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改革开放以降，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局。经济、生产力、发展、和平等等，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词;它们取代了革命、阶级、剥削、压迫等话语方式，并且逐渐变得习以为常，让许许多多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误以为社会本应如此。然而，就在一个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历史时代中，社会的主流没有把经济建设当作是万事万物的尺度，那个时代中的人们也不会把个人对社会资源的攫取和占有，当作理所应当的价值取向。

　　用最简单明了的一句话来说：我们从一个阶级斗争的年代，走进了一个经济建设的年代。在这种论调之中，大家心安理得地认定：革命已经远去。革命的目的如果就在于制造一个让人们踏踏实实赚钱的环境的话，那么，它似乎真的应该带着自己的杀伐之气退出历史舞台了。目光应该从政治转向经济，生活应该从斗争转向和谐，国际主义应该转变为民族主义，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应该转变为追求饱食暖衣和高官厚禄，革命党也应该转变为执政党……这些听上去颇有一番道理的时代判断，构成了“中国特色”诞生的土壤。这种“中国特色”的理论，被认为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社会主义理论;然而，它同时是一种“经济唯物主义”的理论，它将一切努力，全部投入到经济建设之中，并且把生产力发展水平当成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唯一的力量，把经济建设的成败当成是实践活动成功与否的标准。在这套理论中，一个国家，甚至是一个国家中一小部分人的富裕被等同于文明、强盛。可惜历史早已证明，这样的思路不符合实际情况：经济繁荣的雅典打不过野蛮尚武的斯巴达，经济繁荣的宋朝打不过军事组织能力强大的辽国，国内生产总值世界第一的清王朝也打不过在金融和军事上占主动权的帝国主义列强……笔者无意讨论强国之路或伟大复兴，只是这些事例证明了“经济唯物主义”的思路一定有着重大的理论漏洞，坚持这样的思路，一定会在实践中碰壁。这样的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否是一脉相承的呢?一句“与时俱进”，将这两种充满差异性的理论生硬地糅合在了一起。然而，与时俱进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笔者认为，它是指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实现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并且研究新的现实情况，不断改进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方法。如果我们将“与时俱进”理解为打着“新情况”的旗号，任意修改马克思主义原理、动摇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立场的话，“中国特色”尚存，“社会主义”安在?这无疑是一个需要“争论”的问题。

　　今天的中国社会上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怪现状：有煤老板的儿子花了五千万人民币去换取网络游戏中的虚拟金钱，同时，又有湖南山村里的孩子坐在废砖头搭起来的桌椅上读书;有年轻的爸爸、妈妈用他们很有可能拿不到工钱的手在北京和上海扫地、盖摩天大楼，同时，又有他们的孩子在城里的打工子弟学校接受着这样的教诲：“你们要不好好学习，将来就去扫大街、盖房子。”无论是从物质生活还是从精神生活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都出现了畸形现象：两极分化、腐败滋生、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再加上物欲横流、人心丧乱。捧着这样的现象的时候，仍然心怀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这样的姿态，如果不是出于某种不可理喻的“胸襟”，那就一定是出于自欺欺人的阴谋。这些社会的畸形现象与经济唯物主义的路线是密切相关的，最简单的证据就在于，无论我们用什么样的立场和逻辑来把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妖魔化，我们都不可能在那段历史中找到这些病入膏肓的现象;不仅国内社会如此，当时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扮演的角色也决然不同。对于帝国主义国家按照资本的赢利需求建立起来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我们曾经坚定地站在世界人民的立场上坚决斗争;而今，我们已成为这个秩序的投合者：从所谓“反恐”等一系列行为的态度上看，对于帝国主义所主导的剥削秩序，我们不再努力推动世界人民、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而是努力维护这个秩序的稳定。这些重大的变化也都是来源于经济唯物主义的思路，并且给中国的命运留下祸根。

　　本文并不准备对上述实践层面的危机进行过多的讨论，因为，反思这些实践行为背后的指导思想，明显更为重要。问题在改革开放时期产生并愈发严重，为什么解决问题的思路却都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呢?吸烟者罹患癌症，药方却是加倍吸烟，这样的思路令人担忧。下面，笔者想通过几个问题的辨析，来看一看这套经济唯物主义理论本身的危机在哪里。

　　第一， 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这个问题之下，我们需要考虑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之中，生产力或者经济基础，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究竟如何看待历史发展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之后，和平时期的建设与斗争与以往历史相比有着怎样的特殊性?

