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国史研究中间的“专案组学术”

　　把主流“文革”史删去的政治力量和派性发酵的背景找回来

　　在研究“文革”时往往就说政治迫害，但是，具体的加害人以及为什么造成政治迫害，这些更为关键的内容却没有了。我为什么把武汉地区的“文革”整个过程不厌其烦地拿出来说，就是希望建立一个过程与机制的分析：什么时间开始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凝聚，相互之间有什么争执，由此如何主导了新的局势，导致有人迫害人、有人被迫害。脱离迫害人和被迫害人之间的具体政治冲突，单纯强调受迫害数量巨大和情节恶劣，试图从“数量巨大”这个单一因素简单地导出肯定或者否定的结论，借以“省略掉”必不可少的历史情境和学术分析，结果催生出一种“通过强大重大证据去减省逻辑分析过程并轻易得出结论”的“文革研究法”。在“文革”中，没有统计数字，一个更重要的状况是官员不是高于派性，而是陷于派性之中，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权威机构独立地完成数据汇总工作，政府的状况低于进行统计工作的最低政治条件。结果，学术上的机会主义行为就出来，某个大官说的话，不管有没有根据，那就是权威。

　　用一个耸人听闻的大数字来证明某个事情不正当，实际上是一种方法：证据本身就等于结论的论证方法。这种方法意味着现象本身就说明本质，材料自动证明结论。这种方法如果真的成立的话，就是要取消从证据到结论的分析过程，那还要社会科学和学术研究干什么?与这种“证据已经足以说明结论”的思路相配套，论证过程极其粗略和马虎，把大数字当做是简易完成论证过程的手段。有些论证或者解释的“马虎”程度，已经到了无法兼容常识的地步，例如对“文革”初期“西纠”组织在光天化日之下打死人的恶性事件，竟然有所谓的学者为他们辩解，说这里头主要不是个人原因，也不需要个人负责，而是要归因于“阶级斗争理论”，或者是“个人崇拜”起作用，或者把这个责任算到谢富治或其他的顶层“文革派”头上。这种讲述历史的方式除了刻意混淆“文革”两大派别的界限之外，还在一定程度上论证“打死人是有各种客观原因的”。把“反文革派”的行为与“文革派”的主张挂在一起，竭力论证那个无法通过事实检验的含混的、整体化的“文革”概念，用这个概念包含截然对立、主张相反的两股不同的政治力量来展开历史叙述，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分析本身。这种分析，是把“反文革派”的表现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说成是政治迫害的原因，这是以损害共产党的形象为代价，去为一些特权人士子弟的罪孽开脱。

　　不管集权体制多坏，也是有政策和规则的，镇压职能也不是任何人可以自己赋权给自己的。不管是在哪个社会，哪怕是在高干子弟集中的四中、八中，老师的教育内容也都是打人不对，老师也没有在课堂上赋权学生去打人。一个人从婴儿到成人的社会化过程中间，起作用的主要是家庭和学校，即便是在毛时代也很难说个体和家庭教导过“西纠”成员打死人，中学教师肯定没有教导学生打人。从“文革”的事实看，打人最多的往往是初中生和小学生，而且是干部子弟居多。这些年龄段的个体行为，恐怕不能以宏观政治背景来解释。

　　历史发生了以后，时间不可能倒流，就相当于材料已经进了仓库，也不再有可能添加什么新的材料了，最后只剩下如何解释的空间。既然不可能往历史的材料仓库里头加新东西进去，我们见到的也仅仅是要对仓库里头的材料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取舍，然后作出新的解释。当然也有捏造假材料的人，偷换概念，让人们读“文革”史分不清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写历史无论如何都不是要把人搞糊涂，最低限度是要人们读了历史后搞清楚当时发生了什么。主流“文革”史之所成为这个样子，我希望追问一下，这种历史的写法反映了什么，为什么产生这样的知识生产和消费状况，所以要加上“知识社会学分析”的标题。考虑到“文革”有亿万人亲自参加和围观，知情者数量极其庞大，“文革”的历史知识被生产出来之后，在海量的知情人中间“被消费”，这种“文革”史除了检验出一种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之外，还可以检验出知识的生产和消费链条中间的“作者—读者”关系。对着海量的知情人公然说谎而不担心受到反驳，仅仅用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还不能完全解释，这也是需要深入探讨的课题。

