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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在体系中的地位变迁 翟东升 中国融入西方所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的，这比日韩等东亚邻国晚了二三十年，但是比俄罗斯和印度等国早了十几年。 最初接触西方市场体系的时候，中国身处体系的最外围，能够提供的主要是资源型的商品，包括煤炭石油等原材料。但是从人均角度看，中国本身的比较优势并不是原材料，而是劳动力。所以在市场力量与政策力量的共同推动下，从1985年开始，中国的出口商品中50%以上是工业制成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比例越来越大，而且工业制成品的资本和技术含量越来越高。换言之，20世纪80年代，中国由体系外围原料出口国演变为外围工业国，并且不断地向中央靠拢。 在改革开放这30年间，中国同世界市场体系的经济联系基本上可以用这“三位一体”的政策组合来解释，在本书中我称之为“三外路线”，包括外贸、外资和外汇三方面。简单地说，在借鉴东亚各个邻国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基础上，中国采取了各种措施来扩大对世界的出口。为此，除了进行外贸体制的改革之外，中国还采取了大规模引进外资和大幅压低本币汇率的政策举措。之所以要引入外资，一方面是为了借助外资的资本、技术和渠道迅速打开国际市场，从而让一部分中国劳动力面向国际市场生产；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获得国际先进技术的考虑。外资进入中国，其资本需要兑换成人民币才能用以经营，这本身就为中国贡献了宝贵的外汇资源。本币汇率大幅持续贬值，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2.5人民币兑1美元贬为1994年起的8.27兑1美元，此后在这个价位上锚住美元长达11年之久，这种汇率安排对于中国的出口非常有帮助。较低的汇率让本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显得比较便宜，也让本国的劳动力、土地、能源资源等各类要素价格（用美元计价的时候）比较有竞争优势。所以，本币大幅贬值并在较低位置锚住美元非常有利于中国吸引外资，也有利于中国发展出口工业。 这条“三外路线”可以说是实现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和现代化的捷径。中国在全球性的“挤摞摞”游戏中使用了一个借力打力的组合拳，抄了一条小路。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是处于全球市场体系的第三圈和第四圈（外围工业国和外围原料国）之间的话，那么2009年后的中国应当是处于第三圈（外围工业国）靠近第二圈（准中心国）的位置上，也就是即将从外围工业国变为准中央工业国的临界区域。 对中国的地位做这样的判断，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产业结构、净对外直接投资额、货币的国际化以及资本循环中的相对地位。 从产业结构来看，中国目前仍然生产和出口大量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但是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产业也在迅速地发展起来。高科技产品在出口商品中的份额迅速扩张，原先那些服装鞋帽玩具的出口金额在总出口中的比重越来越边缘化。在家电、电脑、通信等产业的竞争中，中国企业已经获得了较为稳固的地位。中国汽车工业近年也在迅速崛起，借助全球经济和产业重新洗牌的机遇，民族品牌正在提升其市场份额和层次。在国家战略的支持下，中国也在高速列车、高端造船业和卫星导航等领域有了明显的进步，甚至连大飞机这样的工业文明之粹也已经提上了日程。这些高端产业的发展，不再是盲目雄心的产物，而是建立在市场竞争之下的资本和技术积累以及实实在在的市场需求的基础上的。我们赶超的对象，从最初的东盟四小虎，演变为四小龙，下一步瞄准的将是西欧和日本。 从净对外直接投资额来看，中国也是处于外围工业国向中央工业国演进的过程中。所谓净对外直接投资额，是指本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减去所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所得的数字。对于体系外围国家而言，这个数字总是负的，因为它们缺乏资本，所以资本的流入额大于流出额；相反，发达国家则是资本的输出者，所以这个数字是正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收的外资持续扩大，近年来稳定在每年八九百亿美元上下。随着中国资本密集度的迅速提高和中国企业走出去政策的鼓励，产业资本对外输出金额正在以每年70%以上的速度急遽上升，2008年达到了521.5亿美元。这样的趋势延续下去，用不了三五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对外投资国之一。关于中国净对外投资额的变化，我们将在讨论资本输入和输出时详细论述。 中央工业国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它们的货币也是世界市场上广为接受的国际性货币。