　　第二， 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在此需要考虑，一旦工作重心成为经济建设，那么，无产阶级政权的意识形态才会把国际主义改为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由此就产生出一系列问题。共产党或无产阶级政权的爱国主义需要什么样的前提?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什么才是真正的“大国责任”?

　　第三， 官僚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改革开放，以市场经济为经济建设的工具，为了不动摇国体、伤及革命根本，我们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并立，并多次强调“稳定”。然而，制度的稳定是表面的稳定。领导阶层是否会脱离群众?在根本制度尚未稳固的今天，是否还能无条件地相信法制、法权?

　　一、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

　　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者都要考虑经济建设的问题，从中国封建的皇权到资本主义各国代表资本家利益的政党。自资产阶级革命以来，世界进入了“漫长的十九世纪”，也就是由资产者统治的时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1]而后，阶级斗争的历史被简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登上了历史舞台，为终结资本主义人剥削人的生产方式、终结资产阶级的政权，开始了不懈的努力。在“短暂的二十世纪”，十月革命缔造的苏联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所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主导着一个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世界秩序分庭抗礼。作为革命的政党，共产党要领导广大的无产者埋葬世界资产阶级的统治;然而，当无产阶级在一国、一民族之内推翻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建立了无产阶级的专政之后，本应是追求人类解放的革命者的共产党人对自己的行动目标有了不同的认识。

　　作为革命政党的共产党在执政之后，为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支援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曾经纷纷展开生产斗争，最典型的如苏共二十大“超英赶美”的口号，以及中共随之而来的大跃进运动。这些生产斗争与改革开放的经济建设有明显的差异：第一，这些建设的历史，其基础在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方式，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第二，历史上共产党的经济建设，从未彻底搁置甚至放弃世界人民的革命与解放事业，一句话，从未彻底遗忘阶级斗争。奉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国共产党，凭着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才敢于大量引进外资，与帝国主义资本家“互利共赢”的呢?我们又是凭着什么样的理论，才可以堂而皇之地对于帝国主义的世界秩序不仅和平，甚至联合呢?这样的理论竟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

　　这套经济唯物主义的理论，首先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阐释成一种经济唯物主义的思想，然后心安理得地“一脉相承”。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有几个耳熟能详的命题：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些命题来源于以下这段被誉为“历史唯物主义总纲”的话：“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物质生产力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和它们一向在其中发展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或者与不过是这些现存生产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的财产关系发生矛盾。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束缚生产力的桎梏。于是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2]

　　人们根据这段话，把马克思主义阐释为唯生产力论的经济唯物主义。在这种阐释之中，“生产力”变成了一种历史的决定性因素，这个本身没有错误;然而，“生产力发展水平”却进而变成了一种外在于人的力量，一种命运般的机械的客观;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观点。打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旗号，无数反革命、反动的思想有了一张“马克思主义的”保护伞。人们说：不准革命，革命错了，革命早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尚未达到一定的高度呢。那么，需要问一问这些先生，生产力发展到什么程度，残酷的剥削才能结束?我们怎么知道生产力是否已经为革命准备好了?我们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一次次危机当中，难道还能发现这种制度的生命力?当美国一个国家就消耗掉世界能源的三分之一，而这个世界每天都有数万人死于饥饿的时候，我们还能相信世界是平的?发展，在和平中发展，然后做着一场自欺欺人的和平过渡之梦;难道不用通过斗争，欧美的金融炒家能够自动放弃既得利益吗?难道不用通过斗争，第三世界的劳动人民能够摆脱奴役的宿命吗?

