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设承前启后，既是经济建设的延伸和深化，又是民主政治和党的建设的基础和铺垫。把社会建设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抓手，一方面能够解决迫在眉睫的民生问题，确保初战告捷，凝聚民心;另一方面又能引领经济、政治改革，重新凝聚新的增长动力，重构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建设名符其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最大的软实力，是中国后来居上的法宝，是共产党凝聚人心的旗帜，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人间正道。

　　新中国实现了罕见的长期经济增长，当前又面临全面深化改革、凝聚新增长动力的任务。“中国经济奇迹”的秘诀是什么?“中国道路”的特殊性在哪里?如何形成新的增长动力?目前看来，仅在经济领域就事论事，无法作出满意回答，必须综合考虑经济发展和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交互作用。

　　我们认为，“中国道路”与其说特殊在经济发展道路，不如说特殊在社会发展道路。社会革命先于经济革命、社会建设促进经济建设，是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共同经验，是中国道路成功的特殊秘诀之一，是“中国特色”的特之所在，也是今天全面深化改革、凝聚新增长动力的着力点和突破口。

　　市场扩张和社会建设是相辅相成的两大历史运动

　　市场机制带来了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市场经济不能在真空中运行，经济体制不能脱离人类社会而存在。市场经济和社会建设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

　　一方面，市场经济健康运行需要一定的社会基础。包括：首先是以健康、教育为标志的人的自身全面发展，否则人们就没有能力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其次是比较公平的社会，这是公平竞争的起点。一个贫富悬殊、阶层分化的社会，市场机制只会被强势利益集团所操纵，成为掠夺弱势群体的工具，形成“坏的市场经济”。社会公平还能够扩大有效需求，而贫富悬殊的社会往往购买力不足。第三是一定水平的社会保障，以实现互助互济，减轻自然和市场风险对人们的伤害。第四是完善的社会组织，以避免人们被市场冲击成原子化的个体，使之参与社会协商等政治活动，通过集体协作维护自身利益。

　　另一方面，市场的扩张又会反过来侵蚀其社会基础，导致对社会、对人自身发展的破坏，带来贫富分化、传统社会结构瓦解、公共事业市场化、基本权利不平等等后果。这不仅会降低人们的幸福感，而且破坏生产力，到一定程度会使市场经济无法继续运行。特别是，劳动力和土地进入自由市场，尤其会侵蚀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人和土地不仅仅是生产要素，而是具有多重属性。人是有血有肉的生命，需要社会文化精神生活。土地是保障的网底、生态的屏障、文化的载体、乡愁的寄托。纯粹的自由市场，把人和土地的社会属性统统忽略，变成单纯的生产要素，引起生态破坏、土地兼并、农村流民、劳资矛盾、血汗工厂等社会问题。当社会成员忍受不了这些问题时，就会产生各种形式的“社会保护运动”，通过政府干预、福利慈善甚至暴力革命等方式，校正市场失灵，限制市场的力量无限发展，对基本民生、社会、文化、生态进行保护。社会保护运动又会为新一轮市场扩张创造条件。

　　因此，近代人类社会始终存在两方面的运动。一方面是市场扩张，另一方面是市场扩张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社会保护运动”。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大致有三次这样的大周期。

　　第一个周期是工业革命到19世纪末。工业革命引起市场化高速发展，资产阶级政府剥夺了农民的土地和工人的社会救济，强行把劳动力和土地变为商品，在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同时，给大众带来了深重灾难。19世纪50年代起，大规模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各国政府相继允许工人成立工会、出台最低工资法、实行社会保险制度等，缓和了社会矛盾。

　　第二个周期是19世纪末到二战后。由于社会矛盾缓和，市场化、全球化又迎来了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导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大危机，并爆发两次世界大战。这次危机也波及到中国，造成了民族工商业和小农经济广泛破产。二战后，社会主义运动对全球产生巨大影响，凯恩斯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欧美普遍学习社会主义经验和优势，经历了企业国有化、建设福利国家、社会改革、民权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缓和了社会矛盾。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新独立国家强调政府主导经济社会发展，缩小了南北差距。

