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党条件下，中国国家和政党体制的官僚化是空前的，仅仅依靠政党的力量削弱官僚化显然力不从心。因此，群众路线不仅是政党维系其政治活力的途径，而且也应该获得新的内涵，即政治的开放性，或者说政治参与性的大幅度提高。

　　*本文系笔者根据2012年7月10日《文化纵横》编辑的访谈整理而成，原文发表于《文化纵横》2013年第1期。此次发表，增补了有关“人民战争”一节，并对文稿进行了修订和删节。

　　【内容提要】本文从三个不同方面论述当代中国的代表性危机。第一，代表性断裂是当代世界的普遍政治危机，其核心是政党政治的危机;第二，代表性危机是中国社会主义体制危机的政治后果，其核心是阶级政治的衰落;第三，现代中国革命中的理论辩论和群众路线既是中国代表性政治的历史前提，又包含了超越这种代表制的要素。在思考“后政党政治”的语境中，重新思考这一政治传统有助于探索政治的未来。

　　一、全球政治的代表性危机

　　当代政治的“代表性的断裂”蕴含着不同以往的、多重的政治危机。这里主要讨论政党政治的危机。政党政治成型于19世纪的欧洲，而在中国则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创新。辛亥革命前后的政党政治试图师法欧洲宪政框架下的多党—议会体制，但在国家分裂、帝制复辟和共和危机的背景下，革命党人和许多政治精英追求的主要政治目标发生了变化。形成现代中国的独特的政党政治有四个条件：第一，民国建立后，地方分离、武装割据与党人活动相关联，如何形成新的全国性政治，成为民国初期政治思考的一个重要脉络;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方各政党纷纷加入国家的民族主义动员，成为欧洲战争的政治动力，以致战后欧洲思想界对于传统政治模式的反思达到高潮，中国政党政治的重组就发生在这个对于政党政治的反思氛围之中;第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爆发了俄国革命，布尔什维克体制也被一部分革命者视为超越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政治模式(关于布尔什维克及其政党模式的争论和思考，也几乎在同一时期展开，这里不能赘述);第四，从北伐战争开始，现代中国的革命政党(包括1927年之前的国民党)逐渐形成了将军事斗争、政权建设、土地改革和社会动员相结合的政治实践。这一政治实践(其成熟的形式可以称之为以“武装斗争、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为中心的“人民战争”)为此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人民战争”创造了一种超越于传统政党及其代表性关系的新型政治。换句话说，占据这一革命世纪的政治中心的政党体制毋宁是传统政党政治危机和失败的产物。就其与危机中的政党体制的关系而言，这一深受俄国革命影响和经过人民战争锻造的新型政党体制具有“超级政党”和“超政党”的双重要素。所谓“超级政党”是指竞争中的国共两党均不以形成议会框架下的竞争型政党政治为宗旨，而以形成霸权性政党(或称领导性政党)体制为目标。所谓“超政党”是指两者的代表性政治并不同于议会框架下的多党或两党政治。它们更接近于葛兰西所谓能够代表未来的“新君主”。在不同的阶级政治的基础上，以无产阶级、工农联盟、民族解放的统一战线为政治代表性内涵的共产党击败了日渐疏离于农民运动及大众政治的、以国家政治为中心的国民党。

　　无论是西方的多党制还是中国的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政党的代表性越来越不清楚。就中国而言，伴随着无产阶级、工农联盟、统一战线等范畴日渐模糊，政党的代表性及其政治也发生了大转变，产生了我称之为“代表性断裂”的现象，其重要的症候是政党国家化。政党国家化是指政党日益服从于国家的逻辑，不但其职能而且其组织形态，逐渐地与国家机器同构，从而丧失了政党作为政治组织和政治运动的特征。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有联系却不尽相同的政党国家化的形态：一种形态是前改革时期的政党官僚化，另一种则是在市场化过程伴随政府公司化的趋势而产生的政党与资本的联姻。就政党而言，“代表性断裂”集中表现为政党一方面超越先前的阶级范畴，宣称其普遍代表性，另一方面却与大众，尤其是处于底层的大众更加疏远。我们可以找到对于工人和农民的保护性政策，却难以发现在人民战争中形成的那种工农政治与政党政治之间的有机关联。

