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几段发言是老田在2013年11月2-3日举行的“统计与政治”专题讨论会上的几次发言，这几次发言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如何看待政府官员中间的“机会主义行为”，同时，也反复追问学术界的国史研究中间各种伪装的“天真和幼稚心态”，这种心态从最善良的推测出发也只是对官场的机会主义行为发出了漫无边际的夸张议论，不仅够不上学术，而且还算不上好的政治宣传策略。

　　各种专案组学术，主要的手法是把官场中间的各种机会主义行为，曲折地给予“正当化论证”，把各种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恶劣表现及其后果，看做是政治负债，经过近三十年的沉淀，逐步地收敛为两种“简易记账法”：一是把政治负债记在高层领导人头上(例如记在毛泽东头上)说是领导人的某种思想引发的机会主义行为并需要为此负责;二是把政治负债记在“体制或者制度”身上(例如宣称集权体制负责)。这两种简易记账法的特点，是撇开官场机会主义行为的责任人自己的行为动机和利益诉求，为机会主义行为寻找外部责任人——领导人负责或者体制负责——的所谓学术，就这样成为解释历史和政治的婢女，服务于权力精英的政治资本积累需要。

　　如果学者明确地标榜他的学术就是要为官场的机会主义行为辩护，这显然会降低对读者的吸引力，为此，学者们在漫长的诉说生涯中间，发展出几种机智的“保护色”，结果是在学术研究中间，引进了几种“站台子”的保护色：例如说自己的研究目的是揭露“集权体制的不人道”，或者装出同情弱者的“道义立场”，又或者把自己打扮成“普世价值”的教士、公知等等，就这样，这些所谓的“靠学术吃饭”的群体，为了忽悠读者，在所谓的研究中间，在进行材料搜集或者逻辑论证的时候，就开始建构各种“非学术堡垒”以拒斥批评和诘问的可能性。这使得该开搞年代的所谓学术研究，充满了诡异的外貌：有的学者看起来像一个诉苦的老贫农，也有的学者看起来像是教士或者道学家，唯独不像学者，其中一些人“佼佼者”不像学者的程度以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不仅拒斥初中生就必须掌握的逻辑要求还拒斥常识。

　　其实，在中国学界，研究共产党的历史严格拒绝既有的学术积累，早已经是一个公开的规则。研究中国革命完全不考虑各种研究“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学术积累，研究共产党治国拒绝科层制的知识，研究社会转型完全不考虑社会阶层力量的对比和互动，这早已不是什么机密，而是一般规则，这看起来像是一个范式：知识精英已经要尽最大可能把共产党历史研究“非学术化”或者“反学术化”。有些不耐烦的读者早已厌倦这些喋喋不休的“知识分子”，根据自己对各种“保护色”的认知称他们是“姿势分子”，甚至有不宽容的网友在自己的博客上留下签名档——“少养专家多养猪”。】

　　【下面几段文字是老田在会议上发言的整理稿】

　　把机会主义行为的缺陷视为难于避免的“常识”

　　我觉得刚才的争论很有意思啊，谈到毛时代的很多重要问题，往往不能保持冷静，拍桌子也是有可能的，今天还算是正常。孙经先老师不是做社会科学研究的，数学界的争论恐怕会很小，可能不适应社会科学研究中间争论的激烈性。我倒是因为经常上网争论，见多了那些不喜欢讲道理同时态度特别激烈的人。比如谈到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话题往往被集中到死人多还是少，一方非要说这个数字很大，另外一方非要说这个数字很小，这个完全没有必要。难道不能把数字作为最后的结论放在最后解决，首先从材料和论证过程入手，相互之间对对话不是更好吗?当然，争论一开始就从应该作为最后结论的数字入手，是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的体现：谁能够设置议题和议程?

