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株洲柴油机厂，柯铭清教授和当年中毒事件的当事人杨权榆、吕月娥、凌寿明、黄自立（从左至右）合影。这里是以前的工厂，现在是职工宿舍。图/记者蒋丽梅

　　当年的株洲农机厂（现为株洲柴油机厂）门口，杨权榆（后排左二）和同事的合影。

　　—1966年株洲农业机械厂168人因食用氯化钡油条中毒事件还原

　　一场发生在48年前的误食氯化钡油条事件，168人中毒。在物资匮乏、医疗条件落后的当时，为何创造了166人转危为安的奇迹？

　　一方面，外围医院尽最快速度与一切可能研制解药，紧急送往事发地，湖南省委书记处甚至派出小轿车送药；另一方面，政府迅速公布事件真相，广为告知广大市民，争分夺秒地组织寻找召集中毒工人；同时，一些单位主动派车义务接送患者和医护人员，陌生的市民送来补品，还有些市民在医院抽血室外排起长龙，要求献血……

　　从长沙到株洲，再到药物注射进中毒者体内，这个过程，抢救组没有耽误一分钟。48年前的往事，即使放在今天，仍然有着不可忽略的现实意义。

　　本报记者谭君株洲报道

　　3月25日，株洲柴油机厂退休职工宿舍窄小的客厅内，起身准备告别的退休教授、湘雅医院前药剂科药师柯铭清突然伸出两只手，亲切地搭在面前两位70多岁老人的肩膀上，“我今年83岁了，有时候躺在床上想，40多年前株洲农机厂中毒的工人你们在哪里，身体还好吗？”

　　柯铭清所说的中毒事件，发生在1966年3月26日下午5时。当时，株洲农业机械厂（今柴油机厂）食堂误用剧毒化工原料氯化钡作明矾炸油条，造成168人中毒。由于政府组织得力、专家抢救有方，166人转危为安。

　　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它被尘封至今。当年研制解药的药师和得救的中毒者，都已步入人生的暮年，但对48年前发生的事件记忆犹新。他们希望告诉读者，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1966年那个周六的下午，到底发生了什么？

　　氯化钡毒油条

　　1966年，正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年份。株洲市石峰区档案馆里保存的株洲柴油机厂档案在“文革”十年期间几乎是空白。

　　2014年3月25日，在株洲柴油机厂宿舍区所属的杉木堂社区职工活动中心，一提起“四十多年前吃油条中毒事件”，活动中心的老人们停止了搓牌，“有这回事，听说过”。但是对于谁“吃过”毒油条，老人们也说不清。

　　在社区负责民政事务的工作人员张健红及部分农机厂职工的帮助下，几番周折，记者找到了自己或家人吃过“氯化钡油条”的杨权榆（78岁）、凌寿明（73岁）和黄自立（74岁），开启了一段对尘封往事的讲述。

　　那是一个物资极为紧缺的年代，油条是一种奢侈品，需要食堂配发粮票才能购买。由于翻砂车间开炉，炉子不能停，车间实行三班倒，头班是早上8点到下午4点，二班是下午4点到晚上12点，三班是0点到早上8点。油条大约是下午4点炸的，主要是上完头班和准备上二班的工人吃的。

　　1966年3月26日，这是一个周六，工厂干部们被要求到食堂劳动。当炸油条的人发现用于蓬松的明矾没有了，他跑向了仓库。

　　这是一个始建于1958年的工厂，最开始只是郊区白石港农具木器社、锯木社、铁业社合并成的公私合营农业机械修配厂。后来成为国营工厂，以生产插秧机、打谷机、手摇水车等农机产品为主。氯化钡是农机厂淬火工艺时需要使用的原料，所以仓库有保存。

　　“氯化钡和明矾表面看起来很像，都是粉末状。那人去取明矾时，写着氯化钡的牌子刚好掉了，他就把氯化钡当明矾取了。”黄自立说。说这个话时，黄自立没有恨意，“那个人也不知情，他自己也吃了氯化钡做的油条。”

　　就这样，危险逼近了。“作为剧毒化学工业原料，成人口服0.2-0.5mg氯化钡就会中毒，0.8-0.9mg就会致死。根据油条中的添加量，每根油条的氯化钡剂量均已超过了中毒标准。”柯铭清介绍。

　　油条炸好后，由于使用的不是明矾，蓬松得并不好。但这似乎没有引起人们警觉。

　　当时在电焊车间上班的杨权榆记得，下午5点左右，他打完篮球回到厂里，去食堂买了几根油条。这个时候，上完三班休息了一段，准备去上二班的工人杨玉文（音）、罗宝华（音）已经吃上了油条。老人们回忆，他们两个可能是最早一批吃油条的人，毒性发作得快，还没等到用上解药就不幸身亡。

