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独产生的国际背景——台湾学生反“服贸”占领“立法院”之后 ...

台独产生的国际背景 - 台湾学生反“服贸”占领“立法院”之后

作者：民革中央

【阿早按： 隐藏在台湾学生因反“服贸”事件占领台湾“立法院”的背后是台湾百年来的“台湾独立”问题，我们如果研究这一段跟“台独”有关联的近代史，则跟帝国主义脱不了关系。而这次的“占领”，就有“美国在台协会”的影子；要知，在台湾的大型政治活动，如果没有“美国在台协会”的“加持”是没有可能发生的。

方今的台湾，所有阶级无不有“独立”的取向，这是不争之论，台独的根源绝非源自局部的阶级矛盾。

台独问题，似乎不能用马克思的阶级矛盾来解释，过渡用阶级矛盾来异化台独问题，可能就犯了教条主义，在这提醒一下！

下边由民革中央为名发表的这篇“台独产生的国际背景“，与台独问题的解剖，未能全部描绘全貌，但虽不中，不远矣！

有一本“台湾命运机密档案”的书，比较详尽，读者可自行参考：

http://books.google.com/books/about/%E5%8F%B0%E7%81%A3%E5%91%BD%E9%81%8B%E6%A9%9F%E5%AF%86%E6%AA%94%E6%A1%88.html?id=x-mxmgEACAAJ】

一、历史的回顾

祖国宝岛台湾物产丰富，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近代以来，一直引起帝国主义列强的觊觎。早在1847年，美国就曾对台湾岛上的煤矿资源进行过有系统的调查。差不多在同一时期，美国的“半岛与东方汽船公司”与台湾岛上的住民签下合约，以7元钱一吨的价钱买下7千吨台湾煤。1849年7月，美国海军双桅舰“海豚号”在舰长奥格登的指挥下驶入基隆港。当地地方官员及百姓竭力阻止其勘察附近煤矿的企图，但这位舰长还是想方设法偷运出了一些矿煤样品，送返美国进行化验。后来根据一份正式的探察报告记载，基隆煤矿的质量比英国利物浦的煤质还要好。那份报告并警告美国政府说：“有了如此便利的煤源，可以减少美国对欧洲煤源的依赖。这将很快引起其他国家对台湾的注意。”(见1849年7月号《中国宝藏》月刊)

1854年，美国东方舰队司令伯里在美国海军部的催促下，亲率两艘军舰登陆基隆进行勘察。他在给华盛顿当局的报告中主张：“在占全球四分之一的东方地区，极应建立一个美国的基地，作为保持美国在东方海上权利的手段，而且是绝对需要的一种手段。”他提出：“美国应单独在台湾采取机先行动”，“建立一个美国殖民地或居留地，作为美国发展其东方商务的中心”。这样，不但可以“掩护和控制”中国沿海的主要商港，而且足以控制“中国东北海面的入口”。这就是美国最早提出的台湾分离主义。

同年，出任美国驻日领事的美国贸易商哈里斯，又向美国国务卿马西提出了一项“购买台湾”的建议。他认为，台湾对于美国起码有五大好处：(1)可以作为美国商品输入中国销售的一个储运站；(2)可作为基督教的一个传播站；(3)可在海面上控制中国所属南北各省的贸易；(4)台湾几乎已成为美国西海岸对中国贸易所必经的门户；(5)从台湾向日本方面去寻求发展的领域。

1857年3月，美国驻华公使彼得·派克受命来续修《望厦条约》时，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一份“最密件”报告，其中也谈到有关侵吞台湾的打算。报告写道：“……台湾作为一个煤补给的来源，是建立一条自加利福尼亚州延伸至日本、中国的汽船运输线的最有利条件。这个岛屿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不再是中国的一部分。一旦台湾在政治上，一如它在地理上一般与中国分离的时候，美国应即刻占有台湾。这项行动对美国的利益是显而易见的。”“关于台湾之人道、文化、航海及商业上之利益，今皆系于美国政府之动向而定。美国政府安能逃避此责。”(见参议院文件第22卷《彼得·派克书信录》)

