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下午1时，毛泽东乘飞机由南京飞往上海，途经镇江上空时，他触景生情，想起了宋朝人辛弃疾的词作，情之所至，奋笔手书了《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一幅酣畅淋漓的毛体书法作品写出来了，他又兴致勃勃地给身边的工作人员解说了辛弃疾这首词的典故。他说： “京口北固亭在镇江东北；京口曾是三国时吴国孙权建都的地方。这首词里的‘不尽长江滚滚流’，是借引杜甫诗的句子。‘生子当如孙仲谋’，是借引曹操的语言。《三国演义》中曹操和刘备煮酒论英雄，曹操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刘备问：‘谁能当之？’曹操以手指刘备后自指说：‘当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毛泽东顿了一下，又说： “刘备比曹操所见略迟，但刘备这个人会用人，能团结人，终成大事。” 不少工作人员以前多次听毛泽东讲过三国故事，但这一次看着他又是龙飞凤舞地书写，又是绘声绘色的评说，仍然是百听不厌，感奋不已。 毛泽东飞抵上海后，没有休息，而是驱车到到海边游了一会儿水。 下午5时，毛泽东前往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会议厅，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这是他此次南下的第4次讲话，其内容和在南京的讲话大致相同，但相比较更为系统一些。关于当前阶段的基本特点，他又强调说： “在我们目前的新的任务，就是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要团结整个社会的成员、全国人民，向自然界作斗争。当然，在建设过程中还是离不了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在目前的过渡时期中，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还包括着阶级斗争。我们说阶级斗争基本完结，就是说还有些没有完结，特别是在思想方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要延长一个相当长久的时间。这样一种形势，我们党是看到了的。在党的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和大会的决议都说到，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了。随着敌我矛盾在国内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开始比过去显露了。但是至今还有许多同志对于这种形势不很清楚，还用过去一些老的方法来对待新的问题。 应该说在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央对这个问题也没有做详细的说明，这是因为，这个变化还是在不久以前才成熟的。比如我在去年4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十条关系，其中有两条，一条是敌我问题，一条是是非问题。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说到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到了去年下半年党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才可以肯定地讲这一点。现在情况更明白了，就需要更加明白地告诉全党：不要使用老的方法来对待新的问题，要分清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我们今天应该公开讲这个问题，不但在内部，在党内，而且在报纸上讲清楚这个问题，作出适当的结论。” 上海是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又强调说： “我们的任务就是争取他们，要在比如3个五年计划之内（还有11年），使整个知识分子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跟工人农民结合的问题上，前进一步。其中大概要有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或者入了党，或者是党外积极分子。然后再进一步，争取其余的知识分子。我们要这样分步骤地改变知识界的状况，改变他们的世界观。” 关于文艺的工农兵方向问题，毛泽东又强调说： “文艺当然是工农兵方向，没有别的方向。你还能搞那个地主方向，资产阶级方向，帝国主义方向？”“现在怀疑工农兵方向的知识分子，还是反映了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富裕阶层的思想。”“我们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团结争取过来，条件是完全充分的。但是也还需要时间，要有十几年二十几年那么长的时间，不能快，不能忙。