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与京剧《逼上梁山》

　　二、“支部建在连上”与“士兵委员会”的辩证

　　（一）对井冈山精神的重新思考

　　无论是高俅这样的里通外国的奸臣，还是海瑞、谢瑶环这样的好官，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都是人民的统治者，都是社会中一小部分掌握权力的人，他们和不掌握权力的人民群众有着根本的“异质”，这种“异质”是官僚主义滋生的土壤。我们辩证地看待群众路线，就需要认识群众路线的反面——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不仅仅是作风问题，也不仅仅是执政者的思想意识的问题，对于领导人民完成革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官僚主义既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也是一个立场问题。作为领导人民革命事业的核心力量，共产党本身就是人民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曾谈到共产党人说：“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8]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进一步阐释，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利益，共产党的最近目的在于“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9]那么，夺取了政权之后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见过十月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他们只是提出了一个夺取政权之后的根本任务，即“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或者说“消灭私有制”[10]。

　　然而，我们的历史实践证明，经济制度的建立有遭到官僚主义挑战的危机。夺取政权的共产党，会有自己的政权组织形式，这个组织会用到领导干部。领导干部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领导，并不是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必然地保持一致。如果这些领导干部出现官僚主义，那么就算是私有制已经废除，人民也会因为“领导权”的丧失而失去“自己名下”的生产资料。如果说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那么无产阶级就算是夺取政权了;如果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那么我们就算是消灭私有制了。但是，如果出现官僚主义，领导者脱离群众，那么，人民革命的成果将付诸东流，改造成果也形同虚设。

　　因此，官僚主义，对于以世界人民解放为己任的共产党而言，隐含着历史倒退的问题。毛泽东一直没有停止反对官僚主义，然而，程度却是不断加强。从依靠群众进行革命战争的年代，到过渡时期，再到十年建设时期，社会环境愈是趋向于和平稳定，毛泽东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忧虑就愈是严重。这就是毛泽东群众思想被独特的历史情境所赋予的特色。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弊病，遥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中国已经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用改造的方式结束了一国之内的资产阶级所有制。然而，革命并未结束，它以反对官僚主义的形式一直延续着来自人民群众的历史力量。毛泽东在战争年代有大量的群众路线的论述，改造时期又有对官僚主义者禁止贫农加入合作社的批评，改造之后的1957年整风，更是明确地打出了反对官僚主义的旗帜。毛泽东当时曾和文艺界代表说：“对孙行者也不公平，他自然个人英雄主义蛮厉害，自称齐天大圣，玉皇大帝只封他‘弼马温’，所以他就大闹天宫，反官僚主义。”[11]

　　这样诙谐的论说，后来逐渐变成了愤怒和忧虑。1965年1月12日，毛泽东在讲话中已经把“官僚”视为最大的历史复辟的危险，因为，领导者心安理得地坐享革命成果的官僚主义和放弃阶级斗争、告别革命的论调结合在了一起。毛泽东说：“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总感到要出问题。”[12]同年三月到五月，毛泽东沿着秋收起义之路重上井冈山;5月25日下午，他在井冈山宾馆，和身边的同志们讨论了一个重要的关于群众路线的话题：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是什么?一开始，同志们认为是艰苦奋斗的精神，毛泽东却让大家再想想;汪东兴同志说是“支部建在连上”。最后，毛泽东自己补充了一个大家尚未想到的答案。[13]毛泽东说道：“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14]士兵委员会就是当年军队中经济民主、政治民主的制度体现，它的存在保障了官兵平等，通过群众管理，而非官僚管理，杜绝了军官的军阀作风和贪污现象。毛泽东对这个制度的回顾，意味着他反对官僚主义、坚持群众路线的斗争，已经进入到了最紧张的阶段。在革命战争年代，士兵委员会的民主和支部建在连上的组织、管理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而到了和平年代，统治者、领导阶层对社会的管理更加有效，而社会组织力也空前加强，但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保障却日益被忽略了。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人民的政党，她来领导、执政，怎么会出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危机呢?然而，官僚主义的出现，却导致保障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可能必然地等同于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曾经有人问过毛泽东，工会、贫下中农协会是不是等同于士兵委员会;毛泽东不以为然：“两者不一样，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的，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真的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15]当和平年代的官，更容易脱离群众;脱离了群众，就有历史倒退的危险。

　　毛泽东的这种忧虑和他对苏联领导阶层的观察有关，他曾经在中苏论战的“第九评”中，改写了一段揭露苏联特权阶层的文字：“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成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16]这就是官僚主义背离群众路线的结果。