　　面对充斥着商品的社会，我们仍然在按照资本的逻辑不停地生产，并且依靠金融资本，把实体经济头足倒置地放在虚拟经济之上;对内剥削腹地、剥削劳动者，对外则摇尾乞怜。这样的“发展”，其内驱力恐怕不是共产主义的理想，而是人心亘古不变却愈演愈烈的贪婪。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学说，不是关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学说。离开了对社会革命与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前进的讨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从来没有机械地判断过共产主义社会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一步到位地、干净利落地取代资本主义;这种学说首先是对历史辩证前进的认识。历史的发展是几方面力量的共同作用。

　　恩格斯就曾经坚决地反对有人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经济唯物主义：“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在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没有肯定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对此进行歪曲，说经济是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他就是把上述命题变成一句空洞、抽象而荒谬的废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及其结果——由斗争取得胜利的阶级所建立的各种宪章等等——各种法律形式，乃至这一切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各种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以及各种宗教观点及其进一步发展出来的教义体系，——也都要对各种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而且在很多情况中对斗争的形式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上述一切因素在这里都起着交互作用，其中经济运动归根到底要作为必然的东西透过无数偶然事物……而获得实现。否则把上述理论应用到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就会比解答简单的一次方程式还更容易了。”[3]经济的教条终究是抽象的，而表现出生产方式的各个矛盾状态的“无数偶然事物”却是具体实在的。恩格斯在上述这段话里多次强调了斗争，实际上，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念的核心。同时，恩格斯也曾经对经济唯物主义的阐释做出过自我反思：“我们最初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律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忽略了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如意的借口来曲解和歪曲。”[4]这样的反思有很多次;恩格斯回忆自己和马克思一同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主要矛盾还是要打破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束缚，因而，强调了内容，即历史发展动力中的物质因素，却忽略了形式，即这些因素的组织方式。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对这样的具体问题有最准确的解释。

　　马克思主义哲学建立在对唯心主义辩证法与机械唯物主义的双重批判之上。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黑格尔曾经用辩证的方式解释了事物运动、发展的原理。黑格尔认为，事物内部蕴含着自身的反面，这个事物与这个内在的反面构成了一个正题和一个反题，正题与反题的矛盾，即事物的内部矛盾，构成了发展的动力;在正与反的斗争中，双方面都放弃了自身的片面性，形成了一个合题。这个合题在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中又是一个正题，它也包含着自身的反面，又构成了矛盾和发展。这套逻辑的唯心主义内核在于，黑格尔认为，精神对于具体事物的定名，也就是概念，是第一性的本质，具体事物本身反而是这种概念的第二性的反面，概念和具体事物统一成理念，理念就是合题。黑格尔的辩证法有一个终结点，那就是所有事物和所有概念的统一，这个抽象的统一体即著名的“绝对理念”。马克思在唯物史观诞生过程中，对黑格尔辩证法完成了唯物主义化的改造，同时也用这种辩证法中能动的观点对机械唯物主义进行了批判，最终形成了一种以“实践”为核心的哲学思想。

　　这套哲学思想解释的是社会历史发展的问题，而不是精神自我完善的问题。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这个抽象的原理一下子变成了一句带有强烈革命性的话：阶级斗争推动历史的前进。矛盾，不再是抽象的精神与物质的矛盾，而是具体的对立阶级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的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还不是具体的矛盾，因为它是两个抽象概念;这样一组矛盾必须反映成具体历史现象，这种具体现象就是活生生的人的矛盾：被剥削者与寄生虫的矛盾，被压迫者与统治者的矛盾。“绝对”被取消了，辩证发展成为了斗争中无限接近理想的无尽的历程。这个历程不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自然，相反，它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主观能动性的结果、改造世界的行动的结果。历史也不是上帝的逻辑或是“绝对”的逻辑，它反映的是人民的逻辑;它同时也是客观规律，不过，不是抽象的、机械的自然，而是一种“不以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马克思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5]人是环境的产物，而环境也是由人来改变的。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哲学的“绝对”是一种披着哲学外衣的宗教，而费尔巴哈对这种宗教的批判并不彻底，因为，当人们把客观自然与人格裂开来的时候，这种客观又变成了新的神。所以，马克思用实践的概念将主观与客观重新统一起来，在历史发展的具体情境中统一起来;在实践哲学思想中，哲学，不再是大师们闭目冥想出来的思辨，而是那些奋斗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第一线的人民群众的活动。进而，我们得到了唯物史观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命题，这个命题比含混、抽象的“生产力”与“经济基础”更能反映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历史的创造者。

