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纳粹党充分利用1929—1932年经济危机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的愤懑情绪，采取以下几种手段对广大城乡小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欺骗和拉拢。 (一)制定符合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利益的纲领和政策 纳粹党声称：“中等阶层是国家的中坚力量。”危机期间，该党任命退役的康斯坦丁上校为负责经济工作的第二组织部(1929年成立，由格雷戈尔·施特拉塞总管)部长。他手下有两名得力助手。一个是H C威廉·奥托·瓦格纳博士，前总参谋部军官，在经济困难时期沦为小缝衣机厂厂主，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企业主的境况颇为了解。另一个是精通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阿德生安·范楞特尔博士。由他们负责纳粹党经济政策的制定。 第二组织部提出一份备忘录，确定了经济政策的总方针。备忘录强调“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政策的最高原则是社会主义”，“要求提供充分的工作岗位；使在劳动岗位的劳动者能过富裕的生活；保障工作和赢利(基本上让无产者得到产业)”；“保护中等阶层”，“限制垄断资本家的利润来源”。 在这个总方针指导下，纳粹党在口头上以及起草的法令、文稿中，反复强调尽量照顾小资产阶级的利益。 1930年后制定的《商店—分店税收法草案》规定，“保护日益受到大企业严重威胁”的个体商贩。同时提出的产品《订货法草案》中规定，“国家或地方的订货，国防军的订货，以及私人企业的大批订货，尽可能由手工业和中小工商业承担”。 1932年5月10日提出的《迅速提供就业——战胜危机纲领》中指出：“开拓土地；建立独户住宅；修筑公路，以减少失业”；“由国家资助，使中、小企业继续生存”；“以大地产为代价，增加中、小农数量”。 为了拉拢成百万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纳粹党于1932年还成立了“工商业中产阶层战斗同盟”，提出接管大百货公司、统一商店和消费合作社价格的主张。 为了骗取农民的支持，1930年希特勒任命农业专家理查德·瓦尔特·达雷为纳粹党农业部部长，由他负责制定农业方面的政策。希特勒亲自对他说：“要放手大干，把农民给我组织起来！”授权他只要能笼络农民，可以随意开空头支票。 达雷在他写的《农民是北方种族的生命之源》和《血与土地产生新贵族》两本书中，极力宣扬法西斯主义“血与土地”的原则。他说：农民是血，是生命的源泉，生命滋生不已，祖国乃得昌盛。土地为农民耕种，生产人们的衣、食之需。他主张在不改变财产制度的情况下，国家通过贷款，帮助农民建立“世袭田园”，农民将变成“血与土地”的新贵族。他说：“血与土地”是德国的基础，农民是国家的柱石，在国家中应居首位，德国应该成为“农业国家”。 1930年3月6日，达雷宣布了一个取悦于农民的《农民纲领》。它宣扬“供养民族的农民阶级对于民族有极大的作用”，农民是“全体人民中最纯洁的分子，民族的新的生命的源泉，我们军事力量的骨干”。“一个坚强的农民阶级的存在，乃是国家社会主义政策的基点之一。”纲领规定取缔土地投机，禁止地产抵押和拍卖，在土地交易中国家享有优先权。纲领向农民许诺，“在尽可能公道的条件下，得到经营土地的放款”。 纳粹党通过上述纲领和政策，在口头上提高城乡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用一套空头许诺骗取他们的信任。许多小资产者和农民把这些纲领和政策条文视为自身利益的体现和可靠保证。这成为他们盲目追随纳粹运动的重要原因。 (二)进行争取民心的反资本主义、反魏玛共和制和民族沙文主义蛊惑宣传 纳粹党十分重视宣传的作用。戈培尔写道：“选民的绝大多数始终是愚蠢、粗鲁、盲目的。他们很容易被蛊惑者和政客所蒙骗。”在危机期间，纳粹党针对小资产阶级反垄断资本主义的心理，对魏玛共和国的不满和失望以及战后存在的民族屈辱情绪，提出了“反资本主义”、“反共和制”和“民族主义”的口号，宣扬所谓的“民族社会主义”，开展了一场争取民心的宣传战。 