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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醒左派的暮鼓晨钟——对文革开始之际毛泽东致江青一封通信的分析 ... ... ... ... . ...

2014-5-3 00:25|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3283| 评论: 0|原作者: 郭建波|来自: 乌有之乡

摘要: 毛泽东致江青的通信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坦露了毛、林之间在个人崇拜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毛泽东对自己进行了严厉的解剖,并作了自我评价;二是谈到了文革问题。

  三、从当时的斗争形势出发对毛泽东致江青信的全面解读、分析和综述。

  我们首先按照文字顺序对这封信进行解读和分析,然后再将解读和分析的结果进行综述,以便对这封信的解析有一个整体的印象。

  我们首先对毛泽东致江青的信解读和分析如下:

  1、毛泽东在信中首先向江青通报了自己的行踪。

  毛泽东在信中写道:“六月廿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廿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十天了。”[21]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信中告诉江青已收到了她六月二十九日的信,劝她还是照魏文伯、陈丕显二同志的意见在上海住一会儿为好。自己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她。接着向江青通报了自己六月十五日至七月八日的活动情况。六月十五日离开杭州后,在韶山滴水洞住了十几天,这个地方比较闭塞,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武汉,已经有十天了。

  2、毛泽东在信中从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现实出发,对自己进行了严厉的解剖和分析,并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他在信中向江青坦言自己并不赞成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作法,但是从现实斗争的需要出发,又不得不同意林彪这样做的隐衷。当然,他对这样做的后果也有着清醒的估计。

  我们从信中看到,毛泽东谈到林彪五月十八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及由此引发的评论,占七百字左右,约占全信文字的百分之四十。信中谈及林彪的讲话及由这个讲话引申的评论竟占全信文字的五分之二,那么信中究竟谈了些什么问题呢?又应该如何认识这些问题呢?我们下面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1)毛泽东对林彪五月十八日讲话中讲到的政变问题并没有什么异义。

  毛泽东在信中告诉江青:“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22]

  毛泽东在信中说的“我的朋友”,就是指林彪。他在信中认为林彪这个讲话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表示准备同意将这个讲话印发下去。

  那么,毛泽东对林彪讲话中关于政变问题的讲解到底是什么态度呢?

  我们从信中看到,毛泽东只是表示“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然后就笔锋一转,去谈林彪鼓吹的个人崇拜问题了。从信中表述的这句话来看,我们还是难以作出毛泽东对林彪讲政变问题持反对态度的判断的。

  从林彪的讲话中我们看到,他从当时中央处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问题的实际情况出发,讲了许多古今中外发生的政变事例,说明政权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要提防发生反革命政变。

  林彪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毛泽东最近提到防止发生反革命政变的问题。他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23]

  我们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发现,林彪在讲话中提到的毛泽东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的问题是属实的。也就是说针对当时的斗争态势,在彭、罗、陆、杨问题出来后,防止政变发生,不论是林彪还是毛泽东都是特别注意这个问题的。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林彪讲政变问题是不会有什么疑问的。

  既然毛泽东对林彪讲政变问题没有什么疑问,那他在信中说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只是在信中表示林彪的讲法过去还没有过,此外并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任何评论。从林彪的讲话中我们看到,他从政权问题是革命的中心问题这一马克思主义根本观点出发,联系古今中外大量的政变事例,以最近解决的彭、罗、陆、杨事件为突破口,系统地讲解了政变问题。因而毛泽东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像林彪这样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讲政变问题的讲话过去还没有过。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作为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中,虽然提出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对走资派中的绝大多数人,毛泽东认为还是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来处理的,还不是要打倒他们。而林彪在讲话中主要讲的是政变问题,这当然是属于敌我矛盾问题。这就与毛泽东的观点发生了不合。因而毛泽东在信中表示“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还暗含着这方面的意思。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毛泽东在信中说“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像林彪这样从理论和实践上来系统讲解政变问题的讲话过去还没有过;另一个是林彪在讲话中主要谈政变问题,谈敌我矛盾问题,而没有对走资派作出区分还没有过。

