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转，资本下乡与粮食安全

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已经箭在弦上，势在必发；现实中，各地的土地流转规模化经营早已是声势浩大，公司资本大规模下乡圈地经营农业更是普遍现象；在狂飙 突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中日渐边缘冷落的农村和农业似乎正成为工商业资本的新宠儿；这背后，是中国城乡经济失衡、农村凋敝、土地抛荒、粮食危机等一系列 复杂的社会现实背景。

在这一背景趋势下，官方和主流舆论都认为，加快推动土地流转规模化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施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种植，是破解“未来谁来种地”，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必由之路。

这其中，只有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相对“保守”，对于公司资本下乡，仍有一定的警惕。两会期间，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不看好公司企业大规模搞农业”。

他认为，农业规模化经营主体仍应以家庭农户为主。理由是，农户家庭经营比公司雇工经营更有效率，更能保障粮食产出。他担心，公司经营农业，由于老板 不懂农业种植，也不下田，都是请农民做，而农民因为不是种自家的地，“干嘛费那么大劲”，结果很可能出现和当年搞人民公社集体农业一样，出工不出力的怠工 现象。

陈锡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心，现实中，家庭农户与公司规划化经营各自的利弊优劣又在哪里？中国土地制度改革未来会有怎样的趋势变化？

笔者前不久正好对成都粮食规模化种植做了一个小的样本调查，其中反映出的现象和趋势耐人寻味，或许可以一窥端倪。

作为土地改革的国家级先行试验区，成都从2008年起，就在国内率先实施农村土地确权改革，大力推进农村土地市场化流转和规模经营；这5年来成都农 村土地经营形势的变化，在时任主政官员已经落马之后，值得舆论各方跳出政府政绩和一些经济学者学术理论权利主张的偏狭视野，做更客观深入全面的实践层面的 调查分析，如此，对于正处于改革转型深水区不知深浅和方向的中国而言，可能意义深远。

家庭种粮大户周家林

前些天，成都农民周家林坐在自家院子里，等着一辆奥迪Q5送上门来。

周家林是成都邛崃固驿镇花园村的一名种粮大户。去年，他凭借承租自家周围3200亩土地种粮，盈利100多万，加上四川省和成都市两级政府给予的90多万种粮补贴；周家林去年靠租地种粮盈利近200万，于是拿出了50万，给自己订购了一辆豪车。

48岁的周家林大字不识，脸朝黄土背朝天种了一辈子地，从未如此阔气。而他亲近了一辈子的土地也从来没像今天这样给予他慷慨的馈赠，似乎地里种出来的已经不是粮食，而是金子。

但其实，土地还是土地，粮食也还是粮食；只不过，从2003年以来，周家林种地的面积逐年扩大，由当初村里分配的人均9分，户均不足3亩，一路扩展到如今的3200亩。土地流转集中后的规模化效应，让种粮能手周家林得以集腋成裘，聚沙成塔，靠种粮一举成为了百万富翁。

算起来刚好经历了十年时间。2003年，正值西部大开发，靠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成都的城市化进程开始狂飙突进。城市的扩张，拉动了成都周边农村人口的就业转移；正是赶着这股潮流，周家林开始流转租种周围被抛荒的土地，不断扩大土地经营面积，从中找到了种地的利润空间。

2003年他流转30亩土地，挣了1万多元；其后几年逐渐扩大到450亩~550亩，既种粮食又种蔬菜，盈利由五六万增加到10万元左右。

2011年对周家林而言是个转折点。这一年他从一家经营失败的公司手中又流转到数百亩土地，将自己的经营规模扩大到1060亩，成为真正的“种粮大 户”，当年盈利47万元；次年，他的土地规模达到2030亩，成为当年成都种粮面积最大的种粮大户，那一年土地净收益超过了百万。2013年，他的土地规 模扩大到3000亩，收益也接近了200万。