　　如果真的要把争论的问题学术化的话，最好的方法我们还是回到中学语文课的逻辑要求：先提供证据和论证逻辑过程，最后得到结论或者论点，先易后难，至少可以提高对话的效率。困难时期的很多问题，涉及政权的决策和执行问题，讨论这个方面的话题，最好还是回到官僚制或者科层组织的内部机制上面来。刚才冯筱才教授讲到共产党体制里的一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官员的机会主义行为，其实这是人类有组织以来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官员个人有着独立于组织目标和规则的职业利益甚至是私利，组织的运作离不开自下而上的“信息链”和自上而下的“命令链”，官员为了自己的利益会在信息链和命令链中间“掺假”，这个问题似乎谁也解决不了。如果没有组织的话，重大的人类活动肯定没有办法组织，一建立组织的话，上级要考评下级的实际功绩并依据这个功绩来进行奖惩，这在东西方的政府组织乃至公营和私营企业组织里面都是一样的，由此必然引发与组织特性相关的机会主义行为。“官出数字、数字出官”，这个现象不仅过去有，现也在有，肯定还要通行于未来的官场。原来国共内战的时候有人开玩笑说，如果按国军的“战绩”，共军早被打成负数了。组织内部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内在机制到处都是一样的，一是上级控制下级的职业利益升降，二是下级对上级有信息优势，可以在数字上掺假，要上级看到我的功绩很大。

　　我们现在研究共产党政府这样的庞大政权组织，仅仅依靠描述上级怎么样、由此推论将会诱导下级怎么样，然后就简单地把这些机会主义行为作为一种政治负债，归结为权力中心某个人，例如斯大林或者毛泽东的问题，这是一种很常见的“简易记账法”，把政治负债记在最高领导人头上。其实还有第二种简易记账法也很常见，把负债记在体制或者制度上。在这两种简易记账法背后有一个很天真的结论：如果没有某某人或者某种制度，就会终结官场的机会主义行为，这是遮蔽了组织内部机会主义行为普遍性、脱离了讨论组织和管理链条的场域之后才会有的幼稚想法，这样的议论和结论肯定能够找到领导人的言论或者某体制下官场的职业利益证据来支撑，但这都谈不上是严肃的学术研究结论。

　　不仅仅是组织内部的官员存在着机会主义取向，“非官员”参与政治过程一样有这样的问题。刚才提到“五反”运动，我相信上海市长陈毅没有鼓励“五反”工作队查很多大老虎，当时驻上海抓“五反”的薄一波是中央让他在那里试点取得经验，他也没有鼓励这个东西。“五反”工作队吸收了很多工人阶级积极分子、资方高级职员参加，这些人跟官员一样也有“政绩”需要，要在共产党政府面前积极表现，也一样推动了所谓的“极左”。这些人从自己的需要出发，把资本家的违法数字竭力扩大，这些行为实际上跟马克思说“资本家具有无限积累资本的欲望”是一样的。很多不同的政治行为人都怀有“积累个人政治资本”的目标。对照后来的一系列“非官员”参与政治运动的表现，可以看到内在的一致性。“四清”的时候我老家蕲春县有华中师范学院的一群学生参加，好些要求进步的学生进村第一件事就想到要打一个大老虎出来，心中的那点小九九今天倒是很容易理解：无非是要政治表现好，积累点资本申请入团、入党，既然有了利益考量在里面，那么政策、法律和事实这些条条框框就要让让步了。要求进步的学生太多，汇集的材料很严重，很多蕲春县的干部有基层经验，知道学生的大贪污数字是假的，却不敢公然说不，否则就有可能被这些要求进步的学生视为妨碍其政治资本积累的敌手。他们有可能攻击你包庇坏人，这就让你很被动、很弱势，反而需要在表面上安抚这些学生：表扬他们做得很好、立场很坚定等等。这个夸奖言论多了之后又要起反作用。当年的张厚安老师没有搞大贪污犯，也知道内在的掺假问题，但是那些人反而得了表扬，他也很有意见，认为干部表扬掺假是对实事求是的人不公正，后来写回忆文章说蕲春县领导“四清”的干部鼓励“极左”行为。其实在市场交易中间，机会主义行为更为严重，也一样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引发的，这个方面的缺陷受到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重视：事前的信息不对称会引起逆向选择，事后的信息不对称会引起道德风险。

