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农业生态学为中心的可持续农业科技成功案例及其启发何谓以农业生态学为中心的可持续农业科技，现阶段已经有哪些成功实践，下文将结合一些在中国已经有相当推广规模的成功案例展开讨论。 1. 多样性混栽持续控制水稻病害1996年云南农业大学、国际水稻研究所等单位提出了利用生物多样性持续控制水稻病害的研究项目，在利用传统地方品种和现代杂交稻品种多样性混栽控制稻瘟病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根据水稻品种抗性遗传背景、农艺性状、经济性状、当地栽培条件及农户种植习惯，以云南农业大学朱有勇教授为首的科学家团队进行品种选配和混栽：每四排或者六排杂交稻，栽一排传统稻。由于不同品种具有的不同抗病性能和农艺性状，极大的减少了因稻瘟病和倒伏引起的产量损失(Zhu Youyong et al.，2000)。 由于利用水稻品种多样性混栽控制稻瘟病技术简单易行，具有明显的防治稻瘟病效果和增产效果，很快为广大农民所接受，并得到了政府部门的重视。从 1998年到2003年，在云南、四川、湖南、江西、贵州等省33个市(州)202个县累计示范推广981433公顷，有效地控制了稻瘟病的流行，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据四川和云南的统计，减少农药使用80%以上，杂交稻增产6.74～9.39%，传统稻种增产61.1%～117.4%(朱有勇等，2004)。 该技术实现了短期和长期收益的完美结合。从短期看，高产品种和当地优质品种(传统品种因为其口感好，往往是农民自产自销的首选)的搭配，同时满足了农民对高产和优质的需求，经济效益互补，提高了农户的积极性。据统计，农民平均每亩收益增加100元以上。从长期看，该技术促进了保护传统地方品种，有效的保护了水稻生物多样性。近年来，大量传统品种的快速流失，使得将来的育种工作(无论是常规育种，还是转基因育种)面临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危险，所以保护传统地方品种对农业科技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目前，该技术正在进一步推广和实践中。同时，在联合国环境署和全球环境基金的支持下，以云南农业大学王云月教授为首的中国科学家团队正在扩展相关研究，就如何利用水稻、大麦、玉米和蚕豆多品种混栽控制病虫害展开研发和推广。 2. 水稻强化栽培技术水稻强化栽培技术体系(System of Rice Intensification，简称SRI)是一种借鉴中国传统旱稻耕作技术基础上发展出来的颇具创新性的水稻种植方法，自20世纪80年代在马达加斯加发展起来之后，目前在所有主要大米生产国都有所推广。这种栽培技术的主要特点是：早移栽，稀植而非密植，稻田只需保持湿润，或者干湿交替，而不需长期淹没。其发源地马达加斯加，在更多使用农家肥而非化肥的条件下，水稻强化栽培普遍达到了增产100%以上的惊人效果，有些农民的亩产高达1400公斤，达到甚至超过了中国正在研发中的超级稻的产量。水稻强化栽培下单株产量大幅度提高，但其增产的具体机理还在研究中，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我们对农业生态学和增产机理的理解还非常有限，迷信基因决定一切显然是无知的。 水稻强化栽培经过改进后在中国某些省区已经有相当的推广。到2007年止，四川和浙江推广超过433000公顷。表3是来自四川的数据。
数据来源：四川省农业局郑家国，四川农业大学马均 2007、2008年，使用水稻强化种植的农民每亩增收100元以上。到2009年为止，四川省每年推广25万公顷以上，平均增产20%左右。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该增产效益是在不增加农民劳动力投入，也不增加化肥或农家肥投入的情况下取得的。 中国农业大学在四川省使用水稻强化栽培技术的一个村庄研究发现，强化栽培技术在产量提高的同时，用水量减少了45%(徐秀丽等，2006)。中国国家杂交稻研究和发展中心发现：如果精心管理，使用强化栽培技术的稻田可以减少水使用量多达65%。这对水资源严重匮乏的中国意义重大。 很多农民还报告说，使用强化栽培技术的植株根系更发达，所以对抗暴雨或干旱的能力更强。正如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所指出的，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复杂严峻，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加深，我国耕地和淡水资源短缺压力加大。