马克思主义只能逐渐地说服人，不能强迫灌进去，灌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关于中央的“放”的方针，他强调说： “不但在纯粹科学艺术的问题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应该让他们自由讲话。”“一般人民说错了话，或者闹了事，不能对他们使用专政的方法，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 关于整风问题，毛泽东强调说： “我们跟党外人士的关系，应该比过去进一步，这也是整风的任务之一。现在是隔着一层。党与非党有一点界限是必要的，没有区别是不好的。应该有区别，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不要有一条深沟。现在的情况就是有许多地方党内党外这个沟太深了，应该把这个沟填起来。要跟他们讲真心话，这样，他们会进步得更快些。不要讲一半，还留一半在家里。” 毛泽东最后满怀信心地说： “我们采取上面所说的这些方针，会不会妨害党的领导？”“我们希望造成这样一个中国，希望把我们国家变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们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我们采取这样的方针，我相信，人民的政治情况，人民跟政府的关系，领导者跟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跟人民之间的关系，就将是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这样我们的文化、科学、经济、政治，我们整个国家，就一定可以比较快的繁荣发展起来。我们国家就会变成一个有近代农业的、工业化的国家，人民的生活会要好起来，我们的希望就一定可以实现。” 3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上海约见了周谷城、金岳霖、郑昕、贺麟、王方铭几位学者。 周谷城家居上海，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史学会会长。毛泽东对上海市副市长许建国等人说： “周谷城是我的老朋友，我认识他比认识你们还早得多。” 周谷城受宠若惊，赶紧申明说： “许副市长，我是个不争气的人。我怕死。” 毛泽东不以为然，他说： “不要紧，没有人怪你。” 周谷城所说的怕死，是指他在大革命失败后，跑到上海以译书、卖文为生的那段经历。 毛泽东谈到了中国革命的实践，他说： “中国革命开始是很困难，陈独秀、王明、李立三、瞿秋白、张国焘等人跟着别人跑，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一个又一个的失败。直到1949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据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 毛泽东点着烟，接着说： “我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我们听了他的话，中国倒真可能出现南北朝。后来，我会见了阻止我们过长江的人，他的第一句话就说：‘胜利者是不应该受责备的。’我没有听他的话，他并不责怪，反而肯定了我们是胜利者。” “可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是非常重要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可以说是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胜利。陈独秀、王明、李立三、瞿秋白、张国焘，都不能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却盲目地跟着别人的指挥棒转，所以，他们只能把中国革命引向失败。 搞科学研究，也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千万不能把自己的脑袋长在别人的脖子上。对老师不要迷信。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老师的成绩和优点，应该学习，应该继承发扬；老师的缺点和错误，要善意地批评指出。” 是日晚9时10分，毛泽东乘专列离开上海，于子夜时分到达南行的终点站杭州。 此时，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都在杭州。毛泽东一边休息，一边办公。他先后听取了薄一波关于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汇报，李先念关于1956年度财政收支情况和1957年度财政预算的汇报。 1957年4月3日中午，毛泽东驱车来到杭州市郊解放军某部营房。指导员王宝善以为是哪位首长来检查工作的，就跑上前去迎接。待他见到来人是毛泽东，心里猛地一跳，就愣住了。毛泽东握着王宝善的手，亲切地问： “同志们正在开饭，是吗？” “是，刚刚开午饭。” 王宝善立刻回答。毛泽东让他领着查看了士兵的宿舍，看看床铺和褥子。战士们听说毛泽东来了，都端着饭碗拥到食堂门口。毛泽东一路向战士们招着手，走进了食堂，他端起一盘菜，看了看，问身边的战士： “每顿的菜够吃吗？” 