　　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具体历史语境之下的这个特殊问题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群众思想的最大的特色：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反对官僚主义，进而，依靠群众而非另一部分官僚，来彻底地反对官僚主义。这个特色再一次将毛泽东思想的核心问题，即人民立场问题，展现在我们面前。在毛泽东群众思想中，作为执政党、官员、领导干部可以替人民做主的思想被彻底排斥，而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当家作主则成为我们党的制度和作风探索的目标。而这两者的差别，可以看作是重上井冈山时，“支部建在连上”与“士兵委员会”的辩证。

　　在此，毛泽东群众路线的人民性达到了极致，后来的历史证明了，他甚至不惜通过发动群众、进行我们党“自我革命”的方式来“正本清源”，保卫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保障人民群众，或者说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不管我们如何评价历史，毛泽东的人民性深深地植根于他坚定不移的立场之中。曾有最普通的劳动者接触毛泽东之后回忆说，毛主席带着一种“骨子里与老百姓平等的精神和感情”[17]。然而，毛泽东的立场，并不仅仅来源于他个人的平等意识或者精神气质;毛泽东的人民立场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它的具体内涵，更多地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丰富实践。下面，我们就简要回溯一下这种群众思想的理论根源。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理论概述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以往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与机械唯物主义哲学进行了继承、批判和超越，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实践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庞大思想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实践哲学(或者说，唯物史观)是其总体的精神内核。

　　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是他以前的欧洲哲学的集大成。黑格尔的哲学用炉火纯青的辩证法解释了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他认为事物内部含有自身的反面，因而，事物就与自己的这个反面，形成了正与反的对立矛盾。矛盾构成了发展的根本动力：正与反在斗争中放弃各自的片面性，统一成一个“合题”。而合题又是更高层次上辩证发展的正题，它也有自身的反面，因此会在斗争中继续发展下去。然而，这套辩证思想是唯心主义的。他认为，人的意识为事物的定名，也就是概念，是第一性的，具体的事物却从中衍生出来。一个概念作为一个正题，也和其他事物一样，有自己的反面，即具体的事物(客观实在);概念和具体事物的统一构成了一个合题，即理念;黑格尔辩证发展观点，不是不断发展的观点，他认为事物发展有一个终极的结果，那就是：绝对理念。绝对理念包含万物，也包含万物的所有概念。是一个极度抽象的世界本源、最终归宿。发展本应该是不断向前迈进，然而却在这里终结了。

　　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辩证思想唯物主义化，形成了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而在唯物主义化的过程中，绝对被取消了，发展变成了无止境的。一切斗争变成绝对的，一切运动因此也变成绝对的，最终，一切现实都是暂时的。同时，马克思把具体事物看作是第一性的，从具体的事物中抽象出概念，而不是从概念中外化出具体事物。这个观点，把黑格尔头足倒置的思想颠倒了过来，相比人的意识，现实物质世界成为了更本质的东西：“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8]由此可见，对于抽象精神的分析，演化成了对于实际存在的分析;作为事物发展动力的内部矛盾，也变成了作为历史发展动力的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而一个社会的阶级关系又是从其物质生产方式中形成的。

　　由于黑格尔的哲学出现了绝对理念这样一个披着哲学外衣的上帝，因此，唯物主义哲学可以算得上是对神学的反叛。这种反叛不是马克思开创的，而是费尔巴哈的功绩。在人和神的对抗中，费尔巴哈看到了神是人的意识所创造出来的，因此神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进而，他要求将人的本质还给人。在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中，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形成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超越，在于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把机械唯物论能动化。马克思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9]在此，我们看到了主客体的全新的统一，不是抽象的统一，而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黑格尔哲学中，人与世界是在理念，也就是人的认识活动中统一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与世界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统一的。人和世界的关系，不再仅仅是一个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关系，而是一个实践主体与实践对象的关系。这就是实践哲学。

　　实践哲学，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将会是马克思所说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20]世界是人的改造对象。这样一个命题，取消了外在于“人的活动”的神或者命运，社会历史现实的一切，被交还到实践的人的手中。同时，我们注意到，实践这个概念，本身有着社会革命的内涵。毛泽东曾经定义实践的具体含义：“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21]因此，实践活动可以被总结为物质生产、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等人类活动。前面说过，阶级斗争，(除了政治性的阶级斗争之外)，是源于社会生产方式的，并且构成了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物质生产力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和它们一向在其中发展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或者与不过是这些现存生产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的财产关系发生矛盾。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束缚生产力的桎梏。于是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22]

　　为什么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正因为人民群众是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主体，也就是实践的主体。在实践哲学理论中，历史的辩证前进，不是主观与客观在认识过程中的统一，而是人与世界在实践过程中的统一。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这样一个问题看似简单，但背后正包含着重大的思想革命，这种思想革命，构成了群众路线的理论渊源。毛泽东的群众思想及其根本立场，正是他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必然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