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提出，是人类社会思想发展史上的伟大变革。中国共产党在领导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过程中形成和发展了一条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群众路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防止执政党因脱离群众而变质的问题，对群众路线作了新探索，并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不断创新发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党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不断坚持和创新党的群众路线。

　　当前，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全党深入开展。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率先垂范，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亲自带头。大家普遍感到，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又回来了。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是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必然要求。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论述，认真学习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群众路线的论述，回顾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可以增强投身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自觉性。

　　一、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提出是人类社会思想发展史上的伟大变革

　　如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一次深刻变革一样，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提出，在以下几方面发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根本转变。

　　(一)从精神为主体到实践为主体。

　　以往的哲学家，无论在宇宙观上持唯物主义观点还是持唯心主义观点，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上，都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这是因为，在认识和分析人类社会历史现象时，人们都是从特定的立场、观点出发的，不可能超出阶级和历史的局限。只有在无产阶级登上世界政治舞台之后，作为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代表者的思想家，才有可能站在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根本要求、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基点上，深刻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和未来趋势。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物质生产及人们在物质生产中形成的相互关系对于人类社会的决定意义，阐述了精神文化生活等上层建筑对于人类社会经济基础的反作用，阐述了人类社会所必然经历的社会形态，从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在此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它告诉我们，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基础，是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这种实践活动，既是物质财富产生的源泉，也是思想文化艺术创作的源泉。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有专门的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在作于1844年的《神圣家族》中指出：“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在作于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指出：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生活需要的资料。“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

　　恩格斯在作于1880年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也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精辟论述，将以往哲学家们一直奉为神圣的精神的发展和实现是人类社会的主体彻底扭转过来，实现了从精神为主体到实践为主体的历史性变革，为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此后，列宁又在领导俄国革命的亲身实践中，深切地感受到群众性工人运动在实践中的极端重要性。列宁在作于1914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布鲁塞尔会议上的报告和给出席该会议的中央代表团的指示》中说：“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实践的重要性决不次于理论，而且只有这种实践才能对我们的原则作出真正的检验••。”列宁的这段论述，不仅指出了群众性工人运动实践的重要性，而且进一步指出了这一实践对于原则的检验作用。

　　(二)从英雄主体到人民主体。

　　在马克思主义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以前，绝大多数思想家都夸大个人特别是所谓英雄人物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历史唯物主义将人民群众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及在推动人类历史发展进步的社会变革中的决定性作用，深刻地揭示出来，从而确立了以人民为主体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

　　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

　　恩格斯在作于1886年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

　　列宁根据自己的体验，更是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在历史变革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决定性作用。他在作于1908年的《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中指出：“没有千百万觉悟群众的革命行动，没有群众汹涌澎湃的英勇气概，没有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工人在公社时期的表现时所说的那种‘冲天’的决心和本领，是不可能消灭专制制度的。”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前夕，列宁在作于1917年9月的《政论家札记》中说：“我们并不苛求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的一切具体情况。这是痴想。我们只知道这条道路的方向，我们只知道引导走这条道路的是什么样的阶级力量;至于在实践中具体如何走，那只能在千百万人开始行动以后由千百万人的经验来表明。”

　　这段重要论述，进一步指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在深刻把握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进程中，必须紧紧地依靠阶级力量，依靠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

　　(三)从为少数人谋利益到为大多数人谋利益。

　　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同以往任何理论的根本区别。过去的一切理论，本质上都是为特定的阶级和利益集团作理论和学理支撑的，但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总企图把自己的理论说成是具有“普世价值”的理论，是属于一切人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就公开宣布，这一理论是属于无产阶级的，从而也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作于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他们还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

　　列宁也在作于1917年7、8月间的《论立宪幻想》中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和群众在一起”。他还在作于1920年4、5月间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指出：“哪里有群众，就一定到哪里去工作。”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这一论断，不仅使依据这一理论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根本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而且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既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性，又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人民性和群众性，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四)从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国家到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型国家。

　　既然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型国家，就是其奋斗目标之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无产阶级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阶级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

　　随后，他们又深刻总结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得出了无产阶级不能运用现成的国家机器，而要彻底打碎它，建立起真正实行多数人对少数人统治的新型国家机器。这是人类历史上国家观念的重大变革。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建立起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这一实践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是正确的。列宁在作于1917年11月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中进一步指出：“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

　　列宁还根据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明确指出：“正是劳动群众才应该是全部国家生活的基础。”“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生气勃勃的人民创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不是一个党所能实施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们才能实施社会主义。”“不吸引更多的人民阶层参加社会建设，不激发一直沉睡的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就谈不上什么革命的改革。”

