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经济唯物主义”道路的理论危机

　　三、官僚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一直对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没有任何的让步，并且，他还表示过担忧，因而也多次强调了根本方向的问题。“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28]人民民主专政的坚持，保障了无产阶级国家有若干良好的制度，然而，它自然也要有自己的经济基础，那就是国家，即组织成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这个问题我们前面已经反复强调了。在邓小平讲这段话的时候，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还未彻底崩溃，因而，这个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是，邓小平提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个过渡时期的概念界定，我们已经援引经典理论来论述过了。然而，就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列宁那里，对这个时期还有许多具体的阐释，尤其是涉及所有制问题和分配制度问题的经济领域。列宁说：“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富裕的程度还会不同，而不同就是不公平。但是人剥削人已经不可能了，因为那时已经不能把工厂、机器、土地等生产资料攫为私有了。”[29]在我们讨论官僚主义问题之前，不妨先对“初级阶段”做一番辨析，看一看今天我们正面对的不平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许可范围之内”的不平等。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或者说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不平等;那是因为按劳分配制度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这样说的原因在于，按劳分配总有着这样一个特点：“任何权利都是把同一标准应用在不同的人身上，应用在事实上各不相同、各不同等的人身上，因而‘平等权利’就是不平等，就是不公平。”[30]在我们看来，允许多种分配方式，也就是各种剥削形式，与按劳分配制度并立，本身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有房产的人吃房租、有资本的人吃利息，最终都是对劳动者创造的价值进行直接或间接地剥削。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只能允许按劳分配本身无法避免的不平等，却不应该允许剥削制度的复辟。

　　然而，历史却未必顺着我们的意愿运行。仅仅维护好无产阶级专政，是否就能够顺利地防止复辟呢?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具体怎样去维护，将成为最严重的问题。如果我们仅仅用一种稳定压倒一切的态度来维护，结果可能是维护了一个已经蜕变为统治阶级的官僚主义政治。邓小平对于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的维护态度是显而易见的。他说：“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31]邓小平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谁来替我们无产阶级政权做一个保险?谁来保证人民民主专政可以稳固?谁来保险中国能一直是一个人民的国家?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是人民，而不能是精英，不能是上层国家机器。文化大革命就曾经为了防止复辟和动摇，直接发动人民群众，和领导者、统治者、管理者形成对峙;到了文革已被全面否定的时代，这样的方式也随之被自动忽略了。邓小平自己提出了新的“保险”的思路：“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32]军队和专政机构都是国家机器，共产党员是执政党的成员，如果是他们来教育人民和青年，那么一开始该由谁来教育他们?相比邓小平强调的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景象似乎更容易“教育”一个人。相比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的骄奢淫逸似乎更夺人眼球;相比消灭剥削的斗争精神，与资本家和平地互利共赢似乎更加诱人。在这套精英治国、精英维稳的逻辑中，脱离群众将是最严重的隐患。邓小平最后的论断是发人深省的，的确，然而，如何避免共产党内部出现问题呢?相比苦口婆心地教育他们做一个有理想、有原则的干部，毛泽东主席也许更愿意把人民群众组织成一个有效的政治力量，这股力量不归领导们领导，反而要领导领导们。

　　也许有人会问，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旦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了，还可能出现什么问题呢?只要我们保护好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不就可以长治久安了吗?理论的确是这样，然而现实却更为复杂。改革不会改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不会公开废除生产资料公有制;但是，如《物权法》这种维护阶级壁垒、维护利益格局的法律毕竟从人民代表大会上堂而皇之地通过了;私有制重新确立了;《宪法》中的“公有制为主体”也已经成为一纸空谈了。这些现实都证明，制度只能保证名义上的事情，不能保证实质上的事情。

　　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是以人为主体的，把历史进步的力量赋予了人。探讨制度问题似乎也应该充分考虑“人”这个基本因素。这一点也是邓小平曾经提到过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33]同样，在新中国前三十年，党内理论界一样讨论过“人”的决定性作用。在一个公有制经济制度确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确立的年代，由于“人”的灵活性，仍然让当时的人们产生了制度动摇的担忧。“我们必须看到，在所有制方面，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我们常说所有制‘基本解决’，也就是说还没有完全解决，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也没有完全取消。……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已经不存在了，是指的全部生产资料已经归整个社会所有。我们显然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要忽视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方面还有很艰难的任务。”[34]这个“没有完全取消”，加上“还有很艰难的任务”;我们可以看一看当时所有制领域的具体情况：工业生产资料百分之九十七全民所有，百分之三集体所有;农业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集体经济;商业领域营业额的数据则是国营占有百分之九十二点五，集体占有百分之七点三，个体仅剩百分之零点二。[35]这就是当时人们的制度原则，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公有制仍然不敢懈怠，仍然对残存的一点点资产阶级法权保有足够的警惕。然而，当时人的目光没有停留在这个毕竟已经取得了辉煌成绩的所有制领域：“我们还必须看到，无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的问题，就是说，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36]这段话就是在谈“人”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政权是由共产主义的政党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政党蜕化为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权的性质也就必然由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资产阶级专政。”[37]

