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乃通向殖民奴役经济之路

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通向奴役经济之路

2011-07-24 |

贾根良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在2009年被推荐为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的候选理论，但这一理论是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思想和理论基础，要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和党中央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部署，就必须对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进行深入批判。

由于跨国公司模块化生产、发达国家对国际贸易的垄断结构和美元霸权的支配性影响，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不仅使我国在国际分工中被锁定于产业低端的依附地位，而且也使我国遭受到美元霸权的残酷掠夺，这是我国经济虽然高速增长，但已经无法再像战后日本和韩国那样使全体国民福利得到普遍提高的基本原因。

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初衷相反，“大进大出”不仅没有解决沿海与内地之间的矛盾，反而导致了资金、资源和劳动力被虹吸到沿海的出口导向型部门，造就了畸形的外向与内需相分割的“二元经济”，成为内需长期无法启动、民族企业的投资机会被外资挤占并引发严重经济泡沫的主要原因。

这种战略不仅没有沟通农业与重工业之间的循环关系，反而却造成了重工业的低端产品产能过剩和高端技术仍被跨国公司所垄断的局面，并成为高等教育没有出路、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三农问题”成为死结和就业问题日益严重的主要根源。

事实证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和我国“大进大出”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是一条通向殖民地经济之路。

关键词：国际大循环；美元霸权；城市化；内需；“三农问题” 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一词始见于王建1987年在新华社内部刊物《动态清样》上发表的文章《走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可能性及其要求》，该文提出的战略构想及其理论去年被推荐为2009年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的候选理论。

确实，按照推荐者的看法，王建提出的这种战略对中国“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但笔者认为，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对中国经济的正面影响不能被高估，因为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主要是依靠内需而非“国际大循环”而发展的，所谓“中国经济奇迹”就是在那时奠基的；只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加入WTO以来，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才得到了充分的实现，但值得注意的是，正是随着这一理论的彻底贯彻，我们才陷入了日益难以摆脱的严重经济困境。

很明显，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致命弊端已经充分暴露，但作为其理论基础的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却仍然被推荐为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的候选理论，这说明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是多么的根深蒂固！不破不立，为了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部署，就必须对其进行深入批判。

一、“担水劈柴”的国际分工地位和美元霸权的残酷掠夺 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旨在于通过大力引进外资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把农村劳动力转移纳入到国际大循环，一方面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另一方面在国际市场上换取外汇，从而获得重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以便通过国际市场的转换机制，沟通农业与重工业之间的循环关系。

这种战略构想契合了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的一种深刻变化：由信息革命所催生的模块化生产在几乎所有产业（包括许多服务业甚至农业）都导致了国际分工的关键性变化：生产和服务功能在地理上的分散推动了产业价值链分工的新发展，从而催生了跨国公司全球产业价值链的迅速扩张。

在新自由主义的推动下，发达国家采取外包和国外直接投资的形式把大量生产活动转移到我国，从而使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特别是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激增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我国深深地卷入到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之中：贸易依存度高达70%，在我国出口总构成中，加工贸易出口所占比重高达50%，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所占比重高达60%。

如何评价我国通过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加入到跨国公司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的利益得失呢？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都把国际金融危机前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看作是拜全球化之福。

正如高柏教授指出的，当日本和韩国经济高速增长之时，国际分工的基础是最终产品，在工业制成品的国际贸易中，如果一国的企业无法制造出有国际竞争力的最终产品，那么，该国则无法参与国际贸易，因此日本人不遗余力地打造本国的创新体系。

但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国际贸易中分工的基础已经以生产要素为主。

这种分工的基础极大地减轻了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贸易时发展本国创新体系的要求，他们可以通过廉价劳动力来参加全球化的生产体系，只负担劳动力密集部分的任务就可以了。

这在过去是根本不可能的。

与日本的古典发展主义模式相比，中国的新发展模式在适应全球化这一新环境中表现出极大的优势，它依靠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制迅速地提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极大地加强了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②] 因此，甚至有许多人认为，中国是全球化的绝对受益者。

但果真是如此吗？让我们首先考察一下日本古典发展主义模式强国富民的基础。

实际上，日本古典发展主义模式代表着从英国重商主义时期一直到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兴起之前落后国家脱贫致富的必由之路。

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国际分工兴起之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典型的国际分工形态是工业制成品和初级产品（农产品和自然资源）之间的垂直分工，所谓的殖民地在经济上就是沦为发达国家原材料的来源地和工业制成品的市场。

因此，从19世纪指导了美国经济崛起的美国学派[③]和德国的李斯特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经典发展经济学都认为，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出路就在于工业化。

