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迪拜奇迹"到"阿拉伯之春"

　　差序的世界格局与"迪拜奇迹"不平等的根源

　　与一般市场开放措施不同，迪拜这一城市国家对于外来投资采取了一个关键的限制措施。依照迪拜法律，所有外来投资，如果其贸易对象是针对阿联酋境内一切酋长国，那么其外资比例不得超过49%。阿联酋通过法律确保每一个普通外资公司必须有一个具有阿联酋国籍的担保人作为大股东。大股东即可出资也可以仅用其法律身份参股。从这种意义上，迪拜保证了阿联酋本国人作为食利者的重要身份，并进一步保证在阿联酋境内自由流动的资金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为本国国民利益服务。当然，那一系列在自由贸易特区成立的外资公司并不受到此法规限制。然而，迪拜政府规定，此类公司的贸易对象必须针对阿联酋境外。在这一区别对待政策下，迪拜作为中东地区关键贸易港的地位，不会因为其对于境内外资的限制而受到影响。同时，仍旧可以保证它作为贸易港口而产生的其它诸如物流、仓储、人工、服务等经济效益继续服务国内。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迪拜作为食利国家的特性，不但来自于其对于国内石油资源的消耗与分配上，更体现在其对于其他经济资源的"国有"控制上。

　　在一些阿拉伯的知识分子眼中，这个持续了20年的两位数GDP增幅奇迹非常值得从社会经济方面进行深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海湾国家并未受到始于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影响。以父权制为中心的社会政治体系和主要依附石油产生经济红利的国家本质给予了这些海湾国家稳定的基础。在阿联酋，迪拜奇迹让一些阿联酋知识分子认为需要建立一个所谓"海湾共识"，以求突破"华盛顿共识"。[4]但是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仍旧是一种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乐观主义。首先，这一观念体现了阿拉伯知识分子一种共有的愿望。这种愿望在形式上非常接近后殖民主义的态度。对于阿拉伯知识分子来说，希望能够打破殖民主义话语影响，从自身发现历史的倾向使得这一论述，包括对于"迪拜模式"独特性[5]的过分强调实际上都包含了倒叙式的重构色彩。这一论述的立论基础来自于对迪拜的经济成就的认同。与新自由主义的分析相同，这一论述并不注重在经济发展数据背后所隐藏的巨大的社会不公与对劳工的剥削，同时也并没有将这种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对于社会意识形态、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纳入考察范畴之内。单纯的将经济数据的增长作为成功发展与现代化的标志，无疑是新自由主义重要的理论陷阱之一。其次，迪拜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自由主义倡导下的自由国际贸易与金融自由化。因此，迪拜奇迹也应当归功于新自由主义促生的新经济模式与全球经济增长。最后，迪拜的发展本身也是一种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体现。大量来自于印度、巴基斯坦、南亚等地的廉价劳工为迪拜提供了极为低廉的人工成本，并全面支撑起了这一食利国家的各个方面。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的极度不平衡，迪拜包括整个阿联酋才得以有源源不断的来自印度次大陆以及南亚的劳动力资源。

　　实际上，在华丽的外表下，迪拜奇迹以及它为其他石油富足的海湾国家提供的社会发展方式存在着巨大隐患。所谓"迪拜模式"并不具有独特性。或者说，并无法承担其阿拉伯推崇者们所声称的，对抗"华盛顿共识"的责任。迪拜的经济发展无法脱离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框架，它实际上是新自由主义创造的一种新殖民政治在中东的一种表现形式。其经济利润的本质仍旧来自于金融泡沫与国际间资本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迪拜发展模式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其背后却隐藏了一系列矛盾和窘迫。在高经济增长下，迪拜奇迹的带来了以下几个矛盾：现代化发展的迫切需要和保护民族身份之间的冲突，不断渗透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和保护伊斯兰传统价值观的必要，低价人力成本与劳工权利的冲突，最后，不断减少的石油储备量和不断增长的公共福利需要。