战士们争着说，够吃了！毛泽东又问： “每天的伙食费多少钱？是4角2分吗？” “是4角2分。” 毛泽东向战士们招招手说： “同志们吃饭，吃饭吧。” 说罢，便向食堂外走去，在伙房门口正好碰上了炊事员顾炳甫，他握着顾炳甫的手说： “啊，你是大师傅，辛苦了！” 顾炳甫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含着热泪笑了。此时已经12点多了，毛泽东和战士们挥手告别，战士们热烈地鼓掌，欢送毛泽东。 4月4日至6日，毛泽东连续3天在南屏游泳池召开有江苏、浙江、福建、安徽、上海4省1市有关负责人参加的关于思想动态的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陆定一、谭震林、柯庆施、魏文伯、曹荻秋、刘季平、石西民、江渭清、刘顺元、刘子见、陈书同、余克、方乙、江华、林乎加、吕志先、叶飞、许彧青、杨文蔚、曾希圣、黄岩、吴文瑞、李彬、李继祥。仅将与会者的发言及毛泽东所发表的议论记录抄录如次： 石西民（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少数人说，共产党放长线钓大鱼，要看看市委的态度。 毛泽东：要让人家批评，一点不生气，然后去分析。现在知识分子像惊弓之鸟，怕得利害，他们要看一看，他们是一定要看的，可能看上一二十年，20年以后也还是要看的。我们党内同志也是要看一看的。如“治病救人”一条，过去犯错误的同志也是不相信，经过七大到八大，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才相信。“三反”反出那么多“老虎”，后来80%都降下来了，100元以下的就不算贪污了，太多了嘛。一个人搞百把块钱，一世就完了。“五反”开始也到处是坏人，后来五类一分，打击面就小了。总之，共产党的政策要让大家来考验，领导者也要受被领导者考验。 石西民：党内有一些干部说，现在搞百家争鸣不是时候。有的认为百家争鸣与千百倍地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相矛盾，重大政策的传达要求先党内后党外，一下推开感到难办。 毛泽东：八大已做了结论，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时候。党与非党之间有堵墙，墙不拆，如何争取群众？什么叫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是为了争取群众嘛。不考虑争取群众，谈不上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党与非党之间有条沟，而且很深。我并不是说党与非党不要有界限，应该有条线，混起来不好，但是不应该变成鸿沟，脱离群众。党内党外一起来好，这样快，就把许多人推上政治斗争舞台，不然两三年也不得解决。现在党外传达很快，党内反而迟，报上也很少反映。回去就要批评《人民日报》，是什么人的报纸？ 石西民：有人提出报上开展百家争鸣要有5个条件：必须有领导、有选择，有准备，有说服力，有利。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 毛泽东：这么多条件，叫我也难办。领导要有，搞方向就叫领导了，但不要干涉过多。有领导是肯定的，但毛病一点不出，难。有选择，也会选错的，准备它有错。有准备是对的，也不能准备得那样周到。有说服力很对，这条比较具体。有利，看怎样讲，什么叫有利？百花齐放有利，还是一家独放有利？这几个条件都很难办，但是不要教条主义。 石西民：有人说电影要“力争香花，避免毒草”。有人认为这个口号不妥当。 毛泽东：毒草怎么能够避免？我们是不怕毒草，而且也难得分辨香花毒草。人们不是以毒草面目出现的，谁会说自己是毒草？其实，毒草也不那么多，似毒非毒的多一些，这是中间人物占多数的缘故。对片面性问题，只能要求逐步有比较多的人使用辩证法，比较能全面一些看问题，少一些片面性，而不是立即要求党内党外人士都避免片面性。凡政策性问题，党内讲的都向他们讲，缺点也向他们讲。我们讲了自己，这样就好讲他们的缺点了。人总有懂得与不懂得的矛盾，马克思也是如此。已知与未知的矛盾，工作做好与做不好的矛盾，永远存在。我在上海是第4次讲，已经比较完整了，你们上海还提出这么多批评嘛。话也难讲啊！你们在省里，不要认为讲一下，人家就举双手。哪有这样简单！ 李彬（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有的干部听了传达后说，现在事情难办了，不好好学习干不下去了。 毛泽东：不能靠历史吃饭，不能靠威势吃饭。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理不足，不能服人，势力大也不能解决问题。以力只能服敌。敌人是不和你讲理的，你跟他讲理他不听，他只讲力。对人民只有说理，只要没理，不管势力多大，资格多老，也输了。因此给我们一个任务，要研究，要学习，要教育我们的干部和党员靠道理，靠学问，别的都不靠。这一点要进行广泛的教育，干部靠资格、靠势力是很危险的。 李彬：现在民主党派在学校中发展成员很积极。机关中有的党外副厅长想参加共产党，民主党派拉得紧，自己不愿参加，叫老婆参加应付应付。 毛泽东：知识分子应吸收一批进党内来训练。争取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入党，已加入民主党派的也可以跨党。只有民主党派的主要骨干应劝他不进党。知识分子入党条件不能太高。