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中败成原因分析1．美国朝鲜战场失败原因分析 朝鲜战争是自太平洋战争结束以来几乎由美国独立承担的与以中国为主要对手的区域性战争。 1950年10月15日，麦克阿瑟曾在杜鲁门总统面前以嘲讽的口气对法国军队的战斗力提出的疑问。他说： 印度支那的局势令人费解。法国人有15万人组成的最优秀的部队，指挥官是声誉最高的。他们的军队是我们在防御带的两倍，对抗他们的力量只相当于北朝鲜人的一半，我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不能消灭干净。他们本可以4个月内把敌人消灭，可是近来我们看到出现了僵局。这提出了一个更引人关注的问题。法国军队的能力和质量如何?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得很出色。他们在第二次大战中表现不佳。现在的法国士兵的水平令人怀疑。如果法国人不打算战斗，我们是表示反对的，因为防御欧洲的任务是与他们密切相关的。他们在印度支那拥有法国军队的精华，而他们却没有战斗。[160] 令美国怎么也没料到的是美国军人在朝鲜战场与中国人交手后得到的却是与法国在印度支那得到的同样结果，这个结果将麦克阿瑟的话改动一下就是美国人“他们在朝鲜半岛拥有美国军队的精华，而他们却没有战斗”。麦克阿瑟提出为什么在越南法国会失败的问题，现在我们需要回答的是在朝鲜美国为什么会失败的问题。 是美国人没有明确的战略吗?并不是。 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1949年12月下旬，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拟定了NSC48/1、48/2号文件(即《美国的亚洲政策》)[161]，其中已将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美国面临的地缘政治形势看得明明白白，这些半个世纪前的研究结论即使在今天美国人的视角看也是非常到位的。 是美国没有政治和外交资源吗?也不是。 可以说，二战结束之初，美国对联合国拥有巨大影响力，当时事关朝鲜的几个联合国决议在美国操控下获得通过。 在这场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战争中为什么是竟是强大的一方失败呢? （1）战争目标没有相应的战争资源支撑 读读美国当年的文件就不难对在美国失败有一个规律性的认识。1950年11月3日，国务院远东司中国科负责政治事务的官员斯图尔特在写给助理国务卿腊斯克等的备忘录中对这场即将开始的大规模战争提出他们的评估，认为： 国务院中国事务科深切关注到目前恶化的北朝鲜局势，我们卷入与共产党中国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我们没有必要列出这种事态为我们带来的种种军事和政治问题，与共产党中国的重大冲突违背我们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那种冲突只会使苏联和中国国民党人受益。我们心里应该想到：要是与中国的战争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对美国人和中国人都是一种悲剧，是可能给美国带来灾难的事情，我们应千方百计地尽力防止出现这种局面。[162] 11月9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应国防部长马歇尔要求对这场战争作出评估，他们在写给马歇尔的《备忘录》中话说得更明白： 朝鲜与美国相距甚远，让美国长期在那一地区打一场未宣战的战争，其人力、物资和金钱耗费都是巨大的。相反地，中国与朝鲜是近邻，所以让中国共产党人无限期打这场战争，用他们取之不尽的人力，加上苏联的设备，代价相对就小多了。美国部队继续卷入朝鲜事务符合苏联和世界共产主义的利益，这样能给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带来沉重的负担。 让军队不足的美国参加战略上并不重要地区的战争也是符合苏联利益的。从全球战争的角度讲，美国因此会失去平衡，而苏联会进一步完善并完成其全球争霸的计划，准备发动一场突然袭击。 如果容忍未宣战的战争来削弱我们的实力，使我们经不起苏联在其他地方发动的进攻，对朝鲜进行的干涉就会妨碍美国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可能会在朝鲜取得小规模战争的胜利，但如果全球战争爆发，美国就会败给苏联。[163] 最后参联会得出结论： 应该把中共在朝鲜进行干涉的问题作为一个紧急问题尽一切努力用政治手段解决。最好是通过联合国解决，就我们的意向，通过我们的盟国进行直接谈判，与中共政府组成临时委员会以及通过其他可行的方法让共产党人放心。[164] 12月1日，五角大楼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国防部副部长洛维特认为苏联人知道朝鲜对美国并不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地区，其次是失去朝鲜可能会威胁到日本，并且也许会最终失去朝鲜和日本的结果，但西欧才是美国的主要关注点，美国宁可看到失去朝鲜和日本的结果，也不能失去西欧。