　　作为七个联合酋长国之一，迪拜在阿联酋联盟中总显得独树一帜。不同于阿布扎比，迪拜在阿联酋总是有储备量中仅占2%。虽然1970年代油价飙升给迪拜的发展提供了原动力，但其财政收入依然极大依赖于贸易。在其他GCC成员国中广泛适用的传统石油经济战略在迪拜无法顺利进行，因为这将导致飞快面临哈伯特顶点。迪拜已探明石油储备量仅为四十多亿桶，折算到每个国民，人均大约150万美金。所以从一开始迪拜最重要的任务便是经济的多样化。这一政策导向显然是颇有成效的，目前在迪拜最大的产业包括零售批发贸易和维修，在整个GDP中占了39%。此外迪拜正积极扩展其他领域，如金融服务、运输及旅游产业的业务。甚至在2009年金融危机对迪拜的地产开发市场打击最严重的时刻，石油收入依然仅占年度GDP的2%，而在四十年前，石油收入要占到将近GDP的一半。

　　所谓"全球"的观念，或者说是"国际"的观念，对于GCC的成员国来说，包含了几个层次的认知。首先，对于酋长国的臣民来说，他们直接对于部落首领(酋长)效忠。这种父权制下的社会联系是他们心中世界秩序的核心。接下来，共同的逊尼派伊斯兰信仰，以及在现代才形成的GCC国家间的兄弟认同，是这种归属感的第二层内涵。这种认同感，又因为在六个GCC成员国之间人民的互相通婚而进一步加强。在GCC联盟之后，是所谓对于"阿拉伯世界"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的基础建立在相同的宗教信仰与相近的语言之上。最后，由于过去的被殖民经历，在此认同之外的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被看作是帝国主义入侵者。这种敌视的世界观从随着1932年沙特阿拉伯独立和20世纪中叶海湾地区公国休战而开始才稍微有所改变。不过在这样一种多重世界观下，当前的全球化进程就很容易被阿联酋人(甚至是众多阿拉伯人)看作是一种内部与外部之间互相对抗的殖民剥削，而非我们通常所以为的那种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化全球化进程。因此，让迪拜真正显得如此独特的是它在政治上的实用主义，以及历来作为印度洋的上商业贸易港而固有的对全球市场的开放程度。鉴于迪拜的统治者总是倾向于将城市当作商业化项目运营，这座城市便不可避免地被推到全球化的边缘。

　　从人口统计数据里我们也可以对穆罕默德酋长的战略窥见一斑。迪拜通常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挤满了大量游客，根据迪拜政府商业及旅游业推广局(DTCM)数据的显示，仅在2011年的第一季度，这里就吸引了230万游客。而迪拜的常住人口在同年年底才刚达到200万，其中只有10%持有阿联酋护照。以当前的本地出生率和外来劳动力人口增加水平来看，迪拜的阿联酋本地人比例将持续缩水。有很多人担忧，在未来十年，本地人(阿联酋籍，且非外来人口因婚姻入籍)的数量将达到统计学上的0点。另一个明显的全球化指标可以从入驻迪拜的跨国公司总部和国际银行数量。2010年全球城市指数显示，迪拜在全球化城市排名中居27位。作为整个地区里最为全球化的经济体，在2008年的金融风暴中，迪拜受到的冲击也是最大的。然而根据一份IMF的报告，2011年迪拜非石油经济的GDP已一挽2008至2009的颓势，达到3.25%的增长。楼市的回暖也带来2011年建筑材料需求的迅速上升。

