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7章 “《人民日报》为什么不宣传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为什么连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新闻也没有发？结果，《文汇报》、《新民晚报》 和《光明日报》把旗帜抓了过去，大鸣大放。真是百家争鸣，唯独 马克思这一家不鸣。我在南下视察时发现了这个问题，感觉很不妙。” 话说1957年3月17日上午10时，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他此行的目的是向一些地方党员干部宣讲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以及双百方针。 17日中午，毛泽东到了天津，召见了天津市委负责人黄火青、吴砚农、万晓塘、李耕涛、李华生。 是日晚，毛泽东来到天津市人民剧院，在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他一开始就说： “讲‘双百’方针吧！这是全党关心的问题。党内有赞成的，有不舒服的，有怀疑的。” 接着，毛泽东说： “过去几十年，从有我们这个党以来，一直到去年上半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们党的精力主要是放在阶级斗争上。现在有些人说，共产党搞科学不行，大学里头教书不行，医院里头当医生不行，工厂里头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不行。我说这个话讲得对，讲得合乎事实，就是我们没有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医生、大学教授。这是我们不行的方面。但是他们这个话也是不全面的，讲对了一半，还有一半是不对的。就具体的业务、具体的技术来说，我们是不能领导；就整个科学的前进这方面，我们能够领导，就是以政治去领导，以国家计划去领导。我们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向他们学习。有10年到15年，就可以学到。不仅在政治上领导他们，而且在业务上、在技术上领导他们。 现在，阶级斗争这件工作基本上结束。所谓基本上结束，就不是完全结束。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党的八大说了。我们全党要来搞建设，要学科学，要学会在大学里头当教授，在科学研究机关里头做实验、研究科学。要学会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当医生。要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的面貌加以改变。为了改变中国的政治面貌，我们花了几十年时间。要大体改变经济面貌，也要有几十年时间。我们过去不会搞阶级斗争，经过许多失败，经过许多变化，我们学会了，善于搞阶级斗争了。现在我们搞建设也要几十年，是不是可以比我们在学习阶级斗争时所付出的代价少一点？如果我们不重复从前的错误，那末我们在建设的时候就可以付出比较少的代价，可以避免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事情。 因为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而显露出来的各种东西，各种不满意，许多错误的议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我们应该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讨论中、在辩论中去解决。只有这个方法，别的方法都不妥。而现在党内有一种情绪，就是继续过去那种简单的方法，你不听话，就‘军法从事’。那是对付敌人的，那个方法不行了。凡是科学方面的问题，思想方面的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都不能用粗暴的方法。有两个方法，一个叫压服，一个叫说服。是采取压服的方法，还是采取说服的方法？现在我们有一些同志等不及了，大有要压一下的想法。压是压不服人的，只会使我们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用压服的方法，我们就没有理，就站不住脚，我们就输了。我们要学会说理，学会写说理的文章，学会作说理的报告。曾经有个同志跟我讲：‘搞那么多道理，老子就搞不惯。老子就是一冲。’我说你一冲呀，不能解决问题，要加以分析，要研究，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才行。至于各种错误的意见在报纸上、刊物上发表，开座谈会评论，会不会把我们的天下搞乱，把人民政府搞倒？我说完全不会。因为他们不是反革命，不是特务，他们中的大多数愿意跟我们合作，只有极少数人是敌视我们的。” 毛泽东又从扩大《参考消息》发行范围问题，讲到了党内党外都应该受锻炼，见世面。他还强调说： “不要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把眼睛封起来，把耳朵封起来，那很危险。马克思主义是同它的敌对力量作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发展起来的。现在还要发展。比如我们中国办事情，如果我们不发展马克思主义，那末事情就办不好。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到中国来实行的时候，就要带有中国的色彩，就要按照具体情况解决问题。如采取压服的方法，不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道理，使我们的党不去研究说理，不去学会说理。马克思主义要跟非马克思主义作斗争才能发展起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所以需要，就是这个道理。” 这天晚上，毛泽东离开了天津，继续南行，六下济南。 3月18日清晨，毛泽东到了济南。他不住宾馆，而是与山东省委书记、济南军区第一政委舒同住进了临铁路线的一幢房子里。毛泽东说： “我在北京不愉快。” 他们在一起除了谈工作，就是谈诗词，谈书法。关于乾隆的书法，毛泽东说： “他的字有筋无骨，到处写，我不怎么喜欢。” 他说舒同的字有风度，有出处，好看。他们有时还谈中医。