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主政治曾是二十世纪最成功的政治理念。它为何陷入困境，又如何才能使其复兴？
颠覆了乌克兰政局的抗议者们对自己的国家有着许多愿景。他们用手中的标语牌表达着心中的呼声：希望乌克兰与欧盟建立更密切的联系，摆脱俄罗斯的干涉；希望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来取代亚努科维奇的腐败政府。而他们最根本的诉求与过去几十年间挺身而出反对腐败残暴的独裁政府的人们是一致的：他们想要一个法制为本的民主社会。
这不难理解。民主国家往往比非民主国家更富裕，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更低，而且能更有效地遏制腐败。更根本的是，民主制度允许人们表达自己的想法，允许他们塑造自己和后代的未来。在世界各地有如此多的人甘愿为之冒如此大险，已然证明了民主经久不衰的吸引力。
然而，近日来焦虑情绪渐渐渗入了基辅等地的政治变局带来的欢欣雀跃，因为一个又一个的国家的首都正上演着相同的剧本：人群蜂拥到广场上，当局的鹰犬试图镇压，但面对拒不妥协的民众和全球新闻媒体的轮番轰炸却又露怯溃散；世界各国为又一个非民主政权的垮台而拍手称快，并主动帮助当地建立新的民主政权。可是建立一个可靠的民主政权远不止是赶走某个独裁者那么简单。正如阿拉伯之春，以及十年前乌克兰橙色革命之后，新政权蹒跚而行、经济萎靡之下，这个国家痛苦地发现它的境况并无改善。2004年，在声势浩大的街头抗议之下亚努科维奇先生未能如愿坐上总统之位，结果却在人民对他的竞争对手绝望后，又于2010年依靠俄罗斯的大力资助再度当选总统。
民主正在经历困难时期。在一些国家独裁者虽然被赶下台，其反对者却大多未能如愿建立可靠的民主政权。即便是那些已经稳固下来的民主政权，其体制逐渐暴露出的缺陷也开始引人担忧，许多人开始对政治感到绝望。然而，就在几年前，民主似乎还有欲统天下之势。
20世纪下半叶民主尚能在最恶劣的环境中生根发芽——在饱经纳粹摧残的德国，在贫困人口数高居世界首位的印度，在种族隔离政策下满目疮痍的南非。亚洲和非洲取得独立的旧殖民地孕育了一系列新的民主政权。在希腊（1974年），西班牙（1975年），阿根廷（1983年），巴西（1985年）和智利（1989年），旧的独裁政权也让位于新的民主政权。苏联的解体促使中欧出现了许多新兴民主国家。截至2000年，美国智库机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已将世界上63%的国家（约120个）归类为民主国家。
是年于华沙举办的世界民主论坛上，来自世界100多个国家的代表齐聚一堂，强调“人民的意愿”乃是“政府权力的基础”。美国发表的一份报告宣布，我们看到许多对独裁或集权政府的尝试“都已失败告终，可见最终取得胜利的是民主制度。”
既有如此功绩，这样自负的说法当然可以理解。但若回望更远的历史，人们就会发现民主之路其实崎岖坎坷，并非如此顺理成章。自其发源地古雅典陷落，民主的理念沉睡了两千余年，直至启蒙运动时期方才苏醒。18世纪唯一经受住考验的民主社会是脱胎于独立战争的美国；19世纪已近黄昏的君主主义垂死挣扎，又将民主阵营拖入旷日持久的战斗中；20世纪上半叶，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的新生民主政权垮台。到1941年时，世界范围内仅存11个民主国家，富兰克林·罗斯福担心“民主的伟大火焰”恐将“被暴政熄灭”。
于20世纪后半叶突飞猛进的民主进程在踏入21世纪后明显放慢了步伐。尽管目前在有自由公正选举的国家生活着全球大约40%的人口，为有史以来最多，全球范围内的民主进程却已近停滞，甚至有倒退的可能。据“自由之家”评估，全球自由程度在本世纪初达到顶峰后，已在2013年迎来了连续第八年的缩水。在1980到2000年间未见太多挫折的民主事业自2000年开始处处受挫。民主制度面临的问题远比这些数据展现的深刻得多。许多名义上的民主国家正滑向专制，它们通过选举维持着民主的表象，却没有民主权利和制度，而这两者对民主体制的运作同样重要。
每当民主取得一点胜利——如开罗和基辅不得人心的政权被推翻时，人们总会对民主信心倍增，很快却又会失望。在西方社会之外，民主之路的尽头往往是又一次的崩盘。即便在西方社会，伴随着民主制度也常常出现政府负债，内政处理效率低下、过度干涉他国内政等问题。诚然，民主从来都不能免于批判，但随着西方老牌民主国家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缺陷，民主在世界其他地区日益式微，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曾对民主制度抱有的怀疑。那么，民主为何失去了前进的动力？
