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多地少，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解决吃饭问题无疑是首要问题。在中国革命行将夺取全国胜利时，美国国务院就曾断言：中国历届政府不能解决吃饭问题，所以引起革命；共产党同样不能解决吃饭问题，命运同历届政府差不多少。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著名学者又喊出：“谁来减少养活13亿中国人”？在美国人看来，共产党不能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然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却硬是率领全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基本上解决了吃饭问题。然而，60 年过后，习近平总书记又敲起警钟，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今年“一号文件”还把粮食安全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60多年中国解决吃饭问题的历程显示，真正要把“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就得以毛泽东为师。 一、毛泽东解决中国人吃饭的方针和理论 1949年8月2日，美国阻挠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一切努力都已彻底之际，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只好夹起皮包走路”，行前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的中美关系《白皮书》。说什么：“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届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 国民党之所以有今天的窘况，很大的原因是它没有使中国有足够的东西吃。” 毛泽东尖锐指出：“在不明事理的中国人看来，很有点像。人口太多了，饭太少了，发生革命。国民党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共产党也不见得能解决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按照艾奇逊的说法，中国是毫无出路的，人口四亿七千一百万，是一种‘不堪沉重的压力’，革命也好，不革命也好，总之不得了。艾奇逊在这里寄予很大的希望，这个希望他没有说出来，却被美国新闻记者经常地透露了出来，这就是所谓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自己的经济问题，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只有美国的面粉，即是说变为美国的殖民地才有出路。” 毛泽东痛斥“艾奇逊的反革命理论”，科学地指明：“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乃客观“真理”。他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的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毛泽东选集》，第1511、1512页)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人口众多吃饭确是“第一大问题。”只不过，我们不仅要看到每个人有一张口，而且也看到每个人还有两只手。他基于唯物史观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原理，“根据革命加生产解决吃饭问题的真理”，一方面实行社会革命，变革旧社会的基本制度，在彻底消灭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又把数亿农民逐步引上合作集体经济的道路，一方面依靠数亿农民，艰苦奋斗，发展农业生产，不断增加粮食产量。这就是他所谓“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二者缺一不可。不依靠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那就如同中国历届政府一样不能解决中国的吃饭问题。反之，如果“没有人”，同样不能解决中国的吃饭。 毛泽东真是说到做到。1949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为11，320万吨，至1979年粮食产量达到 33，211万吨，总产量增长了1. 93倍，年均增长3. 91 %，人均673斤，基本上解决了近10亿人口的大国的吃饭问题。就这样，“中国历届政府没有解决的粮食问题”，毛泽东时代基本“解决了”。 这是这是社会主义农业集体经济创造了世界的奇迹。 毛泽东究竟是如何解决“历届政府无法解决的”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呢？他基本方针和理论是： 第一、“农民的唯一的出路是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使农民共同富裕。 毛泽东解决“6亿人口吃饭”的公式就是“革命加生产”。所谓“革命”说的是，实行社会革命，搞社会主义，不搞资本主义。