  由于当时正处于发动文革之际,而党内走资派是文革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信中表示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显然是前一个含义占据主导地位,而后一个含义则是占据次要地位。因而毛泽东在信中虽然表述了这样的看法,但还是一笔带过,没有对这个问题展开评论。

  从以上考证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毛泽东虽然认为林彪在讲话中谈到的政变问题与他所讲的将绝大多数走资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主张出现不合,但是林彪从理论和实践上来系统讲解防止反革命政变的作法则又契合了他此前反复强调的防止反革命政变的主张。因而从总体上说毛泽东对林彪在讲话中谈到的政变问题是持肯定态度的,并没有什么异义。

  (2)毛泽东不同意林彪鼓吹个人崇拜。

  毛泽东在信中说:“他(指林彪。—引者注)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24]

  毛泽东在信中表示,他是不同意林彪鼓吹的个人崇拜的,但最后又是违心地同意了这种作法。从前文引用的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在林彪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后,一九六六年二月,毛泽东在武昌表示这两个提法都不妥,还指定彭真和康生离武汉时先去苏州跟林彪当面说清楚这个问题。[25]三月十八日毛泽东在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在谈到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问题时,他说:“最高最活,不要那样提。也不要讲顶峰。”[26]

  毛泽东在信中也说在四月杭州会议上(林彪参加了这次会议)表示了对这种提法的不同意见。但是林彪却没有听从毛泽东的意见,在北京五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还是那样讲。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同意了林彪的意见。他用“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来表示自己当时这种无奈的心情。

  (3)毛泽东以自我解剖和评价的方式谈了自己不同意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原因。

  毛泽东在信中说:“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相通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27]

  毛泽东在信中用阮籍反对刘邦的话,显然是说自己的作用并没有林彪他们吹的那样大,世上没有大英雄,自己才出了名。鲁迅的杂文像匕首,像投枪,具有很强的战斗性,艺术水平很高,人们评价很好,但是鲁迅却不以为然。毛泽东表示自己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他是同意鲁迅的看法的。他要像鲁迅说的那样解剖自己严于解剖别人,要时时看到自己的缺点、弱点和不足。特别是在自己跌了几交之后,就更是这样。可是同志们又往往不相信自己说的话。

  毛泽东说自己是既有自信,又有着不自信,是自信与不自信的统一。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话,可见是神气十足了,这是自信的表现;但是又有着不自信,总觉得自己是山中无老虎,猴子成大王,中国由于没有出现真正的大英雄,马恩列斯式的人物,自己才显露出来了。这并非是自己有多么大的能力和天才的缘故。当然,话又说回来,在自信和不自信的问题上,也不是折衷主义,而是虎气为主,猴气为次。他举后汉李固致黄琼信中的话,说自己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旨在说明林彪他们这些左派们把自己吹得那样高,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从毛泽东这段自我解剖和评价的话中可以看到,他是通过自我解剖和评价的方式谈了自己不同意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原因。这里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毛泽东没有将林彪的作为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这与四年后在庐山会议期间将陈伯达鼓吹的“天才论”上升到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高度来进行批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庐山会议批陈伯达实质上是批林彪)。这是应该引起我们深思的。

  我们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并结合信中上下文来对这个问题进行解释。如果离开上下文而单从虎气和猴气这句话上去作望文生义地解读,还用毛泽东以前关于虎和猴的相关论述来印证,则往往会失之偏颇,难以悟透并进而偏离毛泽东在信中所要表达的本意。

  毛泽东在信中说自己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但在这两者之间也不是折中主义,而是以自信为主,有些不自信为辅。至于他说的虎气为主,猴气为次,从上下文的语境来看,与自信为主,有些不自信为辅从语义上来说应该是同构的。他不过是用虎气和猴气对自信与有些不自信作了形象化的说明而已。

  当然,我们还可以对此作进一步的引申解释,毛泽东在这里说的虎气,是指自己在自信的背景下所做出的成绩,干出的事业,是自身正确的方面;猴气是指由于不自信、经验不足等原因,致使自己在革命斗争中出现的缺点和失误,是自身错误的方面。

  (4)毛泽东在信中谈了自己不得不同意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原因。

  毛泽东在信中说:“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28]

