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开始之际，也就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长篇通信。这封信件与毛泽东作出的“五七指示”(毛泽东致林彪信)、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共同构成了文革发动的四大重要文献。

　　如果说“五七指示”是毛泽东勾画了社会主义发展蓝图的话，那么“五一六通知”、“十六条”以及毛泽东致江青的这封通信就是将这幅蓝图在中国大地上如何得以实现的具体探索。如果说“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是向整个左派和广大人民群众发出的进行文革的动员令，那么毛泽东致江青的这封通信就是向左派高层敲响的暮鼓晨钟。

　　这封信的命运也很特别。七月八日写成后，毛泽东让机要秘书徐业夫抄了一份留存，将原件寄给了江青。这封信曾在党内高层左派之间小范围地传阅或通报过，后来为了左派内部的团结，毛泽东又同意烧毁了这封信的原件。直到九一三事件后，这封信才作为批林整风的文件在党内印发，得以公开。这封信不论从写作、小范围传播还是后来烧毁乃至最后公开，特别是其中的内容，都闪烁着扑朔迷离的色彩，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疑问。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来看待这封信呢?

　　过去有人在全盘否定文革的指导思想下，去解释在文革发动之际毛泽东致江青的这封信，离开了历史背景，不从当时党内斗争的实际状况出发，也脱离了信中上下文之间的语境，往往是望文生义，牵强附会，主观臆断，随想事成，不仅难以揭示这封信的真正用意，甚至还将对这封信的理解导入歧途。

　　法国右翼学者傅勒在其《思考法国大革命》一书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要解释大革命，首先得接受大革命”。这就是说，要想真正揭示法国大革命的真谛，首先就要接受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否则的话，是难以正确阐释法国大革命的来龙去脉的。

　　同样，我们要想正确解释毛泽东在文革发动之际致江青的这封信，就要接受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正视党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以及这种斗争的表现形式—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从建国后六十余年正反两方面的对比中来透射文革的正义性。

　　今天我们在研究这封信的时候，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状况出发，立足于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的复杂形势，着眼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壮丽前景，从当时历史发展的背景和信中上下文之间所表达的意向中，来比较准确地解读这封信。因而我们就首先从这封信写作的历史背景谈起。

　　一、毛泽东致江青的信写作的历史背景。

　　毛泽东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给江青写这封信的呢?

　　这还要从一九六五年党内围绕吴晗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分歧说起。

　　从对历史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知道，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这篇文章发表前，在批判吴晗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问题上，中央内部就存在着严重分歧。这篇文章发表后，在文艺界风生云起，吹响了战斗的号角，造成了批判的氛围。正当革命的批判方兴未艾之时，以彭真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却制定了《二月提纲》，要把这场讨论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之下，以“坚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贯彻党的“双百方针”的名义，提出对左派进行整风，意图将现已进行的政治批判拉回到学术讨论的范围内。这是与毛泽东反复讲的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可以造反的号召南辕北辙的。[1]

　　二月八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等专程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这个提纲。当毛泽东听到政治局常委已经讨论并认可了这个提纲，并没有立刻表示对提纲的不同意见，只是问：“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且表示：吴晗可以照样当他的副市长，他就不紧张了。对左派整风问题，他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了这个《汇报提纲》。

　　几乎与《汇报提纲》的起草和发出同时，江青在得到林彪同意后，从二月二日到二十日在上海主持召开了近二十天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有关人员整理了一份“座谈会纪要”。这份纪要在经张春桥、陈伯达修改后，毛泽东在三月间又作了三次修改。纪要提出了“黑线专政论”。毛泽东第一次修改时，在这段话后加了一句：“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加写了下面一段话：“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了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以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了。”这个纪要经毛泽东批准，在四月十日由中共中央转发，要求各级党委“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一个提纲，一个纪要，是明显对立的两个文件。它实际上向全党公开了中央上层由来已久的意见分歧，这种分歧就成为后来起草“五一六通知”并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予以通过的直接原因。

　　根据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精神，并结合三月下旬毛泽东在与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进行的多次谈话阐述的意见，四月十二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一、拟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通知”由陈伯达起草后，十四日送给在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在十四日、十七日作了三次修改，加写了许多重要的话(二十七日又在稿上作了一些小的修改)。

　　“通知”对“汇报提纲”进行了极其尖锐的批判，说它是在国内正面临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高潮时“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通知”中写道：“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