　　我对“文革”的分析，着重点在于要回到历史的场域中去，把主流“文革”史删去的政治力量和派性发酵的背景找回来，这样的历史分析其实是很初步的，仅仅是回到经验本身，还谈不上进行很深的理论提炼。但仅仅是这样，展示什么群体和力量在什么时段做了什么事，从而分辨出谁是加害人、谁是受害人，把这个背景拿出来以后，就很容易看到那个著名的概括“一个人发动十几个人利用上亿人受操纵”远远不够了。把重大历史和政治现象说成是可以由唯一的一只手推动的，在没有找出通过组织的“命令链”和“信息链”起作用的情况下，就说多数人的行为是少数人在远处煽动的，这不是人世间的景象，这是凭空构建出一个“全能全知全在”的“上帝模型”去解释“文革”的历史，我把这个称为“反向的个人崇拜”。

　　对重视档案、高层官员思想偏好及权力中心决策提一点修正意见

　　刚才听李公明老师介绍科尔奈，我很有感触。我是1986年开始学习经济学的，我们寝室八个人，买了好几套《短缺经济学》，当时科尔奈基本上被视为“最高学问”了。科尔奈对党中央影响更大，短缺经济学里面很著名的词汇，比如预算软约束、父爱主义。改革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掉父爱主义，要把预算约束硬化，这就是在国企改革中间推行承包制：给企业定下各种承包指标，盈利多少，亏损企业的亏损额也可以进行承包，例如按照一个百分比下降。还有对企业资金“拨款改贷款”，企业上缴“利改税”等等，中心思想就是贯彻科尔奈说的那两条主要内容。后果如何呢?至少从企业盈亏数字看，国企的效率是越来越差，到1996年和1997年，全国国企盈利企业的总盈利连续两年小于亏损企业的总亏损，出现全局性亏损，此后就是朱镕基的新思路“国企三年脱困”、“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和进一步的私有化过程了。怎么解释国企的盈利数据下降，跟科尔奈思想指导下的改革设计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得出结论，这个重要的工作没有看到有人去做。

　　在国企出现全局亏损的同时，中国的GDP却增加了很多，这是两个相互矛盾的数据。如果把结果简易地与原初设计的指导思想进行因果捆绑的话，这两个重要数据恰好可以支持相反的结论。在解释指导思想正确与否的时候，往往罗列合乎要求的证据简易地完成论证过程——正确的思想导致正确的后果，错误的思想导致错误的后果。我读过吴敬琏老先生的一篇文章，是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界有三次重要的会议，都带来了认识上的重大革新：第一次会议是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第二次是1987年的“钓鱼台会议”，第三次是1994年的“京伦饭店会议”。吴老先生在回顾这三次会议的时候，提出一个惊人的解释逻辑：原先我们以为A是对的，开了一次会议之后发现A错了，对的是B;第二次开会之后发现对的是C，B也是不对的;第三次开会之后发现C仍然是不对的，对的是D。其中，最初的A被认为是对的，这个A中间主要包括原先东欧的一些改革派经济学家，科尔奈的影响是最大的，其次还有布鲁斯和明兹等人，这是中国经济学界最早消费的经济学思想。后来的B、C、D就是来自欧美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学思想了。如果吴老先生这篇文章还靠谱的话，那么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界所论证的各种指导思想从开头到结尾都是一种“盲人骑瞎马”的状态。