二、历史回顾
2007-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中国的崛起是民主失去动力的主要原因。金融危机不仅对世界金融，更对人们心理造成了巨大冲击。这次危机让西方政治体制的根本性缺陷暴露无遗，也严重打击了西方人视为宝贵资本之一的自信心。近几十年来，政府逐步延展自己被赋予的权利，任由高风险的债务持续堆积，政治家们也开始相信国家已经跳出了高涨萧条周期，已经能够控制风险。很多民众开始对现行的政治体系大失所望——特别是发现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帮助银行家解困，然后做个袖手旁观的废物，任由金融家们给自己发高额奖金之后。金融危机使得“华盛顿共识“遭到了整个新兴世界的诟病。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打破了以往只有民主制国家才能取得经济进步的局面。哈佛大学拉瑞·撒莫研究发现，美国经济最快速增长之时，其国民生活水平约每三十年提高一倍。而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生活水平几乎每十年就提高一倍。中国的精英阶层认为他们的模式——由共产党进行严格控制，广纳贤才进入上层社会——比民主制更高效且更不易受政治僵局所影响。政治领导权约每十年交接一次，共产党通过不断提拔有能力的人才作为骨干力量来实现其政治目标。
中国的批评家理所当然地批评中共政府通过拘捕异见人士、审查网络舆论等方式从各个方面控制公众舆论，而这恰恰说明政府十分关注舆情。与此同时，中国的领导人已解决了民主制需要几十年才能解决的国家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举例来说，中国仅用两年时间就使养老金覆盖了超过2.4亿的农村居民，远远超过美国公共养老金体系中的总人数。
如果现有的体制可以继续支撑经济增长，那么很多中国人愿意忍受下去。2013年皮尤全球民意调查显示85%的中国人“非常满意”国家政策方向，而美国仅有31%的满意度。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洋洋自得。复旦大学的张为伟认为民主制摧毁了西方，特别是美国，原因是制度化的政治易陷入僵局，决策过程繁琐，而且还选出了如小布什等平庸的总统。北京大学俞可平指出民主制把简单的东西变得“过于复杂和繁琐”，任由“巧舌如簧的政客们误导民众”。北京大学王缉思也评论到“很多引进了西方价值观和政治体系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社会动荡和无序”，而中国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模式。从非洲国家（卢旺达）到中东国家（迪拜）到东南亚国家（越南）都正在认真考虑中国模式的可行性。
2000年后接连发生的民主倒退事件将中国的发展势头衬托得愈加强劲。第一次民主倒退发生在俄罗斯。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前苏联的民主化似乎已成必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在鲍里斯·叶利钦领导下沿着民主制的道路踉踉跄跄走了几步，但是在1999年末，他辞去了总理职务并将权力移交给前克格勃出身的弗拉迪米尔普京，后者自那时起担任了两届首相、两届总统。普京这个后现代的俄国沙皇彻底破坏掉了俄罗斯的民主根基，他封锁新闻舆论，囚禁竞争对手，同时走着民主的过场——在保证自己当选的前提下给大家投票权。委内瑞拉、乌克兰、阿根廷以及其他地区的专制领导人也纷纷效仿，他们没有完全废除民主制度，而是长期披着民主的外衣，而这更使民主制度名誉扫地。