毛泽东说： “我看中医少说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西医有多少年？就算100年吧，那1900多年老百姓怎么过的？还不是靠中医中药，应该说中医中药是有功的。中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中医中药要用现代科学知识去整理、研究、提高。取长补短。要发展中国的新医学派。阴阳五行为什么不能拿现代术语表达？一代人搞不清两代人行不行？10代人行不行？ 他还说： “鲁迅的父亲病了，请中医看，可是药引子难找，像经霜3年的甘蔗；要吃破鼓皮丸，用打破的鼓皮制成的；还要蟋蟀一双，要原配。” 说罢，他自己先笑了，点着一支烟，吸了一口，接着说： “后来他父亲病死了，鲁迅对中医很有看法，不信中医。他的这个观点不大对。他找的是庸医，不要受这个影响。中西医要很好的结合。” 是日晚7时50分，毛泽东来到山东省政府大礼堂，对省级机关处级以上党员干部讲话。他说： “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党里头，社会上，人们的思想有一些乱，比如批评共产党的人多了，党外人士敢于讲话了，敢于讲我们党的缺点了。有人说共产党能不能领导科学？对社会主义有没有优越性也发生怀疑了。有一些人讲没有优越性，合作社办得不好。有一些知识分子讲，美国比中国好，比苏联好。去年这一年，特别是下半年，人民内部闹事也发生了不少。报纸上，小品文、讽刺文章多起来了，批评缺点、冷风热潮多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就跟着资产阶级走，否定一切，不加分析，把情况看得比较坏。另外一些共产党员就不服气，说：‘都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条闹出来的’。所以，我们党里头有两种人。一种人，外面讲什么，他们也跟着讲；另一种人就想收，谁不听话的时候就想压一下子。这是现在的情况。” 对于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毛泽东分析说： “外国的事情对我们有影响，比如苏共二十大把斯大林批评了，后头发生波兰、匈牙利的事件，国际上有反苏反共的风潮。还有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无论是肃反、土改、合作化、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中间，都有主观主义的错误，有官僚主义的错误，也有宗派主义的错误。这些引起一些人的思想混乱。有外国的影响，但主要还是我们国内的原因。我们现在处在这么一个时代，就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第8次代表大会作了结论的，这个结论是合乎情况的。我们过去反对蒋介石，解放战争，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改造，也是阶级斗争。这么一场大斗争到去年上半年基本上结束了，人民内部的问题就显出来了。基本的原因是这个原因。人民内部的问题多起来了，就暴露出来许多思想问题，就有一些乱了。过去是不是有思想问题呢？过去有的，实际上我们刚进城那几年更乱一些。但是，那些不同的意见，那些意见分歧，被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所掩盖了。” 关于“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这一结论，毛泽东解释说： “所谓基本上结束，就是说还有阶级斗争，特别是表现在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只说基本结束，不说全部结束。这一点要讲清楚，不要误会。这个尾巴要吊很长时间。特别是意识形态这一方面的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思想跟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我们是把它当作内部矛盾来处理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任务转到什么地方？转到搞建设，率领整个社会，率领6亿人民，同自然界作斗争，把中国兴盛起来，变成一个工业国。” 关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毛泽东说： “按照八次大会所说的，基本上分了胜负的，就是资本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胜利了。是不是最后胜利了呢？那还没有。最后胜利还要有一个时期，大概要3个五年计划。至于两种思想的斗争，资产阶级思想同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那就要更长一点了。我今天讲的总题目叫做思想问题，这是有理由的。尽管社会制度起了变化，但是那个思想还相当顽固地保存着。特别是在世界观这方面。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是唯心论，还是唯物论；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论或者是形而上学的唯心论，还是辩证唯物论。这样两种思想方面的斗争，时间还要更长一些。”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说： “在我们这个国家，知识分子是相当值钱的，我们一天也离不开他们。所以，我们要争取他们，在世界观这个问题上，要使他们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大约需要经过3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到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就可以取得决定性胜利” 毛泽东最后讲到了整风问题，他说： “我们党现在准备整风。我们要争取知识分子，要争取党外人士，先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先把自己的作风整顿一下。今年准备，明年一年，后年一年，下点毛毛雨，吹点微微风，把我们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吹掉。我们是从保护同志出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达到新的团结。 