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是“经济专政”工具和“新殖民主义”推手

　　新自由主义者的“华盛顿共识”

　　尽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竭力掩饰甚至是美化世界银行在世界上的“成绩记录”，但是，几十年来人们的共识是：世界银行有时解决了一个问题，却造成了一个更大的问题;有时一个问题没解决，却带来一大堆问题。对于不绝于耳的批评乃至声讨之声，世界银行应对之策是，理论在不断推陈出新，政策也在不断地更弦易张;但均以“向西方开放的私有化改革”为内核，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服务之宗旨没有改变。

　　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逐渐衰落，国民经济中服务业的比重在不断增加，削减全球服务贸易壁垒成为美国拓展经济利益的现实需求。为满足美国的新需求，世界银行开始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等一道积极论证发展中国家全方位开放服务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鼓吹服务业私有化，甚至将基本公共服务——自来水和电力供应、教育和社会福利体系等——也纳入私有化范畴。例如，为推动全球水务市场的开放，世界银行通过组织专题研讨、资助跨国研究、公开出版著作等方式，不断为西方公司进入发展中国家水务市场“摇旗呐喊”。但是，发展中国家开放水务市场引来的不是竞争，因为它们的企业根本无力与外资企业竞争;最终的结果是：西方巨型水务公司的新垄断，普通民众面对的是更贵的水价和更少的供给。于是涉水暴动此起彼伏，社会又增添新的动荡源。对此，一些西方专家提出尖锐批评，“将服务业私有化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基本公共服务仍应由政府供给”。

　　包括私有化在内的新自由主义议程一直是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富国所极力倡导的，并由被它们所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等)来积极推动。富国政府利用它们的援助预算和国内市场准入作为“胡萝卜”，诱导发展中国家接受新自由主义政策。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集中体现就是“华盛顿共识”。

　　20世纪70年代，美国金融资本取代产业资本在国民经济与政府管理中居主导地位，代表金融资本意志的新自由主义由此也成为主流社会思想。新自由主义者在美国后院(拉美地区)，通过代理人或扶植傀儡，用“铁扫帚”(政治专制加军事独裁)推行经济自由主义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设计的“致富金马甲”的自由主义实验。1980年代，第三世界出现债务危机。在美国的要求下，世界银行的角色发生巨大变化，制定了所谓“结构调整计划”(SAPs)，后更名为“减少贫困与促进增长计划”(PRGFP);通过培养并物色代理人，对发展中国家施加更为强有力的政策影响，世界银行的“触角”深入到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的所有领域(包括政府预算、产业管理、农产品定价、劳动力市场管制等)，变本加厉地实施新自由主义。当时的巴西中央银行行长古斯塔沃·佛朗哥明确表示，巴西政策目标的唯一选择就是“要么成为新自由主义者，要么成为新的白痴”。

　　1989年，在弗里德曼的“致富金马甲”的基础上，新自由主义者推出了“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之间就发展中国家‘正确’的政策所达成的共识”，“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只是美国财政跑马场的一部分。”财政约束、私有化和市场化是“华盛顿共识”建议的三个重要支柱。在世界银行对相关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时，通常要求相关国家实施“华盛顿共识”的附加条件。1990年代，世界银行的“使命”进一步蔓延，“开始在贷款中附加所谓的治理先决条件，这些条件涉及一些不可思议的领域，比如民主、政府分权、央行独立和公司治理”。

　　得到世界银行鼎力支持的新自由主义实验以惨败而告终。所谓的“减少贫困与促进增长计划”的实施，既没有减少贫困，也没有促进增长。例如，自由主义的第一个试验田——智利，在皮诺切特实施新政后，人均收入增长不断下降，直到1980年代末才达到政变前的水平(1971年为5663美元，1987年是5590美元)。在同时期拉美的国家治理上，阿根廷(作为另一个信奉经济自由主义国家)比智利更加糟糕。阿根廷曾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不断盛赞。作为一个忠实的新自由主义信徒，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华盛顿共识”的牺牲品。曾经的经济“模范生”在引入新自由主义思想与“华盛顿共识”政策之后，增长、平等、稳定不翼而飞，停滞、分化、动荡纷至沓来，危机连着危机。2004年，阿根廷前总统杜阿尔德尖锐批评“华盛顿共识”导致了拉丁美洲的悲剧，之前十年间创造的财富装进了少数人的口袋。