J.劳顿·柯林斯将军“强烈反对舍曼上将关于守住朝鲜的观点。认为即使从地缘政治上考虑朝鲜也“一文不值，因为俄国人占有海参崴和另一侧的阵地”。他认为对付中国出兵除了“只有使用或威胁使用原子弹”，美国实际上无计可施。[165]12月2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致电麦克阿瑟： 从获得的所有估计来看，中共似乎有能力把联合国部队赶出朝鲜，只要他们想这么做。有两种方式阻止这一能力成为现实：一种是敌军认为这么做付出的代价太大而自动放弃;一种是在那战区投入大量额外的美国军队，不过这么做的结果是严重妨碍美国在其他地区的投入，包括影响日本的安全。从其他联合国成员国为朝鲜获得大量额外部队是不可行的。我们相信，朝鲜不是一个打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地方。我们还相信，我们不应在面对全面战争的威胁日益增加的情况下把我们剩下的可用的地面部队投入到对抗中共部队的行动中。[166] 事实上，美国在中国参战不久就意识到美国全面卷这场战争的危险性，但是由于美国将美国的军事行为与所谓“道义原则”[167]而不是基于现实政治的国家利益相捆绑，使美国骑虎难下。中国出兵没有几天，美国政府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开始考虑“怎样才能体面地摆脱出来”[168]的问题。马歇尔说：“接受停火会表明我们十分软弱。”[169]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50年11月28日下午3时在白宫就朝鲜问题召开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有：总统、副总统、国防部长马歇尔将军、艾奇逊国务卿、柯林斯将军、海军部长马修斯、海军上将舍曼及国务院、财政部等方面人员。马歇尔已开始考虑退出战争问题，他说：“我们的目的是履行我们的联合国义务，但是不要变成一个国家或者作为联合国的一个成员国卷入在中国与中共的全面战争。”他再次强调了其他陆海空三位部长的观点“即我们不应与中共发生战争”。会上，参联会也支持马歇尔认为“我们不应被拖入同中国共产党的战争”。副总统在会上问总统：麦克阿瑟将军是否作过让军队在圣诞节前回家的声明，如果作了，他是否知道迫在眼前的是什么。马歇尔认为麦克阿瑟的声明令美国尴尬，表示美国必须想办法回避它。副总统说，中国可能投入了比现在估计多得多的人力，除非美国能投入更多的人力，否则前景十分黯淡。马歇尔回答说：“这个可能性令人沮丧”，表示他不知道答案，但希望避免卷进朝鲜冲突，应考虑美国“怎样才能体面地摆脱出来”。国务卿艾奇逊说也许应该告诉麦克阿瑟：联合国和美国的观点是，“他没有必要占领那一地区，我们希望结束这一冲突。我们无法在朝鲜击败中国人，他们可以比我们投入得多。最后杜鲁门总统批评“有些人宁可看着国家垮也不愿政府取得成功。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但是有一部分确实这么想”。[170] 12月4日，杜鲁门会见英国首相艾德礼讨论朝鲜问题并诉苦衷，说：“美国在东方和西方负有责任，我们自然首要考虑欧洲的防务，但是我们同样对朝鲜、日本、菲律宾负有责任，正如英国对香港和新加坡负有责任一样。”艾德礼看到西方人的弱点，他说：“我们没有十分强大的部队”，“就英国而言，他们几个月都不可能调任何军队去那里”。艾德礼劝杜鲁门：“整个问题十分严重且十分令人厌烦。联合国可能会丢面子，特别是在远东丢面子，我们也都会丢面子，但是我们必须衡量利弊。英国人民在他们的历史上曾经面对过一些艰难的局面。”在他看来，西方人“不能如此深陷于东方，这样会使我们自己在西方处于攻击之下，毕竟西方是我们对抗共产主义阵线的主要战场。”[171]杜鲁门与艾德礼“他们讨论了原子弹及其使用问题”。这表明美国对中国出兵后的朝鲜战场已无计可施。 1951年2月，美国政府文件中明确提出从朝鲜撤军问题。这离中国出兵参战还不足四个月。2月13日，美国国务院与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从朝鲜撤军问题。会上参联会表达了他们关于从朝鲜撤军的立场，即“由于美国还承担其他军事义务，他们倾向于下一个冬季前撤军，但是朝鲜的军事局势表明无法强制执行这一撤退”。助理国务卿腊斯克认为：“从朝鲜地区撤出军队是我们的政治目标，因为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力量从事国内建设、保卫日本和西欧等等”。[172]2月23日，国务卿艾奇逊在写给总统的备忘录中美国再次重复不能继续扩大朝鲜战争的原因。他写道： 联合国军需要大量增援以展开北朝鲜的大规模行动。而无论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都不可能提供这些增援力量。即便可能，将这些力量投入朝鲜，就会使其他地区面临苏联的威胁。