这是解决发展农业生产力究竟要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走资本主义的老路，还是走社会主义的新路？ 毛泽东遵循唯物史观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明确地回答：社会主义是中国农民的根本出路。 1953年冬他在《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是这么讲的：“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是个体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中国农业的根本出路。（同上书，第301页） 当然，这不是说个体生产就不能增产。毛泽东认为，不搞合作化也可以增产，但增产较慢，增产有限，而且是痛苦的过程。1953年10月15日，他同陈伯达等人的谈话时指出的：“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文稿》第4册，第357页） 其实，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简单的协作，也可以造成新的生产力。所以，只有从个体的所有制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才能大大解放生产力，才能组织更大的“协作”，造成伟大的生产力，较快地发展农业生产，以适应国家工业化的要求，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 毛泽东的这种认知，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主管财经工作的陈云在七届六中全会的发言很有代表性。他在談到农业合作化同解决粮食问题的关系时说：增加我国农业产量的方法是很多的，例如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等等。但是，大规模的开荒、大量增加灌溉面积，目前还不可能。就目前的需要和可能来说，增加农业产量的主要办法，无疑是实现农业合作化。只要把分散的小农经营组成几十户或者更多户的联合经营，就可以使个体农民难于单独进行的多种增产措施得以实行。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建社的头一二年内，没有拖拉机，仍旧使用畜力和现有农具，一般可经增产20%，那么，单单这一项，全国组成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就可以增产粮食六七百亿斤。在目前，这是一种投资最少、收效最大、收效最快的增产办法。”（转引自《若干重大竟是的决策与事件的回忆》上卷，第364页）陈云在这里说出了客观的真理。 第二、人是首要的生产力。毛泽东常讲，所谓生产力，无非是两项，一项是工具，一项是人。两者结合就是生产力。1948年2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的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中说：：“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就是社会的生产力。”（《文集》第5卷，第55页）1956年11月15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又重申：“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 具。工具是人创造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9页)在生产力诸要素中，人是第一要素。就农业而言，农民劳动者是首要的生产力。所以，毛泽东强调：“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共产党的领导 下，只要有人，什么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2页)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马克思早就指出：“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 这就是说：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粮食产量，解决吃饭问题，必须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劳动者，这是不可或缺的前提。如果“没有人”，没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劳动者，那么，所谓发展农业生产，解决吃饭问题，就只能是一句的空话。 第三、“水、肥、土、种、密、保、工、管”是农业生产的“八字宪法”。 毛泽东认为，中国人多地少，发展农业生产有赖精耕细作，不断精细化，不能粗放化。他从广大农民的生产实践中，概括出“水、肥、土、种、密、保、工、管”的“八字宪法”。共和国前三十年，我国农业机械短缺，化肥供应较少，农业生产能够持续发展，粮食产量得以不断提高，靠的就是这个“八字宪法”。顺便讲到，毛泽东在工业生产上还总结出“鞍钢宪法”。实践证明，这是适合我国社会主义的工、农业生产的宝贵经验。只有那些那些铁了心的走资派才对此不屑一顾! 有人胡诌：“毛泽东不懂经济”，殊不知在中国党的历代领导人中，像毛泽东如此深入研究农业生产，升华出“八字宪法”，谁敢望其项背。 