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与京剧《逼上梁山》

2014-3-27 00:51|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800| 评论: 1|原作者: 卢鸣|来自: 乌有之乡

摘要: 1944年1月9日夜，毛泽东在观看了杨绍萱、齐燕铭编导的京剧《逼上梁山》之后，给编导者写了一封信：“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 ...

　　三、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立场

　　（一）实践与真理，人民与民族

　　我们从旧戏改革的一次实践切入了毛泽东思想的根基，也就是服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的根本立场。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曾经在他们的文艺讨论中，表现出了他们坚定地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的根本立场。1859年4月、5月，马克思、恩格斯分别致信拉萨尔，讨论他的历史悲剧《济金根》。马克思主义的两大创始人认为，这出戏剧不能构成悲剧性冲突，因为它并没有描写人民群众带着历史进步的正义去反抗现存制度，而是描写了垂死阶级反抗现存制度的新形式。济金根是没落骑士的代表，在十六世纪的革命中，他如果想胜利，就必须在一开始便将斗争诉诸人民群众，也就是当时的农民阶级。然而，马克思指出对于济金根这样一个垂死阶级的代表而言，农民阶级是一个“本身的发展就等于否定骑士制度的阶级”[23]。换句话说，济金根作为反动阶级利益的维护者，已经不可能成为历史的创造者了。而只有人民群众，以历史的创造者的身份和现存秩序碰撞，才能构成悲剧性的冲突。看过这样的文艺讨论，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毛泽东要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24]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界定人民群众含义的问题。我们需要在现实中发现，谁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历史创造者，谁是在现存秩序中维护自己利益的反动力量。

　　作为一种认识和判断，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我在上一节简要地分析了实践哲学的来龙去脉，并且了解了它在思想史上的革命性地位。实际上，实践不仅把历史发展的权力交给了人，而且要求人的思想接受实践的检验。我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然而，其理论内涵却需要认真辨析。人在实践活动中形成感性认识，感性认识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完成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理性认识再回过头来指导实践;进而，认识在实践中接受检验，重新认识，这是一个循环往复、无穷发展的过程。我们自然可以说，一个认识，或者一个思想路线，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然而，我们用什么来检验实践是否成功?也就是说，实践成功与否的标准在哪里?例如，文化产业化的路线指导了我们全新的实践;实践中，我们用意识形态的事业去盈利;结果证明：文化的确可以赚钱。但是，我们是不是由此可以判定，实践成功了，进而判定其指导思想是一个真理呢?如果站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立场上，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应该是失败的实践;如果站在美帝国主义和国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解放战争也应该是失败的实践。由此观之，判断实践成功与否，应该像马克思判断济金根革命、毛泽东判断《逼上梁山》一样，首先有一个不容动摇的立场。毛泽东说过，革命战争年代检验路线是否正确是比较简单的：路线对，战胜，路线错，失败。然而和平年代则不然：“这个胜仗和败仗，不光看有哪些成绩和错误，还要看举什么旗帜。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25]这个立场是源于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说到底，还是人民性的问题。我们曾经说过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其实，那恰恰证明了任何一个政权，无论是地主阶级官僚，还是共产党的官员，都存在着丧失人民性的危险。然而，毛泽东却一直对这个危险保有高度警惕。有一个典型的事例，那就是毛泽东对长征的判断。我们都知道，王明“左”倾路线导致井冈山根据地丧失，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包括我们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都损失惨重。但是，毛泽东却说，长征是胜利的，因为，“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26]为什么呢?因为长征发动了十一个省内的两亿人民群众。

　　历史，归根结底是需要人民群众来创造的。因此，毛泽东会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27]共产党人究竟要“为什么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我们要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主体服务，也就是为人民服务。但是，在今天，这个理论容易被一些概念混淆。人民是什么?人民不是纳税人，一个农民比一个倒卖房地产的富豪纳税少，那么我们为谁服务?人民不必然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先富起来的人，人民是至今仍然奋斗在田间地头的农民，人民是背井离乡进城务工的半无产阶级，人民更是拼搏在大大小小企业中的工人;他们是用劳动创造价值、并将推动历史前进的人。

　　还有一个更为复杂的命题：人民不是民族。人民群众会在两种特定情况之下需要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第一，民族独立的任务在特定历史语境下成为人民解放的前提。比如，抗日战争时期，如不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来进行民族战争则民族危亡，那么，只有民族解放，才能让劳动人民的解放成为可能。毛泽东说：“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28]第二，民族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结束之后，我们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并且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一句话，需要有人民的国家。如果，用来对帝国主义与国内反动阶级实行专政的无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并巩固，人民才算是有祖国，我们才有可能让爱国主义不至于沦为空泛的口号;我们没有道理要求人民去爱剥削阶级的国家。民族也是如此，如果说民族内部有阶级分化、阶级斗争，那么，站稳了中华民族的立场是绝对说不通的。我们必须清楚，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专政的话，如果一国之内、一民族之内出现两个对立的阶级的话，那么就会出现马克思那句话：“工人没有祖国。”[29]国庆六十周年的庆典中，广场上的中学生喊出了“祖国万岁”。确切地说，应该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共和国万岁;简称：人民万岁。一旦“祖国”前面的几个限定出现了动摇，万岁就会动摇。大清帝国万岁了吗?中华民国万岁了吗?历史上一切反人民的国家机器又有哪一个是“万岁”的呢?