　　迪拜能如此迅速地从金融危机中恢复一方面来自阿布扎比的财政援助，但更主要得利于其设立的主权财富基金和公有公司在其他GCC成员国进行的投资，以及其作为自由贸易港的关键地位。尽管我们看到数以千计的雇员满身债务地离开了迪拜，而本地居民则毫不为金融危机所影响。在阿联酋，国民最大的雇主正式迪拜政府本身以及其他由酋长CEO经营的产业。Emaar和Nakheel两大地产公司在海外(主要指在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投资源源不断产生效益。石油生产也始终是国家可靠的经济后盾。在迪拜来，经济危机可能致使一部分外资撤离，一大批来自西方的中产阶级管理人员失业，但就本地居民而言，情况一如既往地平静，他们可能只需稍注意收敛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惯。因为阿联酋除跨国婚姻外不对外来人口发放公民身份，外国人一旦失业就必须离境，故失业率只影响外来人口。正因为如此，任何在欧美发生的金融危机引发的社会问题在迪拜都几乎看不到。在这里不会发生像是美国一样所谓"1%对99%"的情况，因为那所谓的社会的"99%"，实际上几乎都是非阿联酋护照持有者，因而他们在国内政治中起不到任何作用。如此看来，如今的迪拜和一个世纪前几无二致，其本质依然是一个人来人往的集散地。如果从纯粹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观念看来，迪拜无疑是当中的最弱一环。但细看之下，我们仍可发现，迪拜实际上仍旧是一个坐落在全球贸易中关键地理位置上的安全港。

　　在迪拜经济奇迹中另一个重要力量是国际劳工。迪拜以及阿联酋法律规定，需要将劳工集中管理。所有劳工在前往阿联酋之前，必须由中介机构或者雇主(kafil，即担保人)提供签证担保。提供签证担保的雇主则必须是阿联酋公民。相应产生的担保费用也为担保人的直接收入。根据2007年的一份报告显示，通常一个来自巴基斯坦的普通劳工如果是雇主直接招募，则需要支付大约655美元。这笔费用用来办理签证以及前往迪拜的机票。每隔三年，迪拜工作签证需要重新续签。这笔费用约为260美元。如果希望单独通过中介机构办理同样的手续，则签证连同机票费用可以高达约2138美元。[6]而一般一个建筑劳工的工资大约是每月163美元。根据迪拜政府规定，雇主必须承担劳工集中住宿及相应产生的电费。而劳工个人则需负担水费、燃气以及日常饮食。这样折算下来，一般一个工人每月的净收入则为约130美元(约合480迪拉姆)[7]。这一工资虽然低廉，但相对于各自国内人均不足2美元的月收入来说，迪拜仍旧吸引着来自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地源源不断的劳工。

　　这些国际劳工全部被集中管理。劳工的护照由雇主统一保管，只有在每两年一次的双月带薪假期时，劳工才有可能拿回他们的护照。这种情况在其它酋长国还有所不同。由于缺少必要的国际监管，在迪拜以外的其它酋长国内，劳工遭受的待遇还会更差。除了在工地上之外，其他时间，这些劳工几乎不出现在迪拜的城市视野里。雇主会统一安排大巴集体接送劳工往来于工地和宿舍之间。劳工多数住在距离Deria老城10分钟车程外的一个劳工营里。这个名为索纳普(Sonapoor)的劳工营里，绝大多数工人住在20人一间的房间里。房间一般40平方米左右，有独立的厕所与厨房。根据劳工登记与国籍不同，住宿条件也有相应的好坏差异。一般情况下，来自于其它阿拉伯国家的劳工的地位相对较高，也能有相对较好的住宿环境与工资待遇。相比之下，其它国家劳工们绝大多数不会说阿拉伯语或者英语。由于缺乏根本的交流能力，劳工在迪拜成为一个人们视线之外的群体。迪拜极为高昂的生活费用也成为劳工们的另一个障碍。这两项主要原因使得劳工与迪拜的城市生活相隔绝，成为了这个新兴经济体中一个巨大的看不见的群体。