从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经济史来看，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在那时，工业是高质量经济活动的基本载体、报酬递增的主要源泉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它对一国实现强国富民的奋斗目标至关重要。

通过保护幼稚工业和国内市场而相继崛起的英国、德国、美国和日本都深谙这种落后国家富强之道，日本古典发展主义模式只不过是它的一个晚近代表而已。

那么，跨国公司全球产业价值链的迅速扩张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发生了什么变化呢？让我们首先通过工业制成品的产品研发与制造之间的分工来说明这个问题，这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垂直分工从工业制成品和初级产品之间的分工深入到工业制成品内部分工的最重要变化。

由于模块化生产具有核心功能集成化、整体功能模块化的特点，因此，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归核化”战略把制造的非关键性环节外包给发展中国家，这也就是说跨国公司可以运用外部资源来进行它过去用本地的人力物力所从事的非核心经济活动；而为了在控制技术专有权的同时降低人力资源成本，外包就成为跨国公司的最佳选择。

但这种外包活动使得制造业的核心部件与其他生产环节在国家层次上发生了分离：发达国家从事高创新率、高水平进入壁垒和高附加值的核心部件生产，而发展中国家则从事惯例化的、低附加值和几乎没有进入壁垒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

显而易见，高知识密集型活动和高研发投入等高质量生产活动发生在核心部件的制造上，发达国家专业化于报酬递增的高质量生产活动，而发展中国家则专业化于绝大部分是报酬递减的低质量生产活动，[④]跨国公司就像在殖民主义时期开发自然资源一样把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作为自然资源来“开发”,如果说当代国际分工的基础是生产要素为主,那么殖民主义时期也是以生产要素为主.只不过殖民地参与国际分工的是土地(自然资源),而今发展中国家则是廉价劳动力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分工并没有局限工业制成品内部的产品研发与制造之间的垂直分工，也没有局限于工业制成品本身。

对于工业制成品而言，除了产品设计和加工制造外，它还包括原料采购、物流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等诸多环节，由于对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掌控，跨国公司一直就把发展中国家全面压制在报酬递减的低附加值活动中。

同时，由于模块化生产，服务业和农业也出现了类似于上述工业制成品不同质量生产活动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垂直分工，特别是在过去被看作是生产和消费不能分离的服务业也出现了服务提供的不同环节在地理上的分散，例如离岸服务外包的大量涌现。

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相对于从英国重商主义一直到日本古典发展主义模式的五百年经济史来说，对于国家富裕至关重要的报酬递增的高质量经济活动不再局限于工业领域，也不再局限于所谓的高新技术产业，它广泛地存在于通常被人们看作是中低技术的产业如服务业、传统工业和农业的某些环节中，例如与高端制造业一样，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和高端农业无疑是一国报酬递增的主要源泉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通过大力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加入到跨国公司全球产业价值链，还能像英国、德国、美国和日本那样达到强国富民的目标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从英国重商主义一直到日本古典发展主义模式，为什么抓住了工业就抓住了国家致富的关键？原因就在于在那时，由于整个工业的产业价值链都在一国之内，抓住了工业就抓住了具有报酬递增之特征的高创新率、高水平进入壁垒、高附加值、高工资和高就业的高质量生产活动，因此，当时的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政策就是不允许他们从事这种报酬递增的工业活动，强迫殖民地从事报酬递减的初级产品生产活动，从而使殖民地锁定在了贫困的境地之中。

按照同样的道理,由于国际分工的新发展,发达国家在今天可以通过诱使发展中国家从事报酬递减的产业价值链低端而自己却牢牢地控制住产业价值链的报酬递增部分，同样也能达到“殖民主义”的目的。

因此，正是通过对当代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的这种透视，我们才终于明白了，在历史上也曾经是欠发达国家的英国、德国、美国和日本之所以相继崛起，本质上并不在于他们抓住了工业，而是在于抓住了隐藏在工业背后的本质：只有抓住报酬递增的高质量经济活动，国家才能致富；否则，国家将陷入贫困之中而不能自拔。

按照上述逻辑，在我国通过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加入到跨国公司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的情况下，即使我国高技术乃至全部工业制成品出口飞速增长，它也无法从根本上摆脱贫困的境地了，因为这种出口活动已经丧失了工业本身原先所具有的高创新率、高附加值、高利润、高工资以及我们随后将要谈到的系统协同效应。

因此，我国可以观察到，即使同样是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我国已经不可能再像战后日本和韩国那样使全体国民的福利得到普遍提高了。

日本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其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这一段路程大概用了30年时间；而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20、日本的1/24。