第四、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多余劳动力的出路主要是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毛泽东认为，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村合作组织的提高，劳动力势必出现多余。而国家建设的发展也须要农村劳力的转向城市。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路径就是把农村劳动力大量转入城市，农业靠只留少量劳力，走资本主义农场的现代化道路。毛泽东从中国国情特点出发，提出中国不走资本主义的老路，而要另走新路。就是解决多余劳动力的出路，主要地是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人民公社要农、工、商、学并举。1956年毛泽东在《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一文的按语中指出：合作化后多余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劳动力向哪里找出路呢？主要地还是面农村。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无法利用的广大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57页)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农、工、商、学同时并举的结果，农民亦工亦农，离农不离土。经济发展的结果，全国广大农村自然而然形成星罗奇布的中、小城镇，似城非城，美丽农村。不顾中国农民众多的国情特点，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把农民基本转移至城市，那样的“现代化”、“城镇化”误国害民。 第五、以农业为基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是国家安全的战略基石。 毛泽东从世界大局的战略考量，中国是个大国，人多地少，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有其特殊的地位，关系着国家的安危。他从来就主张自力更生为主、独立自主地干农业，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这是国家安全的战略基石。否则，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是如此。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世界就不太平。一个国家“饭碗端在别人手里”，注定受制于人，成为奴隶。国家的农业现代化同国防现代化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粮食与核武同是大国战略锐器。没有国防的现代化，光农业现代化，当然不行。清朝偌大一农业大国，不是成了列强任意宰割的羔羊。反之亦然。 1960年初，毛泽东针对苏联修正主义头目鼓吹“社会主义大家庭论”的荒谬图谋，深刻指出；“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主张，各国尽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 ……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文集》第8卷，128、129页） 应当看到，当今世界，帝国主义是把粮食作为称霸世界、奴役别国 人民的战略武器。这就是基辛格说的：“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每个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每个人。” 这就是毛泽东解决中国吃饭问题的方针、道路和理论。就是毛泽东的农业政治经济学。它是社会实践证明了的真理。 二、邓小平的包产到户把农业带入“山穷水尽”的困境 邓小平出山后，一旦大权一手，就不顾自己1961年主张包产到户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后所作的检讨，在全国强行推广包产到户，废除了人民公社，恢复了个体经济。一时间，“包产到户”被吹得天花乱坠。他自己就得意洋洋地说什么“包产到户，一年翻身”。还有什么“包产到户，一夜解决温饱”，什么“农村的的曙光，中国的希望”！殊不知，这种所谓“农村的曙光”也只是昙花一现的过眼烟云。几千年的个体经济解决不了农民的问题，当然不可能经过邓小平一玩，就真能“创造”出奇迹!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状况和性质终究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邓小平凭倒行逆施，恢复个体经济，不能不酿成严重恶果。包产到户三十多年后的中国农村，毛泽东时代艰辛积聚的“红利”已被耗光，“三农”问题日趋尖锐，各种社会矛盾日渐激化，农村问题成堆，危机四伏，积重难返。 只有正视危机，才能摆脱危机! 而中国农业部门的领导人还在继续宣传：农村“形势很好”，实在是自欺欺人! 我国农村危机四伏，主要是：农民无心于农、厌农弃农，掠夺式经营，农业经营环境恶化达于极限，农村普遍抛荒撂荒，耕地面积锐减，粮食安全重现。 先看，第一个危机，农民普遍无心农业，基本上由妇、老、小充当主力。 