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200年后的历史学家们要写一部有关于21世纪的历史，不知他们是否会从资本主义殖民扩张与世界重构的历史中寻找到一些灵感。在"短暂的20世纪"结束之后，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世界趋势似乎又开始走回到那"漫长的19世纪"给世界所定下的基调。在这种经济自由的幻象下，新的不平等、压迫、与分裂正在逐渐形成。当我们将视线移到阿拉伯穆斯林世界，便能发现，从2008年迪拜奇迹逐渐破灭到2012年5月埃及总统第一轮大选仿佛出人意料的结局，再到如今仍旧悬而未决的叙利亚危机，这一切无不在为世界提出警告。面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以及意识形态阶级政治在世界范畴内的衰亡，一直以来压抑在中东世界的各种冲突开始集中释放。一方面，传统的伊斯兰思想资源被以莎拉非主义为代表的极端主义所占领，民粹主义随即披着伊斯兰的外衣大行其道。这种民粹主义依托了20世纪以来长久生长于阿拉伯世界心中的反帝反殖民思潮，以回归伊斯兰原教旨传统为口号，迅速席卷了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空间。另一方面，急速的市场化与资本化转型使得大量阿拉伯国家与世界市场深度交织，以迪拜为代表的经济膨胀更是在最大程度上反映了资本自由流动与地区间发展极端不平衡能够带来的短期巨大金融利润。这种膨胀式的金融发展，不但攫取了阿拉伯世界内部自生的政治变革资源，其造成的不平等与压迫更为民粹主义式的原教旨话语提供了现实滋长的土壤。因此，发生在埃及、突尼斯、利比亚的政变与在海湾国家以迪拜为代表的经济发展，可以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经济在中东地区影响的两个不同面向。

　　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梦想相反，自由贸易与放松金融监管正在将阿拉伯世界重新带入到一个泥潭。资源依附、经济压迫与剥削、宗族战争、宗教极端主义、分裂正在这个地区蔓延。认真思考在这一地区发生的事件，能够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新自由主义及其危害，理解21世纪的诸多问题提供一个范本与透视的窗口。

　　新自由主义的逐渐兴盛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1991年苏维埃政权的衰亡，在世界政治中真正能够对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构成政治威胁的最后一道障碍也被扫除。由苏联政治而带来的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幻灭以及资本主义世界中普遍的历史终结了的乐观情绪，使得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模式在世界许多角落，尤其是第三世界以及前苏联国家中间，取得了其重要地位。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诸多"经济奇迹"使得新自由主义成了一剂社会发展的万灵药。在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国际间自由贸易、私有化改革、开放外资投资、放松政府监管等金融改革手段被在全球广泛推行，并构成了以经济增长为重要标准衡量社会发展进步的当代现代化理论基础。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地缘政治在全球政治中的重要地位被渐渐淡化。意识形态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话语被转化成为不同地区间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贸易合作。世界变革的进程由此也被一个个的政治"春天"与经济"奇迹"取代。

　　"资本万能"的乐观情绪还给世人这样一种幻觉：开放的市场必然导致一个开放的社会。对于资本的信任同样也影响到人们对于伊斯兰世界、特别是阿拉伯世界的观察。一些研究者曾经指出，由于自由贸易与资本主义的兴起，阿拉伯世界潜藏的极端主义情绪正在不断的被这种新兴趋势所消解。由此而生的，将会是一个开放、民主、平等、趋同的全球化乌托邦。[1]

　　然而，2010年以来的阿拉伯世界发展方向，却与这些新自由主义构想的乌托邦大相径庭。非但那些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阿拉伯国家未能重新展现"迪拜奇迹"，甚至连迪拜本身，都由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而呈现衰退的态势。而更出乎西方新自由主义者意料的，则是从2010年初由突尼斯开始，并迅速蔓延阿拉伯北非世界的政治变动。包括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现在的叙利亚在内，这些国家都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开始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导下，进行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改革。由此而导致的国内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大、国有资产流失以及货币贬值问题又使得原本已经较为尖锐的国内矛盾加剧。严重的政治与经济压力下，这些国家一方面出现大量资本外流现象，另一方面，国内中下层也重新开始伊斯兰化，进而发生的政治剧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这种盲目改革措施的结果。在本文看来，将"阿拉伯之春"与"迪拜奇迹"的破灭作为连续的政治历史事件来审视，应当能为理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第三世界国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提供一种途径。同时也能够为进一步讨论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全球政治给出一个批判的视角。