　　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集中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

　　十六日，会议通过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以后被称为“五一六通知”)，决定撤销中央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十八日，林彪在会议上发表《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主要讲政变问题和对毛泽东的崇拜问题。

　　二十三日，会议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在中央书记处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调陶铸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军委秘书长，他们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由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二十六日，会议结束。

　　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五一六通知”的正式通过，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重要标志。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率先在北京大学得到响应。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写了《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矛头指向北大党委。这张大字报一张贴，就在开展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问题上，在北京大学乃至社会上引起了激烈争论。

　　五月三十一日，陈伯达率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并改组报社领导班子。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火药味十分浓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提出要“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和“破四旧、立四新”。

　　六月一日，毛泽东看到《红旗》杂志社和《光明日报》总编室所编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十三期刊载的这张大字报。当即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这样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写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于六月一日晚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又全文刊登，并配发《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和《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2]

　　这件事在全国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局面顿时大变。北京各大中学校里，学生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校园里铺天盖地贴出矛头指向领导干部和教师的大字报，学校党组织陷于瘫痪，造反的苗头开始出现。毛泽东这时所在的杭州也不例外，浙江大学等校园里一天就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一些师生还到省委机关张贴大字报，矛头直指省委负责人。

　　六月六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要点》，公布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要点。同时，《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转载这篇文章。

　　毛泽东在不久后还说：“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3]

　　当文革的星火在北京刚刚点燃的时候，毛泽东这个时候又在那里呢?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第三天(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就离开北京南下，一路巡视，与地方党政军负责人谈话。此后直至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八日返京前，毛泽东的足迹始终徘徊在上海、杭州、南昌、武汉、长沙等地之间。他在观察着北京一线中央领导同志对这场运动的态度，思考着文革的发展大计。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4]六月十五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杭州，向西驶去。十六日，毛泽东的专列抵达湖南长沙。第二天下午，他乘汽车来到韶山的滴水洞住下。置身于熟悉的山水间，脚踏在故乡的大地上，呼吸着田野里喷涌而来的泥土气息，在这个安静的地方，他整整关了十一天。每天他都要看许多从北京送来的文件材料，通过这些材料密切注视着刚刚点燃起来的文革星火，潜心谋划着文革的发展大计，构想着中国的未来。六月二十四日上午，毛泽东在韶山水库游泳。二十六日，他在滴水洞会见湖南省委和湘潭地委、县委负责人，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接见结束时，他对大家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

　　二十八日上午，毛泽东离开韶山，途经长沙，晚九时专列到达武昌车站。在专列上听取王任重关于湖北省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下专列后住东湖客舍。七月八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这封长篇通信。[5]

　　二、毛泽东致江青的信让人感到晦涩而又扑朔迷离的原因何在?

　　毛泽东致江青的这封信，写成后当时只在很小的范围内传阅过。九一三事件之后，在批林整风期间才在党内印发，公之于众。可是为什么在读了这封信后，却又让人产生晦涩而又扑朔迷离的感觉呢?

　　1、这封信让人感到晦涩而又扑朔迷离的原因之一：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没有直白式地说明自己的观点，而是使用了一些隐晦的术语，引经据典，谈古论今，在喜笑怒骂和自嘲中将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这就不免会使人出现费解，并可能会产生一些歧义。

　　我们从信中看到，毛泽东在谈到自己的行踪时，是这样叙说的：“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廿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十天了。”[6]毛泽东在信中将杭州说成“武林”，将韶山滴水洞说成“西方的一个山洞”，用“白云黄鹤的地方”来代指武汉。他没有用当时通用的地名，而是用了这些地方的代称。

　　在谈到林彪时，他既没有说出林彪的名字，也没有称呼他为同志，而是用了“我的朋友”这样的称谓。他对林彪“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的“猜”测，用“迫上梁山”来表示自己违心地同意林彪意见的无奈之情。

　　他又用“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话来自嘲，对自己作出了虎气为主猴气为次的评价，将信中自我解剖的话戏称为“黑话”，留下了“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的谜团。

　　这本身就让人发出诸多想象，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那么，毛泽东在信中为什么用了曲笔，而不是直截了当地来说明这些问题呢?