原来，资改派否定人民公社主要罪状是所谓“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农民出工不出力”，按说现今的包产到户当然是把农民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了”，大家热心于农业现代化，合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但残酷的现实却是，广大农民特别是青壮年无心于农，厌恶农业，离开农村，进城打工，“首要的生产力”走了。 国家人力资源部副部长杨志明2月20日新闻发布会提供的数据：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多达2.69亿人，且多系身强力壮又较有文化的青壮年。这样一来，发展现化农业，解决中国人的饭碗战略重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只能无奈地落在留守农村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即“三八九九六一部队”肩上。这是多么尖锐、何等难解的矛盾呀! 由于大量农民纷纷进城打工，许多农村人去楼空，昔日繁华热闹的乡村，如今变成冷冷清清，“悽悽惨参戚戚”的“老人村”、“空心村”，甚至“无人村”。2011年《钱江晚报》报导：记者来到常山县新昌乡新峰村调查。村支书徐益林帮忙统计了一下，全村337人，18－60岁的正劳力212人，留在村里的不到30人。“外面像个村，进村不是村，老屋没人住，荒地杂草生”，乃生动的写照。又据 2012年9月20日《都市快报》登载记者调查：[微博] 调查 调查 江西省安义县（地处赣西北）全县25万人 ，10万人外出务工经商。安义县民政局对全县40个自然村的抽查结果显示，“空心村”所占比例相当大。新民乡合水村下辖的11个自然村，原本有村民814人，现居住人口不足80人（平均每个自然村不足8人）。新民乡的吊钟村原有700多个村民，现居住不足100人；塘边村原有1400名村民，现留守的不到300人。观坪村留守的只有3户7个老人，其中最“年青”的为64岁，最大的达80多岁。这还算不上“空心”最很的村庄。更惨的是南坑村，80年代初还曾辉煌一时，甚至成为安义县最富裕的村子，现在只剩下钟兆武一个老人及豢养的一只狗、二只母鸡，负责全村“留守”。 如果说，观坪村一个77岁的老人去世后三天，还“有幸”被邻居74岁的戴文和老伴发现，那么，南坪村留守的钟兆武这个“唯一的村民”万一走了，岂不只能靠其所豢养有狗或鸡来“发现”！这是多么残酷、悽悽的情景呀！ 总之，现今中国农村农民无心于农，厌农弃农，“壮去打工，剩下童与孤”。这是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结出来的苦果、恶果。但须知：劳动者是“首要的生产力”，没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劳动者，主要靠妇女、老人和儿童，来解决13亿人的解决吃饭问题、实现农业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难道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危机？ 再看，第二个危机，违背自然规律的掠夺经营，致使农业的经营环境恶化达于极限。 如今留守农村的妇女、老人和儿童来担当农业生产重任，自然力不从心，再加上他们的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本就不高，因而农业生产自然耕作粗放，采取掠夺式方式，只求搞满自己的饭碗，得过且过。反正用钱有打工的。 原来，共和国前三十年，农民按照“八字宪法”，大兴水利，积肥制肥，广种绿肥，精心管理，使农业生产得以良性循环。而如今代之以人称“懒人种懒田”法，插秧用手抛，施肥撒化肥，除草全靠药……什么 “精耕细作”，对不起了!。 合理使用化肥固然是增产的重要条件，但决不可只靠化肥增产，滥用后患无穷。1984年，我国的粮食产量为40731万吨，化肥投入为 1739.8万吨 ，到2007年，我国的粮食产量为50160万吨，化肥投入达5107.8万吨。粮食增产了9429万吨，增长21 %，但化肥投入增加了3368万吨，增长 200 %。到2011年，我国的粮食产量57212万吨，在全球粮食总产量中大概占到22%。去年中国化肥用量达6027万吨，竟占世界化肥总是的1/3 。国际公认的化肥施用安全上限是225千克/公顷,而2010年我国农用化肥单位面积平均施用量达到434.3千克/公顷,是安全上限的1.93倍。我国水稻单产跟日、韩国差不多，但是氮肥用量是日本的3倍、韩国的2倍。滥用化肥 、农药，造成土质板结，地力下降，要不减产，就得多撒化肥。于是，化肥越施越多，土质越来越薄，土、水污染越来越重。如此恶性循环，愈演愈烈。 这种掠夺式经营的结果，致使我国农业的经营环境严重恶化，达于极限，难以为继。 复看，第三个危机，农村普遍抛荒撂荒，耕地面积锐减 中国的资本主义改革，造成农产品的比较效益相对很差，土地不出效益，种田收益微薄，甚至赔本。农村种地一年，不如城里打工一月。有点种田能手赌咒发誓：“打死我也不再种田。”这种市场法则引导和逼使农民无心于农，厌农弃农。这就一方面，促成广大青壮年相继进城打工；一方面也使留守农村的妇女、老人和小孩没有增产粮食的生产积极性，土地不出效益，谁还爱惜土地!中国原本人多地少，农民从来惜土如金，现在却普遍抛荒撂荒。这就是包产到户的中国农村特有的“景观”。亦即邓小平创建的前无古人的 “奇迹”！ 全国性的抛荒撂荒，令人触目惊心。1988年海南省实际丢荒30万亩,占了全省粮食播种面积的将近5%。1989年江苏省部分县市抛荒面积占了所调查耕地总面积的7.9%。曾经“创举”出包产到户的安徽省就出现大面积的土地抛荒。巢湖市2001年农村土地抛荒面积约为24万亩，占承包土地总面积的6%。