　　我希望对重视档案、高层官员的思想偏好及权力中心决策提一点修正意见。这些方面的资料肯定是有解释力的，但是如果把这些材料的解释力过分放大，好像在历史和政治过程中间就没有别的重要因素起作用，这肯定就偏了。我读过一位杨教授关于镇反运动的论证。他的文章引用了内部档案材料，梳理得很细致，还有一些执行环节的材料，把整个决策过程和执行过程都说得很完备，似乎全中国都在执行那些来自中央的政策和思想指导。后来我也访问过花山的部分土改干部。这个地方是湖北省第一个土改建政试验点，这些农村干部大多不识字，其中只有一个人在1949年以前上过初中，这样的知识人才很稀缺，就连县长都很依赖他。他们提到亲历的“清匪反霸”、镇反运动、土改、土改复查和“三反”运动，这些运动在时间上相互穿插，透过他们的讲述，我得到的印象是：对于中央文件和上级意图的了解确实有，但不是主要起作用的，起主要作用的当是当地的局势和他们自己对于局势的判断。对于中央和上层来说，革命胜利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对于底层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干部来说，对于大局的判断远没有那么乐观。他们缺乏经验，动员农民支持并不十分顺利，因为乡村社会中间旧的势力通过宗族、房头对于农民的影响还很大，很多干部实际上有一种恐慌心理。正是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他们对于旧势力及其代表人物要从重从快和从严打击的思想很一致，再加上当时全省的土改简报中，报道孝感市出现暴动和劫法场的案例，还有很多农村干部被杀，外来的消息强化了他们的心理恐慌，这实际上决定性地影响到他们如何搜集信息向上汇报，如何执行中央政策和决策。这些干部的工作对象大多是基层的农会或者贫农团，那些工作对象除了明确感觉到旧势力的优势之外，还有解放前的积怨。土改时期这些积怨得到过度的表述，这也要反过来对那些干部起作用。不止一个人告诉我，他们对于召开针对大地主的批判大会心里没有底，但是碍于农会和贫农团的强烈要求，只好硬着头皮开。一个干部为了避免危险，连夜步行了60多里路，去省里面请求派两个排的解放军到会场警戒，这样，这些干部才有足够的胆量召开批判大会。正是这种恐慌心理，导致镇反过程的扩大化，这个地方后来流放了800人去新疆。他们自己反思说，现在回头看没有必要，而且，还有些不该杀的人也杀了，他们自己都认为不是中央政策，而是自己没有经验，对局势估计过于严重。上头的政策当然重要，但是本地的现实也很重要，如何把握本地的现实就更为重要，这些环节合起来才最终决定了政策执行的结果。

　　政策或者领导意图能不能及时传递下去也很重要。政策制定得再完整，如果下面执行环节的官员们不知道，这个政策显然不可能被执行。很多人喜欢找一些机密档案，机密程度到了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地步，这种档案或者材料就很难通过庞大的政权组织去实施，从而对整个社会的实际演变的影响也不会大。比如李锐在八九十年代宣传说毛泽东喜欢亩产万斤，但这个信息在五六十年代的官场中间肯定知道的人很少。即便李锐说的内容是真实的，但由于知道的人数过少，因此，对于官员执行政策的影响就很小。假如时光可以倒流，那就另当别论了。

　　重建毛时代的文献和事实过程

　　我自己对毛时代这段历史比较感兴趣，花了很多时间来学习前贤和权威们写的文章，自己也写一些文章参与网络争论，经常被人说是为坏人辩护。最后我有一个发现，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后，很多人起来批判“四人帮”，报章上也说一定要肃清“四人帮”流毒，在“文革”期间，政治上最腐朽、最堕落的表现就是专案组方式办案，我还没有看到有一个人为专案组这种审查方式辩护，说这个好。