　　后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证明，彻底打碎建立在少数人剥削多数人、少数人压迫多数人制度基础上的旧式国家机器，初步建立起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新型国家政权，这仅仅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而且，如果脱离了人民群众，或者自身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出了问题，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也会有变质的危险，甚至亡党亡国。

　　(五)共产党人执政后的最大危险——官僚主义。

　　列宁根据苏维埃俄国的短期实践便敏锐地发现，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掌全国政权以后面临着新的更为严峻的考验。他在写于1922年2月的一封信中尖锐地指出：“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

　　列宁还在作于1917年11月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文献》中说：“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

　　列宁为了反对和防止官僚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探索，采取了包括建立工农检察院等措施。在这些探索中，列宁反复强调，重要的一点就是党和国家经常同群众保持真正的联系，而不要脱离群众。列宁在作于1920年7、8月间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中指出：“我们需要的是能够经常同群众保持真正的联系的党，善于领导这些群众的党。”

　　列宁还在作于1922年2月的《政论家札记》中深有感触地强调：“在日常生活中改变党的工作方式，改造党的日常工作，使党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党不但不脱离群众，而且日益接近群众，唤起他们的革命意识，发动他们参加革命斗争，这是一件最困难但又最重要的事情。”

　　可以说，从马克思、恩格斯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提出的防止社会公仆成为社会统治者，到列宁总结苏维埃俄国的初步实践提出的防止共产党员成为官僚主义者，已经深刻地揭示出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掌全国政权以后面临的最大危险。

　　总之，上述转变，即从精神为主体到实践为主体、从英雄主体到人民主体、从为少数人谋利益到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从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国家到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型国家，以及揭示了共产党人执政后的最大危险——官僚主义，使无产阶级政党同以往任何政党严格区别开来，也使无产阶级政党成为执政党所建立的国家同以往任何国家严格区别开来。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生机活力的命根子。在理论和实践上丢掉了它，党就不可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更不可能巩固和长期保持执政地位。

　　二、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是在领导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探索领导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规律，为把党建设成为一个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努力。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从仅有50多位党员的党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在党成立之后的短短几年间就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和北伐战争中的工农运动新高潮，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党立足于宣传群众、组织群众。

　　我们党真正形成一条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群众路线，是在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同志领导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的。从这时起，我们党不但继续坚持和发展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这两大优势，而且创造了武装群众建立新型人民军队的新鲜经验，创造了建立工农兵政权的新鲜经验。从井冈山时期到中央苏区，再到延安时期，党的群众路线逐步形成。其要点主要有：

　　(一)宗旨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权力观。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中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唯一宗旨，也是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权力观。毛泽东在1944年《为人民服务》中说：“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二)取信于民——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作用。

　　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赢得民心、取信于民，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靠发挥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作用。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1943年7月2日)中指出：“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他们生根于人民之中，他们是人民的儿子，又是人民的教师，他们每时每刻地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他们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此他们就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根据。”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中还强调指出：“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

　　(三)心系于民——以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群众观点。

　　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干部之所以能够和人民群众结成鱼水关系、血肉联系，很重要的原因是相互之间的心心相通、命运相连。

　　毛泽东在《切实执行十大政策》(1943年10月14日)中指出：“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部队中的负责同志要替士兵着想，机关、学校的负责同志要替大厨房着想，替杂务人员着想，所有的共产党员要替人民着想。”

　　群众观点还体现在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上。正如毛泽东在《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1941年11月6日)中所说：“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以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所以她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为人民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优良传统。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指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四)问政于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把群众路线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并将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同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紧密结合起来，是毛泽东的一个突出贡献。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6月1日)中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五)造福于民——认真实行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纲领。

　　即使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创立和建设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时候，都从来没有忘记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为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谋取实实在在的利益。毛泽东在《为中直军直生产展览会的题词》(1943年11月)中指出：“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们应时刻注意的。”

　　正是在造福于民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根据地认真实行了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三大纲领，在中国树立起一面进步、民主、幸福的旗帜。在毛泽东的科学总结下，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与此同时，还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即“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正因为有这样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才使中国共产党深入人心、赢得人心，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出现了淮海战役中翻身农民积极支前的生动景象。

　　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传统作风，每一点都是和群众路线紧密相连的。毛泽东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里，理论联系实践，首先的和主要的是要联系人民群众的实践;自我批评的作风，出发点和归宿也是一切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以团结的愿望，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基础上的更加巩固的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