　　我就觉得，讨论政治特别是前苏联和毛时代的问题，无论是统计问题还是其他，还是要对照官僚制或者科层组织的常规表现，把机会主义行为的普遍存在看做难于避免的缺陷，不管是组织内部还是市场交易中间，因为不能完全排除那些官员或者其他参与者的私人利害关系，都会导致机会主义行为。把机会主义行为的缺陷视为难于避免的“常识”，再来考虑可行的限制方案，才算是比较靠谱一点的思路，比如说“打折”就是一个事后的调节和限制，意味着对机会主义行为的放大倍数进行抵销计算。

　　所以，我觉得第一要回到常识——把问题放置在组织和管理场域中间去讨论，这意味着要把个人主义的扩张与机会主义行为一样视为“常量”，有意识地放弃那种对照着一种“百分之百没有机会主义的天堂”进行批判的想象力，以及由这种错误的想象力支持的两种“简易记账法”，会更有学术的严肃性。又如果能够回归到初中语文课本的逻辑要求，即使最后得不到一致的结论，肯定也能够提高争论或者交流的效率，哪怕你再不同的观点，至少大家可以冷静地交换意见，比较一下我们到底是在哪些地方不一致。

　　逃荒与人口减少问题

　　统计局的数据质量不高，算是有共识，我也很关心这个问题。数据缺陷是怎么产生的，在基层应该能够找到原因。我在《兰考县志》看到，在1962～1963年人口数据增加很多，我顺口问了一下县志办的工作人员，他的回答是说，当时有很多逃荒的，后来回来了。我看到曹树基老师选定的庐江县也是1962年、1963年、1964年人口增长比率很高，曹老师是直接把高增长率当做自然增长人数，反推回去，得出1960年人口比统计局数量更少的结论。这个地方需要追问一下：有没有其他的解释空间?

　　接下来就是调粮的区域问题。我们知道从1953年开始就统购统销，1955年搞“三定”，是面向个体农户的，到1956年全国转社了，就面向合作社了。那么从这个方面看，很清楚，就是说每个县每个公社、每个大队到生产队征购任务是通过“三定”的方式定下来的，这也是划分政府与农民之间粮食比例的关键环节。我注意到曹老师和刘博士两位都提到干部素质的因素，甩开了干部们的上下级之间如何商定征购数量的主渠道，这就需要追问地方干部的因素可能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改变国家对农民的征购或者返销粮数量，征购涉及那么多的对象，必须要有先定的确定程序，这不可能通过临时协商和一对一谈判解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洽谈的时间会大到没有办法估计，不可能是正常的工作程序。

　　还有一个是庐江县人口数据缺陷问题。有一个亲历者在网上写文章说，当时调查死亡人口的时候，凡是不在村子里面的逃荒人口统统报成死亡人口。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这个村子1200多人，但是当时只有300人在家，其余的965人全部报上去作为死亡人口，后来其余930人又回来了。这位网友还提到另外一个产生数据缺陷的机制。1957年省委书记曾希圣为首的南下干部把很多本地干部打成右派赶下台，这一次做死亡人口调查的时候，曾希圣已经调离安徽，本地干部认为得罪了我，我要让你好看。这位网友的父亲当时是县里面的干部，因为被打成右派，所以13级降成18级，他就刻意多报死亡人口。这位网友还说，他父亲还提到其他各县也有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多报死亡人口与官场的山头派系斗争有关系。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如果存在，确实有可能导致统计数字的严重不实。网友提供的数字不一定可靠，可以沿着这个思路去追问一下当时的数字是怎么产生的，这样有可能在一个具体的地域弄清楚数据质量问题是怎么出现的。

　　不能假定户籍管理制度是完美执行的

　　我不是数学家，也不是历史学家，但我很关注这个时期人口问题，我自己也有一个非专业的估计数字，孙经先老师的数字比我的估计数极度偏小，曹树基老师则反过来偏大好几倍。大家其实都没有能力搞一次人口普查，都依赖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数字进行推算。我使用统计局的数字和公式，验算过1953～1964年的人口数字，结果发现，从1954年开始，历年统计局公布的数字都大于验算数字，其中1959年的验算数字要比公布的数据少709万。如果不看孙老师的研究，就很容易得出统计局事后更改数字掺假的结论。这个验算数字与公布数字的不一致，我个人认为是统计局数字中间最大的疑点，只有孙老师的研究很好地回应了这个最大的疑点。我是在看了孙先生的研究之后，才开始愿意相信统计局没有篡改数字造假的。