即使联合国增兵，莫斯科—北平轴心仍有无限的后备军队可投入朝鲜，以阻碍联合国军的全面胜利。随着战事向北推进，敌人的力量及阻止联合国军前进的力量将显著加。[173] 事实上，联合国所有成员，包括积极参与朝鲜战争的大多数国家，都强烈反对任何逾越三八线的行动。这些意见的基本理由是：(a)把敌人赶回三八线以北就完成了反侵略的主要任务;(b)进入北朝鲜(1)便无法早日解决朝鲜问题，因为敌人不会接受除了三八线以外的任何东西，(2)大大增加了同中国发生敌对行动的压力，(3)在亚洲一个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行动中不断增加军事资源投入，(4)大大增加苏联直接介入朝鲜的风险以及随后的全面战争风险。[174] 结论 权衡利弊，联合国军向北全面越过三八线地区并非上策。 建议 a.将此备忘录交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作为政策基础，以便准备给麦克阿瑟的批示草案并供总统考虑。 b.经总统同意向麦克阿瑟传达该指示后，国务院将与其他参加朝鲜战争的各国商议此事。[175] 上述分析结论与“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见解发生冲突。杜鲁门经与国防部长、国务卿、参谋长联席会议商讨后于1951年4月11日免除了麦克阿瑟的职务，这标志着美国朝鲜政策从1950年10月15日杜鲁门总统在中国10月25日出兵后，就由在约克岛与麦克阿瑟讨论后形成的可以扩大战争规模的立场，迅速转到准备从朝鲜撤出的立场。李奇微接替麦克阿瑟后的任务并不是打仗而是让美国“体面地”从朝鲜战争中摆脱出来。1951年11月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李奇微：“我们宁可接受共产党的建议，也不要中断谈判或使谈判出现僵局。”[176]1953年7月27日美国最终被迫坐在谈判桌前与中朝军队签署停战协议。 我们看到，造成美国朝鲜政策上述转变的直接原因表面上看是中国出兵，而其深层原因则是美国没有支撑在朝鲜与中国发生全面战争的物质资源。从1951年5月3日到6月27日，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举行为期七周的远东军事形势联合听证会。会上杜鲁门说：“全面进攻中国的军事行动必须避免，不要说别的理由，只因为它是一颗巨大的饵雷。”[177]艾奇逊说，如果进攻中国，“就要冒被陷入无底洞的危险。这种战事没有个结束的日子，它会把我们的血放干”[178]，而俄国人在欧洲就可以放手地干。1951年底，面对久拖不决的朝鲜战争，参谋长联席会议在致国防部长马歇尔的《备忘录》中近乎哀号地写道：“从美国的军事角度出发，美国的陆、海、空军长期被困在一场无结果的战争中，还有不断的人力和物力的损失，这是无法让人接受的。”如果美国坚持扩大战争目标，那美国就不能不面对“美国为实现其目标还要在朝鲜投注多少军事资源”的问题。[179]正因此，1951年4月6日，总统、国防部及国务院曾批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即授权麦克阿瑟可以“调遣美国远东驻军攻击敌人驻满洲的空军基地及飞行器，并打击山东半岛的威海卫附近区域”[180]，但这项批准通知直到麦克阿瑟卸任前被扣下未发给他。[181]李奇微接替麦克阿瑟后，再次要求“进攻敌人在满洲和山东半岛的空军基地”的授权[182]，尽管得到参联会的同意，但受到相当复杂或说根本无法操作的条件限制。[183] 现在回头总结美国在朝鲜战争失败——同样也是后来直至半个世纪后小布什时期美国失败——的关键原因，在于美国的军事失败，而军事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军事目标与可支撑战争目标的资源的严重不匹配。而越洋进行大规模地区性战争，使美国用以支撑这场战争的资源更显脆弱。在战争发动不久，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对此有所认识，1950年11月9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应国防部长马歇尔的要求对这场即将开始的大规模战争进行评估，清醒地认为： 朝鲜与美国相距甚远，让美国长期在那一地区打一场未宣战的战争，其人力、物资和金钱耗费都是巨大的。相反地，中国与朝鲜是近邻，所以让中国共产党人无限期打这场战争，用他们取之不尽的人力，加上代价相对就小多了。美国部队继续卷入朝鲜事务符合苏联和世界共产主义的利益，这样能给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带来沉重的负担。让军队不足的美国参加战略上并不重要地区的战争也是符合苏联利益的。从全球战争的角度讲，美国因此会失去平衡，而苏联会进一步完善并完成其全球争霸的计划，准备发动一场突然袭击。如果容忍未宣战的战争来削弱我们的实力，使我们经不起苏联在其他地方发动的进攻，对朝鲜进行的干涉就会妨碍美国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可能会在朝鲜取得小规模战争的胜利，但如果全球战争爆发，美国就会败给苏联。