1858年，美国政府与英、法、俄等国联合采取行动，胁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开放台湾，准许外国人居住和通商。随即，台湾的安平(今台南)、沪尾(今淡水)、打狗(今高雄)和鸡笼(今基隆)等港口先后开放为外国的通商口岸，美国等外国势力自此相继侵入台湾。1861年，西华德出任美国国务卿，首倡“太平洋帝国论”，进一步主张美国应向西太平洋扩张。但美国妄图独霸台湾的领土野心，终因各种原因(如比其他列强动手晚了，国内正陷于南北战争及黑人问题严重，等等)未能得逞。相反，美国对台湾的垂涎却大大刺激了日本的领土欲望，使日本在19世纪的角逐中捷足先登，终于从腐败的清政府手中攫取了台湾，并实行殖民统治。

由此可见，帝国主义的本性就是侵略扩张。美帝国主义鼓吹“台湾分离主义”，煽动所谓“台湾独立运动”，向来是其对台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美国的对台政策则又是其对华政策和远东政策的一个要素。再说得明白些，美帝策划“台独”的真正意图，归根结蒂是要永久霸占台湾，并以此当跳板，进而维护和扩张其在远东乃至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强权利益。

二、所谓“台湾问题”是美国一些反动势力一手制造的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台湾遂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台湾归还给中国本来是毫无问题。但是，1941年珍珠港事件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五角大楼成立的“远东战略小组”成员柯乔治(日据时代任美国驻台北领事馆的海军情报官，号称“台湾专家”)，在向美国政府提交的一份备忘录中，基于美国远东战略利益的考虑，建议美国在战后“托管”台湾，并在美军的“托管”下，进行“台湾民族自决”，成立所谓“台湾共和国”。但这个计划被“开罗会议”所申明的关于战后台湾、澎湖列岛须归还中国的立场所阻止。于是，“远东战略小组”又考虑布置麦克阿瑟将军由澳洲反攻，从日本手中攻占台湾，然后由美军暂时统治，战后再成立“台湾共和国”。美国并为此特别培训了一批准备接管台湾的行政人员，现任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佩尔即其中之一。但美军尚来不及攻占台湾，该计划又被日本的无条件投降打乱了。

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美军以接运来台接收的国民党人员及遣返日军和侨民为由，立即派海军舰队进驻高雄港。又把台湾作为美国空军不可或缺的中继站，迅速修复了台北、新竹、台南等地的军用机场，并在林口和松山建立航空雷达站，进驻美国第13航空队。因此，还在中国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之前，台湾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1945年10月24日，柯乔治与美国陆军情报官摩根和陈仪同一飞机到达台北接受台湾日军投降。柯与摩一到台湾就鼓动分裂情绪，并利用《纽约时报》、《密勒氏评论报》等舆论工具，四处散布说：“假如台湾实行公民投票，台湾人首先选择美国，其次选择日本，绝没有人选择中国。”

1947年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之后，自诩在那次事件中曾“煽动不满的怒火”的柯乔治，又带着廖文毅到上海去见魏德迈，终于抛出了所谓“台湾问题处理意见书”，主张“台湾由联合国托管，争取公民投票自决”。当时参与策划所谓“托管运动”的美国驻华机构包括：美国驻台领事馆、台北美国新闻处、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以及“美联社”、“合众社”，等等。其中的“牵线人”除柯乔治之外，还有美国驻台副领事卡尔、情报组长摩根上校和台北美国新闻处处长卡度等人。他们利用美国船只派人经常来往于台湾、上海、南京、香港和日本之间从事“台独”活动。

1948年3月，南京当局为了弄清“托管运动”的来龙去脉，特地派行政院长孙科到台进行实地调查。孙科一到台湾就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点名谴责美国领事馆及美国新闻处，使卡尔、卡度等人都遭到了撤换。但卡度等并不甘心，离台后继续勾结廖文毅等“台独”分子搞分裂中国的活动。

继卡度之后出任台北美国新闻处处长的是康理嘉。据资料记载，康理嘉到台湾的第三天就开了一个全台“情报员会议”，以检讨过去“托管运动”的失败原因，并制定新的方针。其新方针为：(1)今后不再提“托管”，因为台湾人排外性强，不能接受。(2)台湾人大多数反蒋，但又不愿受外国统治，所以可以利用他们的反蒋情绪，煽动“独立”。(3)美国的主要目的是在蒋政权垮台后不致使台湾落入中共之手。为了这个目的必须培养亲美势力，以控制将来台湾的政权。（4）以“台湾独立”为号召，组织民众进行反蒋运动，但在反蒋运动中，必须同时进行制造反苏、反共、亲美情绪，等等。(见台湾《海峡评论》杂志社编印的《台湾命运机密档案》)