　　专案组的工作方法往往是领导抛出一个人，譬如“文革”初期抛出清华校长蒋南翔，说他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专案组就发动底下大量的积极分子，从“官二代”到蒋南翔手下的党支部书记、系主任什么的，要大家提供各种揭发材料，工作组把各种揭发材料汇集到一起，果然证明他不是好人。这还不够，还要涉及他解放前的历史，内查外调之后发现历史上还有这个那个问题，调查对象包括他身边的人甚至他出生的地方，因为工作组是代表政府，有无穷无尽的人力、物力去做这些性质的调查，发动N多的积极分子进行揭发，最后下结论说“铁案如山”，定性谁谁不是好人。从理论上批倒这个好像并不困难，但是要与这种专案组审查方式说再见还真不容易。不仅网络上大量文章就用这个专案组逻辑去审查毛本人乃至毛时代，审查共产党政府乃至于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甚至一些学院派的学者，或者官学机构里的学官，都用这种专案组方法来讲述那段历史。

　　当然，这种做学问的方式有一个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能够短平快地写出一篇论文来。这种论文格式其实太常见了，说起来大家都熟悉：从某个权威人物的讲话或者官方机构的结论出发，填充某个或者某些事实或者学术原理，最后得出结论，某人或者某制度果然很不正当。甚至党史的书写也是这么完成的。林蕴晖回忆某位党史领导小组领导人的说法：必须按照重新确立的“党的基本路线”去重写党史，而且，基本路线有所更新之后，整个党史重写工作也要跟进。这样一来，结论已经有了，剩下的就是挑选合适的材料并完成论证过程了。在共产党执政的前三十年里，“三大改造”就是过急过粗，“大跃进”更是“急性病”大发作，“文革”就更是没有任何价值，需要彻底否定了。这些结论也不是不可以，问题在于：总要给读者说一下决策是如何作出并在科层组织内部执行的，过急过粗是什么层次的问题，都是通过一种“简易记账法”说是一种指导思想的错误。但是指导思想是如何在科层组织内部起作用的，也不是完全不提供证据，而不过是专案组那些“短平快”的方法，一些所谓的证据连“文革”期间的专案组材料都不如。要知道“三大改造”、“大跃进”和“文革”，这还是毛时代最重要的三大决策，都曾经被冠以“总路线”的名称。共产党政权说是有“议行合一”特点，但是，决策环节和执行环节还是分开的。一个重大决策从议论阶段、凝聚共识到在会议上通过成为正式的政策，都有各个环节的官员参与，相应地还有组织上下级之间的信息汇集和挑选过程;在决策作出之后，还要通过从中央到地方各个行政层次的官员去执行;相应地，在决策前期也需要各个行政层次的官员提供决策信息。然而，我们在当时看不到“自上而下的命令链”和“自下而上的信息链”的流动过程。关于发动“大跃进”的叙事就很可笑，竟然把决策和执行环节根本甩开，排列了几个领导人对于“反冒进”的不同看法和争论，然后就说这就是“大跃进“决策的形成过程。至于执行环节的叙事就更可笑了，说是有一种风气或者指导思想“自动”地起作用，似乎共产党政权的执行环节有无限多种可能性，可以由执行层次的官员任意选择，不过是在特定时期大多数都选择了那些坏的东西。这就导致一个疑问：共产党到底是不是一个分工协作组成的科层组织?难道庞大的共产党政府能够脱离“命令链”和“信息链”去运作吗?

　　与这样的党史叙事相搭配，“偷换概念”的把戏在党史研究中特别流行。我在中学语文课上学到：写议论文使用概念，其内涵必须前后一致，而不能偷偷改换。但是，我们看到党史叙事和大量的论文中间，普遍地玩弄偷换概念的小把戏。根据我自己的阅读经验，在许多人乃至权威党史叙事中间，论述“大跃进”和“文革”都交替使用三个不同的概念内涵。