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是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听说去年评级的时候，就有些人闹得不像样子，痛哭流涕，评级评得跟他不对头的时候，就双泪长流。在打蒋介石的时候，抗美援朝的时候，土地改革的时候，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他一滴眼泪也不出，一触动到他个人的利益，就双泪长流。听说还有3天不吃饭的事情。我说，3天不吃饭，没有什么要紧，一个星期不吃饭就有点危机了。总而言之，争名誉，争地位，比较薪水，比较吃穿，比较享受，这么一种思想出来了。为了个人的利益而绝食，而流泪，这也算是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有一出戏，叫《林冲夜奔》，唱词里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他们也是男儿，也许还有女儿，他们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这个风也要整一下吧。” 毛泽东在他讲话结束1个小时以后，乘专列离开了济南。 3月19日清晨，毛泽东到了“其山嵯峨，其土颖多”的古城徐州。他问及徐州辖区内的刘邦故乡沛县，并提议去那里看一看。尔后，毛泽东从徐州乘飞机到南京去，徐州古城的风物人情，依然在他的意念中盘桓。他看见秘书林克在看书，就问道： “你读没读过萨都剌的徐州怀古？” 林克说： “没有读过。” 毛泽东就把林克手中的书拿过来，在书的扉页和窄窄的书边上，写下了元朝人萨都剌的《彭城怀古》一词的全文： 古徐州形胜，消磨尽，几英雄。想铁甲重瞳，乌骓汗血，玉帐连空。楚歌八千子弟兵散，料梦魂，应不到江东。空有黄河如带，乱山回合如龙。 汉家陵阙起秋风，禾黍满关中。更戏马台荒，画眉人远张敞，燕子楼空。人生百年如寄，且开怀，一饮尽千盅。回首荒城斜日，倚栏目送飞鸿。 毛泽东写完了，停下笔，对林克说： “萨都剌是蒙古人，出生在现在的山西雁门一带。他的词写得不错，有英雄豪迈、博大苍凉之气。这首词牌叫木兰花慢，原题是彭城怀古。彭城就是徐州，就是那个传说活到800岁的彭祖的家乡。重瞳指的是西楚霸王项羽，司马迁《史记》中提及项羽其貌不凡，铁马重瞳。他的坐骑叫乌骓，起初兵多势大，可惜有勇无谋，不讲政策，丧失人心。最后，兵败垓下，自刎乌江。” 毛泽东说到这里，又在林克的书上写道： “项羽重瞳，犹有乌江之败；湘东一目，宁为赤县所归。” 毛泽东放下笔，又说： “湘东一目，指的是梁武帝年间的湘东王萧绎，幼年时瞎了一只眼。他后来好学成才，平定侯景，即位江陵。‘戏马台’原是项羽阅兵的地方，刘裕北伐时也曾在此大会将校宾客，横槊赋诗，气势如澜。‘画眉人’用的是西汉张敞的故事。此人直言敢谏。‘燕子楼’为唐朝驻徐州节度使张焙所建。张焙袭父职驻节徐州，结识彭城名姬关盼盼，收娶为妾。她歌舞双绝，犹工诗文。张死后归葬洛阳，盼盼恋张旧情，独守空楼10余年。小楼多燕子，故名燕子楼。诗人白居易过徐州，因此故事写了一首七绝：‘满窗明月满帘霜，被冷灯残拂卧床。燕子楼中霜月夜，秋来只为一人长。’萨都剌写了这些有关徐州的典故，吊古伤今，感慨人生，大有英雄一去不复返，此地空余乱山川的情调。初一略看，好似低沉颓唐，实际上他的感情很激烈深沉。” 毛泽东说完了，吸了一口烟，又说： “请老师教Eng-lish。” 此时，摄影师趁毛泽东在学英语时，为他拍摄了一张照片，后来被称作是《飞机上的工作照》。 3月19日中午12时，毛泽东飞抵南京，住在原美国驻华使馆。他在稍事休息后，立即召集江苏、安徽两省和上海市的负责人座谈，了解情况。 座谈会结束后，毛泽东细心地写下了一个讲话提纲。他还特别在提纲的下面注明是：“1957年3月19日于南京”。 3月20日上午8点，坐落在南京市中心长江路中段的人民大会堂里，身着清一色蓝制服的江苏、安徽省市党政机关党员干部和身着戎装的南京军区的领导人，济济一堂，可以容纳3000多人的大会堂，楼上楼下，座无虚席。 毛泽东在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等人的陪同下，缓步来到主席台上，微笑着频频挥手。会场里顿时爆发出热烈地掌声，“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也经久不息。毛泽东落座后，江渭清走到台前，激情地说： “今天召开党员干部大会，请毛主席来给我们作重要讲话。” 江渭清的话音刚落，台下又爆发出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毛泽东摆摆手，他习惯地擦根火柴，点燃了一支香烟，吸了一口，开口便说： “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来到处讲一点话。” 他顿了一下，接着说： “南京这个地方，我看是个好地方：龙蟠虎踞。但有一位先生，他叫章太炎，他说这龙蟠虎踞是‘古人之虚言’，是古人讲的假话。看起来，这在国民党是一个虚言，国民党在这里搞了20多年，就被人民赶走了。现在在人民手里，我看南京还是个好地方。” 毛泽东又吸了一口烟，环视了一下全场，说： “现在，我们处在一个转变时期，就是过去的一种斗争——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基本上完毕了。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对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的斗争，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也是阶级斗争。后来呢，我们又搞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改造，但它的性质也是阶级斗争的性质。从总的来说，过去我们几十年就干了个阶级斗争，改变了一个上层建筑，旧的政府，蒋介石的政府，我们把它打倒了，建立了人民政府；改变了生产关系，改变了社会经济制度。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来说，我们的社会面貌改变了。” 毛泽东说到这里，环顾了一下这个曾经是国民党政府召开“国民大会”的场所，说道： “你看，我们这个会场在座的人，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从前，我们这些人，这个地方是不能来的，哪一个大城市都不许我们去的。如此看来，是改变了，而且改变好几年了。