除此之外，在美国国内，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李海上将等亦频频叫嚷什么：“中国情势日恶，台澎各岛之形势关系日本与马来半岛间的航线，亦控制菲律宾与冲绳之间交通。如果落在不友好国家之手，美国远东地位将受损害。故美国无论如何宜用一切外交及经济手法，使其长属于对美友好之政权。”(见《台湾命运机密档案》第229页)

1949年1月10日，当淮海战役刚刚结束，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国共和谈的八项条件后，美国决策机构就立即动手策划如何将台湾与中国大陆“隔离开来”，防止中国军队解放台湾。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49年1月19日提出的《美国对福摩萨(台湾)的立场报告》称：“美国基本目标是不让福摩萨和佩斯卡多尔群岛(台湾及澎湖列岛)落入共产党手中。为此目标，目前最实际可行的办法就是把这些岛屿与中国大陆隔离开来。”至于采取什么措施，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策划了四种方案：(1)与国民党谈判，由美军直接占领台湾；(2)与国民党签订协定，让美国在台湾拥用“租界和基地”；(3)“支持在福摩萨的国民党政府及其残余，承认他们是中国政府”；(4)“支持当地的非共产党人继续控制福摩萨”，“不使福摩萨成为国民党政府残余分子的避难地”。此外，该报告还提出，为了分离台湾，美国应采取支持“台湾自治”政策。“要尽可能施加影响，不使大陆人再大批流入，为使今后能利用福摩萨自治运动，……美国还应周到地考虑与福摩萨当地未来的领导人保持接触。”

但是，中国大陆的解放、新中国的诞生，打乱了美帝国主义妄图分裂台湾的一切部署，使它最终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轻举妄动。1949年12月2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1号文件也不得不承认：“若由美国占领福摩萨，不可避免地使美国被指控为‘帝国主义’，而在世界舆论的被告席上严重影响美国的道义地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国务院于1949年12月23日制定的《关于台湾的政策宣传指示》的第28号特别命令称：“台湾在政治上、地理上和战略上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虽然它被日本当作‘台湾’统治了50年，然而从历史上，它是中国的，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它是一种严格的中国的责任”。(见1982年时事出版社出版《台湾大事纪要》)

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称：“过去四年来，美国及其他盟国亦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现在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不拟遵循任何足以使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在此同时，美国停止了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但事实证明，杜鲁门的声明只不过是应付时局的一种宣示，并不意味着美国已放弃霸占台湾的企图。在1950年6月27日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三天，曾经在承认台湾主权属于中国、应归还中国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两份国际协定上签字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即发表声明说什么：“台湾未来的地位须等到太平洋地区安全恢复及对日和约签订后再行决定，或经由联合国予以考虑”(这就是台湾主权未定论的滥觞)。并借口阻止中共可能“对台湾的任何攻击”，下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随后，又恢复了对国民党当局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全面扶植其在台湾的统治。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是把台湾作为它包围中国大陆的西太平洋岛屿防线中的一环，目的在于实现“分而治之”，控制台湾，最后使台湾脱离中国。同年10月，美国再次抛出所谓“台湾未来地位问题案”(又称“福摩萨问题案”)，重弹“台湾地位未定”的老调，主张把台湾问题“国际化”，或暂时交给联合国“托管”。

1951年9月8日，在美国政府的策划下，美、英等国在旧金山召开所谓“与日媾和”会议，签订了《旧金山和约》。当时，由于英国、苏联等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美国则坚持承认所谓“中华民国”，因此，邀请哪一方参与对日和约的订定遂发生了争执，最后决定两方面都不邀请。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美国要求日本承诺在“旧金山和约”签订后，再与国民党当局订立和约，为国民党当局统治台湾和“代表”中国留了后路，也为迄今为止的“台独”活动提供了理论根据。“和约”仅仅规定：“日本业已放弃对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一切权利、权利名义与要求”，但对其主权归属却只字未提。

1952年4月28日，美国又迫使日本政府和国民党当局签订了所谓《日华条约》。“条约”仍然没有明文规定台澎归属中国，只说该“条约”应“适用于现在在‘中华民国’控制下或将来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领土”。但根据国际法的实际占有原则，这就等于承认了台澎的主权归属于“中华民国”。该“条约”直至1972年中日正式建交时，才由日本大平正芳外务大臣宣布终止。