　　迪拜浓重的消费主义和实用主义精神确实让它展现出了与周围伊斯兰世界截然不同的面貌，但这并不能成为对抗宗教极端主义的准则。作为意识形态出现的伊斯兰教还承担着维护社会身份认同的任务。保守的莎拉非主义也像在其他阿拉伯穆斯林国家一样，成为对抗"西方入侵"，维护民族身份的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思想资源。对于大多数阿联酋人来说，对"西方入侵"的解读实际主要认为是以美国为主的"敌人"用政治手段对阿拉伯世界石油资源的掠夺。这种理解方式，实际上仍旧停留在19世纪旧殖民主义全球框架之内。在这种语境下催生出的反殖民、反帝意识，与那种强烈的寻找本民族历史、维护民族身份的愿望一样，构成了一种类似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弥漫欧亚的强烈民粹主义精神。而这种民粹主义精神，则可以在周围大部分阿拉伯国家里寻找到踪影。

　　迪拜：一个现代海盗港的动态平衡

　　站在迪拜哈里发塔的124层上，有一些东西是你在电影《碟中谍4》里那些激动人心的场景中所看不到的：在东面，是一大片尚未完工的楼群，西面是那条著名的16车道的交通大动脉---扎耶德酋长路(Sheikh Zayed Road)，更为夺人眼球的是那纵横交错绵延在沙漠之上的现代道路交通网。 对于任何一位在此逗留的过客来讲，站在828米的哈里发塔2/3处的观景台上，这座建造在波斯湾畔的城市变的更加超现实。在这里，游客们能看到远处波斯湾畔的帆船酒店(Burj Al-Arab)、棕榈岛、以及在更远处那渐渐消逝的"世界岛"。

　　阿联酋的酋长们自1999年建造了七星级帆船酒店后，便开始对巨大建筑抱有雄心壮志，这个新兴的海湾国家持续以其貌似巨大的石油财富为后盾，一次又一次以庞然大物引得了全世界的瞩目。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Nakheel Properties和Emaar Properties两大位于迪拜并为迪拜政府支持的地产公司常常以令人震惊的投资项目迷住了世人的双眼。在过去的20年间，这两间成立于20世纪九十年代的公司几乎承接了所有阿联酋地区的大型地产项目。迪拜的面积仅为一个罗德岛的大小，却拥有世界第一高楼，聚集了世界最大的两个购物中心、最大的机场、最大的人工群岛、人工港口，甚至于最大的主题公园。从1995年到2008年，这个小小的酋长国的GDP增长了267个百分点，人均收入上升了126%，出口增量为575%，人口增加了186%。作为一个伊斯兰教的国家，迪拜却将目标定位于建立世界级的奢华享受与消费主义。

　　然而，在这一切的"经济奇迹"之外，更富于深意的景观，还应当是那名噪一时的人工群岛"世界岛"。至少在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世界岛所代表的是一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无差别神话。这种神话宣称，现代国家的疆界已经全然丧失其价值，取而代之的是相互依存的全球开放市场，以及经由国际组织推动的统一金融变革模式。这种模式不单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正如迪拜的世界岛一般，这一神话下的世界乌托邦是平面的、可控的、永恒的，并且享有无穷的资本。

　　对于这种全球化模式的鼓吹者来说，迪拜无疑是一个成功范本。托马斯·弗雷德曼在他《纽约时报》的专栏中盛赞迪拜为"我们应当推动阿拉伯世界前进方向的标杆"。[2]而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迪拜无疑是一个超级资本主义(hyper-capitalism)时代里一场空洞无物的表演。[3]然而，无论将迪拜视为标杆或是贪婪的范本，200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却让迪拜人开始有了一种不安的情绪。他们发现，无论怎样掩饰，由房地产泡沫带来的红利正在迅速破灭消逝，正如那座雄心壮志的世界群岛一样，迅速被海洋侵蚀消失。

　　但是，虽然世界岛在不断被海洋吞噬，迪拜的繁荣却并未因此而受到太大影响。2011年以来受到经济危机影响的迪拜重新又开始恢复其繁荣的面貌。而这却不能简单归纳为金融自由化、私有化、开放市场等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因素。在所谓"迪拜模式"下，有着更为特殊的经济结构。今天的观察家们也许很少关心数百年前的故事。然而，数百年来的世界交通史告诉我们，国际间的贸易与人员往来永远是经济文化兴盛的基石之一。金融业也在这种繁荣的实体跨国贸易基础上不断发展兴盛起来。亚洲与欧洲之间的贸易为现代世界的基本格局打下了重要基础，也直接影响了非洲整个大陆的兴衰历史。而在这之中，活跃于陆上与海洋的阿拉伯商人则是重要的润滑剂与催化剂。而时至今日，阿联酋，尤其是迪拜仍旧在世界市场中扮演着中转港与避风巷的作用。正像是从13世纪以来此起彼伏兴盛于印度洋沿岸、地中海周围的城市国家一样，迪拜也是在这种全球贸易体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迪拜的繁荣，恰恰来自于其作为资本与贸易中转港的地位，并由此与周围经济体互动而形成了一种动态的繁荣。