阶级斗争不仅仅改变了上层建筑和社会经济制度，它也能为改变另外一件事开辟道路，就是为发展生产、为建设开辟道路，为人民生活的改善、为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开辟道路。 我们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了向自然界作斗争。要改变生活，要搞建设，就要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我们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这个方面，我们过去使用手工，用手使用的工具来做桌椅板凳的，用手去种粮食种棉花的，一切都是用手。现在要改为用机器，使用机器那么一种技术，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种革命，我们这个国家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为了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技术革命。同时，我们又是一个文盲国家，有80%的文盲，全国人民都要提高文化，这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现在，似乎还有一些人不认识这么一种变化。 有些人讲，到了社会主义，大概是要过好生活了。这就是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现在，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立好。至于用主要力量搞生产，我们才刚刚开始。没有生产就没有生活，没有多的生产就没有好的生活。” 毛泽东扫视着全场，满怀豪情地说： “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100年吧。要分几步来走，大致说来，有十几年要稍微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50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100年那就了不起，那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要100年，我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就不能享福了。要进行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的教育。我们现在是白手起家，祖宗给我们的很少。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跟国家一道，跟青年们一道，干它个几十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 毛泽东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人民闹事如何处理。他说： “对人民闹事，要采取完全新的方法。对犯了法的人，应该按照法律程序处理。其他的人，应该说服教育，不要开除。你这里开除，是以邻为壑。许多同志对于人民跟我们闹事没有精神准备。因为过去我们跟人民一道反对敌人，现在敌人不在了，看不见敌人了，就剩下我们跟人民，他有事情，不向你闹，向谁去闹呢？对于人民闹事，有主张用老办法对付的，就有几个地方叫警察抓人。我说，学生罢课叫警察抓人，这是国民党的办法。也有束手无策的，完全是没有办法。不怕帝国主义，不怕国民党，就是怕老百姓。过去那一套，他是好手。要讲对付人民闹事，他没有学好，这一课没有上过。要跟党内党外公开地提出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办法就出来了。” 他还说： “现在存在的两种观点都不妥当。一种是右的观点，认为世界上太平无事了，对于一些应该处理的反动分子和坏人不依法处理。这方面，现在各省都有发生，应该注意。另一种是夸大的观点，‘左’的观点，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现在还有暗藏的反革命，这一点要肯定。但是过去肃反根本上是正确的，我们中国不会出匈牙利那样的事情，其中有一条原因，就是我们肃清了反革命。” 毛泽东讲的第三个问题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加强思想教育的方针。关于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他对面前的这几千个跟着他出生入死的工农出身的大老粗部下，谆谆告诫说： “对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我们如果看不起他们，如果以为可以不要他们，这种观点是不妥当的。我们离不开他们。我们离开这几百万知识分子，可以说一步都不能走。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是有用之人，是我们的财产，是人民的教员。对这些人不能搞唯成份论，对他们的进步应该肯定。” 毛泽东讲的第四个问题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他说： “现在党外人士深怕我们‘收’，说我们‘放’的不够。我们的同志则有一点想‘收’。中央的意见是应该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应该‘放’，而不是‘收’。高压政策不能解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取高压政策。这样做会不会‘天下大乱’？会不会像匈牙利事件那样把人民政府打倒？不会！中国的情形跟匈牙利不同，共产党有很高的威信，人民政府有很高的威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是批评不倒的。” 毛泽东最后讲的是整风问题，他说： “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有些同志缺乏这种热情，缺乏这种精神，停滞下来了。这种现象不好，应该对这些同志进行教育。” 毛泽东讲话结束了，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他离开座位，缓步走到台前，向他的基层指挥员们挥手告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