　　杨权榆的妻子吕月娥，当时在工厂的机械车间工作。作为已婚职工，他们住在集体宿舍外的一间小平房。吕月娥清晰地记得，一位叫叶松泉的工友拿着七八根油条到家属区来找白糖，因为他“感觉味道不一样”。由于工友的光顾，吕月娥和母亲，以及当时才几岁的大女儿，每人都只吃了一点油条。

　　刚吃完一两个小时，整个农机厂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人蹲在墙角呕，有人只往厕所跑。”杨权榆回忆，当时他和妻子都没觉得身体有什么不舒服。有人说要上医院，吕月娥对人说，她就不去了，帮带点药回来就是。可是，他们的女儿先发作了。“她开始呕吐，被人抱着，就像一根皮带搭在肩上，全身嫩软嫩软的。”

　　紧急研制解药

　　晚上8点左右，株洲市立第一医院急诊室连续接诊了几个来自株洲农机厂的患者，都有恶心、呕吐、腹部剧痛等相同症状。经追问得知，他们都是晚餐时吃了油条后出现这些症状的。

　　院方警觉到事态有可能扩大，立刻层层上报防疫站、卫生局和市政府，有关方面立即进行调查。最初怀疑是厨师炸油条时误用桐油，后来才发现是误将氯化钡当明矾用。成人误食氯化钡后抢救时间一般不能超过12小时，超过24小时即使人救活也是残废。株洲市政府了解到这些，迅速组织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抢救工作。

　　晚上10点，电话打到了省会长沙。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当时还是湖南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长接到省委的紧急电话后，当即选派富有经验的内科专家和骨干药剂师组成抢救组。在药剂科工作的柯铭清被选中。

　　大家认定，当务之急是寻求氯化钡解毒药品。“在那个没有手机和互联网的年代，药剂科采购办一部转盘电话不停地旋转，人们在焦急地呼叫，十万火急求索氯化钡解毒药。上海，‘没有！’北京，‘没有！’广州，‘从来没有供应过氯化钡中毒相关的解救药品！’全国各地特殊药品采购供应站都‘没有’。解毒药品求索无门，医生和药剂师束手无策，抢救人员心急如焚。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怎么办？能眼睁睁地看着近两百名工人弟兄等死吗？”在读者来信中，柯铭清写道。

　　看来只有湘雅医院自己紧急研制解药了。

　　“按常规，一种新药的研制，抛开制药厂的生产周期，单是配制仅供医院内部使用，起码都要几个月，哪怕是医院制剂室配制一批常规注射液，至少也要两天。可当时大批中毒患者已病情危急，拖一分钟就多一分死亡威胁。时不我待，军人出身的湘雅医院院长下达了死命令：抢救组必须在天亮之前把解毒药配制出来，不能超过12小时的最佳抢救时间。”

　　可是，摆在面前的现实是—无类似解药，无现成资料，无成熟救治方法。抢救组成员立即查阅相关专业文献资料，并同时进行多项创新尝试。柯铭清想到了此前与神经外科合作实验时，使用硫酸钡作为造影剂注入脑室。在理论上，将人体内有毒的氯化钡100%转化成无毒的硫酸钡，就可以解救中毒病人。而将氯化钡转化为硫酸钡，对于一个化学高材生来说，不算难题。

　　据此，抢救组设计出等渗硫酸钠静脉注射液配方。

　　接下来是按配方制药。一种正规的药物从配方设计、原料选定、注射液配制，到灭菌消毒、质量检测、动物实验……总共需要十一道工序，道道都需严格把关。但是抢救组成员超常规发挥，仅仅8小时就生产出了重达800公斤的硫酸钠静脉注射液。

　　“你不会想到我们有多紧张。现在回想起当时灭菌消毒的情景，我都心有余悸。”柯铭清说，制药过程中最关键的是，要等到在高压灭菌消毒柜里的药自然冷却再开柜，因为这有爆炸危险，而且一瓶爆炸会造成整个爆炸。自然冷却要花上三四个小时。抢救组不敢等，冒险打开压力柜强行取出了解毒药。

　　寻找中毒者

　　长沙方面紧张研制解药之际，株洲这边也多方寻找召集中毒工人。

　　当时还是单身汉的凌寿明记得，吃完油条后他溜达到市中心广场一带玩，回到厂子时，他发现很多车停在厂门口，在那喊，“吃了油条的全部上车到医院”。除了株洲市一医院，另外还有二医院、中医院、联合医院接收中毒病人。

　　令人揪心的是居住在郊区或乡下的中毒职工。由于这是一个周六，下了班的工人会买油条带回去给家人分享。黄自立就是其中一位。他在食堂吃完饭后，带着12根油条回到四十多里路外的云田乡五星村家中。他先是坐公交车，然后步行了三四个小时。所以他的妻子、岳父、岳祖父吃上油条时，已经是晚上9点钟。