　　离开了这个立场，马克思主义的任何论题，都将是没有意义的废话。马克思从来没有让经济唯物主义者心中的神明，也就是“生产力”，颐指气使地告诉人民群众：我的发展水平还没到位，你们面对剥削和压迫只能选择沉默和隐忍。而在马克思主义之后的世界人民，也从未沉默过，相比默默等待着“生产力”给他们发布“革命许可证”，他们更愿意公开宣称：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或者是：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前进。“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6]革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根本问题;在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全盘瓦解之前，共产党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得到的理论力量，永远指向了革命与解放，而不是和平与发展。马克思本人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曾践行这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7]在此，马克思绝对没有这样预言：共产党应该帮助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社会，然后，等待着德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相反，马克思要求争分夺秒的无产阶级革命;因为革命的条件绝对不是什么“生产力发展水平”，而是无产阶级自身的发展壮大，是作为历史的创造者的人民群众的发展壮大：“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8]这段话中出现的问题是：“文明进步”的标识到底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来说明“文明进步”的问题，相反，他们看到的是人的问题，是历史主体力量的“发展”的问题。简单说来，无产阶级，而不是生产力，如果充分发展了，历史的脚步才有可能通过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统治者的阶级斗争来向前迈进。

　　理解了历史发展的问题，我们进一步的辨析就会变得更加清晰了。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并没有亲历无产阶级专政在一国之内实现的历史，那么，在一国首先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并且建立起无产阶级统治之后，作为领导力量的共产党要面临什么任务?

　　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是阶级斗争而不是生产力发展，那么，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否要继续阶级斗争呢?答案是肯定的。“在政治方面，修正主义企图真的修订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即阶级斗争学说。”[9]如果搁置、混淆，甚至抹杀阶级斗争，我们就没有道理再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求自身的理论合法性。然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否要进行经济建设呢?答案仍然是肯定的。但这种建设决不是不择手段地膜拜生产力的神话，而是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式进行生产斗争，这种生产斗争应该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继续进行本国乃至世界的阶级斗争的新形式。二者的差别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应该以新的、进步的生产方式为基础。尽管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没有亲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但是，他们对共产主义革命过程中所需要建立的新的生产方式有着明确的要求。“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10]那么，在夺取了政权之后呢?“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1]这份改变了世界的宣言指出，消灭私有制，而决不是相反，决不是为了“经济建设”而重新制造私有制和剥削的土壤。

　　经济唯物主义思想却在自己的经济建设中，有意去淡化这样的原则问题。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那么，两极分化是不是社会主义呢?人剥削人是不是社会主义呢?私有制是不是社会主义呢?很遗憾，我们没能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当中找到这样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只存在于“中国特色”之中。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什么是正统的社会主义?而是在于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才能够实现我们的伟大复兴。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扩张的过程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我们是作为被压迫民族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的。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资本主义的生产道路、制度道路都有人曾经探索过。洋务运动引进资本主义世界的科学技术，希望能“师夷长技以自强”，结果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戊戌变法希望引进资本主义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结果因为脱离人民群众而遭到镇压，康、梁亡走，六君子人头落地;资产阶级革命将民主共和带入了历史舞台，结果军阀连年混战，帝国主义代言人肆虐中国;又待到官僚资本主义统一中国，中国人民却又等来了四大家族的贪婪攫取与美帝国主义的横行霸道。“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师侵略学生呢?”[12]一次次的失败，中国人民的资本主义理想在世界历史的车轮下被碾碎，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3]在帝国主义为了解决危机，更加丧心病狂地盘剥第三世界人民的今天，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比当年更成熟了呢?

　　邓小平曾经说过：“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4]在此，“失败”与“邪路”的论述已经证明了，一旦社会主义的原则不保、根基不牢，一切“经济唯物主义”的理论就都需要在根本危机中重新反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