　　其实，这本来就是毛泽东的文风所在，这次他似乎也是有意为之。毛泽东是一个知识渊博的领袖，不论是讲话、谈话还是写文章，他往往不是直接阐述自己的意思，而是讲究修辞，深入浅出，将自己的意思艺术性地表达出来，以收到较好地效果。

　　从这封信中，我们看到毛泽东以高屋建瓴的气势，入木三分的分析，引经据典，文采飞扬，谈古论今，妙趣横生，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他将一个抽象而又复杂的问题深入浅出地勾画出来，真是余音绕梁，读后令人神往。

　　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这封信的时候，要透过信中形象化的用语，来准确地把握毛泽东所要表达出来的真实意思。

　　2、这封信让人感到晦涩而又扑朔迷离的原因之二：在文献档案资料中只有这封信的修改件，而没有这封件的原件。有人就以没有找到原件为由怀疑它的真实性，说这封信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伪造的，或者是为了政治需要已经作了大幅度的修改。

　　那么，真实的情况又是如何呢?这封信到底是不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写成的呢?后来发表时又是否作了大幅度的修改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毛泽东在这封信写成后，曾给周恩来和王任重看过。王任重当时的日记和周恩来后来的讲话都证明了这一点。

　　七月十一日下午、十二日上午，在武昌东湖客舍，毛泽东同周恩来、王任重谈话，并给他们看了七月八日写给江青的信。

　　王任重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三日日记记载：“11日总理来，下午到主席处谈了三个小时，12时上午9时又到主席处谈了二个小时。主席写给江青的一封信，不赞成过分吹他的作用，不赞成最高最活、当代顶峰的说法，这是强加于我，逼上梁山又强加于人。”[7]

　　从王任重的日记中我们看到，他是看过这封信的，还在日记中简略记录下了这封信的若干要点。这些要点都在已发表的信中显示出来了。从对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最高最活、当代顶峰的说法”，也就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是林彪首先提出来的。毛泽东一九六六年二月在武昌还曾表示，林彪的两个提法都不妥，指定彭真和康生离武汉时先去苏州跟林彪当面说清楚这个问题。[8]因而毛泽东“不赞成过分吹他的作用”，说自己同意林彪讲话中的这些内容是“逼上梁山又强加于人”，这在公开发表的信中都能找到出处。不同的是，王任重在日记中记的是要点，而在后来公开发表的信中是对这个问题的展开论述而已。

　　周恩来也曾看过这封信。九一三事件后，他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在谈到这封信时说：“主席写这封信是在1966年7月8日，在武汉写的。我是7月11日到的武汉。那时见了外宾，我跟主席报告我到国外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是一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有些字还抄错，主席还改了的。”[9]

　　从周恩来的讲话看，他在七月十二日看了毛泽东致江青的这封信。毛泽东这封信写好后，曾让秘书徐业夫抄了一份留存。毛泽东还在徐业夫的抄件上订正了几个错别字。周恩来在七月十二日看的是经毛泽东订正过的抄件。

　　周恩来看信后，建议找林彪谈谈，毛泽东表示同意。十四日，周恩来到大连同林彪谈话，转达了毛泽东这封信的意见。林彪表示接受，答应回北京后修改五月十八日的讲话。[10] 后来经毛泽东同意，江青在北京当着叶群的面烧毁了毛泽东给她的这封亲笔信。[11]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毛泽东七月八日给江青写的这封信的真实性是没有疑问的，那么信中涉及林彪的内容又是否经过了大幅度的修改呢?

　　从王任重日记中对这封信要点的记录来看，都能在毛泽东致江青的信中找到出处。在对毛泽东宣传的问题上，林彪与毛泽东之间是存在不同意见的。信中确有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对林彪批评的内容，毛泽东最后也是在“迫上梁山”的境况下不得不同意了林彪的主张，从而发出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的感叹。同时我们再联系到后来在毛泽东同意下当着叶群的面将这封信予以烧毁来看，该信应该包含着毛、林之间的分歧，以及毛泽东对林彪的批评意见。因而修改件与原件相比，在基本意思上是不会有什么出入的，不存在大幅度修改此信的问题。

　　当然，这并不表明这封信在发表时没有进行过一些无关宏旨的措词和技术方面的改动。不过，既使在公开发表前有所修改，也是在保持通信基本风貌的前提下，对一些词句和个别段落进行了调整和删改，但其基本意向不会改变。因为在公开发表的信中其要点仍然存在，并没有发生变化。