[184] 只是由于麦克阿瑟、艾奇逊等被二战胜利冲得忘乎所以，才使美国政府不愿采纳甚至不愿考虑当时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正确意见。 20世纪50年代，美国面临的是两洋任务，从大西洋方面看，美国面临阻止苏联的扩张和复兴欧洲的任务。1947年6月马歇尔复兴欧洲计划出台，9月苏联东欧国家成立“情报局”。1948年初至1949年初，西方国家与苏联发生第一次“柏林危机”，与此同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1952年5月16日，美英法德签订《波恩专约》，宣布恢复西德主权，实际上承认西德重新武装。次日，《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签订，而同时苏联也开始考虑与东欧国家成立相应军事联盟以西方对抗。在欧洲与苏联关系日益紧张的形势下，面对已经开辟的朝鲜战场，美国就没有可以支撑两洋同时发生战争的资源，况且朝鲜战争还是被美国认为的在“让军队不足的美国参加战略上并不重要地区的战争也是符合苏联利益的” 战争。目标没有可匹配的手段和可支撑的资源，这样的目标就只能是海市蜃楼，而建立在海市蜃楼上的战略就是注定是不可持续的。这一点不仅除麦克阿瑟之外的美国一些美国有识之士清楚，毛泽东在战争之初也看到了这一点，1950年10月2日，他在给斯大林电报的电报中说： 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只要我军能在朝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地是歼灭其第八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则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这就是说，朝鲜问题既以战胜美军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结束了(在形式上可能还未结束，美国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承认朝鲜的胜利)，那末，即使美国已和中国公开作战，这个战争也就可能规模不会很大，时间不会很长了。[185] 斯大林更是看透了美国发动战争能力的脆弱性。1952年8月20日，斯大林与到访的周恩来、陈云等中国领导人谈到朝鲜战争时说： 朝鲜战争表明了美国的弱点。24国的军队不能在朝鲜长期打下去，因为他们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也不能指望取得胜利。 美国人是一批商人，每个士兵都是投机商，做买卖。德国人20天就占领了法国，美国已经两年了，却对付不了小小的朝鲜。这算什么实力?美国人的主要武器是长袜子、雪茄和出售的其他商品。他们想征服全世界，却对付不了小小的朝鲜。美国人不会打仗。特别是在朝鲜战争以后，他们丧失了进行大的战争的能力。他们寄希望于原子弹和空中打击，但靠这些是不能打赢战争的，需要陆军。但他们的陆军既少又弱。同一个小小的朝鲜打仗，在美国国内就已经有人哭泣了。如果他们开始大的战争，那又将如何呢?到那时，恐怕都会哭泣的。[186] 如果读一下当时麦克阿瑟的一些战场分析报告，会发现这些报告从纯军事的角度看是非常到位的；但深究起来，就会发现其不足是他似不考虑美国是否有财力支持其战场目标的实现。这是这位联合国军最高指挥官与美国国务院及参谋长联席会议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 战争之初，麦克阿瑟和杜鲁门等只考虑到局部军事目标的“合理性”，而没考虑到美国是否能够调动实现这样一个“合理”目标的国家资源。事实上，1950年12月，也就是中国参战不久，麦克阿瑟已意识到“我们的部队在数量上不足”，他在发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报中以埋怨的口气称：“除非迅速提供最大数量的地面援军，否则这支部队将被迫不断撤退，抵抗力量也会随之越来越弱;要到被迫处于滩头碉堡地位，这固然能延长抵抗的程度，但除了防御以外也不会带来任何希望。”[187]1951年1月13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麦克阿瑟的电报中承认：“在最坏的情况下，即便出现我们必须从朝鲜撤军的情况，我们也必须使世界了解，我们的困难在于军需方面。”[188]1953年6月22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朝鲜停战在致李承晚的信中所作的带有埋怨的口气解释美国已无力继续这场战争的原因： 团结原则的实现不能没有牺牲。没有人能只做他想做的事。美国的年轻人没有做他们想做的事情。100多万美国孩子离开他们的家庭、亲人和和平事业，奔赴遥远朝鲜。他们去那里的原因是，你在黑暗的时刻提出以自由世界大团结的神圣原则来挽救贵国于巨大的灾难。那100万去贵国的美国孩子中，2.4万名牺牲，11万名受伤。