  毛泽东在信中表示由于左派们为了打鬼,借助于钟馗,因而自己也就最后同意了他们的作法。这里的鬼,是指牛鬼蛇神,当然也是指信中提到的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右派们。由于要打击他们,左派们自身力量又不足,所以才不得不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借助毛泽东的力量,来达到打鬼的目的。正是鉴于此,毛泽东才同意了林彪鼓吹的个人崇拜。

  毛泽东在分析左派们动机的时候,虽然说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但是却没有对此作出一个肯定的判断,而是用了一个既形象又传神还带有几分不确定性的“猜”字来表达出来。这表明毛泽东在同意了他们鼓吹个人崇拜的同时,却又带有几分疑惑:他们这样做是否又带有清除异已的嫌疑呢?对左派们来说这显然带有警醒之意。

  由此看来,毛泽东是在打击牛鬼蛇神的前提下,才同意了林彪他们鼓吹个人崇拜的。尽管这样,从他在信中的用语来看,还是对此带有几分警惕性的。

  (5)毛泽东对于同意林彪鼓吹个人崇拜的后果作了清醒地估计。

  毛泽东在信中说:“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29]

  毛泽东在信中说的全世界一百多个党,是指当时世界上一百多个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政党组织。在中苏论战期间,大多数的党跟着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跑,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少数左派党论战,马克思、列宁已经被他们打得粉碎了。既然马克思、列宁那样伟大的人物,已经被人们打得粉碎,现在为了增强左派的力量,让他们团结起来,将右派打倒,即使鼓吹个人崇拜有那样的风险,自己又何必顾虑个人的荣辱毁誉呢?这表明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同意林彪鼓吹个人崇拜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但是为大局计,他已经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作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在信中主要谈了林彪讲话中的政变问题和个人崇拜问题。信中对林彪讲的政变问题一带而过,没有做出什么评论,这表明他对林彪讲的政变问题并没有什么异义。信中主要说的还是林彪在讲话中鼓吹的个人崇拜问题。毛泽东在信中坦率表明自己并不同意林彪讲的个人崇拜问题。他进一步通过对自己进行解剖和评价的方式以及从当时斗争的大局出发,谈了虽然不同意林彪搞的个人崇拜又最终不得不批准林彪讲话的原因。他对搞个人崇拜造成的后果有着清醒的估计,作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3、毛泽东谆谆告诫江青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毛泽东在信中对江青说:“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30]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在信中说自己并不像鼓吹的那样好,而是有着不少弱点、缺点和错误的,不过是占次要地位而已。他在对自己作了严厉的解剖和恰当的评论以后,反过来告诫江青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要多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从信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还不只一次地告诫过江青。这体现了毛泽东对江青的关心和严格要求。

  4、毛泽东在自我评价问题上与左派、右派存在严重分歧的情况下,从当时的斗争形势出发,他认为不宜公开信中对自己所作的严厉剖析和自我评价的话。

  在个人评价问题上,毛泽东既反对右派对他的彻底否定,也不同意左派对他的赞颂,而是通过严厉的自我剖析,对自己作出了适当的评价,保持着清醒地头脑。从当时的斗争形势出发,他认为不宜于将他信中严厉剖析和自我评价的话予以公开。

  (1)在自我评价问题上毛泽东与右派的区别。

  毛泽东在信中说:“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31]

  信中说的黑帮,就是右派。黑话,就是站在黑帮立场上说的话,当然也是错误的话。毛泽东在信中说他进行自我解剖和评价的话有点近乎黑话,那也不过是与真正的黑话在形式上相似,实质上却不同。因为有些反党分子是要整个打倒共产党和他本人,而他只不过是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而已。这是有本质性区别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还是担心一旦左派们看到他在信中的这些自我解剖和评价的有点近乎黑话的话而陷入迷茫,难以认识到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同时也考虑到以后右派们会以此为根据来进行招摇撞骗,为自己篡权披上一层合法性的外衣,因而他就在信中特别点明了这一点。