　　新自由主义与“华盛顿共识”重创了拉美。被新自由主义者诋毁的“糟糕的过往岁月”，即20世纪60、70年代，拉美的人均收入年增长率约为3.1%，而所谓“创造奇迹”的80年代却只有1.7%。在整个国民经济上，拉美地区20世纪90年代年均增长率为2.9%，大约仅为20世纪60年代5.4%的一半。包括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内的所有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的收入不平等都被拉大了。经济不稳定愈发明显，金融危机日趋频繁。

　　苏东巨变后，世界银行密切配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经济援助的诱饵下将“华盛顿共识”兜售给了这些转型国家。这些急于摆脱“共产主义幽灵”的国家不顾一切地实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为强盗贵族掠夺提供了便利。短短数年间，前苏联的巨额财富被“人间蒸发”，由此在俄罗斯诞生了一小撮与国际资本紧密勾结、把持国家经济命脉的经济寡头，上演了令国人无比沮丧而让世人唏嘘不已的“东方狂野”。

　　新自由主义与“华盛顿共识”不仅重创了拉美、苏东，还重创近乎所有将该思想与政策奉为“神明”的国家。鉴于此，一些经济学家甚至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描述为“迷失的年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增长、平等和稳定——都失败了。”

　　“新殖民主义”的重要推手

　　当今世界形势风云变幻，新兴大国崛起正在改变国际格局，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本质未变，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本质未变，改变的只是表现形式。即西方大国由原来赤裸裸的暴力和强权，扩张领土和实施殖民，转向充分利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必要时的军事手段，把二战后取得政治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使后者继续充当其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最大限度地榨取财富，这就是“新殖民主义”。国家政权和跨国公司是“新殖民主义”的两大支柱。

　　世界银行在执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政治意志的同时，与西方大公司、垄断资本的关系也变得日益密切，成为“新殖民主义”全球化的代言人。世界银行援助项目的最大受益者并不是受援国政府或其民众，而是利用援助项目进入受援国的西方跨国企业。世界银行给受援国开出私有化、国际化的“药方”，直接便利这些西方企业在受援国家攻城略地。世界银行集团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扮演的角色尤其耐人寻味。根据世界银行内部分工，国际金融公司负责向发展中国家的私人企业提供贷款或参与投资。在实践中，国际金融公司往往选择战略行业进行投资，甚至与西方国家的金融机构联手提供融资，充当西方金融利益渗透他国核心行业的工具。

　　作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实施“新殖民主义”的重要推手，世界银行的推手力量或专政权力主要来源于三大方面：一是美国以及西方政府的政治力量;二是西方资金且凝聚着西方政治以及资本意志的金融力量;三是拥有一批“杰出”的经济学家所拥有或代表的知识力量。世界银行凭借其独家、显赫的国际地位，将经济专家设计“改革药方”与受援国热切期待的“援助资金”捆绑在一起，打造所谓“知识银行”，用各种办法迫使受援国接受其一揽子解决办法。近些年来，新兴大国崛起促进国际经济格局悄然巨变，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认清世界银行的真面目并与之保持距离。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因普遍沦为债务国而向世界银行输送的资金越来越少，世界银行的资金规模越来越小。鉴于此，世界银行越来越看重其“知识银行”的威力，“四两拨千斤”，希望能以卓越知识才能与有限资金来影响受援国的经济政策。

