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经济唯物主义”道路的理论危机

　　二、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

　　这个问题是从上一节中我们对根本问题的辨析中延伸出来的。经济唯物主义的思路必然导向爱国主义代替国际主义，也必然导向共产党人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姿态退缩、让步成为反对侵略者、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姿态。当经济建设代替阶级斗争成为新的行动纲领的时候，我们似乎更需要和平，而不是斗争。共产党人不是战争的狂热分子，但却应该明确“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15]这个问题的评判标准，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应该是一种站稳了立场的阶级分析，而不是对眼前经济利益的权衡。

　　在著名的革命样板戏《海港》当中，就写到了在阶级分析的视角和经济效益的视角中，对待国际社会的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剧本中，阶级敌人钱守维知道台风靠近、暴雨将至，于是引导装卸队去突击装运北欧船的玻璃纤维，同时，把装运援非稻种的任务搁置，并且将两千包支援非洲人民的小麦全部放在露天。他用以劝说装卸队长赵震山和装卸组长高志扬的理由就是：“既能按期完成装运稻种的计划，又能替国家增加外汇收入……”[16]在种论调中，“经济效益”的诱饵成为了破坏国际主义义务的阴谋。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这出戏剧的矛盾被处理成敌我矛盾，而国际主义与经济效益的矛盾构成了这组矛盾的一个方面。所为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政治宣传的工具，革命样板戏反映的是当时的意识形态。在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中，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态度是非常明显的。

　　然而，近些年来，随着我们不断地付出努力，以求肩负起帝国主义定义的“大国责任”我们已经慢慢地滑向了世界人民与被压迫民族的对立面上。中国海军，工农的子弟兵，为了保卫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的货物、财产，远赴索马里海域，与那些被帝国主义跨国渔业公司挤尽了生存空间、被迫拿起武器的贫苦渔民对峙。又如，中国近年来热衷于参与的反恐行动，它导致我们和第三世界人民的同盟关系日益瓦解：面对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我们并没有思考“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真理，反而帮助帝国主义去镇压一切反抗，以此维持这个残酷剥削的秩序。随着国际主义的崩溃，我们摆出一副偏安一隅的姿态来宣扬文化的爱国主义。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国家并不是一个超阶级的概念。

　　“国家是什么呢?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17]这个道理只要是稍稍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的人都应该清楚的。那么，既然无产阶级革命要消灭阶级，实现大同，那“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岂不成了一个错误的表述?当然不是。回到《共产党宣言》，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呼唤：“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18]一国范围内的政治夺权完成之后，就会出现无产阶级的国家和政权：“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9]这段话中又一次出现了我们先前论述的问题，那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发展生产力的前提条件，那就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这种社会主义公有制表述得非常清楚：国有，即生产资料归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所有。假如无产阶级还没有掌握一个国家的政权，没有成为一个民族的统治阶级，或者说还没有以统治阶级的身份占有一国之内的生产资料，那么，对于无产阶级而言，国家是根本不存在的：“有人还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要取消祖国，取消民族。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20]在这样的理论视角之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爱国主义宣传必须包含一个前提，那就是无产阶级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都能称得上是国家的统治阶级。人民群众用不着爱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的国家，也用不着爱官僚主义者的国家，更不会爱买办资产阶级的国家，人民的爱国，只能是爱人民民主专政的国。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要发挥其特殊的功能，马克思把这种国家形态看作是一种过渡时期的产物。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21]没有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就没有了人民的国家，没有人民的国家却仍然向人民宣讲爱国主义，这就是意识形态上的反动。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在民主和专政层面都有着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性。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到，资本主义的民主的实质是“容许被压迫者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压迫阶级中的哪些代表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他们!”[22]这种只属于少数人、富人的民主制度在人民民主专政中被扭转，它将扩大民主的范围，同时建立人民的专政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即被压迫者先锋队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来镇压压迫者，不能简单地只是扩大民主。除了把民主大规模地扩大，使民主第一次成为供穷人享受、供人民享受而不是供富人享受的民主之外，无产阶级专政还要对压迫者、剥削者、资本家采取一系列剥夺自由的措施。为了使人类从雇佣奴隶制下面解放出来，我们必须镇压这些人，必须用强力粉碎他们的反抗，——显然，凡是实行镇压和使用暴力的地方，也就没有自由，没有民主。”[23]因此，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只能理解成继续革命的国家，它的专政特色只能理解成阶级斗争的延续。正如恩格斯所说：“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24]这样的国家理论彻底粉碎了经济唯物主义者在革命胜利之后，对“和平”、“稳定”的追求;他们忘记了自己领导的国家，本身是为了斗争而存在的。第一，国家机器要继续为了镇压原先的压迫者、剥削者而运转，同时，还要抵御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由外而内的颠覆行动;第二，国家机器要稳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制度;第三，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必须致力于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在世界范围内埋葬人剥削人的生产方式。这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内在要求，无法满足这些要求的话，无产阶级的国家就不存在。

　　正如我们在第一节中论述过的，人民民主专政也同样要以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为根基。如果生产资料私人所有重新出现，雇佣奴隶制也会随之出现，剥削和压迫自然也会卷土重来。到那时，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一纸空文。经济唯物主义者在追求实现生产力发展的目标之时，往往将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成果如此毁灭殆尽。我们看到最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界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25]如此界定忽略了“中华民族”这个抽象概念的前提。中华民族到了今天，已经出现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分化，三百万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已经在改革的过程中消亡殆尽，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私营和外资企业在中国出现，生产资料私有制卷土重来，雇佣劳动和剥削卷土重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考虑共产党究竟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民族服务。人民是劳动者，却不是纳税人，不是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之下先富起来的人。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在哪里?是今天三亿背井离乡、进城务工的半无产阶级，还是用资本雇用他们的各个大公司老板?是挣扎在血汗工厂里的无产阶级，还是帝国主义的各个跨国公司?受着剥削的劳动群众和脑满肠肥的剥削阶级，难道不都属于抽象、空洞的“中华民族”?共产党给谁服务?是谁的先锋队呢?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界定，当然不是一贯如此;在一个公有制经济非常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也没有动摇的时代，我们反而更清楚自己的阶级立场。四十年前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份党章，在那个历史文献当中，对共产党的界定是简单而清晰的：“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26]这样的界定是符合《共产党宣言》的。

　　在私有制重新确立的改革过程中，邓小平所说的“两极分化”与“新的资产阶级”都已重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无产阶级的国家已经成为空谈，人民民主专政的经济基础若不存在，工人便没有祖国。从《物权法》在“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事实来看，祖国的确是属于官僚主义者和先富阶级的，相比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他们更看重的是赢利，以及借助无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力量，来维护不平等的利益格局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宣传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无异于对劳动者进行招安和奴化教育。当然，笔者讨论的爱国主义是仅针对“无产阶级国家”建立之后的历史语境而言。对于被压迫民族而言，爱国主义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积极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也曾经在特殊的时期宣扬过爱国主义，那个时期的特点是：民族独立成为人民解放的前提。在抗日战争时期，如果民族危亡，无论工人、农民，还是资本家、地主，统统成了奴隶，人民解放要从何谈起?因此，当年的毛泽东说过：“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27]今天，我们不是处于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尽管因为打开国门，资本侵入，我们重新有了一个民族解放的任务，但是，我们仍然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国内、外阶级斗争的任务远远大于民族战争的任务。因此，坚持爱国主义还是坚持国际主义，人民立场还是民族立场，是需要重新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