　　除了一般劳工之外，从南亚、巴基斯坦前来迪拜从事家政服务的劳工的境况则更为不透明。强烈的等级差异与种族优越感使得虐待家政劳工的事件层出不穷。阿联酋法律规定，家政劳工的雇主也是劳工签证的担保人。因此，这便使得雇主对于劳工具有绝对权力。并且，由于家政劳工均与雇主同住，因此相对于上述那些集中居住的劳工来说，家政劳工受到虐待与压迫的可能性更大。在西方媒体上报道的外来家政劳工在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家族受到虐待的情况，实际上在阿拉伯世界并不是简单的个案。一个在迪拜工作的建筑师告诉我，他曾经接手设计过一所别墅，屋主是迪拜当地人。在将设计图纸交给屋主审查的时候，屋主提出要缩短通风制冷管的长度以求节省成本。屋主认为，处在地下室的佣人房不需要，也不可以与主人房共享通风制冷。当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类案件的受害者并不会将事件揭发，因此也就使得他们更成为了迪拜奇迹下的失踪者。

　　对于阿联酋本国人来说，任何人权组织对于迪拜(或阿联酋)境内劳工问题的报道都可以被诠释为"欧美国家对阿拉伯世界充满殖民色彩的污名化运动"的一部分。即便承认这种严重的剥削问题存在，它们也可以在迪拜经济发展的光环下被忽略不计。因为，在阿联酋人看来，"相比其他阿拉伯国家来说，迪拜是独一无二的。这个城市现代化并且具有前瞻性。"而严重的劳工权利问题却只是这种伟大经济发展背景下的瑕疵而已。但是，正是国际劳工的存在使得迪拜经济发展中所产生的严重贫富分化被转移到海外。这也就相应进一步减低了迪拜发生诸如埃及、突尼斯、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境内的那种社会抗议运动的可能。

　　迪拜港不仅是该地区间经济体互相连接的关键贸易港口，也是该地区与其他世界级经济体之间的窗口。它同时也为他们提供着金融和物流方面的服务。但是，迪拜终究是一个穆斯林国家。因此，硬要将其想像成中东的香港、伦敦或纽约，便是非常幼稚的。唯一一个将迪拜与其它海湾地区的穆斯林国家区分开来的意识形态便是在其统治阶层中弥漫的实用主义精神。迪拜之所以欢迎资本主义与全球市场，最为重要的原因，便是它承受不起宗教保守主义所带来的后果。巴林发生的社会变革证明了如果没有国家财富的支持，一个经济依赖自然资源的食利国家是非常不稳定的。穆罕默德酋长最近的电视演讲再次申明了迪拜对伊朗的态度：宗教信仰的争端不应阻碍经济的繁荣。作为伊朗的主要贸易伙伴，迪拜几乎是伊朗在此次国际制裁下的救生索。因此，即便是在最坏的状况下，伊朗胆敢在地区间使用武力，进攻迪拜对于伊朗来说，也仍旧是一个自取灭亡的动作。除了伊朗核威胁之外，在这个地区另一个安全问题则是恐怖主义。但是，联合国2009年关于阿富汗鸦片调查报告中指出，对于那些利用来自阿富汗的鸦片制造的海洛因贸易来说，迪拜是一个关键中转地。由于充当了走私者的避难所，这一特殊功能使得这个城市得以最大可能的免除来自非政府武装的威胁。加上如慈父般关爱人民的CEO酋长，迪拜可能是这一近日来看似风雨飘摇的地区间最为稳定的场所。

