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转，资本下乡与粮食安全

然而，面对这一“现代化转型”中，受经济利益驱动的现实，政府部门也是束手无策，无可奈何。

虽然成都逐年加大对粮食规模经营的政策扶持力度，希望以此激励粮食种植，保障粮食产量；但这是否会抬升第三圈层的土地租金，让周家林们也失去利润空间，亦是成都市政府农业部门人士担心的，“市领导本来是说500亩以上补400元，到我们这儿砍了一半，怕的就是抬升地租。”

此外，政府的政策激励固然能推动条件较好的平原地区的土地流转规模化种粮；但对于丘陵山区的土地撂荒却没有什么好的效果。受限于道路地形条件，丘陵 山区的粮食种植成本更高，管理难度更大，产量收益却更低，所以规模化经营难度更大，土地流转意愿也低，政策刺激作用不明显，农村空心化和土地撂荒现象更严 重。

这也是导致成都总体粮食播种面积减少和产量下滑的另一大主因。

近几年，每年成都仍会接到省里下达的粮食增产目标，但“任务下了就下了，下了就了了，完不成也算了”。甚至连省里渐渐也不再提粮食播种面积，比如今年就只要求成都粮食增产1万8千吨，“至于种好多面积，怎么增产，不管。”

成都市农业部门也想过一些办法怎么增加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比如在幼龄果树下套种粮食等等，但效果不大。

成都市一位领导曾提议将粮食增产任务和各区市县基本农田数量挂钩，完不成任务就拿钱买；遭到农业部的官员反对，“如果没完成任务就拿钱，粮食从哪儿来？”

“现在怎么让各区县保证完成粮食产量任务，没什么好办法。”成都农业部门人士坦言。事实上，农业部门内部都知道，每年各区县统计上报的粮食产量和种 植面积都有水分，像小麦种植每年都报120万亩，下去一看，能有80万就不错了；甚至有的村人都空了，还在往上报。即便是国家统计局的调查，也只是有限样 本的抽样数据，很难完整准确的描述粮食产量的真实情况。

在农业部门人士眼里，所谓粮食产量“十年增”，其实“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这个准确性存有争议的数据，其实是政府向社会传递的一个积极信号，毕 竟民以食为天，粮食是社会经济稳定的基础，政府需要给予社会稳定的信心；但粮食是否真的增产或出现短缺，只能宏观上从粮价是否稳定，和粮食进口量的多少来 判断，微观层面很难看清。

比如作为四川省会，成都就汇集了全省乃至全国性资源，所以尽管成都自身的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在不断下滑，但市场上粮食供需依然稳定，除了外地大米增多，市民并没有太多的直观感受。

但如果放在中国这几年总体上粮食进口量激增，粮食安全战略口径已发生根本变化的背景下，就耐人寻味了。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中国的粮食安全战略由原来的完全自给，已经变成“口粮绝对自给，谷物基本保证”；这其实意味着，随着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粮食 消费结构变化，肉禽蛋奶酒等转化粮食的消费量激增，在大豆、玉米等饲料、工业用粮的供需缺口和进口量越来越大的趋势下，中国不得不接受现实，放弃对这部分 粮食需求的自给要求，退守基本口粮需求，依靠国际市场和粮食进口来保障国内城市经济整体的粮食需求增长。

作为传统农业大省和国家粮食主产区之一，四川给国家承诺的粮食安全任务是“自给自保，不给全国添乱”；但这两年，四川的粮食进口量也突破了200亿 斤，其中主要也是饲料和工业用粮的增长；虽然作为畜牧和酿酒出口大省，四川每年经粮食转化后出口省外的生猪和酒浆，与进口的粮食原料总量进出基本相抵，加 上还有一些“两头在外”的粮油加工企业；所以四川省总体上仍然算“粮食自给平衡”， 保住了“粮食主产区”的帽子。

但不可否认的是，和全国的形势一样，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升和城镇人口增长，饲料、工业用粮激增带来粮食需求总量不断增长，导致四川的粮食无法完全自给，进口量逐年增长，却是不争的事实。

伴随中国经济转型，地处西部的四川省和成都市，当下仍处于大规模承接东部乃至全球产业转移的城市经济增长期，按官方说法，四川省和成都市经济的“对 外依存度和城镇化率仍不够高”，未来将进一步吸引外资，扩大城市非农经济的规模；为了平衡成都经济一枝独秀的现状，四川省也确立了“多点多极”的发展方 略，意图在全川复制成都的经济发展模式，打造多个“城市增长极”。

随着城市经济和城镇人口进一步膨胀，未来四川是否也会像2011年前后的成都一样，从“粮食自给平衡”过渡到“再也没人敢提”了呢？

从成都粮食种植困境，看中国土地改革的现实与趋势

成都农民周家林的财富奇迹和王金勇的现代机械农业，昭示着中国农村传统的土地经营格局正发生巨大变迁。

自明清以来，人多地少的土地资源格局，决定了中国长期以来以家庭小农为主体，土地分散、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形态。