　　还有资料说是林彪让叶群找到江青，说林彪既然已经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改正了错误，担心以后会有人利用这件事做文章。在报经毛泽东同意后，江青又拉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作为见证人(戚没有看信的内容)，当着叶群的面，烧毁了此信。这则资料还有待于作出进一步的考证。不过毛泽东同意烧毁这封信则是真实的。

　　3、这封信让人感到晦涩而又扑朔迷离的原因之三：这封信后来经毛泽东同意被烧毁了，其中的原因耐人寻味。

　　毛泽东的文稿是中国共产党的珍贵文献。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在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他的同意，像这样的信件是不可能被别人决定烧毁的。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又同意烧毁这封信呢?

　　从这封信中有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以及毛泽东对林彪批评的内容来分析，在林彪已经表示接受毛泽东意见的情况下，[12]毛泽东此举实际上还是处于党内团结的考虑。

　　我们的这个判断可以从以下两则文献资料上获得印证。

　　第一个是中央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后，在毛泽东一九三一年一月五日给林彪写的一封通信的编选问题上。林彪曾给中央打电报希望在这封信公布时不要出现他的名字，以免在党内引起误会，毛泽东接受了他的意见，将文章的题目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在开头和末尾删去了批评林彪的话。[13]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一九五一年版中关于这封信的题解是：“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篇通信，是为批判当时党内的一种悲观思想而写的。”

　　直到一九九一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时才在题解中说明了这篇通信写作的真实情况：“这是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是为答复林彪散发的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一九四八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在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他的名字。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在收入本书第一版的时候，这封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14]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篇文章的修改及题解的撰写是从党和军队团结的要求出发而进行的。

　　第二个是从毛泽东对“九篇文章”的处理彰显毛泽东从团结愿望出发来处理历史上党内分歧的大局意识。

　　毛泽东在一九四一年九月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延安整风运动前夕，为了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曾对王明时期的中央下发的九个文件进行解剖，写了五万多字的文章，统称“九篇文章”。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文章高屋建瓴，一气呵成，文风犀利，思想深刻，点了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刺人的话也不少，后来几经修改，仍然锋芒毕露。[15]“九篇文章”写好后，曾送给刘少奇和任弼时看过，但并不是征求他们的意见，当时也没有计划在党内发表。[16]

　　一九六五年一月，为了修改“九篇文章”，毛泽东在将“九篇文章”印发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征求意见时写了一个批语：“……其中又提了总理(指周恩来，—引者注)的名字，也应该删掉，因为总理一生正确比错误多得很多。此文过去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二日，毛泽东就修改后的“九篇文章”，又写了一个批语：“这篇文章是在延安写的，曾经送给刘少奇、任弼时两同志看过，没有发表。送出去后也就忘记了。一九六四年有人从档案馆里找出这篇文章的原稿，送给我看，方才记起确有这回事。在延安之所以没有发表，甚至没有在中央委员内部传阅，只给两位政治局委员看了一下，就再不提起了，大概是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太尖锐，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吧。现在年深月久，这个不利于团结的问题不存在了，干部不会因为看了这篇文篇怒发冲冠，不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从而破坏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了。”[17]毛泽东后来还把修改后的稿子送给当时中央几位领导同志传阅过，但是后来既没有公开发表，也没有在内部发表。[18]

　　一九七四年六月，毛泽东又找出“九篇文章”仔细看了一篇，并将其中称赞刘少奇的内容全部删掉，打算印发中央委员，但后来只发给部分政治局委员看过。直到逝世前的一个月，即一九七六年八月，毛泽东还请人读给他听过一遍。他对“九篇文章”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19]

　　“九篇文章”是毛泽东费尽心血之作，通过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剖析，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斗争规律的认识发生了一次飞跃，从而形成了适应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政策和策略。但是我们看到“九篇文章”的命运也很特别，既没有公开发表，也没有在党内发表，就连中央委员会内部也没有印发过。就是在几十年后虽经几次修改，也是如此。

　　“九篇文章”没有发表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文章过于尖锐，不利于党内团结的缘故。我们看到，就是在一九六五年，一九七四年，这分别是“九篇文章”完成二十多年和三十多年后，由于文章所涉及的当事人仍然健在，且在党内担任高级领导职务，因而从党内团结的要求出发，最终也没有能够发表。