　　政治体制与社会形式的脱节不仅发生在社会主义或后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也发生在欧美及以欧美议会政党体制为框架的政治制度之中;中国的政党与其阶级基础的关系日渐模糊，西方政党的左右区分也同样如此。当代政党代表性断裂的深度让人觉得19～20世纪意义上的政党政治不复存在或只是局部地存在，正在或已经转化为国党政治，即成为国家权力的结构。在当代政党政治中，也很难发现19世纪或20世纪上半叶的那种目标清晰的政治运动。政党规模的扩大和政党对于国家权力的垄断常被诠释为政党的扩张，但如果认真追问到底是政党控制国家，还是国家的逻辑支配了政党，答案很可能是后者。政党和国家的边界越来越不清楚，二者之间趋于同构的结果恰恰是政治代表性的丧失，其结果是政治领域的权力关系不但不能有助于平衡、降低社会—经济领域的不平等，反而为不平等创造了制度条件。在代表性断裂的条件下，政客们的修辞多半沦为博取权力的表演，技术官僚的位置势必大规模上升。在西方的多党或两党制模式下，政党起到的作用基本上是以选举为中轴而展开的四年或五年一次的选举动员，它更像是更换领导人的国家机器。中国的超级政党原本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维系这个政治性的是严密的组织、清晰的价值方向以及通过理论与政治实践之间的有力互动而展开的大众性运动。但在今天的政党模式下，党的组织形同行政组织，政党成为管理机器的一部分，其动员和监督的职能日益与国家机制同构，官僚体制的特点越来越清楚，政治性却越来越减弱或不清晰。政党政治的代表性危机并不仅仅是执政党的危机，也包括非执政党的危机。在中国，民主党派的代表性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模糊。

　　与上述过程相互呼应的，是处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公共机制(在西方是议会，在中国是“两会”)越来越缺乏代表性。在议会民主制下，议会的议席常常是以政党为中心的，伴随政党国家化的过程，议会与社会之间的关联日渐疏离。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实行代表比例制，从理论上看，距离政党中心的议会体制更远一点，但这一制度的实际运行需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的支撑，一旦这一政治衰落或转型，不但人民代表的产生过程，而且人民代表大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都会产生名实不符的局面。在过去一段时期内，人们对于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比例提出许多批评，例如工人和农民的比例太低;他们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声音与他们对于中国社会的贡献不成比例。代表性机制与社会权力关系的同构性正是代表性政治发生危机的症候。

　　由此，我在这里提出这样的问题：伴随政党政治蜕变为国党政治，有没有可能出现“后政党的政治”?在现代政党大规模存在的状况下，我们讨论的“后政党政治”并不是政党已经消失状态下的政治，而是说政党的存在状态已经具有“后政党”的特点。19世纪的政党是建立在政治运动的基础上的。“后政党”是指：政党在今天尽管仍然是政治的主要演员，但事实上已经丧失了19世纪和20世纪政党的代表性及其政治逻辑。而与这一新的发展相伴随的，却是政治形式上的稳定性，即主要政治制度依然建立在政党政治的代表性原理之上，但也正由于此，代表性断裂成为政治危机的主要症候。

　　“后政党政治”面对的是重建代表性的问题，还是形成某种超代表的政治?在中国20世纪的政治实践与政党政治中，“后政党政治”的要素已经是活跃的存在，但当时主要是以“超级政党”的形式存在，而如今的“政党政治”虽然是从“超级政党”的实践演变而来，却同时是“超级政党”蜕变为国党体制的产物。寻找克服“代表性断裂”的方式，一是探索在什么意义上重构代表性，二是探索“后政党政治”的新路径。在今天，“重构代表性”不可能通过重复过去的口号和实践就可以轻松达成。我们需要弄清楚到底代表性的政治出了什么问题，社会结构的变化与政治体制是如何脱节的。在这个视野下，探讨“后政党政治”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重新认识20世纪中国的代表性政治原理，二是探讨“后政党政治”的条件和可能性。