如果梳理土地制度的历史会发现，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地主逐渐消失，土地日益分散，地主庄园制雇工经营农业被自耕农和租佃制为主体的家庭经营农业取代的过程。

其内在的社会经济逻辑就是，后者相对于前者，土地经营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在人多地少，过剩人口又无法向外部殖民转移的情况下，能够最大程度的运用地力，保障社会整体基本的人均粮食需求。

但代价是，农民被捆缚于零碎分散的土地上，且伴随人口增长，土地进一步分散，农村经济就日益贫困。以农村需求为基础的城市工商业经济也会日益萎缩，整个社会就呈现一种日益均贫的格局。

这其实是中国为什么在明清以后，出现社会经济全面衰退和文明倒退，丧失城市工业化和现代化动力，最终倒在工业革命门槛边上的根本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启动了工业革命和现代化进程，为了追求粮食增产，一度取消家庭小农，改变第一次土改均分土地的私有化格局，走上了农业合作化和集体规模经营的道路；结果却是农业经营效率不升反降，在“大跃进”的集体政治狂热中，酿成全国性“大饥荒”的人间悲剧。

改革开放后，效率低下的农业集体化被土地均分，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土地按人口和粮食产量被重新平均分配到户，中国实际上又重新回到传统家庭小农经营的状态。

此后随着人口增长，村社内部不断进行平均化的土地调整，农村再次出现了土地日益细碎，经济日益贫困的状态。

虽然当前主流舆论都把改革开放之后农业生产力解放，粮食增产归功于包产到户，但其实，如果不是杂交水稻和农药化肥的大规模推广使用，随着人口增长和土地日益零碎，农业整体的生产效率仍会不断恶化，中国依然跳不出明清以来，社会经济日益贫困退化的逻辑死循环。

以四川为例。改革开放实施包产到户30多年至今，土地资源状况是人均1.1亩，户均3.3亩，且平均分布于6.2块土地之上。

这种极度零碎化的土地资源格局与家庭分散经营的模式，决定了土地经营效率的低下：只有一亩三分地，就是种得像绣花一样精细，也只能勉强糊口；更何况，一亩三分地还分布在不同地段，像四川又以丘陵为主，地形有高有低，更让土地种植的艰辛程度倍增。

这一现实国情，迫使中国只能走上发展城市工商业经济，对外转移消化农村人口增长和劳动力过剩的道路。但农村经济萎缩的现实又导致内需乏力，无力支撑 城市工商业经济的成长，所以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来，中国最终走上了加入由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体系，承接全球加工制造 产业转移，依靠外资和外需发展城市工商业经济的现代化之路。

此后20年时间，在外资和外需型经济主导下，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狂飙突进，大量农村人口得以向城市转移；中国也靠农村廉价劳动力和成为“世界工厂”，创造了城市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现代化奇迹”。

然而，这却是一把双刃剑。

随着城市经济受外资刺激过度膨胀，不仅造成中国环境资源急剧恶化，也不断抬升社会整体经济成本，造成城乡经济失衡。农村家庭小农的经济比较收益越来越低，农村的社会危机已经由之前的劳动力过剩，变成了农村留不住农民，未来谁来种地的问题。

现实中，这种盲目仿效欧美全盘西化，追求城市经济规模无限增长的现代化，造成了一系列难以化解的社会矛盾冲突，耐人寻味的是，这些社会矛盾冲突（如环境污染、房地产泡沫、暴力拆迁和土地财政、包括民族冲突等）最终又都反映在了土地和粮食安全问题上。

对中国而言，经历了30多年狂飙突进的城市化，现在其实走到了一个关键性的拐点。

此前支撑城市化进程粮食自给的供需平衡力量，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政府对粮食产销市场的行政强力主导；二是农民自身在城乡二元户籍和土地制度捆绑下，基于现实经济状况和生活习惯做出的家庭兼业化选择。

但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全面改革转型，市场化程度日益加深，粮食产销已基本受市场主导，政府转企业后的粮食统购统销收储制度， 对粮食市场的影响已非常微小，政府对粮食生产的干预和调控力度事实上在不断弱化；面对城乡经济分化，以城市经济收益为主的政府基于自身利益考量也陷入首鼠 两端，重商轻农；

同时，随着城乡经济失衡，传统家庭小农的经济比较收益日益微薄，土地和户籍制度对农民的绑缚力量也越来越弱，经历30多年的代际更替，农村社会凋敝的现实让新生代农民对土地和农村生活丧失眷念，不愿务农，家庭兼业化也难以为继。

因此，原来维系中国城乡平衡和粮食供给平衡的两股力量事实上都在消解。

面对农村土地抛荒和老龄化的趋势，和“未来谁来种地”的严峻形势，土地流转和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成为中国政府实施农村土地改革，保障粮食安全的主要方向。

但现实中，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仍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和风险。

其一，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的前提是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并能实现稳定就业，而在中国目前已经出现各行业普遍性产能过剩的背景下，这无疑将加大中国城市经济的就业压力；

其二，土地市场化流转和城市过剩资本下乡，势必会炒作和抬升农村土地价格，增加粮食种植成本，客观上进一步挤压粮食种植利润，导致土地利用的非农化和非粮化；反而可能恶化耕地资源和粮食种植面积，加剧粮食供需缺口；