　　从毛泽东对一九三一年一月五日给林彪的通信及对“九篇文章”的处理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自己写的文章不论是修改还是决定发表与否是从党内团结的要求出发的。在给林彪的通信中，他采纳了林彪的建议，将信中批评林彪的部分作了删改。“九篇文章”是毛泽东费尽心血的心爱之作，也是他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斗争的思想结晶，但是在毛泽东生前既没有公开发表，也没有在党内发表，就是在中央委员会内部也没有传阅过。这主要还是处于党内团结的考虑。由此我们认为，毛泽东在林彪表示接受自己的意见后，从党内团结的要求出发，为了打消林彪的顾虑，使左派内部更好地团结起来，以便于集中力量打击右派，就同意烧毁了这封信。

　　4、这封信让人感到晦涩而又扑朔迷离的原因之四：九一三事件后，这封信在党内印发的时候，有人从当时批林整风的现实出发，对这封信从政治上进行了解读，这样就偏离了这封信的真实内涵，从而使这封信更显得让人捉摸不定，神秘莫测。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致江青的信作为批林整风的文件印发党内学习。应该如何认识毛泽东在信中对林彪的批评，就成为迫切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当时批林整风的斗争形势也不能不影响到对这封信的准确解读。于是有人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出发，对这封信作了有利于批林的解读，这样就在这封信的理解上出现了偏差。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在批林整风期间有一份宣讲材料在谈到这封信时说：“这封信是针对林彪《“五一八”讲话》写的。林彪《“五一八”讲话》刚一出笼时……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已经看出林彪的《“五一八”讲话》不讲马克思主义，不讲党的领导，专讲个人，讲宫廷政变，不讲阶级斗争，不讲人民群众，鼓吹唯心史观，抹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动本质。”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后来还重用林彪呢?这份材料作了如下说明：“毛主席虽然在写信时，已经看出林彪《“五一八”讲话》是违背马列主义观点的，但这仅是思想上、理论上的错误，还没有发现他当时在政治上组织上搞阴谋”等等。 [20]

　　这份材料认为毛泽东在致江青信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林彪的反动本质。不过是由于仅是思想上、理论上的错误，还没有发展到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毛泽东才没有采取措施而已。这显然是从九一三事件的后果出发，望文生义地从这封信中来寻找原因。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曾经说过“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的话，可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却印发了这封信，公开了这些话，这就会使人在分析这封信的时候，容易从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出发，从这封信中透露出来的毛泽东和林彪的分歧及对林彪批评的话语中来寻找证据，说明九一三事件发生的必然性。这种从后来的结果中来逆推出前面的原因，而没有将这封信放在当时的背景下去进行解读的方法，就会偏离这封信的宗旨，在这封信的解读上陷入迷茫，难识其本来面目。

　　5、这封信让人感到晦涩而又扑朔迷离的原因之五：在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后，从否定文革的政治要求出发，离开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主观臆断，歪曲事实，将对这封信的解读作为诋毁文革的利器，在这封信的认识问题上笼罩了一层疑云。

　　在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后，在这封信的解读问题上，就从这个前提出发，从这封信中找“证据”，来达到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这种不是从对当时历史背景进行全面而深入地考察出发，而是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用功利主义的态度，从权力斗争的角度进行的解读，就歪曲了毛泽东的写作意图，离真实的事实，相去甚远。

　　这种在否定文革的基础上进行的解读，本身就已经先入为主地有了定见，又怎么能够认识到这封信的真实内涵呢?又怎么能够洞察到毛泽东在文革发动之际写作这封信的真实意图呢?因而这种解读也就难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获得人们的认同和共鸣。这充其量不过是服务于否定文革的政治需要，为否定文革进行的历史背书而已。但这种解读毕竟为这封信笼罩上了一层疑云，迷住了不少人的眼睛，将人们对这封信的理解导入歧途。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封信让人感到晦涩而又扑朔迷离的原因是复杂的。这里既有毛泽东在写作时用了不少隐语，致使人们在理解上出现的分歧，也有这封信被烧毁，却又在九一三事件后在党内印发，从而使人们对信件的真实性及修改情况产生的疑问，还有在九一三事件及全盘否定文革后，现实政治对准确解读这封信造成的严重影响。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这封信的真实内涵和写作意图就被深埋在层层的云雾中，人们在对这封信的理解上也就陷入了迷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