1930年10月14日，纳粹党的107名议员在国会提出一份提案，要求“银行家、交易所大王，1914年8月1日以后移入的犹太人和一切外籍人及其亲属的财产，以及自1914年8月1日以后利用战争、革命、通货膨胀等机会增加的一切财产，应无条件没收，归公所有。各大银行应立即收归国家管理”37 。戈培尔在由他主编的柏林《进攻报》上宣称：“同寄生性进行无情的斗争！向掠夺者开战！给劳动者和平！取消一切资本主义经济对人民政治生活的影响！” 纳粹党内的“施特拉塞派”在“反资本主义”宣传中起了重要作用。该派要求大企业“社会主义化”和限制大地产，提供就业，战胜危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提高工资。他们甚至主张回到前资本主义状态，即中世纪晚期的行会时期，回到“光荣”和“平静的时代”，使小资产阶级摆脱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所受到的威胁境地。这种思想不仅迎合了小企业主、小商贩和手工业者的愿望，而且符合那些战后留恋从前状态和地位的职员和学者们的心理。这一派别的反资本主义宣传，对小资产阶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与该派比较，希特勒在公众场合反资本主义的调子不高。他既要迎合小资产阶级的要求，又要不得罪纳粹党的支持者和资助者垄断资产阶级，提出双方都能接受的许诺。他提出保证，如果他上台，将使德国恢复强大，拒付赔款，撕毁凡尔赛和约，做到使每个德国人都有工作和面包。他把“反资本主义”的口号解释为只反对犹太人的资本，一切社会和经济问题都以“犹太人资本”为代价解决，绝不反对“创造性的雅利安人资本”，由此引向疯狂的“反犹主义”。 纳粹党针对小资产阶级对魏玛共和国的失望心理，大肆攻击共和制，声称要由一个新的帝国取而代之。1932年希特勒在灌成唱片的《致民族呼吁书》中煽动说：“德国的农民贫困，中等阶层破产，几百万人的社会希望破灭了。德国三分之一的就业者没有工作。国家、地方和各邦负债累累，整个国家财政混乱，金库枯竭！”他把这一切都归罪于共和制度。他说：“共和制和历届政府毁灭了德国的一切。它们本身最终被取消的时候来到了！”希特勒声明，他无意改变德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而只是反对共和制。他宣称：“我们不能听命于一个建筑在骗人的多数决定的玩意儿上面的国家了。我们需要独裁！”这种反共和制的宣传，在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中找到了肥沃的土壤。广大城乡小资产者把共和制视为一切灾难的根源。他们认为，无论如何应该取缔频繁更替政府、疯狂滥印钞票和欺骗人们的魏玛共和体制。在许多地区，特别是在政治上比较保守的地区，如巴伐利亚，重新恢复君主制的呼声很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败的德国被迫接受条件苛刻的凡尔赛条约，它成为压在德国人民身上的沉重负担和民族屈辱的象征。在德国人民和小资产阶级中存在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纳粹党便乘机进行民族主义的宣传。希特勒利用一切场合重复他在《我的奋斗》和《第二本书》中的复仇主义宣传，诱使德国人相信，要想使战败和混乱不堪的德国在阳光下占有比以前更加伟大的地位，就必须建立一个新帝国。这个帝国以日耳曼人种为基础，必须确立元首的绝对权威。这样有朝一日，德国一定成为“地球的主人”。他宣称，新帝国不只是要恢复1914年德国的疆界，而且要“扩大空间，开拓世界。必要时，使用刀剑，开辟道路。在争取生存的斗争中取得胜利！”这种民族侵略主义的狂热宣传，迎合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小资产阶级要求恢复“民族强大”和“昔日光荣”的民族主义心理。 在进行“反资本主义”、“反共和制”和民族主义宣传的同时，纳粹党还提出“民族社会主义”的口号，作为全民族追求的目标和信仰进行招摇撞骗。 在俄国十月革命和德国十一月革命影响下，“社会主义”深入人心，特别是在德国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有很大影响。战后德国各政党争相打出“社会主义”的招牌。