随着干旱和极端天气事件越来越频发和严重，研发和推广这类节水并能够加强作物抗旱抗涝能力的栽培技术显然更为重要。 3. 以测土配方、分时施肥为中心的高产高效土壤—作物体系中国以不到全球9%的土地养活了约占全球20%的人口，成就巨大。但这个成就是在大量甚至过量使用化肥农药的基础上取得的，其带来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不可忽视。中国化肥年消费量已达5000万吨(纯养分)，为全球第一。而且单位面积使用量也是全球平均的2.5～3倍。对比2002年每公顷可耕地平均化肥使用量：世界100.8公斤，发达国家82.6公斤，中国276.1公斤。长期过度施用氮肥造成的土壤酸化，是对中国农业可持续生产的巨大威胁(Guo J.H，Zhang F.S.et al.，2010)。 因此，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生态环境，是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为此，以中国农业大学张福锁教授为首的科学家团队建立了作物栽培、植物营养、土壤等多学科紧密结合的研究平台，以图破解作物产量与资源效率协同提高的科学难题(Ju XiaoTang，Zhang Fusuo et al.，2009)。这一技术途径的关键技术包括：改善土壤质量，综合利用各种养分资源以及同步养分供应与作物需求，和高产栽培技术。 在现阶段，以测土配方、分时施肥为核心的水肥综合管理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可以在减少化肥用量的同时增产。在国家重大基础研究973计划项目，国家公益性行业专项等项目的支持下，我国三大粮食作物，水稻，玉米、小麦土壤—作物系统综合管理体系已经建立，并在110个主要农业县进行示范验证。300多个试验点的结果表明：与农民传统的种植习惯相比，土壤—作物系统综合管理体系平均增产10.8%，氮肥生产力增加13%。
数据来源：中国农业大学张福锁等 可持续农业科技成功研发推广所需要的制度建设根据黄季焜等人2005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数据，BT转基因水稻在几十户农家试种结果，可增产6～9%。根据其他良种推广的经验，大面积推广时增产幅度可能还会有折扣。上述三个案例表明，以农业生态学为中心的可持续农业科技的增产潜力至少可以和转基因媲美，甚至远超过转基因。但另一方面，可持续农业科技的研发投入严重不足，一些成熟的技术推广阶段也常常遭遇制度失灵或者市场失灵导致难以推广，仍值得我们深思。 先讨论研发的问题。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农业科技研究，极大的被大公司所主导，为其利益所驱动，对一些真正有益于小农的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没有研发动力。中国的农业研发，国家投入是重点，但被部门短期经济效益绑架的现象也同样存在。过去十余年转基因研发一枝独秀的情况就是明证。哪怕转基因有极大潜力，这种“把绝大部分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更像是赌博而不是理性投资。相关部门需要反思：农业科研导向是否被跨国公司强大的广告公关能力所误导。 在推广阶段，狭隘的个人利益和部门利益往往也有可能成为环境友好型农业科技的阻力。比如，水稻强化栽培减少种子用量，减少用水量，不增加甚至减少化肥用量，农民增产增收，于国于民都是有利的。但对于相关的科学家，并没有直接的收益，不能靠卖良种、卖化肥农药为自己或者本部门创收，甚至因为减少种子用量而发生与狭隘的种业利益直接冲突，这是不是一些相关人士没有热情的原因之一? 测土配方、减肥减药技术在推广中也常常遇到市场经济的巨大阻力——在市场化改革后，最基层的农技工作人员有相当一部分收入来自于卖化肥农药的利润，导致他们对推广这类科技不热心，应付了事甚至阳奉阴违。我们的制度改革，如何应对这种市场失灵的情况，值得政策制定者深思。 上述市场失灵或者制度失灵的现象并不是个例。一位昆明的农技专家讲述了黑光灯的案例。一盏20W的黑光灯可管理50亩以上农作物，一夜的诱杀虫数可高达4公斤。当然，放置黑光灯周围的一小片庄稼是会被诱来的害虫几乎啃光的，尽管整体来看这种“牺牲”是非常值得的。