湖南是全国的种粮大省，2008年9月16日《学习时报》载：2007年湖南全省土地抛荒的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例达到了10%以上（引者註：包括所谓“双改单”的隐性抛荒）。 据相关部门最新的统计数字显示，我国的自然村十年前有360万个，现在则只剩270万个，消失了的自然村多达90万个，平均每天消失的自然村大概有80个到100个。自然村是中华民族的根呀！这已经消失了90万个自然村里的沃土良田自然成了不毛荒地! 农民抛荒撂荒，同城市的无序扩张结合，致使我国耕地面积锐减。按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公布的数据：“尽管中国政府一直强调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耕地面积大量减少。1996年年底耕地总面积是19.51亿亩，到2008年底只有18.26亿亩。这是说，过去12年，我国耕地面积共减少了1.25亿亩。年均减少达1136万亩.目前我国人均耕地面积由１０多年前的１．５８亩减少到１．３８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４０％”。 土地是不能再生的生命资源。我国现在总共也才18亿亩耕地，如果12年锐减1.25亿亩，那又能经得起几个“12年”的锐减呢？这还不是“中国危急”？难道真请外国“来养活”13中国人？或者叫中国人将来都去喝西北风？ 最后还看，第四个危机，粮食的安全开始凸现 好长时期以来，中国并未有粮食安全危机。90年代末农民还曾闹着“卖粮难”。可今年党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则把粮食安全作为今年经济工作“第一大重要任务”，实为过去三十多年所罕见。这样的战略决策显然是事出有因，不得已而为之。 其实，我国粮食“十连增”歌舞升平掩盖着一连串令人触目惊心的数据： 2004年，中国粮食的供求平衡就进入“拐点”，由粮食的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2008年又进一步由稻谷的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而且，进口的数量激增，甚至不断“翻番”。 200 4年，我国进口粮食514万吨；2005年为1059万吨；2009年增多至5223.2万吨；2011年创下6390.3万吨；2012年更攀高至8025万吨。这当然不是中国人突然肚子大了，更不是战略储备所致。 随着粮食进口大幅增加，对进口的依赖性不断增大，相应地粮食的自给率则不断下降。1996年，《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提出中国粮食自给率不低于95％，也就是净进口量不超过国内消费量的5％。而2012年粮食进口猛增到8025万吨，粮食的自给率却跌破了90%。这凸现了什么？难道不该猛醒？ 温家宝在台上牛气十足，誓言中国有信心解决自己吃饭问题，但实地里却又玩弄着“弃油保粮”的战略儿戏，弃油壶，保饭碗。这就让美国转基因大豆等油类大举来华，使国产大豆遭致“全军覆灭”。我国本来一直是大豆的出口国， 1996年中国开始进口100万吨大豆，到2012年，进口大豆竟猛增至5806万吨。等于将全世界可以出口的大豆60%都买来了。主要来自美国，人家当然很“爽”!中国呢？虽说争得了豆油、棕榈油和菜籽油的进口量“世界第一”的桂冠，但这是喜，还是悲？ 在进口大豆逐年飙升的同时，国产大豆产量逐年狂跌，由入世前的3000万吨，至2000年下降至1400万吨，2012年经“五连降”后，中国大豆产量跌至1280万吨。 至此，中国人的油壶已“绝对”地端在外国人的手里了。殊不知“油”真弃了，而粮却未“保”住。看来，弃油“是真，“保粮”则假!去年粮食自给率跌破90%，说明中国人不仅油壶已绝对端的外国人手里，而且饭碗也被外国人端住了十分之一。这就显现了如今13亿中国人的吃饭， 没有外国人开始成了问题!难怪习近平反复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也难怪中央定下确保粮食安全是今年中央经济工作的头等大事！ 总上可知，邓小平的包产到户，业已走到“山穷水尽”的困境，危机四伏。上述中国农村、农业的种种危机，归根到底，则是农民无心于农，厌农、弃农、不农。由此导致青壮年进城打工，靠“三八九九六一部队”担当农业重任，耕作自然粗放，弃荒撂荒，耕地面积锐减，粮食发生危机，也就不足不怪了。 这是包产到户结出来的苦果，酿成的恶果。实践再次证明，政治上思想上的路线正确与否，决定一切!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在茨坪谈及他60年代初为什么那么强烈反对邓小平等提倡包产到户的错误时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嘛，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151页）。 毛泽东不幸福而言中了！ 当然，这不是说，三十多年农业一无是处。包产到户多数年份也不是增产。“只是增产有限”，“不是痛苦的”，而且付出 的代价太大，危机四伏，难以为继。 三、十一个“一号文件”捉不住主要矛盾，言不及社会主义义 “三农问题”由来已久。所以，过来十一年，党中央每年的“一号文件”，都是聚集“三农”问题。然而，结果却少有起色，成效极微。 那么，问题又出在哪里呢？ 