　　“大跃进”通常是在这样三个内涵中间进行偷换：“大跃进”A(作为毛泽东推动的决策，主要内容是向地方和企业放权、产业政策改为“小土群”、“小洋群”、改进干部作风等)、“大跃进”B(主要是指“五风”：浮夸风、共产主义风、干部特殊化风、强迫命令和瞎指挥)、“大跃进”C(时间段概念，有人指1958～1960年，也有人指代1959～1961年)。这种偷换概念的把戏玩起来，可以很方便地完成论证过程：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A，“大跃进”就是B(列举各种现象)，“大跃进”C饿死了很多人，因此，毛泽东要为饿死人负责。结果，在这种把戏中间，真正需要进行学术分析的内容却被遗忘了，毛泽东的“大跃进”决策及其形成的制度，对于粮食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具体影响，反而没有人愿意做认真的分析。要是不玩偷换概念的把戏的话，饿死人数的多少不构成重要议题。难道饿死10万人就很好吗?也正是在偷换概念的把戏中间，饿死人数的多少才成为一个具有优先性的议题，饿死人越多，“大跃进”就可以直接地被判定不正当。

　　在“文革”叙事中间，同样的把戏也存在，三个不同的“文革”概念内涵是：“文革”A(毛泽东提出继续革命理论并在实践中支持群众建立各种组织去批判干部、夺权)，“文革”B(各种混乱现象，其中最频繁被强调的是“受政治迫害”)，“文革”C(通常是指1966～1976年)。这一次常见的论证和逻辑是：毛泽东发动了“文革”A，造成了“文革”B，“文革”C期间的各种政治和经济损失，证明了“文革”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而“文革”的实际过程，各种政治力量的凝聚、表现及其互动，实践与理论认识之间的差距及其原因，这些真正需要学术分析的场域，反而成了需要遮蔽的“危险领域”，谁要是涉足这些“危险领域”，就要被扣上“为坏人辩护”的帽子。

　　研究党史的时候，很多人确实没有专案组的权力，也没有专案组那些资源，但他们普遍怀有专案组的心态。一些人甚至潜意识地把所有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赋予自己，把自己视为检察官和法官的结合体，任何质疑都要接受他经过道德和法律的严审：你是不是想要为坏人坏事坏制度辩护?这样的人和这样的文章我看了非常多，甚至一些堪称严肃的学者都未能免俗。怀有这种强烈的地位优势，实际上已经设置了“信息输入”的标准，凡属不符合标准的信息被视为无效信息加以拒斥。一些公安局的侦查员就怀有这种心态，因为想要方便地收集犯罪信息和定案材料，就天然地倾向于逼供信，不交代罪行就动武，目的当然是要用最低成本(也就是最少的时间和精力消耗)完成信息收集过程。如果再叠加想要通过快速破案来立功受奖的心态的话，那就更要追求低投入、高产出的信息收集方式了。这种心态其实很多学者都有，尤其是对过去的历史还有深刻不同政见的学者。他既然认定共产党过去的制度实践不对，甚至还有人得出“社会主义是二十世纪人类灾难”的认识，这就基本上达成了公安局侦察员的第一个条件——抓坏人和犯罪分子。第二步就看人品了——愿意不愿意采用逼供信这样的低成本手段就纯属一个愿意接受何种“投入产出比”的问题了。一般来说，获得犯人口供比采用其他侦察手段获取证据更方便和省事。