　　“这油条一截硬一截软，我还在笑他，你们厂的师傅技术怎么这么好呢。”黄自立的妻子凌再珍说。他们三代人本来每人吃两根，由于味道不够好，还有6根没吃完，就听到乡邻的呼唤，“没吃的，别吃了，丢掉。”丢掉的油条被一只猫咪吃掉，很快中毒身亡。

　　凌再珍至今记得，是一位姓黄的村民正好在水库旁守电话机，他接到了来自政府的电话，并告诉他们，“赶紧到医院去，到马路上去挡车，不要站马路旁边，要站马路中间挡。”

　　像黄自立这种带油条回家的工人还不少。此时，政府针对吃氯化钡油条的寻人行动，正在紧急开展。

　　“当时的株洲市政府毫不迟疑，迅速公布事件真相，广为告知广大市民，为地毯式寻人行动争分夺秒。一时间，全市所有车站、码头、公共场所均同时开启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播发紧急通告，通知已误食有毒油条的职工和家属立即赶去附近的医院检查治疗，并要求听到广播的市民尽快相互转告，尽可能争取时间挽救每一位中毒患者的生命。

　　此时，已有许多误食有毒油条的职工和家属出现了中毒症状，恶心、呕吐、腹部疼痛，但几乎所有的患者都以为仅仅是一般的肚子痛，多半在家忍着，准备捱到天亮后再去看病。听到广播或转告时，才知道是中毒了，急忙赶往附近的医院就医。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可还有一些住在偏远郊区或周边农村的工人没得到消息，死神正一步一步向他们迫近，怎么办？当时城郊之间以及村与村之间没有公路，市府领导迅速发动各区的干部和乡镇干部群众或徒步翻山越岭，或骑自行车穿行村道，赶往各家各户，直到深夜，终于把所有中毒职工和家属都送到医院，没有漏掉一个人。”柯铭清在读者来信中写道。

　　当年没有吃油条的罗正根、沈顺良就参与了寻人行动。“我们到处送信，我去了四五家，有一户住在河西，那时湘江河里没有桥，全靠私人船只摆渡。当时派出所搞了条船送我们过河。”罗正根说。

　　凌再珍记得，他们晚上十二点才到医院。黄自立虽然没有吃油条，但他吃了炸完油条的油炒的菜，所以也到了医院。当医生给他们上药时，他们发现，药，还是热的。

　　他们绝不会知道，把滚烫的药从消毒柜抢出，从长沙送到株洲，再到药物注射进中毒者体内，这个过程抢救组没有耽误一分钟。

　　解药速递

　　2014年3月25日，在去株洲寻找中毒工人的高速路上，柯铭清问司机车速有多少迈，“110迈，到底是高速路啊。当年没有高速，从长沙运送解药到株洲，车才开到70迈，却感觉像要飞起来一样。”

　　为了赶在黄金12小时内到达株洲，抢救组把药从消毒柜取出后，就直接上了湖南省委书记处派来已等候多时的上海牌绿色小轿车，从新修建的韶山路往株洲方向驶去。尽管此时解毒药还在进行最后一道工序—动物安全实验。就算司机把油门踩到最大，长沙到株洲也需要两个小时。抢救组决定一边等结果，一边赶路。

　　黎明时分，解药快到株洲了，这时，湘雅医院的实验室也打来电话，动物实验很成功，打了解毒药的兔子体温没有上升，所有情况正常。柯铭清们松了一口气，他这才发现，株洲城里有一种很特别的气氛。“田心过去有一个菜市场，平时乱七八糟地堵在马路上，这天整整齐齐地把马路让出来，他们可能都听到了广播。这时，已经接收了130名患者的株洲市一医院，抢救室门口人头攒动。坐镇现场抢救指挥中心的省市领导正翘首等待救命药的到来。突然，人群爆发出喊声：‘来了，来了！’我们的车‘嘎’的一声停在急诊室门口，省市领导和医务人员一下都围了上来。市领导双手接过解毒药时，‘药水还是烫的呢，快送抢救室！柯铭清在信中说。

　　不过，新的难题又出现了。

　　“参与实施抢救的医生们从没有接触过氯化钡中毒病人，没有任何治疗经验。通常情况下，医生用药都是按药厂说明书的规定使用，没有说明书该怎样开处方？中毒患者要注射多大的剂量？用药后会有什么副作用？怎样保证给药安全？开弓没有回头箭，静脉液一旦注入人体内就无法取回，大规模输液中万一出现什么纰漏，倒下去的将是一大批人。怎么办？”