　　曹老师反驳孙老师的批评文章中间，列举了几个户籍管理制度，以此说明户籍管理是严格的、严密的，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必须严格假定这个制度是完美执行的，这本身是不可靠的。可以进一步推论，如果曹老师列举的制度都得到完美执行的话，显然，统计局的数字就不可能出现那么大的漏洞和问题。我自己是在农村长大的，一个人有没有口粮，是由生产队决定的。对生产队来说，是不是我们队的人很重要，至于你有没有户口，那是不重要的，当时公社掌握着户口。经过困难时期之后，户籍制度就比较严格了，到了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我倾向于认为这个时期已经接近于曹老师的完美执行假定了。当你从一个地方迁出到另外一个地方落户，这个就非常严格了。我上大学时，自己亲自办过一回。但在50年代的时候，说户籍制度在公布一开始就是完美执行的，就要打个问号。

　　另外，孙老师刚才讲公式系数是0.5496，这个系数是怎么来的?你最好是用普通人都能听得懂的(语言)说一下系数是怎么来的，因为我们大多数人不是数学专家。

　　数字是多少固然重要，但怎么解释这些数字更重要

　　激烈的争论也是好事，现在大家总算是有了一点共识，都认为统计局的数字中间普查年份的数字比较可靠，可以把这个作为讨论的基础，这是我们两天非常大的进步。李若建老师说得非常好，同样一个数据确实有很多问题，中间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这好像给很多学者不同的解释空间。有人愿意用最大的恶意来理解这些数字，反过来，也有人要以最大的善意来理解这些数字。王绍光老师昨天的说法很重要，数字是多少固然重要，但怎么解释这些数字更重要。我们的争论和冲突，主要不是数字本身，而是怎么解释这些数字。我对1988年统计局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进行验算(这个汇编的数字与1983年公布的数字一致)，数字的质量确实不高，局部地区甚至错得很离谱，例如信阳地区17个县，其中有11个县的数字是完全不靠谱的，而且更为离谱的是把17个县的人口数加总都加掉190万，加减法就算错了。假设汇编的编者没有恶意，那11个县的数字可能是抄错了，可能是手工汇总，因此有失误，但这不解决实际上的数字质量问题。正是因为这些问题的严重存在，就相应地产生了新的解释空间。在统计局干部的数字中间，以普查年份1953年和1964年为基础，采用统计局的人口年增长率计算公式进行验算，结果发现出生率、死亡率、人口增长率和年末人口数这四个数字之间不能吻合，1958年、1959年验算结果都小于公布数字，1960年大体吻合，1961年、1962年大于公布数字，其中1959年验算数字比公布数字少709万，这是广受怀疑的问题。出现了这种状况，就有人推定是统计局事后篡改了人口数字，在公布数字中间调高了1958年、1959年的数字，调低了1961年、1962年的数字，人为制造了人口大量减少的统计假象，特别是后来三次人口普查数字中间1960年出生的年龄组人口数，越多越大于统计局公布的出生数，这被看做统计局篡改数字的铁证。因为统计局发布的数字不能相互吻合的问题长期存在并且广受怀疑，杨松林还去找过李成瑞(发布人口数字时任职国家统计局局长)核实到底统计局有没有改数字，李成瑞赌咒发誓说没有改数字。目前孙经先老师的研究是第一个回应了这个重要问题的，而且很有解释力，我是看了孙老师的研究之后才开始相信李成瑞的赌咒发誓的，此前一直是不相信的。