　　最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第一句话仍然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30]。在此，我们看到了人民与民族是区分开来的，而我们党作为人民革命的组织，之所以能够称得上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因为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中华民族只有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才能暂时与中国人民的概念等同。让我们带着这样的立场，走进我们当下，即改革开放时期的具体环境。

　　（二）继续为人民服务

　　邓小平曾经说到：“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31]这里，邓小平的忧虑在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保的危机。解决危机的办法却是政治上压倒一切的稳定：“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32]这里的稳定就是政治环境的稳定、政治体制的稳定，即保证我们党的领导地位，就保证了分配社会资源时的社会主义原则。这一点没有错。但是，关键在于稳定只有在一定前提之下才能压倒一切：党的性质不能改变、党的立场不能动摇。这对今天的党员领导干部提出了更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求，只有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站稳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才能在政治稳定的条件下杜绝官僚主义、防止脱离群众。否则，所谓的政治稳定，无异于成为滋生官僚主义、滋养特权阶层的温床。只有人民，才是我们党“执政地位”的根基，只有人民的根本权利，才是保全“执政地位”的意义。在帝国主义仍然存在，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秩序仍然存在的今天，人民的根本权利，与人民通过革命获得的权利是一致的;而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意义，也与人民解放的意义是一致的。历史，不容许这种意义被理解为“统治”，或者那种永远与统治地位相伴随的一己私利。

　　前面说过，对我们党来说，官僚主义问题，隐含着历史复辟的问题。毛泽东后期一直把官僚主义当作是敌我矛盾来处理。毛泽东说过：“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33]生产资料归人民群众，然而，其管理却是要用“官”。如果管理者脱离群众，谋取私利，那么，这样的官僚就和人民群众构成了政治对立的两个阶级。如果我们能把形势想得更加严峻一些，把更加尖锐的问题暴露出来，我们就应该依靠群众来反对官僚主义。如果我们搞形式主义，用官僚主义的干部去领导群众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活动，其意义将大打折扣。就像林冲一个人武艺再高强，若离开了千千万万的灾民，也无法打退反动政府的镇压一样;我们党就是信心再坚定，不真正依靠群众，也难以正本清源。

　　毛泽东说：“力量的来源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也不行。”[34]人民的力量是历史创造者的力量，不借助这样的力量，我们党很难根除现存的问题。例如，就在前一段时间，我们加强了对网络造谣的打击力度。我们有没有想到，谣言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力?真的是因为造谣者的谣言有细节描写吗?不。我们需要反思的是，网络上的群众为什么不愿意相信我们，反而愿意相信一切对我们党、我们的干部队伍不利的言论。其背后的社会矛盾，才是问题的根源。而对于我们党来说，问题在于长期以来为了稳定的政治环境，对广大的人民群众采取了关门主义、神秘主义的态度，其后果便是离心离德。实际上，和谐应该是光明磊落的和谐、有是非标准的和谐、依靠群众的和谐，而不能是无原则的、脱离群众的和谐。如果面对一切社会问题，我们的姿态都是想尽办法歌功颂德、寻找好人好事;如果面对一切尖锐矛盾，我们的姿态都是自欺欺人、粉饰太平，那么，就算实现了稳定，也仅仅是表面的稳定而已。总而言之，我们和群众的关系应该是融为一体的，而不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天然对立的关系。融为一体的思想，也许就是毛泽东骨子里与老百姓平等的感情和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的反映。

　　结语：

　　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行程经过湖南郴州，他老人家回忆起郴州的“三绝碑”，所谓三绝就是秦观的一曲《踏莎行》，苏轼的一句感叹秦观文才的话，以及米芾抄写前面淮海词、东坡语的书法作品。苏轼当年深爱“郴江幸自绕郴山”一句，故感叹秦少游的早逝。他说：“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35]我们今天却要借苏子之言，发一句感慨：毛泽东已矣，虽万人何赎。这并不是说毛泽东作为一个精英，能够顶上一万个人;而是因为毛泽东这个名字背后，一直代表着千千万万的人：土地革命时期，是受地主阶级压迫的农民阶级;抗日战争时期，是团结在我们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之下的广大爱国志士;解放战争时期，是全中国决心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寻求自身解放的人民。甚至直到今天，毛泽东的名字依然不是一个人，而是目前绝大多数的劳动者，如果他们不能当家作主，那么沉默将会是有限的;如果他们被套上了锁链，那么，无论如何“统治”，他们都将继续推动历史的前进。

　　卢鸣 2013年10月29日定稿

　　[1] 毛泽东，《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88页。

　　[2]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625页。

　　[3] 参见，《延安文艺史》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5月;第465-470页。

　　[4] 施耐庵，《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1月;第103页。

　　[5] 《逼上梁山》;《延安文艺丛书》第十卷，戏曲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10月;第52页。

　　[6] 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36页。

　　[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1226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264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264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265页。

　　[11] 毛泽东，《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2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