然而分田到户后，农户平均土地面积 10亩左右，还常常分成几块，十几块田，再加上极端原子化的小农合作困难，造成政府多次试图推广黑光灯的努力无功而返。 上文提到的水稻混栽，笔者曾经和相关专家讨论过：每四排或者六排杂交稻栽一排传统稻，是否意味着该方法在水稻种植已经全部或者部分机械化的地方难以实行?答案是并非如此，只要有农机部门的配合，研制每隔几排间作另一种作物的农用机械是完全可行的。可持续生态农业技术和机械化以减少农民劳动强度是不排斥的。比如水稻强化栽培，巴基斯坦某农业组织已经成功试验了其种植过程中多步骤的机械化。 四大粮商、孟山都等跨国公司在商业上之所以成功，其极强的纵向和横向整合能力是一大原因，其对产供销整个产业链的控制，对国内甚至国际政策的影响力都不得不让人“赞叹”。因此，对其推广的科技和倡导的政策我们需要持审慎态度，追问其是否符合中国国情和利益，但就其整合能力本身，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现阶段我国农业界学科分割和条块分割的现象非常严重，比如上文提到的水稻混栽、水稻强化种植技术等，尽管在中国已有非常一流的科研成果和相当推广，但笔者接触到的不少农村政策专家或者农村社会学家，对这些一流科技成果却闻所未闻，自然也无法对进一步推广提出相关的政策配套——尽管他们一旦了解后也有相当兴趣。所以，加强农业技术专家和农业政策专家、农村社会学家之间的交流和互动，突破学科分割和条块分割，推进多学科、多部门配合，是研发和推广适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农业科技的必需。同时，我们的科研评估体系也需要反思。农业是一门实用性很强同时与国民经济密切相关的学科，那种把为本部门创收能力高低，或以 SCI论文发表数量多少来评估、衡量农业科研工作成绩的思想和做法，是否符合我国农业发展的长远利益?而那些真正服务农民，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农业科研人员，他们的辛勤工作在这种评估体系下能否得到激励，还是可能被边缘化? 所幸，对这一系列问题，2012年的一号文件都有深刻阐述，也指出了努力的方向，“打破部门、区域、学科界限，有效整合科技资源，建立协同创新机制，推动产学研、农科教紧密结合。……完善农业科研评价机制，坚持分类评价，注重解决实际问题，改变重论文轻发明、重数量轻质量、重成果轻应用的状况。” 转基因研发一枝独秀的潜在危害笔者以为，在过去十余年里，有关部门一定程度上被误导，过于迷信转基因技术，导致农业科研投入过分集中于转基因研究，而一些有同等潜力，甚至潜力更大的可持续农业科技方向，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投入。笔者在上文中详细讨论到的三种科技成果——水稻混栽，水稻强化强化栽培，测土配方，都在大面积推广中取得了同等甚至远远超过转基因的增产效果。 笔者采访的一位教授说，他很感激本世纪初拿到的某个科研基金，连续给了4年，他们在这4年里做出了很好的大田试验结果，于是他们改进的某技术被列为省农业厅重点推广项目，从此每年推广数十万公顷，平均增产20%左右。追问他这个基金多少钱，回答每年20万而已。他说感激，笔者听着忍不住感慨，每年 20万，比起某些转基因科研人员据说每年上亿的科研基金，真是零头的零头。更让人不解的是，他所在的某大学水稻研究所，三四十个科研人员，从前每年科研经费七八百万。后来，这个所里有人开始搞转基因研究，现在拜“大干快上研究转基因之福”，全所科研经费这几年一下子上升到两千多万。当然，新增的钱大都是投给转基因研究的。尽管这位教授做出了比转基因好得多的增产20%的研究成果，仍然还是继续带着他的学生们，以真正服务农民的雷锋精神尽量把无法与转基因研究相比的那些相当可怜的科研经费花在刀刃上。这位出身农民的专家认为：政府给科研人员的待遇已经相当不错了，所以，不要打太多个人的小算盘，认真服务农民是他分内该做的。但笔者还是忍不住担心：他能招到好的学生吗，能留住好学生吗?这样真正服务农民，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专家，将来能后继有人吗?如果农业研发投入过分偏向转基因研究的现状不改变，跟风研究转基因只会愈演愈烈，毕竟，利益的诱惑太大了。 Jack Heinemann教授作为转基因科学的研究者，认为即使解决了安全问题，转基因也不可能一枝独秀解决农业面临的挑战。其实，国内也有转基因研究者持类似观点。在2010年3月的一次可持续农业会议上，我有幸见到了香港浸会大学植物生理学家张建华教授——《自然》杂志(Nature)2008年12月文章 “五位可改变世界的农作物研究者”之一，他是唯一来自亚洲的。