虽然不如美国那么夸张，欧、日等国在一定程度上也拥有“印了钞票直接换人家东西”的特权。中国在这个方面迈的步子可能相对慢一些，因为到目前为止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还不是可以自由兑换的。但是即便如此，中国政府已经开始系统地规划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比如与一系列国家签订协议，使用人民币而不是美元作为双方贸易和资本往来的结算货币。当然，由于货币制度的变革将对实体经济产生比较重大的影响，人民币的国际化必将是一个渐进的、漫长的过程。 与货币国际化伴随的将是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中央国家和准中央国家都是国际资本的循环中心，纽约、伦敦、法兰克福、东京和中国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将全世界各地的剩余资金吸纳过去，同时也将世界各地的资本需求方（政府和企业）吸引过去，供求双方在那里完成交易并受其监管。到目前为止，中国将富余的外汇资金投资在这些金融中心的市场上，而中国的优质企业又前往那些市场上市，这凸显出中国作为全球市场体系外围国家的基本性质。但是从2006年起，中国政府正在推动的变革趋势是鼓励优质企业回归国内资本市场，甚至考虑让优质的外资企业在中国上市，并且逐步让海外资金试点性地流入中国沪深两地的资本市场。这些政策方向的含义就是要将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建设为国际性的资本循环中心。 从以上四个方面来考察，可以大体判断中国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处于由第三圈向第二圈过渡的位置上。根据目前趋势来估计，到2020年，中国将演变为一个准中央国家，也就是欧洲和日本等类型的中央工业国。 一、三外路线的利弊 （一）三外路线的政策组合 将中国从外围国家迅速向中央推进的最主要动力便是“三外路线”。让我们仔细回味以下“三外路线”的政策细节4： 第一，在改革开放的头15年里将人民币持续大幅贬值，并通过锚住美元来确保自身经济体中的各类经济要素相对便宜。这不但有利于提升本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也有利于吸引外资。 第二，打开国门，鼓励引进外资，对外资提供税收、环境、土地使用，基础设施，外汇等各个方面的优惠措施。外资带来的主要是出口加工工业，利用中国低廉的劳动力、土地和环境等要素，将劳动密集、资源密集以及环境代价高昂的产业环节转移到中国。 第三，通过税收、行政等手段鼓励出口，尤其是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为此不惜付出较大代价，做出巨大努力加入WTO，以求打开全球市场的大门。 第四，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但是资本项目迟迟不放开。这一政策意味着中国欢迎从事生产性业务的产业资本进入中国，但是对投机性的外部资金则拒之千里。这同早先拉美和东南亚小国的招商引资政策形成鲜明对比。 第五，强制结售汇制度要求国内任何人手中的外汇都卖给银行，而对银行外汇头寸的管制又将这些外汇全部挤压到外汇市场上。为了维持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稳定，央行扮演了市场最后买家的角色，将所有8.26元以下美元（或者等价的其他外汇）买到自己手中，从而形成我们巨大的官方外汇储备。 上述这些政策组合在一起，再配合以规模巨大的国内投资，使中国经济驶上了快速崛起的快车道。这是一种大胆的、天才般的却又是剑走偏锋的政策设计，虽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埋下了一定的问题。 （二）“三外路线”之利 我们先说“三外路线”的成就和贡献。这个政策路线的成就可以总结为这样几个方面：就业、工业化、资本积累、对改革的推动以及和平。 通过汇率安排和出口鼓励措施提升本国工业制成品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吸引外资在中国发展出口加工工业，这一过程为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工业转移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外资主导的出口加工工业直接吸收了3000万劳动力，并且间接地创造了另外2000万工作岗位。装配线上的工人虽然工资很低，但是同务农相比，其收入和发展前景都不可同日而语。 外来工业资本和技术的出现，加速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国政府最初所设想的是让外资同本国的国有企业搞合资，在双方相濡以沫的过程中获得它们的先进技术。到目前为止，这个意义上的“市场换技术”基本上没有实现，因为外资带来的要么是很一般的技术，要么对自己的核心技术看得很严，并且用知识产权条款严格保护起来。但是，通过人员流动、技术模仿等路径，外资所拥有的技术多少还是向中方（往往是当地或者本行业中的民营企业）溢出了。 外资主导的出口加工工业对中国整体资本积累的贡献，听起来似乎不太好理解：我们知道一个芭比娃娃卖18美元，但是以税收、地租和工资等方式留在中国的仅仅十几美分。给中国这么低比例的利益分配，怎么会对我们的整体资本积累有贡献呢？这里边的奥秘在于我们的强制结汇制度。 外资来到中国，获得很多“超国民待遇”，但是有一条硬规定，那就是你不能在中国直接使用美元来购买材料和人力，你的资本应当换成人民币。