我们在金钱上付出了成百上亿美元。那就是我们为忠诚于你提出的团结原则付出的一部分代价。[189] 1953年7月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就“美国签署朝鲜停战协定后的策略”提交的报告中承认： 自由世界的欧亚大多数国家很可能会赞成朝鲜中立化，因为这种解决办法看起来是消除了美国和共产党世界之间的一个危险的磨擦区域，从而减少爆发全面战争的危险性，还因为要强化美国在南朝鲜的地位就会大量消耗美国资源，不然，这些资源可以用在别处。[190] 通过解除其对在朝鲜的美国基地和大规模装备精良的韩国军队的支持，美国节省下来的资源可以用于加强自由世界在其他地区的军事地位。[191] 美国为这场战争动用了其陆军的1/3，空军的1/5和海军的大部，直接军费高达200多亿美元。[192]在只有15个国家参加的“联合国军”中，美国提供陆、海、空战争费用的50.32%、85.89%和93.38%。1951年春，杜鲁门亲自出马呼吁拉美各国为美侵朝战争“分担重担”，只有哥伦比亚作出响应，派了象征性的地面部队赴朝。[193]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据统计美国用于朝鲜战争的直接费用按1967年不变价格计算共达693亿美元，占一年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15%。[194]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在朝鲜战争的胜利时将“敌人在侵朝战争中用钱很多，它的预算收支不平衡”作为其中美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195] 看来，与战争之初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判断[196]一样，美国确实没有能力提供支撑打赢一场远距离区域性战争的资源。如果中国和苏联再不罢手，美国只有唯一的手段——原子弹了。 （2） “极右”思潮严重介入美国人的政治生活 除了物质资源不足的原因外，美国人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及国内的“极右”思潮也是导致美国在朝鲜战争及后来的越南战争中的失败的重要原因。 许多美国政治家始终摆脱不掉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的两难困扰。与德国威廉二世之后的战略思想史进程相似，形式逻辑完备而经验逻辑不足，战略目标论证成立而支撑其结论的资源匹配不足，是二战后，尤其是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时期及小布什时期美国的战略研究的通病。当这种思维通病被应用于东方战争则更显得致命。 如果说以中国为源头的东方文明使东方人有着比西方人更为深厚辩证法（阴阳）渊源，那么，似乎是上帝的补偿，发源于地中海的欧洲文明使西方人则占据着形而上学——尽管有赫拉克利特、康德、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有力矫正——的哲学王冠，以至形而上学成了推动基于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的主线。如果说，德国威廉二世直至希特勒的目标脱离资源支持的基于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战略还可以得到具有黑格尔和康德辩证法底蕴的俾斯麦有限守成思想矫正的话，那么，对于其民族国家历史较短、发展迅速而又处于东西方文明边缘地带的美国人——还有日本人——来说，他们在获得形而上学“补药”益处的同时，更易受到的这种“补药”副作用损害。这种损害具体表现为其国家战略设计中的形而上学优势因得不到辩证法的有力矫正而转化为“一根筋”式即片面的形而上学认识路径及由此带来的国家灾难。 麦卡锡主义是造成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国家灾难的意识根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野的共和党利用所谓“共产党人渗入政府”问题攻击民主党政府。1950年2月，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Maikaxi)在西弗吉尼亚州惠林市发表演说，无中生有地宣称有205名共产党人渗入到国务院，此后，麦卡锡利用参议员的特权，操纵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捏造事实，制造谣言，大肆指控和调查所谓的“共产主义的渗透”，进行非法审讯和法西斯式的政治迫害。麦卡锡主义诬陷诽谤的范围，上至政府要员，下至平民百姓，造成白色恐怖、人人自危的局面，甚至辛辛那提棒球红队被迫一度改名。中国问题专家拉铁摩尔和费正清、进步作家斯诺、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等著名人士均遭迫害，大批政府雇员被解雇，共产党和进步力量受到严重摧残。