其三，土地流转和机械化的规模经营更适用于基础设施良好的平原地区，并不能解决丘陵山区的土地撂荒问题；而且机械化规模化的粗放式种植相对于传统小农的人工精耕细作未必能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减少化肥农药污染，提高粮食产量。

因此，依靠政府大规模财政补贴刺激和引导的土地流转和农业规模化经营，是否能解决中国城镇化背景下，日益紧张的粮食供需矛盾，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仍然有待时间的检验。

究其原因，正如成都暴露出的现象，随着城市经济的膨胀和土地流转，不断抬升地租和粮食种植成本，使得粮食种植呈现内外交困的萎缩趋势：偏远山区土地 贫瘠，缺乏土地规模经营的地理设施条件和经济效益；而临近城市的土地肥沃，适合规模经营；粮食种植相对于其他经济作物又缺乏经济比较优势；于是，就只剩下 一些中间地区，依靠政府的高额补贴可以推动粮食的规模化种植，却不能改变总体上粮食种植面积减少和产量下滑的趋势。

而且受限于经济条件，并非所有地区都能像成都一样提供高额补贴支撑；更何况，包括成都在内，中国大多数地方政府都严重依赖土地财政，这种农业补贴势 必会加剧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绑架地方政府进一步追求城市经济扩张，侵占更多耕地发展工商业，反而加剧城乡经济失衡，进一步恶化农村经济凋敝和粮食 安全。

因此，寄望靠政府补贴推动土地流转和粮食规模化种植来保障粮食安全，某种意义上，实乃一个恶性循环。

归根结底，关于土地抛荒和乡村凋敝，根源是城市受外资刺激过度膨胀造成的城乡经济失衡（在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体系下，又体现为美元滥发导致的全球货币超发和资本过剩，资本借助市场力量，在全球流动制造的城市经济泡沫）；

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和政府主导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城市竞争格局客观上加剧了城市经济的恶性膨胀。与之对应的是，大量乡村经济资源被占据主导优势、 以眼前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城市资本控制、攫取、侵蚀和抽取；由此带来的经济失衡和社会伦理失范，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成为中国当下社会不稳定 的根源。

然而，在这一根源问题尚未破解的状况下，一边继续追求维系城市经济的高增长，一边以政府补贴形式大力鼓励和扶持城市资本下乡，放开农村土地限制，推 进土地规模化流转，寄望以此破解农村经济凋敝和谁来种地的问题，保障粮食安全；这其实仍然是一种“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线性思维模式，必然会引发新的问 题。

正如现实中反映出的，资本下乡和土地流转引发了大规模农业投资热潮，但基于资本的逐利性，所谓的有机观光农业和休闲山庄遍地开花的结果，都是针对城市少量高端人群的消费需求，其土地非农化非粮化的比例极高，这无疑仍然在加剧中国整体粮食供需失衡的压力。

在这场农业“现代化”的大转型中，如果把成都作为参照，成都可谓四川的镜像，四川又是否是整个中国的镜像？当成都已经在城市经济的扩张中，面对耕地 和粮食种植面积的急剧下滑，无力再说“粮食自给有余”之时，仍在追求城市经济增长扩张的四川和中国，未来又拿什么保证粮食“自给平衡”？

因此，笔者以为，对中央决策者而言，可能迫切需要跳出以城市经济增长为衡量指标的西方现代经济理论的窠臼，真正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结合中国的人 口规模、环境资源现状，站在农民的角度，去理解和反思乡村为什么会凋敝，农民为什么不愿进城而又不得不进城，粮食为什么会出现供需缺口；

从而采取措施逐步减少和控制城市人口规模，将城市资本控制攫取的乡村经济资源（比如矿产、种养殖业等）以国家扶持农村社会化组织的方式，返还给乡 村，用之于乡村建设；最终恢复城乡经济的相对平衡，让农村能够自主自立，留得住农民；而不是继续在全球资本过剩的利益诱惑驱动下，盲目追求所谓“GDP和 国民经济收入翻两番”的政治目标。

如此，以粮食安全为根本基础的中国社会经济才有可能走向一个可持续的长期平衡。

写完这篇文章之时，笔者看到了泰国法院判定中泰“高铁换大米项目”违宪，宣布取消交易的消息。

从去年开始，随着国内粮食安全形势变化，中国转变粮食安全战略，谋求多元化的粮食进口渠道来保障国内粮食安全；然而出师不利，先和泰国达成“高铁换 大米”协议，泰国发生政治动荡；后与乌克兰达成非转基因玉米进口协议，乌克兰又爆发政治动乱，总统被推翻；这纯属偶然巧合，还是幕后另有玄机？不得而知。

但结果无疑是给中国寄望借助外部资源和国际贸易保障国内粮食安全的“粮食新战略”蒙上了一层阴影，也意味着，在国内转基因争论甚嚣尘上之时，中国不得不继续大规模进口美国的转基因粮食。

（因为考虑一些因素，本文隐去了成都农业部门人士的名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