　　自诩为“发展经济学研究重镇”，掌控学术话语权。世界银行网罗了一批“杰出”经济学家，构建成一个可以指点发展中国家实现稳定增长迷津的智库，以“发展经济学堡垒”自居。然而，这些所谓“饱学之士”并不具有独立的个人意志，而是统一在一种思想意识形态之下，目标指向明确，就是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或资本)利益服务。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机构，为适应战后美国管理世界经济秩序的需要，以凯恩斯主义为灵魂，为弥补“市场失灵”而设。然而，同样出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益的需要，今天的世界银行则以新自由主义为灵魂，不问青红皂白地给每一个“朝觐者”都开出市场自由化的药方。良知未泯的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揭示了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机构为西方服务的坚定而鲜明的立场，以及所雇用的那些经济学家们学养之低、敬业精神之差等一系列秘密，因而激怒了世界银行的后台老板而被“提前解聘”。

　　如今，已经卸任的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林毅夫，不仅指出了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机构的导向不行——为美国服务(即“按美国财政部定的调来唱的”)，而且更指出世界银行所运用或武装的经济理论(发展经济学)也不行。在“发展经济学1.0”的指导下，二战后的相关国家采取“进口替代策略”，初步获得了投资导向型的成功，然而紧随其后的是不断的危机和萧条。在“发展经济学2.0”指导下，形成了所谓“华盛顿共识”，即私有化、自由化、稳定化，结果使许多发展中国家落入“迷失的年代”(20世纪八九十年代)。依照林毅夫的思考研究，现在需要一个“发展经济学3.0”。

　　“发展经济学”的主要论述首先并非来自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而是来自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论与逻辑推理;其次，该理论立足西方利益，严重脱离发展中国家以及受援国实际，在实践中难以奏效。长期以来，由于世界银行开出的发展“药方”不得要领，甚至副作用巨大，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重镇”的地位受到巨大冲击。为稳固学术地位、重塑国际形象，前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曾宣布，将对世界银行的研究工作进行重新定位，督促重新思考发展经济学使之更有益于决策者。也许正是在这一背景或要求下，才有了如今的“发展经济学3.0”。

　　把控规则制定权，为西方经济金融利益“背书”。世界银行热衷于制定行业标准和规则。从表面上看，世界银行广泛的代表性为其规则制定赋予了合法性，但从实际操作来看，世界银行推动的规则往往是替西方利益“背书”，明显有失公允。近年来，世界银行制定了《世界银行业务手册》，对援建项目、大型投资项目的环境评估、社会影响评估、非移民搬迁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规定。这些规定看似“人道公允”，实际上律人不律己，主要目的是限制新兴国家对外扩张经济的影响力。一则，世界银行业务明显转向，从20世纪80年代之前主要援建大型基建项目转向目前关注的教育、法制、良治、女权等软性制度建设上。由此，世界银行的援助与受援国的需求之间产生巨大的错配和缺口。二则，与新兴大国相比，西方公司承接此类项目的竞争劣势明显，因此世界银行规则主要是遏制新兴国家的企业扩张。

　　世界银行制定或推动的“国际性”行业守则的核心内容是强调跨国企业应负“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但是矛头主要指向新兴市场的跨国企业。例如，采掘业的“透明原则”。在2002年被首次提出后，《采掘业透明动议》已逐步成为全球采掘业(包括石油、天然气和采矿等行业)收入透明度的一项标准。世界银行的角色是召开世界银行国际会议，帮助形成国际共识。如2009年，世界银行总部召开了一系列相关会议，包括改进动议报告方法、地方实施该动议、与公民社会合作为主题的三次会议;再如金融业的“赤道原则”。2003年，花旗银行联合巴克莱银行、荷兰银行等十家跨国银行宣布实施“赤道原则”，该原则是根据世界银行的政策和指南建议，旨在决定、评估和管理项目融资中的环境与社会风险而确定的金融行业的基准。西方金融经济利益的代言人(包括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在称赞西方银行践行“赤道原则”的同时，往往诋毁新兴国家的银行，指责其忽视融资项目给当地造成了环境和社会成本。

　　近年来，在新兴大国的推动下，世界银行的色彩有所改观，包括向发展中国家让渡了一些股份与投票权，甚至还假模假样在发展中国家物色高级副行长与首席经济学家。但是世界银行新自由主义的底色及其基本机制未变，为西方尤其是美国服务的实质未变。也正是有鉴于此，一些知名国际学者才将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一道冠名为“邪恶的三位一体”(Unholy Trin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