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历史的创造者。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包涵着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全部世界观。而更重要的是，这个观点突出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毛泽东在各个时期的著作中，都有关于人民群众的重要思想。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进行革命战争、生产斗争，乃至政治运动，也构成了毛泽东一生的政治活动的主线。无论历史如何评价毛泽东在各个时期的活动，研究其根本出发点与落脚点的群众思想，至今仍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毛泽东一生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末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过程，以及后来的过渡时期、十年建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每一个阶段，毛泽东都有大量体现其群众思想的论著(旧民主主义革命末期少一些)，同时，每一个阶段也都有浩如烟海的具体历史信息需要去把握。这些历史的具体情境使毛泽东群众思想成为一个在总体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理论中独具特色的风貌;同时，历史信息也把毛泽东的根本立场、群众思想，填充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因此，我们要研究毛泽东群众思想，就需要找到一个具体的切入点。下面，我们就从抗日战争末期，毛泽东的一封信谈起。

　　一、毛泽东《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和延安文艺名作《逼上梁山》

　　（一）毛泽东在一封书信中表达的历史观

　　1944年1月9日夜，毛泽东在观看了杨绍萱、齐燕铭编导的京剧《逼上梁山》之后，给编导者写了一封信。信中，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台戏的编导和演出。这封信的主体内容如下：“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代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1]

　　延安文艺是我们党新文艺运动的开端，并且是一个蔚为大观的时期。大量的优秀作品创作出来，无论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使中国的革命文艺别开生面。然而，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表达的思想，却远远超出了一般的文艺讨论的范畴。这封信充分表达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于是，关于京剧的讨论就变成了历史发展问题的讨论。

　　戏曲是古代的艺术形式，其程式源于高度提炼的古代生活，因而，当时的戏曲创作题材尚以古代故事为主，《逼上梁山》就是取材于经典名著《水浒传》中的故事。因此，讨论历史发展问题，就是讨论当时的戏剧编导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观点。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以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阶级斗争为发展动力的。信中提到的人民，主要就是封建社会中广大的农民群众;而“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则主要是指地主阶级。对于这样一段漫长、复杂的历史，毛泽东有着明确的认识：“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2]毛泽东的这个观点，就是以其群众思想在剖析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具体体现。对于人民和剥削阶级的历史地位，毛泽东总带有鲜明的立场，这个立场是我们党的根本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产物。

　　毛泽东认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与农民阶级的极度困苦，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而农民阶级的大规模反抗可以打击封建统治，并且或多或少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然而，地主阶级却运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机器，将历史颠倒了过来，使得地主阶级以及知识精英成为文艺作品中的历史主宰;同时，农民和手工业者不仅没有被人真实地塑造为文化和财富的创造者，反而被当成了“渣滓”。那么，在新的、人民的文艺创作中，历史是如何恢复本来面目的呢?下面，我们可以看一看这出当年被毛泽东盛赞的京剧作品。

　　（二）京剧《逼上梁山》的进步思想

　　《逼上梁山》于1943年9月至10月完成初稿，后来经过集体改编创作，于1944年1月9日晚正式演出，一年之内连演五十多场，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3]尽管在当时演出的场面，至今已经看不到了，但我们完全可以从文学剧本中一窥其辉煌的成就。

　　这出京剧是否很好地体现了创作者进步的历史观呢?我们可以从它对《水浒传》的重大改写中看出创作者的匠心。对于原有题材的重新处理，最能反映作者的立场。

　　《水浒传》中，“逼上梁山”这段故事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其矛盾核心在于当权者高俅和林冲，从“误入白虎堂”的阴谋陷害，到“火烧草料场”的步步紧逼，高太尉对林冲的一连串迫害，导致林冲踏上了去往梁山的造反之路。然而，问题在于，为什么高俅要迫害林冲?对两个人矛盾根源的不同解释，构成了《水浒传》与《逼上梁山》这两个作品的思想差异。众所周知，在《水浒传》中，二人矛盾的根源是这样的：高俅的叔伯兄弟高衙内觊觎林冲的妻子张氏，需要铲除林冲这个障碍。而高俅之所以要竭力帮助高衙内，不仅是因为亲戚关系，而且是源于二人特殊的感情：“原来高俅新发迹，不曾有亲儿，无人帮助，因此过房这高阿叔高三郎儿子在房内为子。本是叔伯弟兄，却与他做干儿子，因此高太尉爱惜他。”[4]原著中，这种矛盾背后的思想是正统家庭伦理的问题。而在新编的《逼上梁山》一剧中，关于高俅与林冲的矛盾根源，却有着更为复杂的解释，其背后的思想也随之焕然一新。

　　高衙内对张氏的垂涎一样出现在了剧本中，然而，这个情节仅仅是高俅与林冲的冲突的导火索。剧本取消了高俅与高衙内的情感关系：尽管是亲戚，但高衙内是一个让高俅厌恶的无赖。剧本第一幕第二场就写到了兄弟二人的见面，高衙内听说高俅加官进爵，于是赶来占便宜。一开始，高俅甚至想把他轰走，然而，无奈高衙内的死缠烂打，只得假作父子将其留下。这个场面的意义在于让我们认识到：高俅不会为了高衙内的兽欲而置林冲于死地。因为，剧作中，高俅和林冲有着三个方面的更深层次的矛盾。这个矛盾线索的建构正体现了毛泽东站在群众立场上的历史观，也体现了新文艺的根本变革。