毛泽东在《矛盾论》里指出：“任何一个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矛盾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在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2页) 请看前十二个“一号文件” 究竟“捉住”些什么“主要矛盾”和开出的些什么“处方”： 2014年：2014《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 2012年：《关于推广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 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 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 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 200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意见》 200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 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 2003年：《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的意见》 可见，中国“顶层”对“三农问题”确也重视，前十二年，年年“一号文件”，都是“三农”问题，无一例外。也应当承认，这些“一号文件”所“诊断”出的“三农”的“病情”和开出的处方，并非全属“无的放矢”，毫无疗效。但其共同的特点，则是都未能“全力捉住”长期困扰全党全国的“三农问题”的“主要矛盾”，“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之义，不搞社会主义。”(《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 卷，第189页) 这就是说，十二个“一号文件”都未能解决： 第一，“靠谁来搞农业”？ 第二、农业应走什么道路？ 只有解决好这两大问题，“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否则，就会“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这就是我国“三农 问题”的症结之所在! 先说，靠谁来搞农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在生产力诸要素中是，劳动者是“首要的要素”。马克思说得好：离开了人，木会发腐，铁要生锈，即使再先进的工具都不能成为现实的物质生产力，甚至变成为一堆废铁。我国正是资本主义改革的恶果，孪生出“谁来搞农业”严峻现实。“妇、老、小”与 生产工具相结合会形成什么生产力呢呢？无非是维护简单的再生产而已。如果不“捉住”这个主要问题 ，结果岂不沦为空话! 试问：2011及2010年“一号文件”都把农田水利建设基础薄弱和农业基础落后当成“主要矛盾”，相继作出“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以及“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业基础”指示，号召“大兴农田水利建设”，“加强农村水电路气房建设”，尽管也重要，但究竟靠谁来“大兴”，谁来“夯实”，谁来“ 加强”？如果不解决“谁来搞农业”的问题，没有人，凭着“三八九九六一部队”，连“小兴”都不易，又何来“大兴”？所谓“大兴农田水利建设”，当然成了空话、废话! 试问：2006、2007年“一号文件”把农村建设滞后视为“主要矛盾”，作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决定”和“积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意见”，同样未能解决“谁来搞农业”的问题。如果没有人，没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劳动者，谁来“建设新农村”？光靠妇女、老人和儿童撒土成兵，就能“积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新农村建设”？这难道不是“梦里空花”，还能是什么？ 试问：2012年“一号文件”则把农村科技落后看成“主要矛盾”，作出“推广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决定”，就算各级党政都“把农业科技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持续加大农业科技投入”，但科技创新最终总得同劳动者相结合，才转化能成为物质的生产力。不解决“谁来搞农业”的问题，就让科技成果同妇、老小“相结合”，哪能“结合”出什么! 由此可见，十二个“一号文件”都能解决靠谁来搞农业问题，没能使农村留得住人，使农民从无心于农到热爱农业，大家齐心合力“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没有人，也就一切无从谈。这是推行包产到户，实行资本主义改革结出来的苦果、恶果。 “资本主义改革”造成的社会恶果，经济恶果只能通过“社会主义的改革”，回归社会主义正道才能解决。否则，就是缘木求鱼，越是“深化改革”，矛盾只会越积越重，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远! 唯物史的基本原理揭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农村个体经济的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现代发展的要求，这种矛盾是客观的实在，采取“不承认主义”，那是不能不受到惩罚的。