麦卡锡主义对美国的意识形态介入如此深刻以至1966年美国驻苏联大使汤普森惊呼：“我们现在面临的是由于大陆封锁、麦卡锡主义和杜勒斯—饶伯森年代造成的人才匮乏和代沟。”[197] 麦卡锡主义引起美国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以至1954年12月参议院通过谴责麦卡锡的决议案。虽然此后麦卡锡主义衰落，但它对美国社会造成的宁“右”勿“左”的另类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着美国人的政治生活，乃至美国的战略设计走向。[198]而美国继朝鲜战争失败后再次飞蛾扑火式奔赴越南战场，并再次遭遇比朝鲜战争更大的灾难，既是美国形而上学战略设计的恶果，同时也不能不认识到麦卡锡主义对强化这个过程所起到的推波助澜的作用：“鉴于共和党右翼的国内政治压力，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都认为有必要以北纬17°线在越南划界，那些判定杜鲁门政策应为失去中国负责的人，不希望看到因丢失印度支那而遭受指责”; [199]肯尼迪更是“深深地担忧，如果不能阻止共产主义横扫印度支那，他将被打上‘对共产主义心慈手软’的标签，……由于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社会中势力犹存，倘若共产党人在越南再度胜利，他在1964年再次当选的希望就极为渺茫了，民主党将再次遭受灭顶之灾”。[200] 2．从朝鲜到越南，美国在同一逻辑下陷入更大的失败 关于越南战争失败的原因，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评对此有极为深刻全面并有助于理解21世纪初的美国外交的评价，他在其主编的长篇巨著《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中写道： 如果说战争的失败对美国的战略地位没有什么影响，那么，这场战争的代价对美国的伤害实在是太深了，它加速了美国霸权的衰落。苏联在战略平衡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日本与西欧重新获得的经济优势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的灾难性经济政策，包括为越南战争筹资的手段，都对美国衰落的时机和深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美元的地位一直很虚弱，国际收支的赤字问题困扰肯尼迪，但直到1964年，该赤字还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艾森豪威尔之后的诸位总统都未对国家安全的代价给予足够的重视。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傲慢地拒绝对他们追求的外交目标所需的代价予以密切关注，在他们的考虑中，国际收支一向从属于安全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当政府印制越来越多的美钞来应付其创建帝国的各种行动时，通货膨胀率急剧上升。约翰逊和尼克松都试图将战争开支和通货膨胀转嫁给他们的伙伴。1965年，法国起而发难，要求美国拿黄金兑换他们手中的美元，1971年，英国和德国也开始反对美国的国际货币政策。世界开始厌倦以收存贬值的美元作为免受苏联威胁的代价。他们认为苏联的威胁已大大减小;他们厌倦以收存贬值的美元，去支持一个大多数欧洲人都反对的美国人的越南战争。当货币问题开始向安全问题提出挑战时，紧张情绪在潜滋暗长。政治学家罗伯特·吉尔平解释说：“由于外交和国内问题的双重原因，美国政府对扩张性和通货膨胀政策不停息的追求最终削弱了美元的地位，撼动了国际货币体系，[美元开始成为]全球经济中既危险而又受到排斥的一员。” 1950年至1954年美国国际收支逆平均为17亿美元，1955年至1959年(1957年除外)平均每年为25亿美元，1960年至1964年平均每年为28亿美元，1965年至1969年平均每年猛增为34亿美元。国际收支逆差增大导致美元地位下跌。1950年至1970年，外国政府、中央银行和私人握有的美元，从84亿增加到430亿，而美国黄金储备则从243亿美元，下一步降到163亿美元。60年代前半期，美国外贸顺差平均每年为54亿美元，后半期下降到30亿美元，1968年仅为83700万美元，是1937年经济危机以来的最低点。[201]据统计美国用于越南战争的直接费用按1967年不变价格计算共达1488亿美元，占一年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14%。[202]美国国力在60年代末期严重衰落，导致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孔华润接着写道： 美元贬值提升了美国的商品价格，致使其失去了海外市场，到1971年，美国在这个世纪首次出现了贸易逆差。