纳粹党1919年初建立时取名“德国工人党”，1920年2月24日，改名“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在此后十年中，希特勒一直鼓吹“民族社会主义”。在1929—1932年经济危机期间，他变本加厉地宣传这个口号。他对“民族社会主义”作了这样的解释：“民族社会主义是维护私有财产的。个人为社会牺牲，这是民族主义；社会为个人服务，这是社会主义。这两点结合起来，便是民族社会主义。” 上述宣传确实起了一定作用。那些不满现状而又找不到出路的人们，把“民族社会主义”看作是可追求的信仰、可改变国家面貌的希望和一种神圣的精神寄托。他们认为纳粹党正是这个信仰的体现者，于是大批涌向纳粹运动。 (三)组织声势浩大的竞选活动 1930年上半年，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德国的政治危机。3月27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米勒内阁垮台之后，刚成立不久的天主教中央党布鲁宁内阁也失去国会的信任。兴登堡总统宣布解散国会，决定1930年9月13日进行国会选举。纳粹党趁此机会发起一场选举战。 希特勒首先把党内数千名训练有素的演说家派往农村和中小城市，去争取对现状不满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他们所到之处立即举行各种群众集会、演讲会、青年集会、火炬游行等活动，到处散发传单，张贴广告。这种大规模的行动一般持续一周或十天，全国平均每天举行活动达25场次。 纳粹党的竞选大会独具特色。会场上排列着由右派青年组织成员、纨绔子弟和以失业青年及流氓无产者为主体的冲锋队队员组成的仪仗队、吹奏乐队，装饰着元首旗。整个会场笼罩着一层宗教色彩和军国主义的气氛。冲锋队队员负责维持会场“秩序”。希特勒在纳粹头目的簇拥之下出场，作滔滔不绝的演讲，为纳粹党各地的演说家定下调子。他们在各地举行的大会上随之仿效。据记载，在1930年9月的竞选活动中，纳粹党举行了3.4万次竞选大会，有2000—3000名在纳粹党演说学校培养的演说家，其中有1000名专门为竞选训练的宣传家登台表演。 在这些大会上，纳粹党还使用最新宣传技术，引起轰动的麦克风扩音器，放映带有希特勒和戈培尔竞选演说的电影，播放他们演说的唱片，以吸引选民。为了迅速收到宣传效果，希特勒租用了一架飞机，三次飞行全德国，抵达六十多个城市。仅1932年7月一次飞行，希特勒就在五十多场群众大会上讲话。充斥着希特勒照片、演说的纳粹党的各种报纸在全国铺天盖地。仅戈培尔在柏林创办的《进攻报》，每日发行量达6万多份。 纳粹党各级组织的积极分子在竞选运动和发展党员方面，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很多情况下，他们通过非正规途径，在酒吧间、俱乐部和工作地点当面谈话，争取选票，吸收了很多党员。其人数和通过参加党的集会或阅读宣传品而入党的人数一样多。 (四)宣扬暴力方式的“主动行动” 希特勒声称：纳粹党不是一个普通政党，而是一种“运动”。这个“运动”应该完全超脱于政党之间的唇枪舌剑的斗争。它不是代表一个政党，而是代表整个国家的利益。因此，它必须采取“主动行动”。 纳粹党提倡的“主动行动”，其实质是以永恒、全面的暴力和恐怖为其行动纲领。其他反动势力虽然也采取恐怖行动，然而只是偶尔实行。而纳粹党在上台之前，其恐怖行动已成为日常生活的政治实践。 纳粹党“主动行动”的工具是1921年8月成立的冲锋队，简称SA(Sturmabteilung)，主要招募不能进入10万常备军的那些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旧军人和必须解散的志愿团中的一些军人。恩斯特·罗姆担任冲锋队参谋长。1921年8月14日《人民观察家报》在一篇题为《致我们的德国青年》的文章中指出：“冲锋队……作为一支钢铁队伍，为我们为之冲锋陷阵的整个运动贡献自己的力量。”冲锋队在“踏过墓地前进！”口号的指引下，冲入大商店，企图占领公共场所、政府机构和银行。他们在街头酗酒斗殴，扰乱其他党派的会场，镇压敌对者，恐吓竞争者，进行暗杀活动，以暴力和恐怖显示自己的“力量”和“武德”，不断扩大纳粹党在舆论界的影响。 联邦德国史学家马丁·布洛查特在《论纳粹运动的群众结构》一文中指出：这种“主动行动”“始终是——也超出1933年——纳粹运动万有引力的中心”。