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是中国最大的软实力

　　前30年打下的社会基础，助推后30年的经济起飞

　　市场经济促进了改革以来的快速增长，这一成就不容否定。但是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很多，其中增长缓慢甚至停滞的也为数不少。因此，还要进一步回答，中国的市场经济特殊在哪里?

　　中国式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在于，在市场化改革之前就进行了几十年的“社会保护运动”，建立了完善的社会基础，从而使得中国在市场经济初期比西方国家这一时期的发展要高速、平稳和公平。体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为改革提供了公平的起点和强劲的内需。1980年代初，我国基尼系数只有0.18，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没有任何强势利益集团，市场经济有公平的起点，是比较接近理想状态的市场经济，工人、农民、私营企业主都能从市场化改革中获益。公平还有利于扩大内需，一结束前30年“高积累低消费”的国民分配格局，就表现出强大的国内需求，80年代消费品市场迅速扩张。直到90年代末，由于一般消费品消费接近饱和、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保障不完善等原因，才开始出现内需不足。

　　第二，健康和教育水平跃升，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支取之不竭的产业后备军。1980年代初，我国是一个“拥有第一世界人力资本的第三世界国家”，为“世界工厂”提供了一支几乎取之不竭的产业后备军，支撑了中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大规模扩张。印度裔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认为，中国相对于印度的优势是由其改革以前的基础所产生的，而不是改革带来的。随着劳动密集型低端产业过剩，现在这一红利已经耗尽，需要重新提升人力资本。

　　第三，社会保障制度降低了劳动力成本。改革前，我国已经有了低成本、广覆盖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改革开放初期，城镇劳动保障制度仍然低成本地有效运行，而且覆盖职工及其家属，使得民营企业雇用工人可以“搭便车”，不需要支付劳动保障成本。公共服务部门的市场化尚未开始，医疗、教育、住房的成本较低，使得企业可以用较低的工资水平雇用工人，从而形成所谓“低劳动力成本”优势。

　　第四，农村集体组织的遗产，支持了农村和城镇化发展。1970年代依托集体组织开办的社队企业，是乡镇企业的前身。集体经济时期兴修的农田水利设施，在改革开放后一直持续发挥作用。这些因素加上包产到户，使得80年代农村的农业和乡镇企业都获得快速发展。农村集体土地和宅基地为农民提供了基本保障，成为大规模劳动力转移的蓄水池和保障线。集体土地为城镇化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廉价的土地来源。

　　第五，社会建设的成就为改革提供了政治资源和民意基础。改革初期，公平的社会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改革的普惠性使党和政府具有崇高威信，成为推进改革的政治资源和社会基础。在计划生育、国企改革等问题上，许多群众怀着长期形成的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愿意主动牺牲自己，为国分忧。而一旦群众感受到有的改革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就会形成对改革的怀疑甚至抵触。

　　概言之，中国在建立市场经济之前，已经进行了规模广泛的“社会保护运动”，从而能够平稳引入市场机制，兼顾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改革开放初期成为人们记忆中“凯歌行进”的时代，离不开之前奠定的坚实的社会基础。今天所谓改革进入深水区，越来越困难，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原有的社会基础不断耗散削弱。

　　新的社会建设不足，导致经济社会发展日益不平衡

　　市场经济和社会基础的关系，犹如人和空气、鱼和水。当人生活在空气中，感觉不到空气存在，只有失去之后才感到痛苦。改革初期，人们只意识到市场的作用，而看不到社会基础对市场经济的反作用，概由于此。由于把改革成就一概归结于市场经济，导致把市场原则引入社会和民生领域，原有的社会基础不断耗散，新的社会建设力度不足，造成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最终制约经济增长。对此，应当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反思：

　　第一，农村组织化程度下降，加重三农问题。包产到户后，许多地方的集体组织功能已经名存实亡。当包产到户的制度红利发挥殆尽，小农经济结构的弱点就显现出来。单个农户面临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抗风险能力弱，谷贱伤农的情况在所难免。农村社会组织瓦解之后，公共事务荒废，大量劳动力外出，农村空心化，基层治安和治理状况恶化。新世纪以来反哺农业力度加大，但由于农村社会组织不健全，许多惠农政策无法真正落实到有急切需要的农户身上。