　　二、重构20世纪中国的代表性政治原理

　　首先是重新理解20世纪中国的代表性政治原理。

　　代表性问题，以及由此衍生的代表制问题，是现代政治制度的核心问题。在19世纪和20世纪，政党、阶级等范畴及其在国家政治框架中的呈现，构成了代表性政治的具体内容。在君主制衰落后，代表性政治涉及的是以政党政治为中心的政治民主问题。中国的代表性政治产生于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与西方以议会多党制、普选制为中心的代表性政治有不同的政治原理和历史条件。要理解中国代表性政治的原理，其实可以从《宪法》直接入手。研究宪政的学者很少引述中国的宪法来论证宪政的意义。《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条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两条说明了社会主义时期的代表性政治原理。这一原理由许多基本政治范畴组成。这些政治范畴不能简单化约为普通常识，既不能以简单的先验原则加以证明，也不能还原为一般的实证性事实。它们是在20世纪中国革命的政治实践和理论探索中产生的。

　　比如，什么是“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工人阶级非常弱小，中国革命，尤其是在战争和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革命运动中，农民是这场革命的主力军，那么，工人阶级又何以成为领导阶级呢?在实证的意义上，连作为它的对立面的资产阶级是否构成一个阶级也存在争论。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工人阶级只占人口的极少数，却产生出了阶级革命和阶级政治。今天，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工人阶级，但并不存在与这一规模相应的阶级政治。

　　阶级和阶级政治是两个相关但必须区别处理的概念。现代中国的阶级政治，当然有自身的客观存在和物质基础，但这个客观基础只有从一种普遍联系的视野中才能把握。如果不存在理论分析，不存在政治动员，不存在第三世界国家通过社会主义道路以实现工业化的努力，不存在创造工人阶级政治主体性的运动，工人阶级的客观存在并不能自发地产生工人阶级政治。没有工人阶级政治组织的形成，没有为工人阶级及其解放而奋斗的运动，也就没有工人阶级的政治。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是一个政治判断而非实证判断，它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背景下，通过对中国及其他被压迫民族处境的政治—经济分析而产生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工人阶级的政治产生于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及其不平衡性的理论分析。在这里，“阶级”这一范畴是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而不是一般性的实证主义分析，它主要来自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及其扩张的分析——由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地区无一例外地被组织到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内部，每个社会阶层和社会领域都从属于以西方为中心的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因此，每一个社会针对自身的不平等状态和统治所展开的斗争，最终均以消灭阶级剥削为目标，而资本主义性质的阶级剥削正是阶级剥削的最终的形式。这便是为什么现代中国尽管不存在大规模的工人阶级，但在大规模的、常常是以农民、学生和市民为主体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工人阶级政治却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了。这一政治的发生及其真实性并不能以人数的多寡来加以否证。换句话说，阶级政治是针对资本主义逻辑下的矛盾及其衍生而来的阶级不平等的运动，政治性的阶级概念，或者作为领导的阶级概念，并不等同于社会分层或职业分工意义上的阶级;领导的根本含义在于它是一种改变这一资本主义逻辑的驱动力量。这种驱动力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工人阶级作为代表人民利益的领导阶级基于两个最重要的社会现实。第一，中国是农业社会，90%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因此，工人阶级的代表性不得不和农民问题发生关联，并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建立包括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这一政治范畴。第二，工人阶级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的附属物，也是作为资产阶级对立面被建构出的政治身份，体现了人民的普遍利益与未来，从而作为普遍阶级的无产阶级并不排斥介入其运动的来自其他社会阶层的分子。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民族压迫有着不同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从而阶级政治也代表着被压迫民族的利益，阶级解放也包含了民族解放的意义。“领导”这一概念指称的是社会全面性运动的政治驱动力，并不能等同于作为统治的政治官僚体制。

　　在今天，20世纪的政治逻辑已经退潮，知识分子大多以实证主义的方式看待中国社会的分层及其政治。不但右翼，甚至也包括一些左翼，都相信在20世纪，相对于农民和其他社会阶层，工人阶级成员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所占据的位置非常有限，资产阶级尚不成熟，因此，现代革命不可能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工人阶级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领导阶级。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中国革命的政治原理。这套实证主义的政治观点共享的是一个结构性的、本质主义的“阶级”概念，而不是基于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分析而产生的能动的“阶级”概念。这是一种去政治化的阶级概念，但并非全新的发明——“文革”时期的“血统论”和唯身份论(或成分论)就是奠基在去政治化的阶级概念之上的。