  (2)在自我评价问题上毛泽东与左派的区别。

  左派是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呢?从毛泽东致江青的信中看到,在毛泽东的反对下,林彪还是鼓吹个人崇拜的,当时“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32]而毛泽东则是不同意他们那么搞的,但是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他还是认可了他们的作法。由此可以看到,毛泽东和左派及广大群众之间在个人崇拜问题上还是有重要区别的。

  (3)毛泽东认为信中对自己严厉解剖和自我评价的话以及他与左派在这方面的分歧目前不宜公开。

  毛泽东在信中说:“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33]

  我们看到,毛泽东认为他在信中对自己严厉解剖和自我评价的话,也就是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还不能公开。他进一步谈了还不能公开的原因,这是由于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要在全国基本上打倒右派的缘故。

  信中对自己进行了严厉解剖和自我评价的这些话,近乎右派们说的黑话,当时整个左派和广大人民群众几乎都是像林彪那样鼓吹个人崇拜,自己又在信中表示了对他们这样做的不同意见,因而如果将这些话现在公开出来,就会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这是与目前的主要任务背道而驰的。因而从当时的政治要求看,是不能公开这些话的。

  那么,以后什么时候可以公开这些话呢?

  毛泽东也没有确定地回答这个问题,他只是说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这是因为什么时候公开这些话不是由个人意愿决定的,而是由当时政治形势的要求决定的。由于这一次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过七八年以后还要进行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而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他这样说,在这种情况下,公开这些话与否就必须着眼于是否有利于打倒右派和维护左派及广大群众革命热情的需要出发,而不是取决于个人的主观意愿。

  当然,毛泽东还想到,也许在右派掌权的情况下,为了证明他们执政的合法性,由他们来将这些话公开。但是这并不能挽救他们的灭亡。由此可以看到,毛泽东还是认为右派有上台执政的可能性的。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九一三事件后却公开了这封信呢?

  这是因为九一三事件后事情发生了新的变化。

  在一九六九年四月召开九大的时候,当时经过“全面夺权”后,打倒了走资派,在新陈代谢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了各级党组织,组建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文革进入到了斗、批、改阶段,第一次文革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

  毛泽东致江青的这封信不能公开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这封信涉及到了林彪,而当时林彪是积极支持文化大革命的。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仅反对公开这封信的内容,后来还从进行文革的大局出发,为了维护林彪的威信,以便使左派团结起来,集中力量同右派进行斗争,又同意烧毁了这封信。九一三事件后,林彪的真实面目暴露出来了,制约公布这封信的因素不存在了,这封信也就见之于世了。

  九一三事件是文革阵营内部出现的严重分裂。为了使左派和广大群众正确认识和看待九一三事件,明白毛泽东在林彪鼓吹个人崇拜问题上的真实态度,从林彪的影响下解脱出来,以便增强团结,避免分裂,共同维护文革成果,因而适时公开这封信就是必要的了。

  由此我们看到,九一三事件后这封通信之所以能够得以公开,既有第一次文革任务的基本完成的因素,也有九一三事件后制约公布这封信的因素业已消失的原因,还有当时处理九一三事件的政治需要。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这封通信才公布了出来。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在信中对自己严厉解剖和自我评价的话,虽然在形式上与右派的黑话有相似之处,但是从本质是不同的(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他本人);而与左派在形式上有不同之处,但是从本质上是一致的(左派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拥护他本人)。尽管他在信中不满左派在鼓吹个人崇拜上的一些作为,但是还是从当时打倒右派的主要任务出发,认为现在不能公开自己在信中写的话。以后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这不是取决于个人的意愿,而是由当时的形势决定的。

  5、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谋划及中国社会发展前景的展望。

  毛泽东在信中说:“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中国自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34]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信中谈了文革的设想,他想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方式来扫除右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他当然清楚采取这种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方式,通过群众运动来扫除右派,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震动,也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35]因而一开始他并不想采取这种天下大乱的方式,而是想通过整风的方式来解决党内出现的分歧和矛盾。但是最终却没能如愿,还是采取了文革的方式。对于其中的原因,当时负责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彭真是知道的。但是在彻底否定文革的背景下,他采取了缄默的态度,至死也没有将这个原因讲清楚。[36]