　　第一个矛盾：作为地主阶级暴力机关的一名武官，林冲镇压灾民不利。在京剧一开场，我们看到的就是一大批遭遇饥荒的人民群众，他们涌向宋朝的都城东京避难。为了维护统治秩序的稳定，高俅下令禁军紧闭城门，并且镇压愤怒的灾民。“高太尉一上任就让弟兄们打灾民，你想咱们禁军弟兄们谁不是庄稼户出身?谁下得去手打自己的父母兄弟呀?”[5]这里便出现了明显的群众立场。首先，在人民群众的生活境遇与统治阶级对于灾难的荒唐姿态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所说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其次，我们可以看到以高太尉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对于林冲这种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异己分子所抱有的仇恨。可以说，人民的形象拉开了《逼上梁山》的大幕：他们不是苦苦哀求“青天大老爷”为民做主的“渣滓”，他们是努力奋斗、苦苦挣扎的劳动者，并且是正在苦难中孕育着的革命力量。

　　第二个矛盾：作为武将，林冲开创了抵御外侮的“穿沟战法”，意思是：训练农民群众用劳动工具作为武器，在田间地头展开战斗;然而，高俅却对这种人民战争表示鄙夷。首先，高俅认为，这种庄稼汉的练兵不成体统;其次，高俅在剧中是金国在宋国的代言人，因此要反对这种有效的军事训练思路。在此，关于高俅的身份我们暂且不论。而创作者涉及的问题是对于人民战争的态度。毛泽东说过：“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6]这种人民战争的思想正是源于群众立场，以及对人民作为历史创造者的地位的认识;而人民战争也为革命带来了最终的胜利。

　　第三个矛盾：高俅与林冲对于当时的“国际环境”的认识有着根本的不同，林冲选择了依靠宋国的人民群众去努力奋斗，以求保卫祖国、收复失地;而高俅，正如前面所说，却是金国的利益代言人。高俅强调辽国衰弱，而金国与宋国是“战略合作伙伴”，燕云地区将会随着辽国的衰退而回归大宋。但是，林冲强调，金寇有吞并中原的狼子野心。这一重矛盾是戏剧创作者对抗战末期国内、国际形势的影射。高俅，象征着代表美帝国主义利益的蒋介石反动派，而金国正象征美国，辽国则象征着即将失败的日本帝国主义。这是戏剧创作者当年在民族战争即将结束，中国人民同蒋介石反动派的矛盾即将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代，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引导。总体而言，这样的明确象征是一种阶级意识的培养，也是一种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宣传。这样的矛盾设计让我们看到了当年最具体的历史情境。

　　上述三方面的矛盾，扭结成了这部革命文艺作品的主线，我们起码可以看到两点特征：第一，作品中，人民群众的形象直接地影响到了整体构思，他们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出现，也作为在压迫中奋起反抗的革命力量出现。我们注意到最后，陆虞侯火烧草料场陷害林冲，而奋起反抗的不仅是林冲这样一个武艺超群的精英，而且还有千千万万受压迫的人民群众。他们愤怒地拿起武器，将前来镇压的州兵、州将、官差杀死，和林冲一起上了梁山。这就是作品的人民性在内容中的体现。第二，这个作品对人民群众有着明显的教育意义，它不仅要唤醒人民群众的阶级意识，也鼓舞广大的边区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历史处境之后，同心同德地投入到伟大的革命事业当中。它是为人民创作的文艺作品，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新文艺的根本宗旨。因此，这样的作品才能够得到毛泽东至高无上的赞誉。

　　开掘这个作品的思想特色，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会认为它改变了头足倒置、黑白颠倒的历史书写方式。其实，正是因为它在读解历史的时候，坚持了正确的人民群众的立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并且在当时，用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式服务于人民。人民创造历史的真相被生动地描绘出来。按照自然辩证法的观点，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而马克思主义处理的社会发展不是如此抽象的问题，它会向统治阶级宣告：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前进。

　　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这个原理要求我们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这一点，就是毛泽东群众思想的核心问题。然而，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引发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多次斗争。比如新中国成立之后，关于《武训传》的讨论，以及后来著名的“《海瑞罢官》案”与对《谢瑶环》的批判。这些事件都触及到了我们十年建设时期的具体历史问题，比如“三面红旗”、“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等等，它们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在人民群众形象的问题上引起了争论。无论是吴晗创造的海瑞，还是田汉创造的谢瑶环，都是地主阶级的官僚。应该歌颂这些“清官”、“好官”，还是应该歌颂人民群众的生产和斗争，成为了当时讨论的一个核心。面对剧本中的“青天大老爷”和跪下来求“老爷”为民做主的人民群众，毛泽东曾经愤怒地说：“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要好好检查一下，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7]

　　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是群众思想，而非意识形态领域的若干历史问题。但是，如果认真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毛泽东坚定的人民立场，以及在他心中，立场这一根本问题的敏感性。突出好官还是突出人民，这对于毛泽东而言就是原则问题。而对于剥削阶级统治集团中，那些具有“优良品质”的“好官”，毛泽东认为，不仅应该看清楚其阶级性的反动，也应该注意到，突出这些人的行为本身所暴露出来的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问题。对于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在阶级性上当然不可以与封建官僚等同。然而，脱离群众的危险却一样存在。在此，我们便触及到两个命题的辨析：由官僚替人民做主，还是真正由人民当家作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