　　第二，企业社会责任弱化，劳动收入过低，强化了对粗放发展方式的依赖。同改革前公平的收入分配相比，改革之后的劳资差距拉大，劳动收入在分配中的份额不断降低。地方政府实行亲资本政策，靠压低工资、社保标准招商引资;企业依靠压低工资维持利润率，看似在世界市场获得“竞争优势”，但却限制了工人收入，压抑了消费需求，更遑论投资于教育培训，提高人力资源水平。在收入差异过大的情况下，为了保障基本民生，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扩大投资来确保就业和稳定，致使经济日益依赖低水平重复投资和出口。据估计，2003-2009年私有企业社会欠账超过4.1万亿元，占同一时期全国劳动报酬总额的6%，相当于2009年当年GDP的14%。如果承担社会欠账，提高工人收入和保障而扩大内需，每年可创造3%-5%的GDP增长。

　　第三，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公共服务市场化，压抑了内需。80年代以来，政府卫生投入减少，医疗机构逐利行为增强，至今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仅有中低收入国家的一半。教育的不公平和以应试为目标的竞争愈演愈烈，也间接增加了家庭支出。投机性住房需求暴涨，保障性住房供给不足。这“三座大山”增加了家庭负担和不确定性，导致大量预防性储蓄，不但提高了劳动力成本，而且压抑了国内需求。2013年我国基尼系数已达到0.47，濒临影响社会稳定的警戒线边缘。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也导致内需不足。我国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储蓄率高达66.5%，而45%的家庭当年没有任何储蓄，已经成为扩大内需的障碍。

　　第四，社会领域欠账，制约建设创新型国家。一方面，社会保障的瓦解不利于激励企业和个人创新。只有在一个基本保障完善的社会，企业和个人才会去冒风险进行创新。在不确定性强的社会，则倾向于“挣快钱”。北欧国家是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最完善的国家，同时也是最具有创新活力的地区之一。另一方面，创新型国家还需要一支高技能的工人队伍。目前我国工人队伍以农民工为主，教育基础薄弱，由于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企业过于依赖低成本劳动力，也窒息了创新活力。

　　第五，社会阶层分化，影响人民对改革的信心。社会阶层严重分化和对立之下，强势利益集团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影响改革决策，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弱势群体对改革的参与和话语权微弱。这既影响人民对改革的认同，也难以保证改革成果惠及大多数人。

　　随着市场化的深入，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已经受到冲击。社会组织瓦解、社会保障削弱、社会差距拉大，这些问题不仅是社会问题，而且日益使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走向“坏的市场经济”，削弱经济增长的潜力。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已经清楚地意识到社会建设的“欠账”，并进行了有成效的“社会保护运动”，相继实行西部大开发、低保、教育、医疗和养老改革等。以医改为例，我国用不到三年的时间，完成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与美国医改举步维艰形成鲜明对比。但是，这些成就仍然是初步的，而且面临重重阻力，社会建设滞后的状况尚未根本扭转，侵蚀社会基础的力量仍然远远大于维护社会基础的力量。

　　社会建设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理想突破口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规划了全面深化改革。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先做什么，再做什么，选择什么作为突破口、切入点，关系到改革成败。社会建设承前启后，既是经济建设的延伸和深化，又是民主政治和党的建设的基础和铺垫。把社会建设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抓手，一方面能够解决迫在眉睫的民生问题，确保初战告捷，凝聚民心;另一方面又能引领经济、政治改革，重新凝聚新的增长动力，重构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建设名符其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建设是中国走出一条新路、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必然选择。现有工业化国家走过的那种依靠建立殖民地输出社会矛盾，先搞圈地运动和血汗工厂，再回过头完善社会保障的道路，今天世界已经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持发展中国家再走一遍。中国如果走这条路，就必然是死路一条。能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避免把西方经历过的血汗工厂、生态破坏、劳资矛盾、民生凋敝的老路再走一遍，能不能在不损害社会公平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走出一条新路?中国的实践表明，重视社会建设，特别是在社会矛盾尚未激化的情况下就搞好社会建设、避免自由市场对社会带来的破坏性冲击，是必由之路。