于是，它们的外汇资本以及经营过程中出口销售所得的外汇，绝大部分都在银行兑换为人民币。通过银行，这些外汇资金的绝大部分又都流入了中国外汇管理局。如果把中国例年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加上它们在中国获得的利润及其再投资收益，那么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外资规模恰好同我们今天的外汇储备规模大体相称。换句话说，中国吸收了外资并从事出口加工工业，将其本金和出口收入中的绝大多数外汇资产集中到自己手中，形成巨大的外汇资产。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紧缺的总是资本，尤其是外汇形式的资本（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本币可以自己印，但是在国际市场上缺乏公信力）；但是中国通过引资—出口—收汇的政策组合拳，迅速地积累了足够规模的外汇，克服了自身资本不足的缺陷。 走“三外路线”，引入外资，与国际接轨，这条道路的一个额外的好处是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自身体制的改革。任何体制都有惰性，单纯依靠体制内的力量很难改变它。于是改革者便往往借助于外部的压力来推动改革。以外压内，实现制度变革，最典型的是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和后来的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在复关—入世的前后十几年马拉松式谈判中，中国逐步推进，最终实现了很大调整。尤其是在政府对经济的管治方式上，扬弃了原来的计划手段，采取了大量的符合国际惯例的市场化方式。可以想象，如果不是为了加入世贸，不是为了吸引外资的需要而不得不“同国际接轨”，中国的改革过程将困难许多倍。 走“三外路线”的时期是新中国对外关系史上最和平的阶段。“三外路线”同和平之间的关系可以从很多方面来阐述，但是我想最重要、最根本的联系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一路线之下的中国同体系中央国家之间实际上是利益共生和互补的关系，而不是竞争或者对抗的关系，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本书其他章节中展开阐述。 （三）三外路线之弊 无药不毒，“三外路线”的副作用和它的功效同样明显。归纳起来，三外路线的副作用大约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本土工业和资本形成挤压，二是环境和资源代价，三是对外部资本和市场的过度依赖，四是加剧中国经济体内部不同地区间、部门间和阶层间的分配失衡，五是导致我们对全球市场体系中央的实质性纳贡；六是它的不可持续性。对于前四个方面，国内外的研究和批判已经非常充分，在此无需赘言。需要加以阐述的是第五和第六个方面。 所谓对体系中央的实质性纳贡，指的是由于长期人为扭曲要素价格信号，导致国内和国际资源错配而造成的自身福利损失。我们向全球市场体系纳多少贡？目前的速度是每年约2000多亿美元。这个数字的得出，涉及我们的外汇储备和外资之间的关系。 到2009年年底为止，中国外汇储备中的2.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基本上不能算做“中国人民的血汗钱”，而是多年来外资的本金和利息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总余额。我们通过强制结售汇制度和其他管理办法，把外商手中的大部分外汇都收罗到外管局手中（详细的解释见本书相关章节的展开论述）。换言之，中国外汇管理局如同国家大剧院门口的那个“贵重物品保存柜台”，他们手中所持有的庞大外汇储备，都不过是替外资客人暂时保管的金银细软，等到将来某一天他们撤出的时候，通常来讲是有归还义务的。 外资在中国享受着各种优惠，盈利状况不错。据保守估计，大约至少是10%的年收益率。10%的收益率，考虑到再投资所带来的复利效应，这是什么概念呢？每7年其资产翻一倍。如果考虑到人民币兑美元的长期升值趋势，考虑到他们低价获得的土地和股权资产这些年的巨幅溢价，那么这个实际收益率就更高了。而我们替他们保管着的外汇投资收益如何呢？大部分投资在美国国债或者准国债中，名义收益率为3%，而考虑到2001年以来美元 中国左手吸引外资，让他们赚走10%；右手将代为保管的外汇对外投资，所得接近于0。两者相减，相当于中国每年向外部经济体贡献了相关资金的10%净利润。按照当前官方持有的2.4万亿外汇储备计算，每年损失大约2400亿美元的实际价值。按人均分摊，相当于每个中国人每年向“国际社会”赠送了折合人民币1000元的财富。 通过“外资—外汇储备投资”关系形成的对外财富损失仅仅是中国对外补贴的一部分而已。对出口工业的补贴，包括资金、土地、环境、劳动力成本等各种要素成本的显性或者隐性的补贴，都导致了中国在工业化道路上的突飞猛进，但与此同时也给予外部市场巨额的财富转移。 这一政策脱胎于东亚各国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只不过我们的规模和影响力远远大于这些东亚邻国。所以，这样一个政策注定了只能是权宜之计，因为即便中国人民能够忍受其代价，世界市场体系也受不了全球人口第一大国几十年如一日地奉行这样的政策。 在美国好莱坞的动画片《冰河世纪》中，有一个从小被麝鼠家庭收养的猛犸象，由于从小同她的麝鼠兄弟们一起长大，所以自己也认为是个麝鼠，习惯于模仿他们的行为，在树上跳来跳去。