　　第三个周期是19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私有化、金融自由化、削减社会保障成为政策主流，表面上带来了20年经济高速增长，但却导致各国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相继爆发亚洲金融危机、拉美债务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东欧和拉美国家接受一些国际组织推行的自由经济理念，导致贫富差距急剧拉大，经济主权丧失，社会保障崩溃，许多执政多年的政党下台。(当时江泽民等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要吸取拉美的教训)。自21世纪以来，拉美开始“向左转”，政策面向基层民众倾斜，有代表性的政治家包括巴西的卢拉、委内瑞拉的查韦斯等。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也开始“左转”进程，新一轮社会保护运动正在兴起。

　　纵观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是一个市场扩张和“保护性运动”此消彼长的过程。市场经济和社会建设互相促进，相辅相成。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发展历史，也是这一世界趋势的组成部分。

　　社会革命先于经济建设，“中国道路”独特的成功经验

　　研究中国经济有两个难题：一是“李约瑟之谜”，即传统中国GDP世界领先，但为什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二是“中国奇迹之谜”，即新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动力是什么?目前的理论尚未作出满意回答。我们认为，社会革命先于经济建设，打破传统社会结构对经济起飞的束缚，是这两个问题的共同答案。

　　旧中国的深重灾难，本质上是全球自由市场对中国的冲击所致，是广义上的“市场失灵”。而新中国的社会建设，是全球“社会保护运动”的一部分。从发达国家来看，先搞工业革命，再搞社会建设，是一个普遍规律。中国也曾试图走这条路，但是却失败了。从1840年到1949年的一百多年，特别是洋务运动和国民政府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技术、现代工业等要素在中国都已大规模出现，但是却未能启动现代化进程。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现代经济的比例不到10%，仍是典型的农业国。而中国共产党用20多年时间，就初步实现了工业化。旧中国未能启动工业化，主要障碍不是经济因素，而是社会因素：既没有突破传统社会结构对经济起飞的束缚，也未能抵御全球自由市场对传统社会结构的冲击。

　　在一个农业国启动工业化，至少需要三个条件：一是足够的初始资本积累;二是技术和人力资源;三是保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中国是人多地少的小农经济国家，农业产量仅够勉强糊口，清政府和国民党分别依靠封建士绅、工商资本家和官僚资本推进工业化，造成农村剧烈的贫富分化。再加上外国资本和产品的冲击，大量农户和小工商业者破产，使现代化进程中断，工业部门主要操纵在外国人手里，成为殖民地经济，连国家安全都难以保证，谈何发展。旧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文盲率80%以上，政府软弱无力，无从改善人力资本。历史证明，对外加入全球自由市场，对内依靠私人资本和自由市场，是无法启动中国工业化的。这也是发展中大国的共同教训。早期工业化国家之所以可以“先工业革命再社会建设”，是因为欧美的人地矛盾本来就比中国和缓，还可以通过海外殖民等方式转移国内的社会矛盾，而后发展的大国已经没有这些条件。

　　这一宿命终于由中国共产党打破了。新中国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那就是，在社会革命基础上启动经济建设，通过改造中国的社会结构，为实现现代化扫清障碍。

　　第一，把农村组织起来，打破小农经济的低水平均衡，兼顾为工业化提供资源和保护农民利益两大目标。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具有多方面的职能：一是通过粮食统购统销，大规模而又相对平均地从农村提取剩余产品，为工业化提供资金来源。二是组织集体劳动，进行农田水利、开荒等基础建设，在机械、化肥等要素尚不能大规模供给的情况下提高农业产量。三是组织农村救灾救济和医疗、教育、养老、治安等公共事业，保障农村基本民生。四是组织村民自治和社会管理。这些做法改变了几千年来的小农经济结构，避免了士绅、豪强、工商资本对农民的剥夺，在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的同时确保了农村稳定和民生改善。这一时期，农村并非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食不果腹、懒汉遍地，而是实现了灌溉面积增加两倍，水库总库容量增加20倍，农业机械化普及率超过中等收入国家，粮食亩产翻一番多。这不仅为工业化提供了巨额的资本积累，并且避免了恶性土地兼并和小农破产，为工业化和改革开放创造了最重要的社会条件。如果不是把农村组织起来，小农经济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