作为节水农业的专家，张教授自己也在进行转基因抗旱作物的研发。说起当时民间讨论中一些对转基因技术的过分妖魔化，他摇头叹息;但说起对转基因育种的投入是常规育种的几十甚至上百倍，他同样摇头叹息，说这同样是不符合科学精神的。他在国家召开的相关会议上也曾试图提过意见。可惜，像他这样有良心、负责任的转基因科学家并不多，看看国内不少从事转基因研究的科研人员，其行为更像是急于推广产品的商人。 养活中国必须依靠转基因吗：和某些人商榷有关转基因安全的争论，一再把有关部门推上风头浪尖。由于转基因大豆和玉米的进口量不断增加，一些反转人士激烈的指责农业部和其他相关部门卖国。另一方面，在2013年10月的一次访谈中，某位专家说，中国已经没有拒绝转基因的资本。他表示，有人提出转基因作为一种新技术存在风险，建议在争议消除前先使用传统技术，藉时间之手来了解和规避风险;但我国粮食产出和需求间的突出矛盾，已经让这种选择成为不可能。大量进口转基因大豆和玉米，是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必须选择。 我们首先需要分辨的是，进口转基因大豆/玉米的问题，与国内争论激烈的转基因水稻作为主粮是否要大规模商业化种植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尽管有所关联，其实是相对独立的。转基因大豆/玉米的进口，并不是推广国内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借口。转基因水稻是否应该商业化种植，主要应该取决于以下两个方面： 1. 其增产潜力有多大，与其他农业科技相比机会成本如何。关于这个问题，上文已经提供了不少数据和相关文献，供读者理性思考。2. 其增产潜力所带来的利益是否超过了可能带来的食品安全和生物安全问题的损害。尤其是民众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某些试图推动转基因技术商业化的相关科学家至少应该拿出老鼠90天中期或者两年长期喂养的原始数据，供相关专业人士和公众审视，而不是搞什么“转基因大米试吃”这类其实在违法边缘的噱头活动来哗众取宠造舆论。下面讨论转基因大豆/玉米进口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讲，那位专家有一点说得没错，从满足需求增长的角度来看，转基因大豆和玉米进口的增加在中短期内可以说是别无选择。本文前言里已经提到，过去10年，我国粮食的进口依存度从6.2%增长到12.9%，翻了一番。2003～2011年，粮食生产累计增长 33%;同期消费累计增长41%，消费增速是生产增速的1.24倍。进口越来越多的大豆和玉米以满足不断高涨的所谓“刚需”，是农业部迫不得已的选择;而农产品出口大国美国，巴西，阿根廷，这两种作物转基因普及率高达80%甚至90%以上，国际市场上流通的几乎全都是转基因作物——中国也是别无选择。试想，如果只是简单的听从某些极端反转人士的要求，停止所有转基因农产品的进口，除非重新搞每人凭票限量供应，中短期内的结果一定是供应短缺(比如大豆，进口接近80%，一旦停止进口短缺将会非常严重)，造成价格飞涨，抢购/囤积等现象层出不穷。到那时候，民众的意见只怕比现在多得多。 那是不是说，中国除了不断增加转基因产品进口，就别无选择了?非也。为了从这个看似无解的问题中找出答案来，就让我们来考察一下所谓“刚需”是否是真的刚需。 中国人均每天卡路里供应量，近年来不断攀升，到2009年已经高达3036大卡，远超过日本人均每天2723大卡。据估计，普通成年女性每天需要约 2000大卡，成年男性每天需要约2500大卡，中重体力劳动者每天需要2800大卡。可见，尽管中国中西部贫困地区仍然存在部分营养不良现象，但从人均来讲，供应早已是绰绰有余。
图8：中国人均卡路里供应量1992～2009年的变化(数据和图表来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