十年磨砺，周家林依靠土地流转规模化经营发家致富。

与别人不同的是，他没有追逐种植经济价值更高的蔬菜等经济农作物，而是将别人眼里最不挣钱的粮食（又主要是水稻）作为了主要产品，他的理由是，粮食需求和价格最稳定，国家还有统购和保护价政策托市支撑，粮食本身也可以长期储存，不怕卖不出去，所以种粮的风险最低。

“我从2003年至今，种粮从来没亏过，就算政府不给补贴，我也能盈利。”周家林说。

但并不是谁都有周家林的本事，成都市农技总站站长曾必荣就说，“去年成都种粮大户只有周家林一个人是真正靠种粮赚钱，就是我自己来种，可能都会亏。”

曾必荣此言大有深意。种地犹如做饭，谁都会做，谁也能做，但做不做得好就要看本事和手艺了。这其中，难度最大的恰恰又是种粮。

因为粮食的市场价格极低，以四川为例，一亩地不算劳动力成本，按小麦亩产600斤算，1.3元一斤，每亩也就800元的产值；水稻按亩产600公 斤，稻谷1.5元一斤计算，也就1000多元产值；两者加起来，一亩地一年种两季收入不到两千元，还赶不上打工一个月工资；如果计算劳动力成本，很可能就 要亏本。所以家庭种粮的经济收益实际上挣的是劳动力不计回报的投入成本。

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收益本质上挣的就是劳动力投入的节约。以周家林为例，其3000亩土地原来是给3000人经营的，每亩一年不过一两千把元收益；现 在周家林以家庭为核心，外加请一些人工，人最多时也不过100人，100人种3000人的地，分享3000亩土地收益，当然有利可图。

但是，土地规模化种植后，风险也成倍增加。相对于原来家庭小农劳动力无限投入的精耕细作，规模化种植超过50~100亩后，由于种植面积太大，超过 了家庭承受能力，在播种、收割等各项生产环节都需要人工和机械帮助，其成本和日常管理难度都大大增加。如果不懂得控制成本，亏损的风险极大。

种植成本除了农药化肥种子的生产资料投入，又主要是人力成本。受城市经济增长带来的通货膨胀影响，人工成本上涨构成了土地规模化种植最主要的成本支出，约占总成本的70%。

而周家林能保障盈利的秘诀，是对每个生产环节层层分解后，每项成本都锱铢必较。

比如请人翻田一亩要50元，周家林只花17元，其中人工费5元，车和油都自己出，共12元成本。外面买种子要25元一斤，周家林自己育种，成本只需 6元。化肥哪些时候哪些田要撒，哪些可以不用，周家林看一眼就明白；严格控制，绝不浪费。规模化种粮，晾晒烘干是难题，周就摸索出一套不用晾晒的收割方 案，省去了烘干成本……

此外，作为当地土生土长的老农民，周家林依托在农村熟人社会建立的长期信任关系，他低价能请到的工人，别人花高价也请不到，他低价租得到的土地，外人根本租不到。尤其是政府带着公司去租，地租成本一般都比周家林高。

除了严格节省成本，周家林在十年实践中，针对规模化种植的产量控制，也摸索了一整套方法，比如对于雇工劳作，他实施分包责任制，来保障田间管理到位，他自己负责巡视监督，保障粮食产量的稳定。

即便如此，周家林的规模化种植相对于传统家庭小农小规模的精耕细作仍属于粗放式经营，产量要低。

周家林租地的成都平原属于高产田，一般家庭小农的精耕细作能轻松达到亩产1600斤左右；而周家林在2011年遇到曾必荣以前，亩产只有900斤左右；后来依靠曾必荣传授的技术才把产量提高恢复到1000斤~1200斤。