在这一年里，为阻止黄金外流，尼克松政府拒绝拿黄金兑换美元，尼克松的属下宁愿结束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从而破坏了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于20年代所设计的、给参与国带来惊人财富的布雷斯顿森林体系。在20年代60年代末和70年代，假使没有这次战争，假使没有受到通货膨胀困扰的为国民提供工作和服务的国内计划所造成的恶果，美国面临的许多经济问题会依然存在，但是，这些问题因耗费在越南的数十亿美元而恶化了。经济停滞不前而物价却快速增长，即所谓的滞胀，在20世纪70年代打击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之后，德国和日本被剥夺了参与大国角逐的机会，因而成为美国衰落的主要受益者。日本人将其研发预算的99%用到民用生产上，从而轻易地占领了美国市场，而美国却将研发预算的50%用在武器装备方面。另一位政治学家理查德·罗斯克兰斯解释了诸如日本和德国这样的贸易国家的兴起，尽管并非出于自愿，这些国家选择了贸易而不是军事手段去获取财富和权力。撇开对日本卓越的工业计划的不实指责，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由于那场毫无理智的越南战争，美国至少加速了这个世界所面对的“日本第一”的到来。塑造一个全新的、后霸权领导风格的机会，随同美国的财富和权势，一起被挥霍掉了。[203] 此外，美国与苏联的军事力量对比的天平也发生不利于美国的倾斜。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前夕，美苏的洲际导弹数量比是5：1，1964年是4：1，1967年苏联洲际导弹为570枚，1968年增至900枚，1969年达1060枚，数量上赶上美国。美苏战略力量接近平衡。除战略核力量外，战后美国长期垄断的制海权也受到苏联的挑战。当美国因越战重负放慢海军造舰速度时，苏联正好摒弃了近海防御的海军战略，迅速加强远洋进攻力量。在常规地面部队方面，尽管美国由于扩大侵越战争把兵员在1968年扩大到350万人，但是受人力开支增大和通货膨胀的影响，装备费用不足，武器更新困难。加之越战困住了约50万美军，美国全球常规兵力分布失去平衡。[204]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的霸权已呈江河日下之势。 我们大量引用上述资料，试图说明与20世纪50年代失去朝鲜战争的原因一样，战略目标与资源手段之间严重不匹配，也是美国60年代失去越南战争的深层原因。后者与前者不同的只是，于前者中美国尚处“一鼓作气”少年气盛阶段，而于后者中美国则进入“再而衰”阶段。如果不是尼克松及时调整，美国很可能继而陷入“三而竭”的沼泽之中。对此，如果我们研究一下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及期尼克松执政期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预算变化，我们就会有更直观的认识，不难发现其中变化最大的是国防支出。(见附录一) 可以说，“尼克松主义”出现拯救了美国：其的要义是收缩战线，量力而行，使美国的战略目标与其有限的资源手段相匹配。我们看到，尼克松执政时期(1969-1974)年美国财政支出大幅下降。1969年尼克松上台将1968年联邦政府的年增长率从13.1%压缩到3.1%，收入增长率从2.8%提升到22.2%。在美国国家财政支出中，国防支出占其大部，因此，国防支出的下降是联邦财政支出下降的主要因素。在《美国联邦预算国防支出和退伍军人补助金支出》表中，国防支出年平均增长率按当年价格计算从1967年的22.9%，到尼克松上台的1969年年降到 0.7%，1971年猛跌至 -3.5%，至尼克松下台前一年即1973年也保持在 -3.1%;同期，国防支出占联邦支出总额分别从1967年的45.4%,到1969年降为44.9%,1973年为31.2%,1974年猛降为29.6%。此后数年,美国外交基本在尼克松主义的路线上进行调整。财政支出中国防开支部分逐年下降， 1989年，国防支出总额年平均增长率按当年价格计算基本保持在已下降到2.7%，1975年至1989年，国防支出占联邦预算支出总额比重大体保持在26%至22%之间。这使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期间严重透支的美国经济得以休整和恢复。美国国力逐渐上升。这为后来战胜苏联作好了预备。 3.中国胜利的原因 作为美国失败原因的反证就是中国胜利的原因。我们传统上将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胜利归功于中朝参加人员的勇敢顽强和中国参战的正义性质。这没问题，但还不完全，因为仅凭勇敢和正义我们就不能解释类似斯巴达克起义失败以及拉丁美洲一些古国文明在殖民主义炮火中毁灭的原因。 E_mail: [email protected]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