这对于深受军国主义毒害的德国民众来说，具有特别强烈、神奇的吸引力。 (五)施小恩小惠为诱饵 1933年之前，纳粹党并未成为执政党，很难采取直接有利于小资产阶级的措施。但是在夺取政权的道路上，它并未忽视这方面的措施。纳粹党利用垄断资本资助的部分资金，向人们提供一些具体的物质利益。例如，为失业者、复员军人和无家可归者建立“食物施舍所”，“提供住房，发放衣服和食品”。这种行动给小资产者和失业者造成一种假象，仿佛希特勒的纳粹党在行动中确实代表他们的利益，使他们认为应同纳粹党一起为了一种共同的事业同舟共济。 由此可见，希特勒的纳粹党在危机期间之所以得到迅速发展，在于它了解民心，进行欺骗群众的煽惑活动。当小资产阶级深受危机的打击，面临落入无产者境地的威胁而彷徨沮丧，深感前途暗淡时，纳粹党向他们灌输“民族社会主义”的思想，提出迎合他们心愿的纲领和政策，并用欺骗性的宣传和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唤起人们的热情；而法西斯暴力的“主动行动”又使追随者感到有压倒弱者的力量。希特勒的纳粹党冒充小资产阶级的“救星”和“民族革命运动”的旗手，而小资产阶级把纳粹党视作自己的“希望”。 通过上述手段，纳粹党得到迅速发展，在选举中赢得了重大成就。以农村为例：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1930年与1928年比较，资产阶级传统政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选票比例由23%下降到6.7%，而纳粹党在同期由4%上升到27%。1932年7月选举中，纳粹党的选票超过了50%。在汉诺威东部、法兰克福、利希尼茨、波希米亚和东普鲁士等选区的票数也都超过半数。46 希特勒为此十分高兴。他在1933年4月5日说：“谢天谢地，如果我们不取得农村人口的一定比例数，那么，就不会兴起追随我们的这场运动！”47 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也与农民的情况相类似，许多人追随纳粹运动。 四 西方资产阶级不少史学家以纳粹党的群众基础主要是小资产阶级而得出纳粹运动是小“资产阶级”运动，或者是“中产阶级”运动，甚至是一场“人民”运动的结论。48 英国史学家H.R.科德瓦特说：法西斯分子既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也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走“第一条道路”。49 判断一个政党的性质，并不由其成员的社会组成而确定，而是要看它本质上到底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纳粹党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组织？纳粹运动代表了哪个阶级的利益？它的参加者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是否意味着纳粹运动就是小资产阶级运动，或者是人民运动？这只有具体分析纳粹运动的本质，才能做出客观的回答。 纳粹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与垄断资本的政策密切相关。战后德国社会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十一月革命”失败后，1923年德国部分地区又出现了革命运动的高涨。汉堡工人举行起义，萨克森、图林根等地成立了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左派组成的政府。工人罢工和游行示威此起彼伏。与此同时，德国相继遭到1921年经济危机、1923年货币贬值和1929—1932年经济危机的严重打击。在革命和经济危机的夹击下，垄断资本的右派势力决定取消魏玛共和制，建立法西斯专政，以达到拯救自身的阶级统治，对内残酷地镇压革命运动，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和称霸世界的目的。 垄断资本的右派势力声称，魏玛共和制是从国外引进的制度，不适于德国国情，必须以专制政体取而代之。1923年的卡普暴动，就是右派势力建立军事专制的一次尝试，但由于工人群众声势浩大的罢工示威而遭到失败。