正是靠锱铢必较节省成本和相对精细的管理保障产量，周家林才在种粮的微薄产值里抠出了赢利点，借助规模效益实现了年收入百万的财富梦想。

据曾必荣测算，从育秧到最后收贮，周家林每亩投入只有480元，比一般的农户要节约340元。正是靠严苛的管理，周家林能将稻谷的种植成本控制在每 斤1元钱，从而实现盈利。这样，2012年粮价1.5元一斤，他能赚5毛；2013年，粮价跌到1.25，其他种粮大户都喊受不了，要求政府启动国家托市 价减少亏损，惟有周家林仍能赚钱。

由于周家林能够保证种粮本身盈利，省市两级政府鼓励种粮的财政补贴反倒成了锦上添花，所以这也让他雄心勃勃，计划未来5年，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赚够1500万退休。

虽然周家林属于时下官方定义的正需要大力培育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但成都市农业部门人士却感慨，周家林很难复制。一般人很难有周家林对土地的熟悉理解，对生产环节层层分解的锱铢必较，对农业技术和雇工经营的监管到位。

事实上，也很少有农民能承受得起土地规模经营的风险和成本。

根据四川农业部门统计，2013年四川省30亩以上规模化种粮主体13391个，流转规模152万亩；其中71.3%的种粮大户规模仅在30~50 亩之间，仍处于周家林2003年的初级阶段；另外50-100亩的有2144户，占16.0%；100-500亩的1330户，占 9.9%；500-1000亩的有239户，占1.8%；

规模真正像周家林一样达到100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只有135户（其中包括了农户，合作社和公司等多种形式），仅占1.0%；这其中真正靠种粮盈利的，更是凤毛麟角，大多数种粮大户都要靠政府补贴扶持才能维持盈亏平衡或者实现盈利。

众人羡慕的农民周家林实际上是金字塔尖的那一个，问题是金字塔尖能大规模复制吗？

公司经营：资本支撑的亏本扩张

说了农民家庭式种粮大户的标兵，再来看公司经营的样本。

2013年，王金勇和他的“丰收”农机合作社虽然拿到政府三百万元的巨额补贴，仍然亏了400万元。

1983年出生的王金勇只有31岁，但已经在成都农村从事了17年的农机服务生意。2013年，他与人合伙投资成立农机专业合作社，利用多年走镇串 乡提供农机服务的渠道资源，赶着成都推进土地流转，扶持粮食规模经营的热潮，从农机服务转入粮食生产，一口气在成都7个区县租赁上万亩土地实施机械化耕 种，一举成为成都种植规模最大，也最年轻的“种粮大户”。

开着一辆宝马X6的王金勇，自己几乎从不下田。

与周家林的家庭临时雇工经营模式不同，王金勇将现代公司化的商业管理体系和工业化生产模式移植到他的粮食种植中。农机合作社内部效仿企业设立了总经 办，生产管理部门和农机技术部门等层级体系，按租赁土地所属区县划分片区，设置片区经理，下辖三四名管理人员驻点看管粮食生长情况，执行生产管理部门的指 令；而所有生产管理人员都实施工资聘用制，再根据各负责片区的产销情况给予奖惩。

具体生产方式上，从播种、植保、到收割，全程机械化。搞农机服务出身的王金勇组建了一个拥有两百多台现代化农业机械和100多名机手的农机服务团队，除了继续给有需求的农户提供机耕服务，现在开始自己生产粮食。

但这套美国式的“现代农业”模式施行一年下来却巨亏700多万元。

王金勇事后总结亏损的原因是成本太高。水稻平均一亩的成本投入高达1500元，比周家林高出近一倍；油菜或小麦一亩成本投入也达到850~900 元；化肥农药的使用量也比周家林的人力模式要高出近一倍；而仅聘用数十名生产管理人员的工资成本，就达到三四百万元，全年投资上千万。

如此高成本之下，全机械化规模种植的产量却不敢恭维。水稻亩均不到800斤，油菜260斤左右，小麦500斤左右；正常情况下，农民家庭人工种植的产量是水稻亩均1000斤以上，油菜300斤以上，小麦600~700斤。