　　第二，建立“保基本、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使得“高积累、低消费”成为可能。百年中国梦首先是民族独立的梦，这决定了中国工业化只能主要靠国内积累，依靠外援迟早要付出代价。为了在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同时不影响基本民生，新中国依托国有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公社，在城乡均建立了包括医疗、养老、住房、工伤、丧葬、抚恤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确保人民不必为基本民生担忧，使大规模集中积累发展重工业成为可能。这一时期，尽管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但这是“万丈高楼平地起”的地基，是“筚路蓝缕启山林”的创业。中国超越西方国家“先实现现代化、再搞社会保障”的发展模式，在工业化早期就建立社会保障，这是确保快速工业化的又一因素。

　　第三，实行人力资本优先发展。以健康、教育和性别平等为主要标志的人力资本发展水平滞后，使世界许多国家陷入贫困陷阱，呈现“穷、愚、病”的恶性循环。新中国把医疗、教育和妇女解放作为重大政治问题，在毛泽东“教育要革命”、“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下，优质资源向基层和农村倾斜，避免了精英教育和资本密集型的医疗模式。通过发挥集体协作的优势，创造了以合作医疗、赤脚医生和民办教育为主的低成本而有效的技术路线，普及了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教育和国民健康水平大幅度跃升，人均预期寿命从建国前35岁增加到70年代末68岁，达到当时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初级卫生保健的唯一典范”，向全世界推广。青壮年文盲率从1949年80%下降到1981年15%左右，1979年小学净入学率达到93%，比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高30个百分点，接近发达国家。妇女解放走在世界前列，“妇女能顶半边天”成为社会共识，妇女就业人数从1949年60万增加到1977年2036万。70年代中期妇女初婚年龄已达到22岁，比主要发展中国家提前20年，妇女地位的提高，改善了家庭教育和健康水平。这些成就，使得昔日的“东亚病夫”，成长为一支有文化、守纪律、年纪轻、身体好的产业工人和新型农民队伍，为后来的发展积累了长达几十年的“人口红利”，成为支撑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有生力量。

　　第四，通过组织集体协作，弥补了资本和技术的不足。发展中国家普遍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许多事没人干，许多人没事干”，资本技术短缺和失业并存。新中国打破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建立了高度组织化、扁平化的社会，组织大规模集体协作，弥补资本和技术的不足。人民公社把农村剩余劳动力组织起来，从事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组织大规模集体协作和攻关，突破技术瓶颈。两弹一星、杂交水稻、运十大飞机等具有代表性的科技成果，都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协作取得的，从而跃出了落后国家资本和技术短缺的陷阱。这一切，如果没有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是无法做到的。

　　第五，社会革命打破了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普及了平等文化，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激励。正如韦伯认为新教运动促进资本主义发展一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荡涤了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是一次大规模的平民化运动。“人民创造历史、劳动者最光荣”的理念，“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的经济民主探索，“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作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愿景，都从根本上改造了传统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当然，打破几千年的旧思想、旧文化，非朝夕之力，这方面成果也不彻底。但毕竟，这一时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平等，使劳动者获得“为自己劳动”的主人翁心态，在经济资源不足的情况下起到了巨大的激励作用。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数以千亿方计的水利土方，是工人农民低工资甚至无偿完成的，如果没有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这样强大的精神力量是不可想象的。

　　通过社会革命和建设，新中国建立了一个公平、有保障、有组织力的扁平化社会，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一盘散沙、贫富悬殊、脆弱和充满风险的社会结构，让千百年来被侮辱被损害的平民百姓有工作、有尊严、有安全感、有希望，这是共产党能够启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根本原因。1952年到1978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6%，高于世界同期的3%;1978年我国成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国，形成了完整配套的工业体系。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两个时期不能相互否定”的内涵之一。

　　今天有人认为，共产党搞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中断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耽误了现代化的时间。这话恰恰说反了。1840年以后，历史给了中国一百多年时间走向资本主义，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从未发展起来，而是在封建束缚和外资压迫下不断夭折。反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社会建设，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为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这就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述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也要无产阶级来领导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