垄断资本有远见的领导人从卡普暴动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没有群众基础不行，“没有群众将一事无成”。国防军将军施莱歇尔说：“只靠刺刀维持统治并不可取，没有广大群众的支持就不能长期维持统治。”因此，德国垄断资本迫切地需要一个既能忠实地代表垄断资本的利益，又能有效地吸引群众，并把群众纳入为垄断资本内外政策服务轨道的政党和政党领袖。垄断巨头胡果·施汀纳斯说：必须找一个独裁者，“这个人必须说人民的语言”，必须来自小资产阶级阶层。垄断资本家在战后德国反动党派林立的情况下，终于选中了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 垄断资本的一位代言人赫尔曼·艾瑟尔早在1929年11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指出：“在意大利一小部分勇敢的男子汉们所能成就的事，在我们这里也能实现。我们也有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这个人就是阿道夫·希特勒！”希特勒在1925年出版的《我的奋斗》一书中公开声明，敌视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准备和发动侵略战争，这是纳粹党的政治目的。他在该书中以歇斯底里的语言描述说，1914年他还是一个青年时就曾为战争爆发跪下感谢上帝，因为他是一个从寄宿收容所出来的没有希望的失败者，只有在战争中才能得到拯救。希特勒这种明目张胆地要求战争的愿望，完全符合战后德国垄断资本着手准备侵略战争的目的。 希特勒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有煽动民众的演讲才能和欺骗民众的巧妙手法。他所领导的纳粹党公开发表“反资本主义”的纲领，以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保护者和垄断资本的敌人面目出现，实际上，纳粹党并不准备对之实行，它与垄断资本在暗中已经作了交易。 1928年，希特勒在修改《25点纲领》中的“反资本主义”部分时对垄断资本家私下说，“党坚持私有财产的原则”。《纲领》中有关“托拉斯国有化”、“分享大工业利润”、“将大商店收归国有”、“实行土地改革”的经济目标“完全不能实现”。1931年8月希特勒在基尔道夫的乡间别墅向工业家发表演说，1932年1月27日在杜塞尔多夫工业家俱乐部给三百多名工业家做重要报告，再次向他们保证，绝不触犯私有财产和企业家的主权。他详细介绍了纳粹党未来的经济纲领，强调废除凡尔赛和约，将国防军由10万人扩大到30万人，“重建一个军事和经济上的强大德国”。国家通过大批订货繁荣经济，“铺设高速公路，改善交通，特别是铁路交通，促进汽车—飞机制造工业以及与此有关的工业发展”。希特勒宣称，工业界肩负着当政的责任，“有权进行领导”。希特勒的演说在经济界受到热烈欢迎。 希特勒与垄断资本家的交往，都是在幕后进行的。他曾在私下向垄断巨头代表人物披露说：关于不实行“反资本主义”条文的意图，“我是不能在群众大会上讲的。有关私有财产的观点，我也不能像对你们说的那样在群众大会上讲”57 。希特勒在这里向垄断资本家表明，纳粹党是彻头彻尾为垄断资本家服务的。他那公开的关于“反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问题的纲领条文，只是为了欺骗和争取群众。垄断资本家从纳粹党的真正目的中看透了该党的本质，认为这是不可多得的统治工具。纳粹党拥有群众基础这一点，足以对右翼政权的建立提供必要的群众支持。这在垄断资本家看来，是纳粹党优于其他资产阶级党派的明显之处，也是纳粹党对于垄断资本的价值所在。因此，垄断资本从政治、经济和宣传方面对纳粹党进行大力支持。 在政治上，自20年代开始，希特勒的纳粹党就得到巴伐利亚军方的支持。纳粹党的领导人威廉·弗立克承认：“在1923年啤酒店事件中，对于巴伐利亚当局来说，取缔纳粹党非常容易”。之所以让它保留下来，是因为巴伐利亚当局把这个运动视为“革新德国的萌芽”。司法部长和保守分子弗兰茨·居尔特纳明确地说，纳粹党是“我们身上的一块肉”。这相当深刻地说明了纳粹党的发展同垄断资产阶级的政策直接相关。 特别在经济危机期间，垄断资本对希特勒纳粹党政治上的支持更是全力以赴。