　　尽管有了很好的政治、经济制度，但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仍然有可能松动，问题就出在这些制度总要有一些人来领导，这些人一旦脱离群众、成为人民的统治者，那么，在名义上属于人民群众的生产资料，就会悄无声息地流失。因此，官僚主义本身是一种历史的复辟。在这个问题上认识最清楚的便是毛泽东主席。革命的精神、革命的生命力，是否禁得起和平的考验;作为执政党如何保持人民群众的立场，避免官僚主义;官僚如果出现修正主义倾向，应该如何去遏制……这一系列问题都是毛泽东认真思考过的问题，从革命时期的峥嵘岁月，到新中国的新形势，毛泽东一直在努力推动着反对官僚主义的思想教育和政治运动。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38]

　　人民群众与官僚主义的斗争，被毛泽东视为阶级斗争。这的确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政治性的阶级斗争，从建国以后的历史来看，这种斗争不仅是作风、立场的问题，而且是政治路线的问题。解放之后，官僚主义往往和告别革命、放弃阶级斗争，及唯生产力论等方向性问题扭结在一起。毛泽东说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总感到要出问题。”[39]一九六五年，毛泽东带着重重忧虑重上井冈山，这一次带有明显意象性的旅程，预示着中国即将走入一个继续革命的岁月。三年自然灾害的发生，导致了人们对路线的怀疑和动摇;如果我们从上文中那么多的经典理论里看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农业的集体化道路等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路，那么，根据一时眼前利益的得失去动摇这条正路，就意味着革命的成果出现了付诸东流的危险。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的认识比所有人都要清晰，而他的解决方案就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让人民和共产党的官僚制度形成对抗，这就是真正的重新革命、“重上井冈山”;在山上，毛泽东和身边的人讨论起一个话题：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是什么?有人说是“艰苦奋斗”，有人说是“支部建在连上”，而毛泽东却提出了一个被人们遗忘了的答案：“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40]士兵委员会是当时的一种民主制度，它通过群众管理而非官僚管理，建构起一个防止腐败、抵制军阀作风的有效的运行机制。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回顾，就反映出了他的群众路线和根本立场。有人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由共产党来执政不就能自然而然地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吗?然而，官僚主义的出现，却导致保障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可能必然地等同于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因为，坐稳了天下的是一群活人，而非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概念;活人是可以变化、可以偏差、可以出现严重错误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何毛泽东不相信新中国的工会、贫下中农协会：“两者不一样，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的，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真的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41]

　　相比官僚领导的、控制在体制之内的群众运动、群众监督;毛泽东更相信人民群众自发的运动、给人民以绝对自由的运动。然而，经济唯物主义的思路要求一切服从于经济建设的需要，因此，相比人民群众的政治运动，他们更需要一个绝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其后果便是官僚主义的滋生。在全国解放的前夕，毛泽东曾经说过：“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42]在所有制基础稳定的前提下，还会有变色易帜的危险，更何况所有制基础已经不牢固的今天：改革了，“先富阶级”骄奢淫逸的生活难道不是更大的糖衣炮弹?开放了，帝国主义用第三世界人民的脂膏点燃的花花世界，难道不是更可怕的诱惑?毛泽东曾经在中苏论战的“第九评”中，改写了一段揭露苏联特权阶层的文字：“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成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43]任何经济唯物主义者都不希望稳定的政治环境变成滋生特权阶层的土壤，然而，良好的愿望总是和现实有着差距：当“稳定”压倒一切，甚至压倒了原则的时候，为人民服务的职权，自然也会转变成“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到那时再强调稳定的话，目的恐怕就不是要发展生产力，而是要巩固特权阶层的统治了。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却也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希望去解决、纠正的问题。

　　这场斗争将要比井冈山的斗争更加艰难。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时候说过：“战争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比较容易，王明说自己的路线正确，根据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张国焘说自己路线正确，八万人过了两次草地，大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和平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要难得多。这个胜仗和败仗，不光看有哪些成绩和错误，还要看举什么旗帜。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张国焘的路线不对，在一定的时间内，比我们的势力还要大，但长久地看，就不行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能会是这样。党内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充分认识。我们反复说，中国还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性。苏联已经是修正主义当道了嘛。”[44]在今天，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道理，还是唯生产力论，走经济唯物主义的道路，同样也存在一个“旗帜”的问题;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旗帜决定命运。只有明确了理论思想，才能判断实践领域一时一地的得失和长远利益的存亡，哪一个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