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货币循环观察

　　现代主流经济体系有个鲜明的特征：高度深化的分工。它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使生产与消费完全脱离，每个人的生产99%以上是为别人，每个人的消费99%以上依赖别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就是今天的现实。

　　这个特征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交换。高度深化的分工，造就了几乎无以计数的产品种类与职业、工种。如何使每一种产品的生产满足其需求?如何有效地分配资源，使整个经济平稳运转?人们试验过各种方法，其中最典型的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所谓“计划经济”就是由行政系统来分配资源，所谓“市场经济”则是由货币交易来分配资源。现实的经济体并非纯粹的理论模式，即使在主要的“计划经济”中也保留着货币。只有被妖魔化了的“红色高棉”曾废除过货币，而那是一个远远谈不上分工深化的社会。

　　事实上，当今的主流经济体中，货币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货币循环顺畅是经济体健康运行的必要前提。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告诉人们，主流经济体的货币循环问题严重。但问题的症结何在?

　　第一章 三大失衡

　　多年来，金融界热衷于讨论“流动资金过剩”、“利率陷阱”、“货币需求函数不稳定”、“迷失的货币”等，结果却莫衷一是，也无助于发现并预防金融危机。这暗示我们，问题或许出在“视角”上。货币循环是一个动态系统，从系统动力学的视角看，系统的行为取决于子系统间的关系，而子系统的划分应依据其功能的差异。

　　哪货币有功能的差异吗?

　　1.1视角：两类货币

　　主流经济学告诉我们，货币的经济职能是交易媒介，由此可以导出“货币中性”这个著名的命题：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只影响经济体中的价格水平,不会影响就业、产出等实际经济变量。

　　作为交易媒介，其拥有者心中的标的是欲购买的商品。交易者出售自己的产品或劳动以获取货币，再用所得货币购买所需商品。无数这样的过程建立起生产者与消费者间的联系，并通过价格变化向生产者和消费者传达供需信息。

　　然而事实上还有另一类货币拥有者，他们心中的标的是利润。他们用已有的货币购买可出售的商品，再出售这些商品以求货币增殖。其目标是“以钱生钱”—靠现有的货币聚敛更多的货币。

　　在现实的产业链中，除了最终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和劳动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外，推动每一个环节交易的都是利润动机，各环节参与者所得的利润，归根结底来自最终消费者支付的货币。于是我们看到，同为货币，其实有不同的目标，在系统中扮演不同的功能。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经济系统持续运行，其先决条件必然是：逐利资金与提供最终利润的消费资金，在数量上相互匹配。消费资金偏多将导致产能不足，供不应求；而逐利资金偏多将导致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短期失衡可以设法调整，而长期单方向失衡势将危及整个经济系统的可持续性。

　　鉴于主流经济理论对现实的经济运行缺乏说服力和预见能力，让我们先直接观察统计数据，对货币循环获得直观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再展开理论上的探究。

　　困难在于，我们的经济统计系统不是从这个视角设计的，因而不存在直接反映这两类货币的统计数据，我们只能利用现有的统计数据，间接观察这两类货币的演化历程。由于经济体量在增长，价格水平在变化，直接观察统计数据，难于看出问题的症结。代表经济体量的GDP是一个可用的尺度，用这同一尺度度量不同的统计数据，有助于观察不同货币演化趋势的差异。

　　1.2 购买最终消费品的货币

　　视角一：居民的货币收入

　　居民的货币收入是购买力的基础。观察这基础有几个统计数据：其一是工资总额，其二是城镇居民家庭全部年收入，其三是农村居民家庭现金收入。其中工资总额自1952年起即有完整的逐年数据，而城乡居民家庭收入分别由城调队、农调队入户抽样调查得出人均值，再乘以城乡人口得出，但可得数据不如职工工资总额完整。这三组数据见图1.1：

　　图1.1：工资总额与城乡居民现金收入

　　数据显示，工资总额占GDP的份额从建国初年的10%升至1961年的23%，此后，降到15% 左右，并一直维持到1991年，然后逐年下降，到2004年仅为10.6%， 此后微幅回升，到2007年为11.3%。

　　农村居民全部现金收入占GDP的比重，1980年为19.8%，到1985年升至32%，然而此后持续而迅速下降，到2007年仅为14.4%。统计口径中，农村居民全部现金收入既用于消费支出，也用于生产支出，可见过去20多年，农村居民的最终消费支出能力明显下降。

　　城镇居民家庭全部年收入占GDP的比重，1985年为20.8%，到2003年上升到34.9%，此后维持在35%附近。

　　将城乡居民收入相加，即得全部居民的现金收入，它占GDP的比重自1991年的55.1%降至1996年的44.5%，正是这一年出现了严重的内需不足。此后到2002年逐步回升到51.8%，然后再次下降。(见图1.2)这暗示我们，所谓消费能力不足，主要是农村人口支付能力不足。