　　“此时，手术室传来不幸的消息，两位在解药送达前不得不实施开胸手术的重度中毒患者抢救无效死亡。抢救现场的气氛变得更为凝重。很明显，如果不尽快定出解毒注射液的给药方案，后果会不堪设想。几位湘雅专家当机立断，根据实验动物的有关数据提出了给药方案：从低剂量静脉慢滴开始，密切观察病人各项主要生理指标的变化，加强心电图监测，综合情况比较见好再逐渐增加给药剂量。这一方案当即获得抢救人员的一致赞同，医护人员立即给最危重患者滴注解毒注射液。现场数十双眼睛紧紧盯住输液瓶，看着解毒药一滴一滴流进中毒患者的血液，空气凝重得令人窒息……30分钟后，医生报告心电图各段波趋向好转，患者疼痛缓解，大家松了口气，决定加快静脉滴注速度。一小时后，给药患者已完全解除了疼痛等中毒症状，心电图也恢复正常，最后一大难题终于化解。”柯铭清在信中写道。

　　“安全给药方案一经确定，现场抢救指挥中心马上将方案通知收治中毒患者的其他医院，各医院均照此方案实施抢救。

　　送药的当天中午，各医院中毒患者的危急症状都得到了有效控制，一场突如其来的死亡危机终于彻底解除了。除了两位未等到解药的重度患者外，其他用了解药的166人无一死亡，无一伤残，这在当时完全称得上抢救群体性中毒患者的世界奇迹。”

　　提起这段紧张的往事，柯铭清回忆起当时一起参与抢救的一名叫齐振华的医生，“她当时挺着临产前的大肚子呢，现在她的这个孩子也成了知名的医生，还当了教授，我开玩笑她是因为那么早就胎教了。”

　　往事的现实意义

　　凌寿明记得，他在医院只住了两三天就出院了，但工厂停工，他休息了一周。凌寿明印象最深刻的是，很多陌生的市民给他们送补品，表达慰问和关心；医院门口停了很多小车，一些单位主动派司机在外守候，义务接送患者和医护人员；还有些市民，以为他们中毒需要用血，在医院抽血室外排起长龙，要求献血。这些让他现在回忆起来依然心里很暖。

　　柯铭清同样很感动。那是一个政治味道很浓的年代，批判“三家村”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他记得株洲市一医院一进门就可以看到张贴的大字报。但当时政府的表现很人性，具有“人命大于天”的公仆良知，在全市通报群体中毒事件，加上市民的热心协助，使一百多名中毒者及时医治，这在现在看来也是很有积极意义。

　　可是，随之而来的“文革”，让这一美好的事件失去了价值。曾经一段时间，柯铭清还对当初抢救的行为后怕起来，“过去攻击人是随便攻击的。比如他可以说这个解药没有经过国家批准，或者配方有什么疑问等等，这不是迫害阶级兄弟吗？”

　　作为当时抢配解药的骨干药师，除了让历史回归，柯铭清还想见见当年的中毒者，于是跟随本报记者去采访。

　　3月26日，正是株洲农机厂氯化钡中毒48周年，也是黄自立的长孙结婚的日子。黄自立高兴地邀请柯铭清和记者吃了喜宴。1966年中毒时，他还没有儿子，中毒后的第二年，凌再珍生了第一个孩子，也就是长子，接着他们又生了两个儿子。现在大儿子的儿子都结婚了，儿孙满堂。

　　柯铭清很为他们高兴，“我一直在想，氯化钡中毒后是否有后遗症，这么多年你们的身体还好不好，现在证明当时的解药非常成功。”

　　凌寿明后来也生有儿女。杨权榆的大女儿逃过了氯化钡中毒一劫，十多年前却车祸离世。杨权榆说，现在排小便不太好，是不是跟氯化钡中毒有关？柯铭清认真听着，一一记录在笔记本上。而那位找白糖的名叫叶松泉的工友，后来工作调到长沙，是省内包装行业的专家，记者在网上查到了关于他的新闻报道，但没能联系到他本人。

　　柯铭清查找医学文献发现，自1978年至2007年，一共发生过16起氯化钡中毒事件，有的上百人中毒，也有十几人中毒的，死亡率也从百分之几到几十分之几不等。

　　他感到疑惑的是，这种照理说是极为罕见的群体性食物中毒事件，怎么会连续发生？为什么没有吸取教训？

　　“往事不应尘封，历史应该还原。各地意外中毒事件频发不断，难道不应该认真总结和借鉴四十多年前这场大规模抢救事件的经验？无论是处理紧急突发中毒事件和实施医疗急救，还是提高全民食品安全意识以至政府管理水平，48年前的往事都有着不可忽略的现实意义，”他说，“我希望人们从这个故事中看到这些。”

(责编 玉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