现在指定谭震林、陆定一、安子文3人负责，最近开一个会，总结一下知识分子入党的经验，定出发展要求。这里有个政策问题。如不争取一批人入党，将来无人去做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对我们党团结大多数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工作的总方针不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争取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开放的政策，而组织上是关门的，这不行，不协调。当然，也要稳步地吸收他们参加。 李彬：高等学校里传达了主席的报告以后，有的党外教授反映，想向院里党员领导干部提一下意见，好改变一下过去有些距离的情况。 毛泽东：要改善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与知识分子不能共事，这是什么作风？不与知识分子接近是宗派主义的作风。主要原因不是他们，是我们，是第一书记。第一书记不仅要抓思想，而且要看各种文章，要看哲学、历史、经济、文学、逻辑、艺术方面的文章，自己这方面的知识要逐步增长起来，兴趣要养成。（有人插话：工作太忙。）忙，就应该把其它事情让旁人多搞一些，多抽出些时间抓思想工作，思想工作是灵魂嘛，这就抓起纲领来了。 刘子见（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扬州地委政法部长说，不久以前泰兴有人闹事，捕了6个人，开始准备分别判处半年到两年徒刑，现在看判得不当。 毛泽东：我的讲话有这么大的影响！你讲的这个材料很好，看来还是要讲一讲。一听到闹事，就想到敌人，就实行专政。阶级斗争搞惯了，将对付反革命的办法用到闹事的人民身上。过去在革命的时候，我们和人民一起，向封建势力要民主。现在我们胜利了，自己掌握政权，很容易强调专政，忽略民主的一面。 刘子见：有些人听了人民内部有矛盾以后大吃一惊。 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是讲过了吗？为什么要大吃一惊呢？贫农、下中农、中农、富农不是有矛盾吗？ 刘子见：总的看来，目前干部中“左”的情绪是主要的。 毛泽东：“左”的倾向是历史上留下来的影响。因为过去几十年来都是搞阶级斗争嘛。 刘子见：民主党派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很满意，认为这样加重了自己的责任。只是觉得共产党对他们提意见少，成了单方面的监督了。 毛泽东：对民主党派要讲真话，对民主人士要更积极一点。要说的就说，有缺点就向他们提出来。这样比若即若离好。当民主人士也有一大苦楚，不是愿意当的。要看到的看不到，要听到的听不到，共产党的底摸不到，又是有职无权。所以我说党与非党要有一条线，不要有一条沟，要打通它。6亿人口同舟共济嘛。开会让他们一起听，他们就放心了，更加靠拢了。见了面也可以讲一点党内的缺点。打破党内宗派主义的状态，克服不学习的现象，克服不虚心的现象，我看很有必要。 刘子见：在学习主席讲话中，有人反映，八大决议指出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社会制度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现在又讲人民内部的矛盾，对这几种矛盾的关系，不知怎样才是完整的认识？ 毛泽东：八大决议关于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犯了个错误，理论上是不正确的。有的同志说，所谓落后的生产力是与外国比较的，是与将来比较的。为什么要与外国比呢？与外国比有什么意义呢？有矛盾，是指生产力本身由落后到先进。生产力怎能与外国比呢？我们的生产力与苏联、美国比是落后。比中国，怎么能说是落后呢？比蒋介石，比1950年，不是先进了吗？有些同志说这是与将来比的，将来有1万万吨钢。那是将来的事情嘛。如老柯（指柯庆施——笔者注）十几岁的时候衣服很小，现在穿就发生问题了，在当时穿起来是合身的。所以不能这样比。这样比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这个错误如何纠正，请大家想办法。 刘子见：主席说的一千年、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这如何解释？ 毛泽东：这个问题我说过，但还没有肯定。 陆定一：有两种革命：一种是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一种是一个社会制度内部的革命，如中国封建制度内部多次革命，但生产关系并没根本变化。主席讲的将来的革命，可能是指后一种革命。 毛泽东：不！我讲的革命不是你讲的那种，是讲的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有矛盾的。现在的生产关系是集体所有制，是国家所有制。一万年后生产关系总要改变，最后要以地球为单位，不是国有化，而是“球有化”。当然，总不会回到剥削关系。剥削是生产不足的表现。 吕志先（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党外的人士听了主席的报告之后都很兴奋。 毛泽东：党外兴奋，党内呢？ 吕志先：我们准备5月开宣传工作会议。 毛泽东：有没有党外人士参加？县里来不来人？