　　然而，在此肆意横行的消费主义浪潮却是唯一一件潜在影响迪拜政治稳定性的隐患。然而，我们不能简单地用那种维布琏式的对于新兴资本主义中产阶级病态消费欲望的批判来理解迪拜的消费主义。迪拜本质上仍旧是一个食利国家。浸泡在经济迅速发展的成就里的迪拜，一方面将发展成本不断转嫁到周边次发达国家。另一方面，又希望能够从纯消费型社会逐渐转向生产型社会。然而，其食利经济的本质又使得大量本国人口缺乏进一步推动经济转型的能力与动力。由于采用了治理公司的方式，这个国家充满了大量的外来劳工与技术工人，而本地人则成为了这个城市中最大的食利阶层。一个最为直接的担忧便是，由于缺少有能力的当地人，这个国家的官僚体制甚至是商业机构，都难以纯粹依靠本国人口运行。尽管政府一直希望用训练有素的本地人代替外国中层管理人员，但本地人普遍缺乏从业动力和职业技术成为一大障碍。这一问题令迪拜处于尴尬境地：大部分经济效益由被这里的免税薪资和迷人生活所吸引的外国人创造。和其他的食利国家一样，迪拜为了保护国家财富而禁止接纳移民，这样便导致几乎所有的专业人员---城市的中产阶级，成为了浮动人口。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下，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和本地食利阶层构成了巨大的内销市场，但同样也迅速消化着内部资源。这座沙漠之城无法长久支撑持续增长的人口，食品和水质安全直接限制了城市未来的发展。城市唯一的污水厂和脆弱的排水系统也同样在人口增长下难以维系。在气候环境和消费习惯影响下，大引擎SUV在本地市场广受欢迎，这样一来，甚至有充足的石油储备也将面临跟不上内需市场脚步的窘境。如果说缺乏工作能力的本地人口是影响迪拜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沮丧因素，那么这个城市的当务之急则是其本身环境是否能承受已然超过200万并仍在不断增长的人口。

　　迪拜当局和阿联酋联合政府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并着手开始进行新能源项目和核能的投资。在2009年，韩国成为第一且唯一一个国家获准在阿联酋建造一个核反应堆。整个项目金额高达200亿美金。作为交换，阿联酋承诺韩国国家石油公司以20亿美金收购在阿布扎比的一处油田40%的股权。这一油田现有探明储量接近5亿7千万桶。自2010年来，联合政府与其他GCC国家也开始投资项目以保证该地区的饮水和食品安全。在一份提交给2011年G20峰会的白皮书上，阿联酋政府表示，在当前的趋势下，处境会变得日益恶劣，因水资源不足，饮用水预计在2025年供应稀缺，到2050年则下降至现有量的一半，然而迄今无进一步计划和投资能解决这一问题。

　　相对于周边其他国家，迪拜经济得以在近20年内迅猛增长恰恰得益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影响。其发展的基础来自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及一定程度上国内资源储备的支持。在过去、现在和将来，迪拜一直作为连接印度、中亚、欧洲、阿拉伯半岛和北非的枢纽。它的奇迹极大程度上依赖于对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合作。迪拜的全球化政策实际上既在招揽世界前来迪拜，同时也让迪拜成为通向中亚和北非的门户。其发展模式的基础，根植于对于资本主义全球化市场，及自由贸易的认同。而也正是这样的特性，使得迪拜处于全球金融资本主义链条的最脆弱一环。对于迪拜、甚至是阿联酋的政策制定者们来说，他们明白迪拜的经济奇迹背后正是这种西方主导的经济自由化的结果。然而矛盾却在于，这种仿佛受制于人的被压迫感实在难于被享受了"经济奇迹"的新一代阿拉伯人所接受。这种与资本之间若即若离的矛盾便成为了这种民粹主义的基础。在这一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经济网络中，他们是压迫者也是被压迫者。

　　作者：阿联酋扎耶德大学政治史与国际关系助理教授

　　[1] Vali Nasr. The Rise of Islamic Capitalism: Why the New Muslim Middle Class is the Key to Defeating Extremism. New York: Free Press, 2009.

　　[2] Thomas Friedman, "Dubai and Dunes," New York Times, March 15, 2006.

　　[3] Mike Davis, "Fear and Money in Dubai," New Left Review 41 (September-October 2006).

　　[4] Abdulkhaleq Abdulla "The Arab Gulf Moment," Held, David, and Kristian Ulrichsen, e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ulf: Politics, Economics and the Global Order. 1st ed. Routledge, 2011, pp. 106-124.

　　[5] 或称之为"海湾模式"。因为迪拜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借鉴了科威特的发展经验。

　　[6] Ahmed Kanna, "Dubai in a Jagged World," Middle East Report, No. 243, The War Economy of Iraq (Summer, 2007), pp. 22-29.

　　[7] 迪拉姆为阿联酋当地货币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