　　社会建设是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基础。稳定的社会保障，公平的收入分配，有利于稳定居民预期，增加消费，化解产能过剩。据研究，医保全覆盖总体上使居民消费提高7%，相当于每年释放1.3万亿元消费能力，远超过政府财政投入。社会事业本身也是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养老、护理、教育、心理咨询、群众文化、全民健身方面，都能够容纳大量就业。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人才储备。

　　社会建设是协商民主的基础和抓手。建设民主政治，需要有公平的收入分配、完善的公共服务、稳固的社会组织，这样才能真正扩大全体人民的政治参与，培养理性、有序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从卫生、教育、社保这些人人都关心的领域入手，建立政府和普通群众直接对话的机制，扩大人民群众的直接政治参与，既便于操作，又能扩大影响、提高政府威信，还能培养群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精神和能力，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极为有益的。

　　社会建设有利于在短期内恢复人民对改革的信心。长期以来，由于社会领域“欠账”，不少群众未能充分感受到改革成果，对改革失去了认同感。社会建设的一系列措施，对象是最基层的群众，保护的是最基层群众的利益，是一种普惠性的改革。这样的措施能增加群众对改革的认同感，缓解社会矛盾，增强政府的公信力，为深水区改革提供政治基础和民意基础。这将有利于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使改革真正成为“为多数人的改革”，从而受到大多数人民的支持。

　　加强社会建设，做几件人民关心的事情

　　上述分析可见，社会建设和市场经济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当前我国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的局面尚未根本扭转，一些领域用经济改革的思路指导社会改革，导致南辕北辙。社会建设有自身规律，必须摈弃唯经济思维，加强顶层设计和推动，从人民关心的领域入手，深化社会建设，特别是在近期做几件人民关心的事情。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具体建议：

　　第一，扭转忽视社会建设的思想。目前，少数地方和部门对社会建设仅仅理解为和满足于“守住底线不出事”，这不足以达到社会建设的目标。社会领域的投入，不仅是保障性投入，也是生产性投入。社会建设不能“消极防御”，而要“积极进攻”，才能起到推动其他改革的作用。要让各级干部都认识到“民生也是硬道理，公平就是生产力”，把社会建设同经济建设一样纳入政绩考核。

　　第二，把社会建设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设计。中央专门召开一次全会，对社会建设做出全局部署;每年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配套召开“中央社会建设工作会议”。在全面深化改革小组中成立社会建设工作小组，从领导配置、部门设置等方面，进一步提高对社会建设的重视程度。明确把“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范围限制在经济领域，避免用自由市场思维指导社会建设。

　　第三，以反腐败行动为契机，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腐败现象的一大根源是权力和资本合作，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利益。可以以当前反腐败行动为契机，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大幅调整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的比例，提高劳动者收入。

　　第四，下决心、出重手扭转医疗领域市场化倾向。近年来虽然对医疗部门增加了财政投入，但其运行机制仍然是市场化、商业化的，医疗机构仍然以逐利为目标，过度诊疗、药品回扣愈演愈烈。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就可以在不增加(甚至节约)财政投入的情况下，大幅提高人民受益水平。可以开展一次药品购销领域商业贿赂整治活动，像当年禁止军队经商那样，以壮士断腕的魄力取消以药补医机制，加快公立医院改革，实现较高水平的全民医保，真正让群众感受到负担下降。

　　第五，面向全体农民工大规模开展继续教育。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短缺，是制约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的一大瓶颈。当前正处于结构调整的攻坚阶段，应以举办“农民工大学”、开展远程教育等方式，面向农民工开展大规模的继续教育，以弥补多年来的教育“欠账”，还可以解决结构调整中的暂时失业问题。同时加快教育体制改革，加强校企合作，加大职业教育投入，使教育和生产劳动深入融合。