1953年、1954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又与台湾当局签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直接用武力侵占了台湾，把它完全置于美国的保护伞下。随后，美国当权者着手酝酿“两个中国”的阴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企图迫使蒋介石自金门、马祖撤军，搞与大陆“脱离接触”的“划峡而治”。在这一时期，海外的“台独”组织一般都在帝国主义势力直接控制之下。据一些材料透露，帝国主义势力不但为这些“台独”组织及其活动提供经费和各种便利条件，有的还亲自出马参加活动，成为这些组织的急先锋。

1959年10月22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又公开声称：台湾问题不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有40多个国家“承认福摩萨独立”。10月31日，美国参议院发表《康隆报告》以支持美国政府立场，和盘托出了美国企图把台湾省从中国版图分割出去的阴谋。即提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一个受美国保护的所谓“台湾共和国”同时参加联合国的荒谬方案。1960年，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他更变本加厉地散布所谓“两个中国”论，企图尽力使分裂我国国土的阴谋成为既成事实。其“两个中国”的构想是：(1)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支持其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2)同时承认台湾为“独立共和国”或所谓“中国福尔摩萨国”，并支持其在联合国的席位。肯尼迪此一谬论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共同反对。但无庸置疑的是，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插手，使本来纯属于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掺入了复杂的国际因素，它一方面成为台湾当局偏安一隅，拖延统一的现实资本；另一方面，也给海外“台独”分子造成了有机可乘的外部条件，使其更加肆无忌惮地从事破坏统一、制造分裂的罪恶勾当。

进入70年代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转折，随着我国国际地位日益上升，国际威望不断提高以及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冲破了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设置的种种障碍，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排除国民党当局在联合国所窃据的席位。与此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开始调整对华对台政策。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美中双方共同发表《上海公报》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1978年12月16日，中美签署《联合公报》，宣布自1979年元旦起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时，美国将与台湾“断交”、“废约”，并从台湾撤出其军事人员等等。

但这些变化都没有使台湾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相反，20多年来，在美国与中国交往的同时，美台实质关系不仅未受影响，反而大大加深。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第一，美国政府曾多次作出违背两国建交原则，伤害中国人感情的事情。如：1971年6月，美国中央情报局曾作成一份有关台湾问题的报告。据香港《明报月刊》透露，这份报告所提出的美国对待台湾的基本政策是：“首先推出一个‘得到美国充分支持的、逐渐的、循序渐进的台湾化计划’，通过‘台湾政权台湾化’的途径，建立一个‘由台湾人控制的代议制’政府，而台湾政权‘一旦掌握在台湾人手里’，美国就可以运用它‘设法就台湾的最终法律地位问题与中国对话’，或者是‘台湾人接受在中国范围内某种形式的自治地位’，或者是‘造成一种政治局势，使中国人同意一个友好的台湾独立’。”(见1988年1月《明报月刊》文章：《台湾淡入‘后蒋经国时代’》)1979年4月10日，美国以国内立法形式，通过了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决定在美台间互设名为民间实为享有各种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半官方机构。并承认1978年以前与台湾所签订的条约和协定，除《共同防御条约》及相关规定外，一律继续有效。同时，华盛顿还声称，美国关于中美建交是“基于台湾前途将通过和平方式决定这样的期望”，“认为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和禁运来决定台湾前途的任何努力，是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安全的威胁，并为美国严重关切之事”，故其决定将继续向台湾“提供使其能保持足够自卫能力所需数量的防御物资和防御服务”。

再如：1983年11月15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台湾前途决议案》(即74号“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是由一向主张“台湾独立”的美国参议员佩尔、格林、肯尼迪等人提出的，它声称：“台湾的前途必须和平解决，其方式须免于强制，且为在台湾的住民所能接受的，并须符合国会所制定的各项法律，以及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签订的公报”。1989年7月19日，在北京一度发生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之后，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由该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佩尔和参议员利伯曼、赫尔姆斯等共同提出的所谓“台湾前途”的285号“修正案”。主张：(1)台湾前途应以一种和平的、不带任何强制的、并且是台湾住民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决定；(2)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取决于中国当局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前途或不以武力进行威胁的意愿。