再加上2013年中国大米进口量增长压低了国内米价，虽然只有2毛钱的差别，却让规模上万亩的王金勇剧增两三百万元的亏损。

在曾必荣看来，王金勇的生产管理模式太过粗放，整个团队缺乏农业生产经验，过于迷信和依赖机械化，对成本缺乏控制，又不懂农业技术和田间管理，一味追求规模扩张，经营风险太大。

曾必荣给王总结：重年轻不重经验，重农机不重农业，重学历不重专业，重栽培不重病虫害。

王金勇聘用的一线田间管理人员，全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学计算机、中文、市场营销的，什么都有”，就是缺乏农业生产经验。曾必荣同样提供农技指 导，在周家林那儿，能有效贯彻；因为请的工人做没做，做得怎样，老农民周家林从田边走一圈，“一眼就能看出来”；但王金勇这里，却执行不了。

但王金勇的团队，和周家林等其他种粮大户最醒目的区别也是：年轻。

周家林请的工人，都是比他年纪更大的老年农民，平均年龄60岁左右，年龄最小的也超过50岁；而王金勇的团队几乎都以80后为主，90后为辅；一眼望去，年轻稚气的面孔，在满是沧桑容颜的乡间，显得生气勃勃。

在王金勇看来，这两三年的亏损也是摸索经验，“为年轻付出代价”，而他自己代表的才是社会发展的方向。

“传统农业模式没有把资源跟资本结合，没有抵抗经营风险的能力，也难以扩大规模，所以没有高利润培养不了人才，也留不住人才，挣的不过是一点劳力成 本；”王金勇说，“我们走的是规模化、机械化和人才优化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只要形成稳定的利润模式，哪怕产量低一点，利润薄一点，就可以无限扩张。

今年，王金勇的种植规模已经扩张到2万亩。王金勇算下来，仅省市两级政府补贴就能拿到七八百万元，如果粮食产量再提高到预期的900~1000斤，就可能实现成本收益的基本平衡，明年就可以争取不再亏损。

但他也坦言，在政府高额补贴下，即使达到盈亏平衡目前仍看不到盈利点；他因此寄望政府会进一步加大政策补贴力度，为他的机械化规模经营创造出利润空间。

相对于王金勇，周家林的扩张要谨慎得多。用了十年时间才扩张到3000亩，周家林每一步都是产量和效益稳定一两年后，再扩大规模。下一步，他也计划扩张到5000亩，但曾必荣提醒一定要注意控制“风险”。

虽然成都市农业部门人士，都和陈锡文观点相似，更倾向于培育像周家林这样由本地农民构成，更热爱土地和农业，以家庭精细种植为基础，谨慎扩张，追求 低成本、高产量，真正靠种粮而不是靠政府补贴赚钱的家庭雇工经营的种粮大户；但周家林自己却已经在做着向“现代农业”转型的打算。

他计划用未来5年时间，把当兵回来的儿子和四个侄儿都培养成成熟的农业机械手来接替自己；因为5年后，他和他现在请的工人都将老去，很可能再也请不到人来务农了。

“未来5年将是我们国家农业的过渡期和阵痛期；政府在摸索，民间的周家林、王金勇们也在摸索，我们都在摸索几年后谁来种田，如何种田，怎么解决中国人吃饭的问题。”被王金勇聘来做专职顾问的农技人员黄永玉说。

成都种粮：逐年增加的政府补贴与逐年下降的粮食产量

事实上，这两年成都针对粮食规模化种植的财政补贴金额确实在逐年翻番。

成都出台鼓励粮食规模化种植的财政补贴政策始于2012年。这一年，四川省政府率先出台政策，对粮食规模化种植30亩以上每亩补贴20元。成都市随 即也出台补贴政策，要求市县两级财政分别对5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每亩再补贴20元。这意味着，当年，成都种粮大户每亩能拿到补贴60元。