图9：人均每日肉类蛋白质供应量中国与日本的对比 人均每日肉类蛋白质供应量，中国在1997年赶上了日本，到2009年已经超过日本20%左右。 2012年食用油销售超过人均20.5公斤，平均每人每天56克，远超过营养学推荐的不超过25～30克。 可见，所谓农产品需求高涨的“刚需”，并不是从健康营养的角度出发而产生的刚需，而是盲目学习肉、蛋、奶、油越多越好的美国饮食习惯而产生的“刚需”。这不但给农业带来了过大的不必要的压力，同时消费者自己也为此付出了健康的代价。 1985～2000年7～18岁中国儿童超重比例上升28倍，肥胖比例上升7倍。2006年全国0～6岁儿童单纯性肥胖流行学的一个研究发现：11 个城市随机整群抽样儿童84766名，肥胖、超重总检出率分别为7.2%、19.8%，已经超过欧洲，仅次于美国。成人肥胖率也同样快速上升。肥胖率超英赶美的后果是相关疾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所谓富贵病)急速增加。中国糖尿病患者总人数2000年为1430万，2004年的一项研究(Wild，S.，Roglic，G.，Green，A.，Sicree，R.& King，H.Diabetes Care 2004)曾发出警告：中国糖尿病患者总人数2030年将上升到2510万——这些对医疗体系将是巨大的负担。但现实是，该警告的估计过于保守，近年来糖尿病患者人数如同火箭般攀升，2010年已达到9200万，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糖尿病大国。2013年9月3日，中国研究人员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上报告说，中国成人糖尿病患者数量估计超过1亿，而过半数的成年人达到了前糖尿病的状态。营养过剩造成的疾病危害早已经远远超过营养不良所造成的疾病危害。某些农业产业界人士出于扩张市场的需要，还在继续宣传中国肉、蛋、奶、油的人均消费应该进一步向美国看齐。严峻的现实是，如果继续目前这种胡吃海喝的趋势，不仅我们的农业承受不了，我们的医疗体系也承受不起。 上文将中国农产品消费与日本做对比是有原因的。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日本人均寿命全球第一，远好于排名33的美国。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毫无疑问，日本更为合理的膳食结构是重要因素。所以，无论是从消费者个人健康的角度，还是从农业长治久安的角度，中国对农产品的需求都不应该继续增长了，而是应该从强调数量的增加转移到对质量的保障和提高。尤其是对食用油和肉类的消费，应该提倡“少吃油，吃好油;少吃肉，吃好肉”。 除了过量消费，中国粮食浪费也同样惊人。上海每天倒掉2000吨食物，北京是1600吨。据估计，中国每年浪费的食品价值超过2000亿元，可提供约2亿人的口粮。浪费可以说是全民性的，并不局限于富人或者官员的公款消费。据中国农大某教授的抽样调查，大学食堂所卖出的饭菜，有1/4～1/3被倒掉。曾经听到某农民朋友的直言，“如果大家都这么浪费，如此造孽，那么不得不吃转基因或者农药高残留的农产品难道不是活该吗?”确实，如果浪费能够减少一半，需求减少到适量，无论对国内生产者，还是国际生产者，我们才能有底气对他们提出提高质量的要求。 以大豆为例具体分析。全世界大豆产量目前大概是2.5亿吨左右，在世界大豆市场上交易的大概是1亿吨。其中中国2012年进口5838万吨，基本占 60%。作为最大的进口国，中国可以说是毫无议价权/话语权。为什么?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消费增加太快，国际上新增的大豆产量，都被中国毫不犹豫地吞下，以满足其无理性扩张的巨大胃口。试想，如果中国的人均食用油消费从每天56克下降到营养学推荐的每天不超过30克(下降40%以上)，人均肉类消费下降到日本人均水平(下降15～20%)，对大豆的需求当然会相应下降。国际大豆市场会因供应过剩，从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中国作为最大的买家，这个时候就有话语权了，因为美国/阿根廷/巴西等出口国这时都得求着中国买大豆了。这个时候中国就可以就提要求了： 第一步，可以建立草甘膦等农药残留标准和检测，残留超标的不予进口。第二步，可以进一步提出优先进口非转基因大豆。第三步，中国大豆产业也可以因此走出去，为愿意种植非转基因大豆的国家和农民提供种子以及其他服务。在2011年4月28～29日，在中国环保部主办的“转基因生物安全国际论坛第四次研讨会”上，来自玻利维亚政府部门的一位专家就提到，玻利维亚有大量有待开发的闲置土地，只要中国愿意买，他们也愿意为中国种植非转基因大豆，甚至更高要求的有机大豆。作为一个几乎没有大豆种植传统的国家，玻利维亚的大豆产业80年代从零开始，90年代后期开始加速发展，现在当地大量农民种植的是经由巴西传入的转基因种子。同为拉美国家的阿根廷转基因大豆全面推广后，除草剂滥用带来了巨大环境和健康代价(阿根廷除草剂使用量从1990年的900万加仑狂涨到现在的8400万加仑，抗农达转基因品种的推广是最大的原因)，所以玻利维亚政府并不愿意鼓励转基因大豆的种植，还为此专门建立了一个2500万美元的项目鼓励常规非转基因大豆的种植。