民主的再一次倒退是伊拉克战争。当美国为首的军队于2003年入侵伊拉克，却找不出那不存在的萨达姆·侯赛因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布什先生转而将这场战争粉饰成为自由和民主而战的正义行为。他在第二任就职演说中提出：“自由国家齐心协力推动民主制度之时就是敌人失败之始。” 布什先生这样说并不仅仅是想投机取巧，他发自内心地相信，只要中东地区仍被独裁者统治，它就始终是恐怖主义的温床。但伊拉克战争确实给民主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打击。左翼人士认为这证明了民主制度只不过是美国帝国主义的遮羞布而已。外交政策现实主义者认为，伊拉克日益严重的混乱局势证明了美国领导的民主化运动可能会带来动荡。而对美式民主感到失望的新保守派人士，如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将其视为“民主无法在石质土地里生根发芽”的证明。
民主的第三次严重倒退是在埃及。2011年，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政府在强烈的抗议声中垮台，这燃起了民主将在中东传播的希望。但是欢呼很快就被失望吞噬。随后的埃及大选中获胜的并不是自由激进分子赢得（他们被分割成了无数滑稽党派，无力回天），而是被穆罕默德·穆尔西领导的穆斯林兄弟。穆尔西将民主制度视为“赢者通吃”的体系，在政府中塞满了兄弟会成员，赋予了自己几乎至高无上的权力，还创建了一个伊斯兰教徒永远占多数的上议院。2013年7月，埃及军方介入，逮捕了埃及首位民主选举出的总统，囚禁了兄弟会的领导者，并杀死了成百上千的游行示威者。埃及的动荡同叙利亚战争和利比亚的无政府状态一起浇灭了阿拉伯之春在中东各地催开民主之花的希望。
同时，一些最近加入民主阵营的国家已荣光不再。南非自1994年引进民主制度起就一直由日益专制的非洲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一党统治。曾以温和伊斯兰教推动国家繁荣和民主的土耳其也正向腐败和独裁堕落。在孟加拉国、泰国和柬埔寨，反对党则联合抵制近期的大选或拒绝接受大选结果。
所有这些都表明建立能够长久维系的民主制度确实是一项进展极慢的工作，也驳斥了民主的种子一旦种下自可迅速开花结果这个一度流行的观念。虽然正如小布什和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强调的那样，民主可能是一个“普遍理想”，但它也是一个需要文化根基的制度。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崇尚个人权利和独立司法，而且都是在复杂的政治制度——包括强大的行政部门和根深蒂固的宪法权利——建立很久之后才发展出投票权。
“没有什么事能比获得自由更加美妙，也没有什么事能比学会运用自由更加困难。”亚历西斯·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
近年来，那些本应为新民主国家提供范例的制度已开始显得过时和功能失调。美国已经变成了政局僵化的代名词，由于沉迷党派之争，美国在过去两年里已有两次处在欠债的边缘。当权的政客为巩固权力和赢得选举而改划选区的行为也破坏了美国的民主体制。这种行为加剧了极端主义，因为政客们不得不专注于争取党派忠实拥护者的支持，而忽视了大量普通选民。金钱在美国政治上也开始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数以千计的说客（平均每位国会议员有20多名说客）为自己所在集团争取特权，使立法过程变得冗长复杂，所有这些都让人们觉得美国的民主已经变成了明码标价的商品，富人与穷人的权力也不再平等——正如游说者和选举资助人所强调的那样，为政治花销是在行使自由言论权。结果就是美国的形象——和民主制度的形象一起——遭受了极大的打击。
欧洲的民主制度也很难作为榜样。1999年，大多数的技术官僚决定引进欧元，只有丹麦和瑞典两个国家就此进行了公投（公投结果都是拒绝引进）。政府本想争取民众对里斯本条约的支持以巩固其在布鲁塞尔的权力，但是当发现投票结果偏离初衷时便放弃了这个想法。在欧元危机最严重的日子里，欧洲高官们强迫意大利和希腊用技术官僚代替民主选出的领导人。为弥补欧洲民主赤字而成立的欧盟议会也被人嗤之以鼻，没有话语权。欧盟已经变成了平民主义党派的孵化场，比如荷兰威尔德的自由党，以及法国马琳·勒庞的国民阵线党，它们声称要保护普通民众来对抗那些傲慢而又不称职的官员。希腊的金色黎明政党更是在挑战民主国家对纳粹型党派的忍耐极限。意在平息民粹主义的计划反而促使其苏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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