但2013年，这个补贴额度翻了一番。是年，成都将种粮补贴分为四档：50~100亩，每亩100元；100~500亩，140元；500~1000亩，180元；1000亩以上，200元。

今年，这个补贴额度再度翻番。四档减为三档，50~100亩，每亩补160；100~500亩，每亩180；500亩以上都补200元。不仅如此，前两年补贴只针对种植水稻，今年又增加了玉米和小麦；这意味着一亩耕地如果大春种水稻，小春种小麦；就能获得双倍补贴。

与此同时，四川省也出台了新的补贴政策。其中30~100亩，补40元一亩；100~500亩补60元，500亩以上，补100元。

这意味着，若流转1000亩土地种粮，最高就能从省市两级政府手中拿到90万的财政补贴。关于补贴上涨，省市两级农业部门均表示，此举是为了鼓励粮食规模化经营，加快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转型。

近几年来，依托良好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和强劲的扶持政策，成都的粮食规模化种植面积确实增长迅猛。2012年水稻规模经营面积12万亩；2013年，就达到了18.8万亩，增幅超过50%。

但耐人寻味的是，在财政补贴增涨，粮食规模化经营面积增加的背后；成都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产量逐年大幅减少的趋势却依然难止。

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成都粮食播种面积是640万亩；到2012年变成614万亩，减少25余万亩；到2013年只有595万亩，又减少了约18万亩。

粮食种植面积的减少，直接后果就是粮食产量下滑。

2011年时成都市农业部门曾做过测算，以当时成都常驻人口1163万计算，成都市当年粮食消费需求大约是248万吨，其中口粮谷物消费128万 吨，其余是肉蛋禽奶酒等非谷物，两者比例大约各占一半。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人口增长，成都至少需要年产粮250万吨才能保障“口粮基本自给”。

然而，2011年成都粮食产量还有250多万吨，此后逐年下滑，2012年是249万吨；2013年，按国家统计局口径，成都粮食总产量已不到243万吨，“2011年还提粮食自给有余，现在没人敢说了。”

导致成都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减少的原因，一方面是成都城市经济规模扩张，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工商业投资开发占用耕地造成耕地面积不断减少；

一位四川农业官员向笔者感慨，耕地减少的速度“超乎想象”；耕地面积的真实情况已经成为各地政府内部的“核心机密”；就连有成都政府官员去江苏考察问及耕地情况，也被告知“不便透露”。

尽管不久前，全国土地普查，查出土地面积新增了一部分数据，似乎中国耕地面积增多了，但这其实是数据制造的假象。因为新增的，只是之前瞒报和虚报的 土地面积数据，土地的真实状态并未发生变化，对中国的粮食产量和粮食安全毫无无意义，“同样的土地原来报一亩现在报一亩二，土地面积看似增多了，但这块地 还是这块地，粮食产量并未增加。”

造成成都粮食种植面积减少的另一方面原因是，农村土地流转造成土地租金上涨，进一步挤压了粮食种植的利润空间，导致农民种粮意愿下滑。

据成都农业部门人士计算，土地租金800元就是种粮的盈亏线。而成都周边区县一二圈层的土地年租金已高达每亩1100斤大米，折合人民币2200 元，相较于2008年初已经翻了一番，大大高于粮食亩产值；所以在有“金温江银郫县”美誉的成都一二圈层平原地区，早已无人种粮；曾经粮食亩产高达800 公斤的肥沃土地，如今除了被城市建设征用，种植的都是花卉苗木蔬菜等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

只有在邛崃、金堂等三圈层远郊区县，地价相对较低，虽然也在缓慢上涨，但每亩目前价格在750元左右，还没有突破曾必荣说的800元的盈亏线。因 此，包括周家林在内，成都粮食种植大户，都普遍集中于三圈层以外地区。一二圈层内只有双流有一家经营超市高端大米的企业，但其20元一斤的米价是普通大米 的10倍。

几千年来，以沃野千里闻名的成都平原正在失去它作为“天府之国”的传统意义和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