　　“阶级”的概念一旦取消了政治性，就会沿着实证主义逻辑滑向结构性的“阶层”概念，从而即便还在使用阶级概念，其内涵已经与当代社会学的阶层概念没有多少差别了。社会分层的概念以国家为中心展开，阶层被视为客观性的社会构造，而不具备政治的动能，而阶级概念是政治性的，它与国家的联系——如工人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的概念——是通过先锋政党及其阶级性联盟来体现的。在结构性的分层概念之上，一种结构性的代表制可以相应地建立起来，比如在政党、人民代表大会中实行代表比例制。相反，20世纪的阶级概念虽然包含了社会分层的内涵，从而其政治也包含了代表比例制等要素，但它同时也是政治性的，与政治代表性或政治领导权的概念有密切的关系。所谓群众路线就是这一政治代表性和政治领导权概念的体现。这便是为什么当代社会科学理论既无法解释当今代表性的危机，又无法解释20世纪代表性政治得以产生的动力。在去政治化的条件下，即便在政党、人大等制度内增加某些阶层(如工人、农民)的代表席位(这是必要的，也是积极的)，也并不能解决代表性断裂的困境。重建代表性与重新政治化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同表达。所谓重新政治化意味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及其不平衡的再分析，从而形成改变其逻辑的政治议程和社会动力。

　　三、“后政党政治”的条件

　　若回到20世纪阶级政治形成这一视角，中国20世纪的阶级政治已经具有超代表性政治的要素。在国共斗争和抗日运动中，武装斗争、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制胜法宝，而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则是这一“超政党的”或“超级政党的”政治得以形成的主要路径。在根据地建设和全国执政条件下，这一政治实践继承或借鉴了19～20世纪在西方诞生的代表制的某些形式和内涵，如代表的选举、政党(不仅是共产党，也包括各民主党派)的代表性表述等，但同时包含了超政党的或后政党的要素却是显然的。政党政治的超政党要素也可以解释为代表性政治的“超代表性”要素，它集中地体现在政治与文化的关系、政党与群众的关系这两个方面。

　　四、理论辩论与政党的“自我革命”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文化运动塑造了新政治的基础，而政党又试图对文化运动进行规训，这是一个反复出现的现象。政治代表性和政治主体性的产生与文化运动和理论斗争紧密相连。现代政治的活力之一来源于文化与政治之间的互动(从而其活力的丧失也部分地来自政党对于文化运动的过度干预和规训)。在今天，文化已经被界定为一个与政治及经济相互区别的领域，而不是新的政治主体性得以持续发生的空间。所谓文化产业，标志着文化在一个经济社会的位置。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曾说过，在落后的国家，理论常常是第一性的。要想塑造新的政治，没有理论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所谓创造理论不是闭门造车，理论斗争的成败最终取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脱离实际的理论及其教条主义政治，还是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的理论及其实践?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也并不是要否定思想辩论、理论辩论、路线辩论的重要性，而是反对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以避免政党的政策趋向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脱节。

　　在中国革命及其后的社会主义时期，党内的理论辩论是积聚政治能量和调整前进方向的方式之一。但即便在那个时期，理论辩论也是与群众路线密切结合的。理论辩论不能被视为孤立于政治实践的抽象讨论，它不但是对实践的总结，也包括了对新的可能性的探索。中国革命的经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理论辩论和政治斗争来纠正过去的错误，从而为新的方案和新的实践创造前提。

　　中国革命中的路线斗争与理论辩论密切相关，而新政治道路的产生恰恰是通过路线斗争完成的。改革的过程在事实上也充满这样的斗争。强调这一理论斗争和政治斗争在革命政治中的纠错作用，与批评这一过程中的暴力和专断并不矛盾。政治迫害是理论斗争的终结，是路线辩论的终结，也是党内竞争性实践的终结。在今天，政治权力和媒体势力对于思想辩论的压制，也正是政治的终结。许多以总结历史中的暴力相标榜的著述，恰恰以否定必要的理论斗争和路线辩论为宗旨，它导致的是政党自我纠错机制的失灵和政治领域的自我封闭。这类研究无一不是“去政治化的政治”的产物。真正需要研究的是：为什么理论辩论，尤其是上升到政治路线辩论的理论辩论，更易于转化为暴力性的压制?这一问题不可能绕开政党国家化过程来加以解释，即政治领域与权力领域完全合体，导致政党不再拥有相对自主的理论空间。在当代条件下，这一问题也不可能绕开媒体政党化过程来给予说明，即媒体势力试图扮演国家或资本的某种政治代理人，对公共空间进行殖民和操控，从而取消了理论辩论和政治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