  由于文革的矛头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这些当权派又在党内担任要职,掌握权力,因而文革就不能通过各级党委有秩序地来领导运动,而不得不采取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方式来进行文革。这就要赋予群众以民主权利,发动群众起来造反。牛鬼蛇神迫于他们的本性,一定会跳出来,乱中窃权,暴露出他们的本来面目。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发动起来的人民群众在左派的领导下,在运动中来鉴别干部,审查干部,考验干部,将走资派清除,将牛鬼蛇神们消灭掉(不是消灭他们的肉体)。

  由于在有些地区和机关中,右派根深蒂固而又盘根错节地存在着。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发动群众来将右派们打倒。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的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革命热情也就越为高涨。打倒右派的任务并非一次就可以完成,过七八年又要来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旧的牛鬼蛇神扫除了,新的牛鬼蛇神还会产生出来,因而还要多次进行扫除。正是因为这样,文革不是进行一次就完结了,而是要进行多次,直到消除了牛鬼蛇神存在的社会基础为止。

  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打倒右派,对他们打击的越厉害,政权就越巩固,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就越小。经过多少次的打击以后,就可能有效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了。尽管这样,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如果将来一旦出现了反共的右派政变,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了,那么又该怎么办呢?

  毛泽东用辛亥革命以来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史实来说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得长久的。这是一条历史规律。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整个左派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演习中经受锻炼。这样经过多少次的演习,就不但形成对修正主义具有深刻洞察力和敏锐头脑的左派,还会形成具有高度思想觉悟、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广大人民群众,并进而形成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在中国还要在宪法上能够获得保证。如果将来一旦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代表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革命者(左派)必然是不会容忍的,在他们的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进行造反,将修正主义消灭掉。这样在经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之后,中国必将还会回归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因而他得出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以上我们基本上按照文字的顺序对这封信进行了解读和分析,现在我们再将对这封信解读和分析的结果综述如下:

  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方式,发动整个左派和广大人民群众起来造反,打倒右派,清除牛鬼蛇神,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打倒右派的任务,并非一次文革就能够完成,因而还要过七八年再来一次,以后仍要进行多次才行。这样经过多次文革之后,右派的力量遭到一连串的打击,左派牢牢掌握着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就有可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在文革中,右派的力量遭到打击,被严重消弱,但是他们也会从中汲取教训,以更加隐蔽的方式潜伏下来,因为右派产生的基础仍然存在。广大的左派和人民群众也会经受锻炼,提高政治思想觉悟,产生反修防修的自觉意识。经过多次的文革,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就会形成一种反修防修的制度。这种制度是广大左派和人民群众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反对修正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维护自己根本利益的可靠保证。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将来在中国一旦出现反共的右派政变,广大人民群众也会在左派的领导下,举起造反的大旗,将修正主义消灭掉。

  在当前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中,主要的任务是打倒右派。左派为了打倒右派的需要,打着毛泽东的旗帜,搞了一点个人崇拜,虽然是以林彪为代表,但是当时整个左派和广大人民群众都是这样说的。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并没有他们吹得那样高,而是有着不少缺点和错误的(这居于次要地位)。本来自己并不同意他们这样做,对他们的这种作法也还有几分疑虑,但是从打倒右派的大局出发,最后还是不得不认可了他们的行为。这种隐衷现在还不能公开,这不仅是因为广大左派和人民群众都不欢迎他这么说,也是由打倒右派的现实任务决定的。以后什么时候公开也不一定,因为公开与否不是取决于个人的意愿,而是由当时的政治形势决定的。

  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是将来在右派掌权的情况下,由他们来公开这些话,以此来说明他们发动政变,进行执政的合法性,但是这并不能挽救他们的灭亡。中国自从辛亥革命以来的近代历史证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得长久的。经过这次乃至多次文化大革命的打击,也许能够有效地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现象。就是不能避免,一旦将来出现反共的右派政变,经过文革精神洗礼的广大人民群众,就会在左派的领导下,高举起文革的大旗,自觉投身于文革的洪流,将修正主义消灭掉。这样虽然会经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但是前途还是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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