第二，美国一些亲台势力千方百计介入台湾的内部事务，力图左右台湾局势的发展。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东西方冷战的结束以及苏联、东欧局势发生骤变，美国国内普遍认为，美国“联(中)共制苏”的目标已经达到，“中国战略价值已相对下降”，主张要将下一个主要矛头对准中国。因此，要充分发挥台湾的作用，即“以台制(中)共”，促使中国“和平演变”。在这种舆论之下，美国的亲台势力又开始抬头，煽动“台独”也更加起劲。如近年来频频抛头露面，不厌其烦地鼓噪“台湾主权独立”的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佩尔、众议院亚太事务小组主席索拉兹、美国前驻华大使李洁明、“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白乐崎、美国前司法部长克拉克，以及美国国务院前中国科科长费浩伟等人，都被“台独”分子封为“台湾人民自决的强有力鼓吹者”。众、参两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外交部门等，也被称作“台独机构”。

这些外国势力一方面鼓吹什么“台湾将符合国际法上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所有条件：明确的领土和人民，以及一个愿意且有能力履行国际义务的政府”(费浩伟)；“台湾为一分离个体，美国将逐渐接受这个事实”，“台湾前途的归宿已成为国际问题”，要求国际社会给予台湾一个“国际的法律地位”(白乐崎)等；另一方面，不断鼓吹所谓“新主权论”，攻击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观念已经过时”，说什么“此种观念已不适用于目前国际社会，不应施用于台湾”(见1991年7月16日李洁明在“两岸民主化和统一前景”研讨会上的讲话)。李洁明还特别诬蔑中国“以‘一国两制’作为中国统一的唯一模式是一种霸道作法”。克拉克更亲自跑到台湾，公然参加“台独”分子发起组织的“台湾重新加入联合国”的游行示威活动，并在街头当众煽动说：“台湾事实上已经独立”，“现在是台湾争取加入联合国的时候了”。关于我国政府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对台方针政策，这些外国敌对势力大放厥词，进行诋毁。李洁明在一篇演讲中表示，武力在解决台湾问题上“没有可以扮演的角色”。“随着中国仍然威胁动用武力攻台，台湾就应该拥有自卫能力，而且应该获得所有国家的国防支持”(见1991年9月6日《亚洲华尔街日报》)。索拉兹也多次叫嚣：“美国不能容忍中共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除了上述许多的“台独”言论之外，有“台独”理论家之称的陈明芳和美国宾州大学教授张旭成等，还为台湾岛内“台独”的孳生和蔓延进行辩护说：“台湾的权力结构长期呈现一种外省人殖民统治的特征”，这是“台独”产生的“最基本的原因”，“台独”就是“台湾人要出头天”。诸如此类的“台独”言论，无异于给岛内外的“台独”运动注射一针针兴奋剂，从而使形形色色的“台独”组织及其活动更加肆无忌惮地活跃起来。

三、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台湾殖民梦翻开早期帝国主义在东方殖民掠夺的历史，人们不难看出，日本当时并不是西方列强的强有力竞争者，在台湾问题以及许多其他问题上，是美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启发和影响了日本，逐步形成美日联手，加紧对宝岛的渗透和掠夺。如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日本借口“牡丹社事件”大举进攻台湾，美国亦公然派兵协助，并为其出谋划策及以军火、船舰供应日军屠杀台湾人民。1895年在签订《马关条约》过程中，美、日帝国主义又一唱一和向清政府施加压力，以满足日本的无理要求。但当日本达到目的之后，就一脚踢开美国，独吞对台湾的殖民利益。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达50年之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初支持“台独”的日本人几乎都是日本统治台湾时期台湾总督府的殖民官僚、日寇侵华时期从事间谍活动的特务、法西斯旧军人、右翼团体头目等等。那时的日本政府是美国一手扶植和随意摆布的傀儡，台湾当局依靠美国政府。美国竭力想把日本和台湾联在一起，构成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威胁。相反，日本政界也总是企图效法美国与台湾的关系模式，一方面同台湾当局明来暗往，勾勾搭搭；另一方面又包庇、怂恿“台独”，为日本殖民主义招魂，致使“台独”分子以日本为大本营，活跃了20多年，至今仍是部分“台独”组织的根据地。

日本朝野与“台湾独立运动”的关系，虽不如美国那样表现得异常露骨，但从日本一些人的言谈话语当中也能看出个眉目。如1948年9月27日，有“智囊”之称的日本政治幕后人物滕泽亲雄就曾公开承认他与当时廖文毅等的“台湾再解放同盟”等“台独”组织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并承认在日本的美国人和日本人与“台独”组织有关系的很多。1956年2月28日，与台湾还有所谓邦交关系的日本首相池田勇人，专门选在“二·二八事件”纪念日这一天公开声明：“台湾并非中国的领土”，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罗宣言》所载日本自中国窃取东北、台澎的记载，认为“台湾地位未定”。后来，他的谬论果然也成了“台独”分子“台湾不属于中国”主张的历史根据。