然而，南美市场上缺乏对非转基因大豆的产业化技术指导和其他服务，所以该项目的执行水平非常有待提高。而这个正是中国大豆产业应该而且可以抓住的机会。 有反转人士提出了“宁死不吃转基因”的激烈口号。可惜，光靠喊口号喊不出粮食来。无论是痛骂决定转基因大豆和玉米进口的相关人士，还是“宁死不屈” 的表态，都于事无补。短期内停止大豆等转基因农产品的进口，只会造成市场短缺甚至社会动荡。然而，如果每个消费者都从自己做起，减少浪费和过度消费，中国作为最大的买家，在国际市场中就能有更大的话语权，对我们需要的进口农产品提出减少农药使用量，非转基因等更高质量要求。我们需要的，不是任何人“宁死不吃”的口号和姿态，而是需要更多的人从减少浪费和过度消费这样的小事做起。这件事，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做起，从当下做起。 中国农业长期以来一直强调开源、增产，在当年生产总量和消费都比较匮乏的情况下是适用的，但现阶段已经到了开源和节流需要同时并重的时候了。有关部门某些人士在转基因食品安全和生物安全等问题尚有巨大争议的时候急于推广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巨大增产压力下病急乱投医只怕也是原因之一。长期研究多种疾病与膳食关系的营养与食品安全专家陈君石院士一直呼吁，“以植物性膳食为主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千万不能丢弃。”在广大人群中宣传正确的营养学观念，不再盲目追求更多的肉、蛋、奶、油，建立正确的“吃得好”观念，刻不容缓。这是保障农业安全的需要，也是保障人民健康的需要。 对转基因农产品的监管当然，从历史经验看，希望大量人口改变不健康不合理的消费习惯，显然需要长期的努力。那么，短期内就任凭转基因农产品无序泛滥吗?也不是，从监管方面，政府也应该有所作为，让民众放心。平心而论，中国对转基因的管理规范从世界范围来看还是相当严格的，虽然逊于欧洲，但比美国更严格。然而，执法层面需要提高的空间很大。比如，尽管转基因水稻2009年才拿到农业部的安全证书，但早在2005年湖北省就发现上万亩违规扩散的抗虫转基因水稻。湖北省农业厅点名三家企业(武汉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武汉禾盛种衣剂有限责任公司和华大新技术研发公司)擅自扩大制种，其中华大新技术研发公司是华中农大下属企业，而武汉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由张启发教授担任首席执行官。发现违规转基因作物后，政府补救措施还是相当到位，每亩补偿农民四五百元，上万亩水稻全部铲掉。然而，有关科研人员知法犯法，却并未受到任何实质上的处罚，让人不得不担心比美国更严格的管理规则是否只是存在于纸面上。目前国内关于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争论中，不少民众对转基因科学家种种说法抱怀疑态度，不是没有原因的。 对国内已经大量进口的转基因大豆和进口量也在快速增加的转基因玉米，也需要加强监管，包括： 1. 严禁种植，以保证国内的非转基因大豆和玉米品种不受到可能的污染。2. 尽量用于养殖业。笔者就相关问题专门咨询了大豆协会专家刘登高，他表示，除了养殖和食用油，国产非转基因大豆虽然产量不断下降，在现阶段还是能够满足直接食用和豆腐、豆芽、豆浆、大豆蛋白粉等主要大豆产品的需求。同时，就连转基因农产品管理最严格的欧盟，也同样进口不少转基因大豆用于养殖业。由于出口大国美国/阿根廷/巴西转基因大豆种植比例都在80%以上甚至更高，短期内国际市场上的买家确实都别无选择。上文已经提到要想改变这个现状的长期努力方向。3. 对用于人类直接消费的转基因农产品，必须严格标示，让消费者有充分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比如可以对照欧盟标准，有0.9%以上转基因成分就必须标示。对违规企业严格处罚。对于已经在国内大量种植的转基因棉花，尽管不是粮食作物，但监管同样重要。毕竟，如果因为管理不当而出现超级害虫/超级杂草等生物灾害，受害的将不仅仅是棉花。在2011年4月28～29日的转基因生物安全国际论坛第四次研讨会上，吴孔明院士就提到，目前国内市场上的抗虫棉品种繁多而杂乱，其中既有抗虫基因表达水平高的，也有不少抗虫基因表达水平低下的——他建议此类品种应该禁止上市。正如抗生素的滥用容易引发细菌的抗药性，抗虫基因表达水平低下品种的种植抗虫效果有限的同时容易催生害虫的抗性，应该加强监管制止这种对转基因技术的滥用。 