　　昨天王绍光教授搜集了许多国家的死亡率下降数字，建国以后只用七年时间就实现了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三年困难时期出现死亡率异常反升，这样，如何确定一个“正常”的年死亡率就成为估算的首要依据。要是与国外的同等收入水平相比，困难年份的死亡率在那些穷国也还没有偏离“正常”年份很远。以这种对比作为参照，很显然，中国新的制度确实给大量的穷困人口提供了更好的生存机会，这样才会导致短期内死亡率大幅度下降。死亡率快速下降，在计划生育政策得到广泛执行导致生育率大幅度下降之前，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是新中国人口快速增长的关键原因。网络上也长期争论人口与饥荒问题。2003年网友“数学”写了篇文章《用中国两千年人口变化图来纪念人民领袖毛泽东》，后来他还写了二三十个帖子来发展这个思路。他根据资料绘制了从公元2年到公元2000年以来中国的人口变化图，“曲线一经过1949年，就急剧上升，直到2000年的12.7亿人口”。他说：“假设我是一个微生物学家，专门对细菌进行研究，假设我连续观察2000分钟，经常地记下细菌的菌落繁殖情况，如果我发现在第1949分钟，细菌的数量开始急剧增加，我会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会认为在1949分钟开始，这些细菌的生存环境有了明显的改善。”“在电子学中有一个术语，叫‘阶跃’，因此我们下面还是专业一点，将这段跳跃叫做‘毛泽东阶跃’吧。”“再过两千年，即到了4000年的时候，中国还存在不存在?”如果存在，“因为战争或者计划生育减缓或者降低，之后由于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因此以后的人口变化都将是平缓的”。“到那个时候的人口专家画一张四千年人口变化图，那个时候的悬崖峭壁已经在图中央了，则人们的目光会首先被1949年开始的上升所吸引，那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人口快速上升期。‘那是谁干的?’，那时的一位专家向历史系的学生们指着那个悬崖峭壁说：‘这是毛泽东阶跃。’”(见图5)①

　　相比较网友那样的“不专业”争论，学术研究应该有更高的要求，就算是讲故事也要讲一个更好的更具有整体性的故事。现在就是，刘骥老师刚才也提到一种现象，即有问题就简单归结为某个领导人，到最高层去找答案，这个研究路径其实并不好。在决策、思想与现实后果中间有很多中间链条和巨大落差，通过写论文把符合需要的文献和现实材料精心排列在一起，好像这就是研究本身，可以替代因果机制的分析，这跟专案组的手法其实不相上下。毛时代确实是人类历史上最另类的时候，要理解这个时代的很多事情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在援引西方的学术框架对当时的现实和指导思想进行切割，这本身就构成一个特殊的材料筛选标准和驾驭材料的方法。打开一扇西窗来观察东面的风景，能够兼容多少关键史实是不无疑问的。恐怕与毛时代粗糙理论相比，今天学术界在引进西方理论不认同当时的制度实践方面有长足的进展，但要说因此构建了更为合理的观察框架，还言之过早。正是因为没有一个成熟的观察框架和学术构建，对于材料选择和学术分析应该有更为谨慎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对毛时代的诸种争论过于激烈，除了政治态度不同的原因外，没有通用的学术框架恐怕也是一个技术性的原因。缺乏这个方面的学术积累，使得彼此准确把握对方说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说，都有很大的困难，因为没有起码的共识，就没有很好的交流平台。本来，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只要不涉及毛时代或者毛本人，恐怕大家都会同意，但涉及毛时代的时候，这个有证据才说话的基本逻辑要求就不能成立。很多人会说档案没有开放什么的，其实在中国这么庞大的国家中间，如果一个档案或者材料是以“秘密档案”存在的话，不是事先让政权组织内部的官员有充分了解，就不可能被执行;领导人讲话也好，偏好也好，如果不为人们所知晓或者只有很少人知晓，那就不可能影响到具体的政治过程并带来相应的社会后果。从这个角度看，档案材料或者文件的公开性本身与权威性和解释力是紧密相关的，完全秘密的材料对政治过程和社会都不可能产生影响。

　　分析农民的口粮问题为什么要甩开粮食部门的征购数字确定机制，例如1955年开始“三定”(定产、定购、定销)。显然，从统购统销之后，粮食系统成为一个中介，向农民征购粮食，同时向非农人口供应，农民的粮食产量中间留下的口粮比例，是减去征购数量之后的余量——这是确定农民口粮数量的主要机制，是起关键作用的因子。研究如果选择性地遗忘粮食部门如何确定征购数量的机制，把这个决定因素甩开，寻找其他零散起作用的因子做相关分析，这些零散因子加起来影响了总征购数字的多少百分比，恐怕不会很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