此外，日本某些政要和学者在美化当年日本奴役台湾的同时，还对台湾人民进行了忍无可忍的丑化和侮辱。1963年，日本前内阁总理大臣自民党党魁岸信介曾经表示：“就历史和种族，台湾和大陆均不同，台湾人也不像外省人要急于回去，……为什么台湾人喜欢日本人，不像韩国人那样反对日本?这是因为我们在台湾有较好的殖民政策的缘故，但我认为最基本的是台湾人的不同性格之故，他们易于被统治，因为他们没有很强的民族主义传统。因此，他们比韩国人温和。”1972年时，日本关西大学神学系主任小林信雄等也有类似的论调。他说：“今后台湾关系究将如何，即台湾本身之将来如何，此为引起吾等极大关切之问题。窃思对此等人之命运寄予深切之关心，乃吾日本人之义务。过去达50年之久的日本对台湾之殖民地统治，尽管是错误地充满了不实之处，但尚有多数台湾人对日本怀抱着深刻的依恋与亲切感，此等事实不容抹杀。”这些言论都比较典型地代表了日本反动派对台湾和台湾人民的歧视。但日本反动势力与美帝国主义的另外一点不同就是，他们并不想因为台湾而得罪我国，也不想在台湾问题上投入太多的力量，而只是采取“乐观其成”的态度。如早在1957年时，日本外务省官员就曾毫不掩饰地道出了这种意思，他们说：“我们可以等到下一代，台湾将成为另外一个国家，那时候日本将自两个中国获得最大经济利益和最小政治冒险。”

从台湾光复至今48年来，日本与台湾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关系，随着中日、中美及日美间关系的不断调整变化，也经历了一个时断时续、或明或暗的演变过程。自1945年10月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奉天皇裕仁命令在投降书上签字，结束了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到1949年12月蒋介石逃台之前，日台关系处于完全断绝的情况下。至1950年后，在美国的撮合下才逐渐恢复。1952年7月，“台湾日本经济协会”成立，张群、何应钦等鼓吹日台合作，经济上共同发展，政治上共同反共。自此，日本加速向台湾扩张，至50年代中期，日台经济关系已恢复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的水平，台湾对日本的出口额占其总出口额的一半左右。1972年9月，中日两国宣布建立外交关系之后，日本虽承诺“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表示将与台湾当局“断交”，今后将“在不损害日中正常关系的情况下，继续保持同台湾的经济贸易往来”。但实际上日本政府与台湾各方面的明来暗往一直不断。目前，日本的对台投资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台湾最大的投资者，垄断了台湾的本地市场和出口贸易，而台湾也依赖日本技术，俨然成了日本的加工厂。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某些当权者当然希望台湾保持现状，而不愿看到中国统一。因此，他们对“台独”活动的关怀和厚爱也就不言而喻了。例如，前些年日本的一些“自民党”人在参加参议员竞选时，就公开要求日本政府明确表态支持“台独”，甚至提出“收复台湾”的口号。日本的右翼势力还悍然组织了“光复会”。1987年2月，民进党组团访日时，日本政界和“自民党”中有些人对之另眼相待，还专门就“住民自决”和双方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交谈”。1991年10月，民进党通过“台独党纲”不久，在日本的“台独”团体又纷纷出来，为岛内的“台独”活动呐喊助威，而新当选为民进党主席的激进“台独”分子许信良，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日本去乞求奥援。所以，只要我们把诸如此类的蛛丝马迹联系起来，就不难看到站在“台独”背后的那个日本反动势力的黑影。

总而言之，上述所有事实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外国帝国主义从来都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一切所谓“台独理论”都是由他们“发明”的；一切“台独”活动都是他们在幕后指使和操纵。他们阴谋分裂中国，染指和控制台湾的活动一天也没有停止过。美国系统的“台独”是为美国的亚太及全球战略利益服务的；日本系统的“台独”是为延续日本军国主义在台的殖民特权以及当代日本资本家在台湾的现实利益服务的。尽管他们各怀鬼胎，但在妄图破坏中国统一和领土主权完整，进而损害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上，美、日帝国主义势力的反华目标都是共同的。

（责任编辑：新愚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