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

[⑤]有人可能会说，不要着急，通过产业升级，中国迟早会升级到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目前有关全球产业价值链的研究都是集中在这个方面。

但正像历史上欠发达国家从没有沿着初级产品到工业制成品的垂直分工链条实现产业升级一样，今天的中国也不可能沿着工业制成品内部的垂直分工实现从加工制造到高附加值环节的升级，而要达到产业价值链的高端首先就要从这个高端入手控制整个产业价值链，就像历史上英国、德国、美国和日本通过幼稚工业保护来建立自己的工业一样，中国同样需要保护高端产业并孜孜以求其独立发展，而不是通过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来自断生路。

因此，我们不得不说，正像历史上英国在取得工业领先地位后，以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理论劝诱德国和美国不要建立报酬递增的工业，而是以初级产品生产加入到与英国工业制成品相交换的老式垂直分工的“全球产业价值链”一样，在模块化生产导致产业价值链出现新式垂直分工的新形势下，以美国为首的作为国际垄断资本总代理的“邪恶的三位一体”[⑥]给发展中国家同样推荐了一种“唯一”正确的经济发展模式：通过利用廉价劳动力、自由贸易、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加入到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其目的无非是在新的形势下达到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控制国际分工格局的目标，因此，如果发展中国家通过廉价劳动力和大力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加入到与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的这种国际大循环之中，它就无法摆脱在国际分工中“担水劈柴”的国际地位，其受剥削和受掠夺的被动地位也就无法彻底改变。

特别是在美元霸权的支配之下，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这种致命弊端就彻底暴露出来了。

从英国重商主义一直到日本古典发展主义模式，落后国家脱贫致富的国际环境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但自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环境却出现了两个重大的结构变化：一个就是我们上面谈到的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的出现，另一个则是美元霸权的形成。

美元霸权的形成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持续的财政和贸易赤字将耗尽美国黄金储备的压力下，放弃了美元与黄金的挂钩，以美元可兑换黄金的关键货币本位制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了。

但是，由于美国的军事、经济和地缘政治霸权的支配作用，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并没有改变。

然而，一直到20世纪 90年代，由于“全球市场猛然向美国公司和金融机构开放，跨国界的资金流动由于金融市场的解除管制而成为惯例，美元霸权才得以形成。

”[⑦]美元霸权彻底颠覆了重商主义时期的英国和战后日本以及东亚“四小龙”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性质：美国生产不被任何实物支撑、只由美国军事力量支持的美元纸币，而世界其他国家生产美元纸币可以购买的产品。

按照美元霸权的逻辑，只有在其他国家通过出口导向型经济对美国贸易存在着持续出超的情况下，美国才能通过印刷美元纸币，不劳而获地坐享别国的劳动成果。

因此，基于美元霸权的战略，美国政府就通过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大攻势，蓄意地把以自由贸易、加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和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为核心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作为“唯一”正确的经济发展模式推荐给发展中国家，以便使其成为剥削和掠夺的对象。

在这种情况下，出口导向型经济出口的越多，积累的美元储备就越多，被剥削和被掠夺的程度就越严重。

由于我国推行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自20世纪 90年代末以来，我国实际上已经成为美元体系的主要支撑国：据外媒报道称，中国2009年外汇储备余额突破两万亿美元，达到2.399万亿美元。

中国外储占全球储备比重达到30.7%。

[⑧]美元霸权迫使我国巨额的美元外汇储备购买了大量美国从不打算偿还的美国国债，然后，美国再运用向我国等国家发行的美国国债等筹集到的资金，不仅支持美国人的过度消费，支持颠覆中国政府的活动，而且也为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大肆收购我国企业并进而控制我国产业特别是高端产业提供融资。

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来说，这种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无疑是自杀性的。

因此，令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提出者始料未及的是，这一战略无意间竟然与美元霸权的战略意图相吻合，美好的初衷竟然使该战略成为一条中国通向贫困和依附型经济的道路，这岂不令人悲叹！如果我们再考察一下国际经济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在以下两方面的弊端，这种认识就将变得更加清楚。

二、内需长期无法启动和泡沫经济的根源 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时，笔者就思索这样一个问题：我国早在1998年就提出了启动内需的口号，但内需为什么却越来越萎缩？固然，收入分配的严重两极分化与教育、社会保障体系和住房的过度市场化是其中的两个主要原因，但人们并没有注意到，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紧密相关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和外国直接投资则是另一个主要原因，[⑨]而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又是造成收入分配严重两极分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概括起来说，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主要通过资源、工资和投资机会三个方面严重地抑制了内需经济的发展。

第一，它把资金、资源和劳动力虹吸到沿海的出口导向型部门，造成了内需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