　　第六，把重建农村基层组织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选择。邓小平1990年就曾提出农业改革与发展“两个飞跃”的设想。当前，农村社会组织不健全是制约三农问题全局的瓶颈，没有健全的农村社会组织和社会管理，国家的一切好政策都难以在基层真正落实。目前多数地方的农村合作组织，实际上还是先富起来的少数农户和城镇工商企业主导，无法达到让大多数农民参与，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职能。建议在浙江等地实践的基础上，引导和支持农村建立具有经济、金融、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监督等综合性职能的新型农村合作组织，使之成为维护农民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平台。

　　第七，走群众路线，在社会建设中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政治体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十分慎重。而从社会领域入手，既能得到群众的积极参与，又风险可控。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的重大改革、公共服务部门的管理监督方面，应组织当地群众代表参与，并通过大众媒体和网络扩大参与平台，建立政府和普通群众直接对话的机制，以培养群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精神，缓解社会上广泛存在的对立情绪，为改革营造良好的氛围。这其实就是实实在在的政治体制改革。

　　社会主义是中国最大的软实力

　　回顾历史，孙中山早年游历欧美，亲眼目睹尖锐的社会矛盾，提出“社会革命先于经济革命”的设想，并在晚年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毛泽东终生致力于走出一条公平与效率并重、实现现代化的同时避免两极分化的道路，防止普通劳动者再次沦为社会底层。邓小平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中国共产党几代人的努力奋斗，就是要让中国跳出王朝兴衰轮回的历史周期律，避免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巨大代价，走出一条新路，建立一个永远属于人民的国家。

　　从清政府到国民党，都不缺资金、技术、市场和精英人才，但是他们没有意识、能力和动力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改造，因而不可能带领中华民族走上现代化之路。中国共产党能做到这一点，是由于其自身不可替代的特质：对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遵循，20多年革命战争建立的群众基础、严格的组织纪律性，以及以群众路线为代表的优良作风。中共之所以能创造奇迹，是因为这个党相信人民创造历史，要为盗跖庄屩正名，不做五帝三皇的无涯过客;是因为这个党既不迷信美国专家，也不迷信苏联顾问，而是牢牢扎根于中华民族的坚实大地;是因为这个党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就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成功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始终是“社会保护运动”的思想和动力来源。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850年代的第一次“社会保护运动”，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诞生于20世纪上半叶第二次“社会保护运动”。20世纪后半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社会改革、建立社会福利体系，不是良心发现，而是受到两大阵营制度竞争的推动。社会主义国家通过社会改革实现快速发展，显示出新制度的优越性，推动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改良。2008年金融危机引起的第三次“社会保护运动”，也伴随着西方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认识。当代各国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各异，但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扩大劳动者的经济和政治权利、限制资本特权、保障基本社会福利，等等，仍然是引导各国人民为争取一个更加美好新世界而努力的旗帜。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金融危机以来，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遇到了危机。中国提出“道路自信”，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确实是任何一条老路都走不通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发展中大国沿袭西方模式实现现代化的先例。走一条新路，固然比照搬任何一种“普世模式”更加辛苦，难免会有曲折甚至牺牲。但中国的问题只能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只能用中国式的办法来解决。集成传统智慧、自身经验和现代文明，升华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中华民族对人类做出的更大贡献。

　　当前，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形势越复杂严峻，就越要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认识规律、看清方向。历史和现实都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最大的软实力，是中国后来居上的法宝，是共产党凝聚人心的旗帜，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人间正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历史经验和理论逻辑的统一。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更是解决现实问题的理性选择。随着对旧有发展模式的反思，新一轮“社会保护运动”的高潮在中国已经呼之欲出。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一定能在这条道路上书写新的历史。

　　“春回人间世，日照大旗红。”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伊始就坚持走群众路线，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社会公平正义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些思想和举措深得民心。这就是中国改革的正确方向，这就是中国人的道路自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希望之所在。

 （责任编辑：新愚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