当她个子娇小的时候，没问题；但是当她渐渐长大，她的吨位显然超出了树枝的承受力。中国今天所面临的局面也是如此：作为中小规模的经济体，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可以比较容易地依附在美国为中心的市场体系中，就如同几只麝鼠跳跃在树枝间一般；但是，当中国这样的巨型国家也混迹其中，在树枝上悠荡的时候，随着她规模的迅速壮大，这个体系越来越难以承载其重。 我们的经济规模越来越庞大，工业生产能力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比如，现代工业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钢铁年产量达到过1亿吨，而今天中国的钢铁年产量已经很轻松地超过了6亿吨，假如不是政府出台各种政策措施压缩产能，这个数字将进一步放大。在如此巨大的工业产能和出口能力面前，目前由美国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已经觉得撑不住了。“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中国放贷，美国借债”的循环模式已经不可持续，美国奥巴马政府明确宣布将寻求对全球经济实施“再平衡”。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三外路线”进行调整的必要性越来越凸显出来。 二、对“三外路线”的修正 进入21世纪，尤其是随着国际国内经济政治环境的不断变化，“三外路线”开始得到修正。必须明确的是，这种修正不是彻底的改弦更张，而是按照不断变化的现实情况和不断提高的认识水平，自主而渐进地修正其政策细节。到目前为止，这种修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政府行政体系内部，用科学发展观取代单纯GDP观念，强调把中国人民的整体福利而不是漂亮的GDP数字作为政策成就的判断标准，强调用全面的可持续的“发展”观取代此前默认的经济“增长”观。 当然，要把这样一种理念转变为具体可行的制度，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毕竟用GDP数字作为政绩衡量标准，具有相对较大的客观性；而要把“可持续发展”演绎为一组可操作的政绩标杆，牵涉的不确定因素太多，需要一个逐步优化和落实的过程。 第二，对待外资的政策，从超国民待遇回归到国民待遇。在社会各界对“市场换技术”的全面反思下，中国政府终于下定决心通过合并内外资税率，变“招商引资”为“招商选资”；更进一步，某些对中国经济安全构成实在或者潜在威胁的外资并购受到中央政府机构的审查（比如外资对徐工集团的并购），某些战略性的产业（比如稀土资源开发）中外资则受到清理。 第三，对人民币汇率政策做出重大调整。从 第四，强调自主创新，培育自身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努力将自己的资本和人才结合起来，从而把中国自身打造为资本和技术的高地，而不是继续扮演世界市场体系外围角色。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资本市场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中小板与创业板相继开启，大量富有活力的民营经济得到了宝贵的资本，增强了它们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更多的资本和政策资源则被投向国有大型企业，与此同时赋予它们自主创新和提升中国产业层次的高度期望。 第五，通过各种办法改善民众生活，启动内需，从而减轻中国经济发展对外部需求和国家投资的依赖。对社会底层民众，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实施一系列扶持和照顾政策。取消了有两千年历史的农业税，并反过来提供多种形式的农业补贴；取消基础义务教育费用，重新设计医疗改革；加速建立“覆盖全面，基本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 第六，如果说上述政策受到广泛支持的话，那么有一个方面则受到质疑和批判，那就是对国有大型企业的扶持，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国进民退”现象。国有企业被称为“共和国的长子”，这些企业往往承担着一部分非经济性的任务。但是如果过分强调和夸大这些非经济功能的重要性，特别是强调与自己相关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就会使部分国有企业过度地维持了自身的政策优势。如果说在“三外路线”的高峰期中国经济中存在一个事实上的“国企—外企—民企”的结构的话，那么今天外企和民企之间的区别越来越小，而国企同其他两类资本之间的差异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更加扩大。中国经济中一个更重大的问题在于过多的资源集中，而这一现象在进入新世纪之后甚至变得更加严重。由于财富的过度集中，结果是本土市场难以充分发育，又反过来阻碍了中国经济从外部需求转向内部需求的进程。 总结起来，本届政府是在保持中国经济一如既往地融入全球的基本前提下，与时俱进地对“三外路线”进行一定的发展，以期更快更有效地使中国由世界市场体系的边缘国家演进为一个准中央国家。 三、“三外路线”在中国何以实现 “三外路线”的出现，从国际和地区背景看，应当归功于东亚出口模式的扩散和地区内产业格局的转移和重构，这个方面我们已经在前文探讨得比较充分。