1929年，保守派的民族主义政治家、德意志人民党主席胡根堡、前线士兵同盟“钢盔团”的领导人弗兰茨·赛尔德特同希特勒三方结成了一个“反杨格计划行动同盟”，发起了“德意志国民反对杨格计划与战债谎言总投票”运动。尽管他们的计划并未得逞，希特勒却通过这次活动抬高了政治身价，其影响波及全国各地。1931年10月，由上述三方面和泛德协会以及祖国协会等组织参加，建立了“哈尔茨堡阵线”，声明反对魏玛共和体制，在德国建立一个公开的恐怖专政制度。希特勒的纳粹党借机发展成为德国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1931年夏天，国家银行总裁沙赫特、重工业巨头梯森和基尔道夫等人要求希特勒组阁任总理。 但是，自1932年年中起，由于德国共产党影响的扩大，由于经济危机开始缓和，其结果是纳粹党的影响有所减退。在1932年11月6日举行的新国会选举中，纳粹党在竞选中失利，总共丧失二百多万张选票，议员由230名下降到196名，然而仍是国会第一大党。这时，在纳粹党内甚至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危机。希特勒本人也起了自杀的念头。纳粹党人声嘶力竭地发出呼救：“救援我们啦，因为假使我们失败了，德国将增加1000万共产党人了！”纳粹党有进一步丧失群众基础的危险，而革命势力却在增长。这使统治阶级感到惶恐和危险。这种局势给德国垄断资本发出一种紧急信号。此时，经济界达成一致协议，从防止布尔什维主义威胁出发，希望纳粹党掌权，在德国奠定一个稳固的政治和经济基础。1932年11月中旬，由沙赫特、伏格勒、梯森、克虏伯等20名工业巨头签名向总统兴登堡递交一份请愿书，要求希特勒组阁。这说明德国垄断资本对希特勒的政治支持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推上总理的宝座。 在经济方面，纳粹党得到德国各地工业巨头和容克地主的资助。1922年泛德协会资助了20万马克，1923年又资助100万马克。1928年基尔道夫捐款10万马克。弗里茨·梯森曾一次资助希特勒50万马克。他还经常资助纳粹党的其他领导人。希特勒、戈林和施特拉塞经常得到工业家的资助。 在经济危机时期，尤其自1930年以来，垄断资本家的金钱源源不断地流入纳粹党的金库。鲁尔煤矿辛迪加决定，自1930年起每年资助纳粹党六百多万马克。据估计，1930—1932年间德国垄断资本对纳粹党的资助达7000万—9000万马克。 在历次竞选中，垄断资本家都为纳粹党提供巨额竞选费用。在1932年第二轮总统选举中，重工业界资助的竞选费总额为300万马克。其中资助纳粹党的竞选费占去240万马克，实际数字比这个数字还要多，而为其他资产阶级政党仅仅提供了60万马克。 纳粹党还得到瑞典、美国、瑞士、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国家工业巨头的巨款资助。据帝国总理府档案表明，仅1931年4月至1932年4月一年中，就有4000万—4500万马克从外国资本家的钱囊里流入纳粹党的金库。 在宣传方面，垄断资本集团最好战和最反动的首席代表、新闻界大王胡根堡，向纳粹党提供出版社、电影制片厂、电台、报纸和整套新闻宣传机构，便利纳粹党加速进行煽惑宣传活动。纳粹党正是利用垄断资本家提供的巨额资助，出版了《人民观察家报》、柏林《进攻报》等报刊，创建专业演说学校，培养了上万名演说家。它从上至下，建立一整套宣传机构，大肆进行煽动和欺骗小资产阶级的活动。 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纳粹党是靠垄断资本不断“输血”而发展的。它代表垄断资本的利益。这一点在希特勒纳粹党上台之后表现得更加清楚。纳粹党对群众的欺骗与迷惑，正好适应了垄断资本的需要，有助于把群众纳入垄断资本侵略、扩张政策的轨道。所以，纳粹运动既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运动”，也谈不上走“第三条道路”。它不过是垄断资本政策的产物。持有纳粹运动是“小资产阶级运动”和“第三条道路”论调的西方史学家，没有正视垄断资本与希特勒纳粹党之间相互勾结的历史演变过程，因而不能正确阐述纳粹党为垄断资本利益服务的阶级实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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