　　在“大跃进”和“文革”这样的重大历史政治事件研究中间，竟然流行采用偷换概念的方法进行论证——把三种不同的概念内涵混在一起去建构历史叙事，从根本上取消通过建立概念展开分析的学术可能性，这比逼供信还要恶劣，近似于一开始就是冲着制造“冤案”来的。也正是在这样的论证方式中间，巨大的数字本身就成为有主要意义的——在这种无法展开分析的概念中间，政策结果如何就直接等同于政策设计本身。也是在这个含混的概念使用中间，完成论证过程和列举证据的方便程度还要高于专案组手法。对于毛时代历史的重建过程，广泛地采取偷换概念和专案组手法，拒绝把历史和政治放置在科层组织的背景里进行分析，这显然检验出一种权力与知识生产方式的关系。而且，这种离开组织背景分析政治的方式，似乎也有跨越国界的普遍性。官僚制的知识自从韦伯提出相关理想型之后，学术研究和知识积累都很缓慢，有限的经验研究大多是建立在对企业组织的观察基础上。更为诡异的是，这个学科只是在社会学学科中间获得了合法地位，写作“组织社会学”或者“科层制”著作的都是社会学系的教师，而对于机会主义行为的分析则属于经济学的一个流派。因为完全拒斥组织社会学领域的相关学术积累，在分析前苏联和毛时代的研究过程中间，研究者就获得了很大的随意性或者自由度，可以挑选相关的正面材料或者负面材料，支持一些整体性和宏观性的结论。采用这种“用微观材料支持宏观结论”的方法，做出来的成果很难交流和积累，往往只能得到政治态度和看法相对一致的小圈子的认同。缺乏一个可以交流和对话的共同框架，学术共识和积累都很难建立起来，相关争论倒是很激烈，但长期停留在口水战阶段。

　　对于毛时代的扭曲，近年来受到两种策略的放大，一种勉强算是市场策略，一种是政治策略。有人以为说毛时代坏话，说得越邪恶就越能得到读者的同情和接受，有利于提升自己的名声和事业——这种蕴含在读者群中间的偏好或者需要，足以鼓励一个人在回顾历史时说点假话，这近似于经济学里面的“需求拉动”式的市场生产策略。而政治策略背后有一个认识上的公式：把毛时代说得越坏，那么美国式的制度就越显得可爱，这就像一个天平，只要把一头按下去，另外一头就会自动地翘上来。本来广泛存在的专案组心态，就已经把毛时代放置在专案审查的位置上，采取各种低成本手段搜集证据并由简易记账法完成论证过程;再加上市场策略中间所蕴含的个人收益，怀有政治抱负的先生们的政治策略，这三个相互叠加的机制渗透性太强，要学术化毛时代就存在着大量的“诱惑”或者“干扰”，所以，要冷静地讨论这个时代的很多问题，或许还有很长的弯路没有走完。

　　一个人的精力总归是有限的，我对毛时代和毛本人很有兴趣，所以花的时间也要多一些。在研究“文革”方面，我可能算是当今世界上花工夫最多的人之一，对毛泽东个人文献的阅读花的时间也不少。一些有批判意识的人，往往把毛泽东和毛时代看得很不重要，认为不值得投入时间去深入了解，这诱导了“专案组取证方式”的泛滥;我个人认为毛泽东和毛时代很重要，值得投入时间去认真阅读和深入了解，但是缺乏批判意识和批判能力。这两种状况其实有相互结合的可能性，重建毛时代的文献和事实过程，由那些愿意投入时间、精力去搜集事实和阅读文献的人去完成，批判性的分析可以由那些有强烈批判意识却不愿意花时间的人士去做。也许是学界缺乏这样的结合，我至今没有看到一篇从学术上批判毛泽东阶级分析和继续革命理论的像样文章。我在自己的阅读中间形成一个看法：对毛本人的批判长期停留在私生活造谣或者权力欲谴责的低水平，是因为严肃的学术批判始终缺位的缘故。毛作为一个其政治和思想活动对于新中国历史和政治有深刻影响的大人物，官学两界长期未能给出恰当的政治批判和思想分析是一个重大缺陷。这也像是一个天平，严肃的学术分析和批判缺位导致过度依赖对私生活和权力欲的谴责。这种水平低于“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小报。毛曾经批评说“不要把红卫兵小报办成黄色小报”，批倒批臭走资派是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加以批判，而不是从私生活问题进行批判，还说“政治斗争要严肃”;这个批评传达下去之后，红卫兵小报的大批判有很大改进。学术化毛泽东时代是有可能的，只要走出专案组心态，就不会满足那种“简易记账法”，这样就有可能引进组织常识和初中生的逻辑，与那些市场策略和政治策略自觉保持一点点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