社会实践反复证明：“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毛泽东按理说年谱》1949-1976第136、172页)。只有公有制的集体经济才能持续发展农业生产，缩小城乡差别，避免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也才能真正解决好中国的吃饭问题。 共和国的前三十年，毛泽东正是遵循唯物史观的这个基本规律，经过的艰苦努力，才把我国亿万农民逐步引上集体经济的大道，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伟大变革。 邓小平蔑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造成“三农”困境，完全是“作茧自缚”!他做成了一个资本主义的大“茧”，先“自缚”，又“他缚”，将自己及后来人统统“缚”了进去。因之，每个“一号文件”出台，尽管主流媒体都喊这个“新意”，那个“亮点”，其实，也无非是在此大“茧”里面所作的新一轮“翻滖”而已!当然，有时或能“翻”到略好过一点地方，但也不可能好到哪里去! 值得注意的是， 2013年同2014年的“一号文件 ”，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及《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发布后，官方解读：这是中国农村改革进入“新的阶段”。“新”在哪里？主要是明确提出，要创新农业经营体系，就是要使农村生产关系更加适应生产力发展。” 这就怪了!曾几何时，邓小平不是那么欣喜若狂地宣称“创举”出的那个好端端的“包产到户，一年就翻身”，怎么“翻”了三十多个“身”后，突然发暴露其存在着“深层的矛盾”，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呢？用陈锡文的话说，就是“家庭经营规模过于细小，成本高、风险高”。这就坦承，2.5亿的农户个体生产同生产力发展要求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 生产力对包产到户说“不”了。于是，“一号文件”提出：家庭承包“要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创新农业经营体系，就是要使农村生产关系更加适应生产力发展，” 那说请问：这种亿万农户的个体生产同生产力发展要求之间矛盾，是在邓小平强行包产到户时就存在老矛盾，还是现在才冒出来的新矛盾？换言之，能不能说邓小平包产到户，捣毁集体经济，恢复“过于细小”的个体生产，是“完全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只是现在才突然变得不适合了？ 历史是客观实在，形势强于权势。 整整60年前，毛泽东为何那么坚决引导亿万农民走集体化的道路？这就是他所尖锐指明的：“这种有计划地大量增产的要求和小农分散私有性质，及农业技术的落后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明显了，越来越多。这是两个根本性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第一个方针，就是社会革命，即农业合作化，就必须把劳动农民个人所有制逐步过渡到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第二个方针，就是实行技术革命，”(《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46页) 这是否定不了的客观真理! 如果承认“过于细小的农户”经营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那岂不等于宣告邓小平包产到户原本就是倒行逆施，开历史的倒车，那就得老老实实回归毛泽东开创的社会主义正道! 而这对“特色理论”的来说，当然是致命的，万万不行的。因之，新近二个的“一号文件”开出新的“处方”： 创新农业经营体系，着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虽说多种形式，但主要是把“宝”押在“家庭农场”上，视为“灵丹妙药。”今年中央农村工作会后 农业部随即下发《关于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指导意见》，就是证明。这种用“家庭农场”，取代“过于细小”的承包农户，说明白了，就是发展富农经济，走资本主义农场的老路。这哪里是什么“新事物”、“新阶段”呀! 可以断定，这也只是在邓小平编织的资本主义“大茧”里头再来一轮新的“翻滖”!其结果也可想而知。 如果说“过于细小的农户”同生产力发展之间尖锐矛盾，不能使饭碗真正端在自己手里，那么，大一点的“家庭农场”还是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同样不能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真正要“把饭碗绝对端在自己手里”，就得以毛泽东为师! 列宁说得好：“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论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不能会穷尽它)；而遵循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135页) (2014年4月9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