（对陆定一）我们的宣传工作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有党内外人士都参加的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最高国务会议一声不响，宣传工作会议还不响。《人民日报》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声不响。 吕志先：我们检讨过去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文章（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于1957年1月7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批评了他们认为是违反党的文艺政策的倾向——笔者注）有同感。 毛泽东：陈其通的思想，恐怕代表了党内大多数，90%。所以，我这个报告毫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抵触嘛。 吕志先：我们思想上总想极力避免毒草。 毛泽东：这是不可能的。 柯庆施：毒草和错误的东西，批评不批评？ 毛泽东：你们不是已经批评了吗？毒草要让它放出来，批评要有说服力，看清楚了就驳，看不清楚的就等一下，不要慌。但是不要等太久。 吕志先：党外人士对我们的肃反有意见。 毛泽东：领导要经得起考验。现在党外情绪高，党内大概会先低后高。任何一个方针、政策，都不是哪个人一讲就行的，灵不灵，要经过考验。到解决了一些问题，取得了经验，看到这个方针灵了，情绪才能高起来。过去教条主义者说自己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当时俘虏了一些人，经过考验就搞清楚了。应该让干部在工作中试验试验。党的任何一条方针都要拿到群众中去考验。 江华（浙江省委书记）：党外人士问，从最低干部到最高领袖，最高决策，能不能批评？ 毛泽东：宪法有规定嘛，让他批评嘛。6亿人口中所有有缺点的人，不管官有多大，都可以批评。讲对了就接受。讲得不对，如果没有害处就算了。 许彧青（福建省委宣传部长）：报社组长以下要求“放”，编委会有顾虑。 毛泽东：我的讲话还是有群众嘛，组长以下还是主张“放”嘛。 许彧青：报纸工作，群众的要求与党委的要求有矛盾。 毛泽东：怕人家批评怎么能办好报纸？人家提提意见有什么不好？文教、报纸、刊物、戏剧，都是教育人民的工具，要经常教。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报纸、学校、戏剧，各地无人管，这种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你们（书记）管的太少了。 许彧青：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批评我们的大学有3个缺点：1、行政机构太大，工作效率太小。2、用领导机关的办法来领导学校。3、党员干部水平不高，党员的优越性在大学里看不出来。 毛泽东：是嘛，在大学里我们就是没有优越性嘛。要把接管大学的人调出来。要真正配备一个队伍，包括中学在内。我们有些同志靠摆架子，不摆又没有办法。没学问，要做官，就要摆架子，吓唬人。大学中原来去的干部只能留下一部分，留下有用的部分，主要靠重新配备队伍，办法是把教授吸收入党，重新配备队伍。现在要早做准备，多吸收些教授入党，不然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叶飞（福建省委书记）：大家对主席的报告反映很好，都觉得启发很大，但许多问题一接触实际就又不通了，如对人民闹事让他闹够，很多人就想不通。 毛泽东：对于党外党内人的意见都不能采取一下子顶回去的办法，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不然会犯错误。有人说，赵超构的《新民晚报》是黄色报纸，我在北京就看了一下，我看不能说是黄色报纸，我看还不错嘛。有人说我们不能领导科学，也不能一下子顶回去，要分析。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一装，人家就说你水平不高，进步不快了。自己不讲人家还是要讲的，自己主动讲不是更好。相当多的党外话是对的，他们讲话是考虑过的。有的讲的不对，是不了解情况。有一部分要分析，有一部分要接受，决不可一下子顶回去。如果采取一下子顶回去，就会处于被动。 有人提出培养年轻人的问题。 毛泽东：赤壁之战，程普40多岁，周瑜20多岁，程普虽是老将，但不如周瑜能干。大敌当前，谁人挂帅？还是后起之秀周瑜挂了大都督的帅印。 4月9日，毛泽东回到了北京，他找来胡乔木谈话，查问说 “《人民日报》为什么不宣传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为什么连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新闻也没有发？结果，《文汇报》、《新民晚报》和《光明日报》把旗帜抓了过去，大鸣大放。真是百家争鸣，唯独马克思这一家不鸣。” 毛泽东说： “我在南下视察时发现了这个问题，感觉很不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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