　　在金融资本全球化背景下，作为贸易港的阿联酋虽然会首先受到危机影响，但也一定会首先从危机中恢复。依照阿联酋政府统计局2012年公布的数据，2011年，以经济危机影响阿联酋之前2007年的价格作为基准，阿联酋的实际GDP结构中，非金融业所占比重为91.8%。在这其中，有31.6%为石油采矿业。在剩下的约60%中，所占比重最大的分别是批发与维修服务业(11.8%)，建筑业(11.4%)，地产与商业服务业(8.95%)，和运输仓储业(8%)。这一基本国内经济结构，即使在经济危机影响最为严重的2008-2010年间也未有太大的变化。在整个阿联酋经济结构中，首都阿布扎比由于其巨大的石油储量为这个由7个酋长国组成的联邦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柱。而迪拜则更倾向于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贸易中转港。支持其经济发展的基础，便来自于其进出口贸易、批发服务及房地产行业。由于阿联酋强调非石油行业(Non-Oil Sectors)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因此，迪拜作为国际贸易中转港更能体现阿联酋经济发展的走向及其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特殊地位。房地产与服务业则更是这一中转港的经济风向标。

　　2011年所谓的阿拉伯之春与迪拜房产市场回暖前后相接。来自周边动荡国家的资本大量涌入迪拜这一自由港。作为中东及北非世界与世界资本流动结合最紧密的地方，迪拜为这些动荡国家的资本提供了一个熟悉并且相对安全的港湾。然而，这一市场相对来说承担着更大的政治风险，与成熟的欧洲北美市场相比，其消费能力低下。也许位于迪拜的龙城(dragon mart)是这一市场需求的绝好反应。龙城地产开发商与产权持有人是迪拜酋长马克图姆，与全球最大的迪拜商城不同，龙城更像是中国小商品市场。在这里的中国商人们用尽可能低廉的批发价将来在中国的轻工业产品"山寨"电子商品转售到非洲与其它阿拉伯国家。然而，龙城的繁荣总令人不安。作为阿联酋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2011年与阿联酋的贸易总量达到7百万吨，占阿联酋全年货物总重量的8.58%。如果仅仅以货物总量来算，中国遥遥领先阿联酋第一大贸易伙伴--印度。但是，如果从贸易额来看，中国仅占其总额的6.19%，而印度则以占总重量7.87%的货物量换取了20.93%的贸易额。随着"中国制造"的价格不断攀高和人民币汇率的上升，这种以大批量低价格的倾销贸易模式再也不能为投资者带来犹如十多年前那样的巨额利润了。加之周边国家政治动荡与伊朗在美国经济制裁下货币急剧贬值通货膨胀严重，迪拜这一贸易港能够为中国贸易商们生产的利润也日渐被侵蚀殆尽。

　　dragon mart门口的“龙”与喷泉

　　消费主义与伊斯兰的困境

　　迪拜从各方面打破了世人对于一个伊斯兰国家的成见：这里的新兴富人从不掩饰他们对超级跑车、大引擎SUV、奢侈品消费和宽敞住所的巨大胃口，这股消费主义的浪潮甚至延伸到其神圣的伊斯兰生活方式中。穆斯林妇女曾经低调的头巾与长袍如今都来自国际时尚品的制造商，如Burberry, Hermes, Gucci, LV等，黑色长袍无法盖住新生代穆斯林女性一如帕丽斯希尔顿般对时尚品位充满着向往。甚至最为虔诚的麦加朝圣也成为彰显个人的财富的一个途径，由此，形成了一个包括航空公司、地区管理机构、酒店、旅行社等等在内的数十亿美金的产业链。

　　在外界看来，迪拜是"黄金之城"和"亮闪王国"。而迪拜自身除了抱有成为中东地区的新加坡或香港这样的野心外，似乎也不排斥成为穆斯林世界的拉斯维加斯。当你站在哈里发塔的顶端俯视时，它看起来已经达成所愿，然而回到地面，这个城市多少也有其回归现实的一面。首先是有如加油站一般林立的清真寺，日复一日在准点大声广播，号召穆斯林进行祈祷，一天五次。在老城区Deira和Bur Dubai的街道上布满了各种兜售便宜衣物、五金产品的小商贩和印度小饭馆。虽然，这个区域坐落于现代化的港口边上，但是从这些杂乱无章、文化交融的场景中，我们也还能看到这个城市不久之前的影子：一个海盗与走私者们的天堂。