结语转基因问题无疑是国内目前关于农业的最热点问题。但无论民众和政府，都不应该局限于这个问题，而是当把眼光放长放远到农业的长治久安这个更本质的问题。美国著名农学家，优秀民生奖(Right Livelihood Award)获得者Wes Jackson曾经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自从人类发明农业以来，我们就从来没有把农业完全弄对过。”人类农耕超过万年，至今尚没有完美的农业模式，我们仍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在新的挑战下理论和实践结合，不断改进改良。 20世纪的农业绿色革命，前所未有的养活了全球大量人口，但其带来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也更加凸显了现有农业模式的不可持续性。所以，在2008年 4月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报告发布之际，评估主席罗伯特•沃森强调，坚持老路不是可行的选择，现有农业体系必须深度改革。而当时愈演愈烈的全球粮食危机，为这个结论做了真实而沉重的背书。 2011年10月粮农组织发布了题为《The State of Food Insecurity in the World 2011》(2011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的报告，预测将来一段时间内世界粮价都将在高度波动中走高。欧盟的一项研究预测，由于需求上涨/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等多种因素，到2030年国际市场上大宗粮食产品价格可能翻倍。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如何结合本国实际，采取切实措施保证粮食安全，保障小农生计，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当务之急。 所幸的是，本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始终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尤其过去四五年里惠农措施越来越多，取消农业税，农田粮食补贴，对农村医疗、教育的投入快速增加，等等。2012年的一号文件，深刻阐述了我国农业面临的挑战和政府的积极应对。 同时，粮食安全既然是公共品，除了政府和农民，还需要每一个消费者承担自己的责任，为我们长期的粮食安全买单。从过去30年的物价指数来看，粮价和农产品价格上涨远远低于CPI上涨幅度，这其实是对农民的隐性剥削。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9年三大粮食作物每亩平均利润仅192元——其中稻谷每亩 251.20元，小麦150.51元，玉米175.37元，也就是说一家十来亩地种一年的收入不如打工一个月的工资。这种状况如果继续下去，那么，20年后谁来种粮的问题也并不是杞人忧天。为了缓解这个问题，中国政府自从2008年以来极大地提高了对主要粮食品种的价格支持和补贴，以至于出现了原粮和产品粮倒挂、产销倒挂、国内外倒挂等反常现象。但是，对于花费了大量财政补贴和生态代价得来的粮食，有些消费者却并不珍惜。 随着种田成本上涨和劳动力成本上涨，粮食和农产品价格适当上涨理所应当。对于这个问题应当从三方面说： 第一，粮价上涨可能对低收入阶层比如城市低保人群有所冲击，政府可以通过定向补贴的方法解决，比如提供购粮补助金、食品券，或者定向供应平价粮等方式。 第二，中国目前肥胖人口达3.25亿人，粮食浪费量巨大，据估算可供2亿人的口粮。这些事实和数据表明，低收入阶层之外的大量人口应该而且能够承担得起更高的粮价和农产品价格。 第三，食品价格上涨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在流通领域，尤其是进城“最后一公里”，政府想要控制食品价格和CPI应该在这方面下功夫。给农民的地头收购价，应该而且必须提高。我们对农民的同情，不应该停留在廉价的口头表述，而是真正尊重农民的劳动，为农产品支付合理的价格。 只有在农民、消费者和政府三方的共同努力下，农业的长治久安才有可能实现。 （责任编辑：柳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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