但是一个对外经济政策的国内基础至少与国际背景同样重要。“三外路线”之所以在中国能够鼎盛一时，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崛起的核心推动力，并不仅仅是少数领导人某一场重要会议做出的政策决议，而是整个国家（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知识阶层）在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中经历艰难探索、对外学习和内部调整而渐渐形成的。所以，要理解这个路线何以主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就必须从不同的方面去寻找它的国内根源。 （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使命 实现工业化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夙愿。建国后，一段时间我们试图“超英赶美”，将中国建成如同当时的苏联那样的现代社会主义工业化强国，问题是通过何种手段实现这一目标。在急于求成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曾试图通过战争中常见的群众动员模式来迅速实现以钢铁冶炼为代表的工业的大突破，结果是浪费资源、浪费时间、浪费革命热情。在此后很长时期内，为了推进工业化发展，中国在国内实施了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将一部分农村和农民福利用以补贴工业，把大量财富投资在工业上。但是如同其他所有走“赶超路线”的国家一样，上述努力没能让中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国家，反而由于经济的不平衡发展而无法在工业和城市中创造足够数量的工作岗位以吸收新增的劳动力。 20世纪80年代，从东亚各邻国的成功经验中，中国决策者明白了发挥比较优势才能顺利实现工业化的道理。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其实不是技术或者设备，甚至也不是资本，而是市场需求。技术和设备没有的话可以买，可以租；资本没有的话可以贷也可以“引”；但是如果没有可持续的、大规模的市场需求，那么再好的技术、再好的产品都没有意义。有了市场需求，确切地说，在自己有利可图的销售价格下找到了足够大的市场需求，那么工业化过程将自然而然地展开。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最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要素禀赋，在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业，找到一个巨大的市场来作为经济循环的第一推动力。有了这个产业和市场来拉动经济，那么围绕它而衍生出的工业投资就有经济意义了。 向西方市场出口工业制成品实际上扮演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尽管如美国卡内基基金会的经济学家盖保德所言，对外出口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并不很大，但是它让中国国内的大规模投资找到了着陆点。由此，中国经济得以轰然起飞。 在“三外路线”下，中国国内经济政策某种程度上仍然延续了此前的一贯风格，以民生和消费为代价补贴工业化。其间的差别在于：当年我们以农民和农业为代价补贴国有工业，而“三外路线”则是以国内消费和农民利益的取舍牺牲（比如说在加入WTO过程中在农业上做较多让步以换取工业制成品出口的机会）补贴出口工业。正如前文多次提到的那样，这样做的代价非常巨大，比如中国内需总是很难启动，因为尽管每个中国人都非常辛苦，大多数人手中却没有多少活钱可资消费。但是无论如何，这种策略毕竟大大加速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让我们赶上了全球产业大转移的班车，提前成为“世界加工车间”。在改革开放前用了各种办法都难以实现的工业化任务，通过“三外路线”迅速实现了。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这个天平上来称量，虽然代价和副作用较大，但却是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二）体制根源 美国比较政治经济学学者阿图尔•科利在他的《国家引导的发展》一书中，对韩国、巴西、印度和尼日利亚等四个全球外围国家的工业化与国内政治生态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他强调国家权力对各自发展绩效的重要意义：国家权力越是能深入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次，越是能对各阶层、各地区、各类资源实施有效整合，这个国家在工业化的阶梯上走得就越快越远；国家权力越是脆弱无力，那么该国的工业化发展进程便越有可能随波逐流，甚至半途夭折。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建国后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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