业收入”急速下滑，1986年降至42.04亿元，仅为当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2.02%，从1994年起，不再向财政上缴资本利润。与此同时，从1985年起，国有企业年年从财政领取巨额补贴(见图1.8)。事实上对财政而言，如果不考虑各类企业都必须上缴的税收，国有企业从1985年起，就是一个净吸取资金而非提供资金的主体。

　　有论者曾以国企的纳税额为国企辩护，但在市场经济中任何企业都应依法纳税，而税后利润则是企业业主的收入。国企号称为“全民所有”，逻辑上应将利润交给“全民”。2006年12月财政部发布《企业财务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41号)，于2007年1月1日起生效，要求国企上缴利润。其中规定，中央企业红利上缴比例为：

　　烟草、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煤炭五个资源性行业，上缴比例为10%，

　　钢铁、运输、电子、贸易、施工等一般竞争性企业上缴比例为5%，

　　军工企业转制科研院所企业三年内暂不上缴。

　　试问，那家私营企业可以扣留90%以上的利润不交给其股东？可惜的是，在2008年以后《中国统计年鉴》中没有了“国家财政分项目收入”表，我们无法将图1.8向后扩展，无法得知《企业财务通则》的实施情况。

　　图1.8：财政收入中的企业收入与企业亏损补贴

　　由此可以判断，财政收入也不是国企的核心目标之一。于是逻辑上核心目标只剩下唯一的可能：国企事实上的掌控者的利润极大化。

　　于是，国有企业加“其他”企业加外资及港澳台资企业，占社会固定资产存量84.70%的资本以利润极大化为其核心目标。

　　资本以利润极大化，追逐“以钱生钱”，产生“财产性收入”，逻辑上必然导致三大失衡。

　　1.4. 三大失衡

1、财产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

　　在《中国统计年鉴》中，只有«资金流量表»涉及财产性收入，但«资金流量表»仅覆盖1992-2008这17年，且表中的“财产性收入”只涉及产权拥有者集团内部，对营业盈余的再分配。鉴于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投向是投资，是追逐“以钱生钱”，同时投资规模本身也影响到财产性收入，可用投资总额的走势来间接表征财产性收入的走势。职工工资则表征着工资性收入。

　　为了便于比较，用表征经济规模的GDP作统一尺度来衡量投资总额与职工工资收入(见图1.9)。数据显示，在1978年以前，两者大体维持均衡，许多年份职工工资总额大于投资总额。1979年后，两者间的差异持续放大，职工工资总额降到GDP的10%附近，而投资总额/GDP却显出指数增长的态势。到2009年，已达GDP的65.95%。2009年的“救市”，投入4万亿大单，让两条曲线间的“剪刀差”更为刺眼。

　　图1.9：投资总额与职工工资收入对比

　　2、产能与内需消费

　　投资激增必然导致产能高速扩张，间接观察产能演变的一个视角是固定资产存量。在1.3节估算全国固定资产存量构成时，已经计算了固定资产存量总额，其结果见图1.10。

　　图1.10：产能与内需

　　数据显示，1970至1976年,我国的固定资产存量相对于GDP,有一次高速增长;此后到1985年大体与GDP增速持平;1985年到1990年又出现了一次高速增长;到1994年发生了一次回调;1994年后是史无前例的十多年高速增长，到2007年我国的固定资产存量已经相当于当年GDP的1.84倍，而1985年仅为86.6%。

　　产能高速扩张的同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依然维持在GDP的40%左右，还略有下降。于是产能与国内消费能力严重失衡，只能靠出口维持生产。

　　3、追逐利润的资金与追逐商品并祭献利润的资金

　　从资产角度看，各种金融资产都在追逐利润，但它们的背后最终是各类存款即准货币。在央行的统计口径中，货币供应量被分解为“流动中的货币(M0)”、“活期存款”和“准货币”三类，其中的“准货币”包括除活期存款外的各种存款，银行必须为其支付利息，因而必须用它来赚利润。它是各种逐利资金的国内总源头。

　　从利润源的角度看，所有的交易都由利润推动，但这些利润归根结底来自最终消费支出。《中国统计年鉴》提供了农村居民、城镇居民和政府的消费统计数据，它们的总和就是全社会追逐商品与服务的资金。在购买商品与服务的同时，它为逐利资金祭献利润，是各种利润的国内总源头。

　　图1.11为两者比例的演变。

　　图1.11：社会消费支出合计/准货币

　　数据告诉我们，1985年，最终消费支出为准货币的5.86倍，足以提供它所需的利润;到了2009年，这个比值已降到42.86%，对单位逐利资金对应的获利空间而言，2009年它已经收缩到1985年的7.32%。事实上每一个生意人都感到，现在赚钱比当年难多了。最终消费已很难为准货币提供有吸引力的利润率。如果维持目前的趋势，利润率还会继续下降。

　　至于展开“救市”后的走势，可惜统计局没有公布最终消费支的月度统计数据，笔者只能观察逐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准货币(见图1.12)。其缺点是，它只包含了商品，未包含服务。不过短期内，商品与服务在消费中的构成不大可能有明显的变化，从这个角度仍可观察演变趋势。

　　图1.1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准货币(月度数据)

　　在月度数据的尺度上，我们观察到以年度为周期的波动，但其趋势线表征的平衡位置仍然显出下行的态势，无论是波峰还是波谷，大趋势都是下行。自2008年12月的波峰后，下行幅度明显超出了前两年，到2009年3月，更下行到前所未有的低点。可见救市未能改变这一失衡扩大的大趋势。

　　事实上，自1994年后，我国的利率已经大幅下降，到2006年后经济过热期间，货币当局曾试图提高利率，但很快就不得不放弃，利率迅速降至底线。(见图1.13)

　　图1.13：一年期存款利率

　　表面上看这是因为国际经济危机，究其实质，因国内利润空间过小，根本无法承受较高的贷款利率。国际经济危机只是一个触发因素：海外利润空间萎缩，大量企业立刻资金链紧张，只能靠贷款维持。为避免企业大量倒闭，危及社会安定，一直担心通胀的央行只好降低利率，靠发钞票维持企业的现金流。然而，受限于真实的利润来源，降低利率也难于刺激实体经济中的投资。这就是让经济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的“利率陷阱”。

　　由此，我们看到了经济体的货币循环造成的三大失衡：

　　1.财产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失衡；

　　2.产能与内需失衡；

　　3.追逐利润的货币与祭献利润的货币失衡。

　　让我们进一步观察，这三大失衡是如何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