　　图1.2：全部居民的现金收入

　　令人疑惑的是：城镇居民家庭全部年收入与工资总额的走势相反。事实上，城镇居民家庭全部年收入中既包括工资性收入，也包括财产性收入。后边的第三编第一章通过对17年资金流量表的分析，表明绝大多数劳动者就业于非金融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的家庭小生产。他们的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总收入的比重，17年来持续下降。这与工资总额的走势相同。这部分资金主要用于消费。可见城镇居民的消费基金很可能如工资总额的走势所示，也呈相对下降之势。

　　至于城镇居民家庭全部年收入中财产性收入部分，第三编第二章的分析指出，它集中在不到1%的人口手中(见图3.102、图3.103资产所有权分布曲线)，这部分资金主要用于“以钱生钱”。

　　另一方面，工资性收入也存在两极分化的趋势，上下层之间、行业之间的分化明显，低收入者的工资主要用于消费，而高收入者的工资，有相当部分用于“理财”—追逐“以钱生钱”，至于那些年薪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人，工薪的绝大多数不可能用于消费。可见消费资金的走势可能比工资总额的走势更下倾。

　　视角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间接观察购买最终消费品的货币，另一个视角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见图1.3)

　　图1.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GDP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的比重，1988年为49.5%，此后高速、持续下降，到2008年仅为36.1%，为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反映的是已成交的交易，而逻辑上影响成交量的既有支付能力，也有支付意愿。如何观察支付能力的演化?央行的货币统计提供了一个视角。

　　视角三：流通中的货币M0

　　第三个观察视角是金融统计数据。货币当局根据流动性的强弱，用逐层嵌套的方式定义货币种类：其核心是流动性最强的“流通中的货币”M0，M0加上“活期存款”为M1，M1加上“准货币”(其他存款)为“广义货币”M2。根据这个定义公布的统计数据，笔者查到的起始年为1985年，但M0的可查数据能追溯到1952年。(见图1.4)

　　图1.4：流动中的货币M0/GDP

　　M0主要被用于现金交易，在很大程度上间接反映了购买消费品的货币。数据显示，建国初年，M0仅占GDP的4.1%，那时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7.45%，农村基本上是自产自食、自给自足，需要的货币很少;即使在城市，居民自我服务的成分也远高于今天。直到1978年，M0仅上升为GDP的5.8%，表明社会分工进展缓慢。事实上今天人们已经离不开的许多行业、工种，当时尚未出现，当年居民家庭必备的许多技能现已成为陈年往事。

　　从1978年到1993年，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需求增加，M0占GDP的比重迅速上升，达到了峰值16.6%。此后，M0的大趋势是下降，到2008年降到11.4%，低于1986年的水平。而这期间社会分工的深化并未停止，因此只能解释为购买最终消费品的货币萎缩。

　　通过上述多角度的观察，可见不迟于90年代初，购买最终消费品的货币即开始了相对萎缩。

　　1.3 “以钱生钱”的货币投资与固定资产存量的所有者构成

　　逻辑上，逐利资金的重要来源是资本利润，而其主要出路是投资。因此先来观察投资与固定资产存量的演化。在《中国统计年鉴》中，1979年前，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只有国有企业的数据，此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经济类型分划几经调整。据此，整理出前后口径一致的分划，各投资主体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份额如图1.5：

　　图1.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主体演化

　　事实上1979年前并非仅有国有经济(那时叫“全民所有”)投资，但苦于没有权威数据，无法计入。另一方面，笔者的主要目的是估计当今的社会固定资产存量的拥有者构成，由于以下原因，忽略当时非国有经济投资导致的误差应该不至于明显影响对目前格局的估计：

　　1、当时非国有经济投资量与国有经济相比很小，它们更多是靠人力而非资本维持生存。而一些地方政府建立的所谓“大集体”企业，事实上与国企行为类似。

　　2、当时的总投资量与后来相比很小。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1979年总资产为3,122.63亿元，而到2009年为130,004.41亿元,是1979年的41.63倍。因而前期投资构成对当今社会固定资产存量的拥有者构成的影响很小。

　　3、前期投资构成的影响随着折旧逐步减弱。

　　下面估算全国固定资产存量及其主体构成的演化。

　　张军、章元测算，1952年全国固定资产存量为800亿元(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张军 章元《对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计》《经济研究》2003年第07期)。《中国统计年鉴》提供了以后历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由此可估算历年固定资产存量的所有者构成。

　　具体计算按“永续存盘”法估算。历年投资均按1952年价换算(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可用数据，1952—1978年用国民收入平减指数，1979—1991年用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1991年后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换算)。折旧率仿照宋海岩等的方法，取法定折旧率3.8%加上当年经济增长率(1978年前按国民收入计算，之后按国内生产总值计算)。(宋海岩等 «改革时期中国总投资决定因素的分析» 世界经济文汇 2003年 第1期)。所得结果见图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