　　纵使拥有现代化构造的外表，迪拜依旧是一个食利国家(Rentier State)，其领导人依旧是那个自19世纪以降便受英帝国委任统治这一区域的马克图姆家族(Al-Maktum)的传人和这个地区其他的酋长国一样，这个国家的稳定极大依赖其领导人的个人魅力、伊斯兰属性、社会福利和父权社会秩序。领导人的合法性仍旧受到两方面的约束：他与臣民保持亲密关系的能力，以及他为人民提供福利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海湾地区的酋长国与私人家族企业有许多共同点，健康的财务状况是首要解决的问题，此外，管理层和家族企业领袖有着紧密联系。实际上，迪拜的现任酋长穆罕穆德· 本· 拉希德· 阿· 马克图姆很乐意视自己为"CEO酋长"。由于酋长即是国家主权，所以他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诸多国有企业的董事长。在这一特殊政治模式下，迪拜的"国"与"私"之间的壁垒便没有那么明显。除了将迪拜这一城市国家当作一个巨大的企业来运作之外，在这一政治权利保护下的私有经济也与酋长制的父权社会结构有着诸多联系。对于马克图姆酋长来说，不但是要把迪拜这一个属于他(及其他家族成员)的大型"公司"运作成为一个成为一个"全球都市"并在地区间发挥其贸易、运输、旅游和金融的枢纽作用。更还要将迪拜"公司"旗下那诸多由他自己和他子民们控股的真正意义上的公司运营成功。

　　为了进一步鼓励这种自由贸易与投资行为，迪拜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改革，以求能够在伊斯兰教法之外，建立起一套较为符合国际交易规则的金融与经济法规。它发展的"迪拜国际金融中心"以及20多个特别自由区的模式正在被这一地区广泛复制。为了安置并吸引更多外来投资，迪拜在划定的区域内开创了一系列法律改革。根据2004年修改后的阿联酋联邦宪法建立起来的迪拜国际金融中心(DIFC)，用于吸引来自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成员国以外的外国投资者并为其提供区域性的金融服务。通过成立DIFC，迪拜政府进一步改革，为国际投资者及其股票设立了迪拜国际金融交易所(DIFX)，一个独立的证券交易市场。作为一个国际金融及法律中心，DIFC为海外投资者提供了特别的司法系统---在DIFC里的交易都得以豁免于阿联酋民法。在2005年这个做法又被卡塔尔当局采用并建立了卡塔尔金融中心(QFC)。

　　对于以贸易为主的迪拜来说，寻找一个美元以外的投资途径其意义远远不止维持金融产品投资多样性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能够为阿联酋提供多极化的发展模式和国内经济结构转型的可能。按照伊斯兰律法，穆斯林世界的金融产品投资必须要有相应的抵押物，而且投资不能牵涉一切违反穆斯林戒律的行业：诸如赌博、色情、猪肉、酒精等，同时也不能涉及其他具有投机性质的金融衍生品。这一特性使得这类金融产品在目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显得更为有价值。穆斯林债券最为常见的金融产品抵押物便是房地产、航运业。2012年9月，迪拜政府又宣布预备发行18亿美元主权债券。而大部分募集的资金将会用于进一步扩张迪拜航运业与机场、基础设施建设。除了政府主权债券之外，阿联酋境内的重要大型房地产、航空航运企业也会发行伊斯兰债券(Sukuk)。然而，这种债券，从本质上与传统的资产抵押债券并无差别。同时，由于其需要通过在二级市场上公开出售并在国际范围内谋求融资，其与伊斯兰律法之间原有的密切关联，在这种资本市场对于高流动性与破除一切制度壁垒的需求之下，渐渐的被淡化了。在巨大的资本诱惑之下，传统伊斯兰律法中，对于平等观念的保护被替换成了对于资本的保护。诸如禁止食利等的规范，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成为银行免费吸纳资本的合法性基础。虽然在意识形态角度，迪拜不断强调伊斯兰金融(Islamic Finance)甚至是所谓伊斯兰经济(Islamic Economy)的独特性。并甚至希望通过强调伊斯兰经济作为一种现代资本主义金融模式的替代产品，强调其所谓可持续性与安全性，来推广其伊斯兰债券，进而希望能够获得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更广泛的话语权。然而，其运作机制与逐利本质却与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并无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