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ABC

　　五、共产主义积累

　　共产主义积累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扩大再生产所必须要的。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需要资本积累，共产主义扩大再生产同样需要积累，当然这里已是共产主义公共积累。它不是哪几个实力有限的私人资本家从饼子油条开始，由小到大像乌龟爬行一样的积累(进入不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小农小资产阶级还进入不了资本积累的范围)。共产主义积累从一开始就是全社会规模的公共劳动积累，是农民小手工业者也可以通过合作化加入到劳动的计划调配行列，从而也可以加入公共积累行列的积累，可以是规模空前庞大的社会积累。

　　资本说到底是支配社会劳动力的权力。资本主义条件下，是资本在支配劳动力。有多少资本或说有多少钱就可以支配多少劳动力，资本少了可以支配的劳动力就少，资本积累就是劳动力支配权的积累。而在落后国家，资本的这种积累一般是非常缓慢的，因为它既要同已经发展起来的强大的国际资本竞争——往往有被挤垮吞并的危险，又要同内部根深蒂固的小生产力量斗争，而小生产因为它的低效的性质决定了，在相当时期内它的劳动是进入不了资本积累的。比如中国革命前原有的和改革开放后新生的小农，每家每户就那么几亩地，但就这几亩地只要还要种，家庭主要的劳动力就离不开，所以大量的劳动力长期离不开农村农业。本来大农业中三五十个人干的活，在这种条件下就必须要100个人去干。小农条件下劳动力的不可调配性，就注定了工业资本积累和扩大化再生产发展的无法高速进行。也就是说它是与高速工业化相矛盾甚至冲突的。

　　共产主义条件下，由于集体的全民的共产主义共有制等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积累已经突破了资本的局限，它直接就是联合劳动中劳动力社会规模有计划地自觉地组织和调配。本来农村被小农经济束缚着的100个劳动力，现在可以有50个甚至更多调离去搞工业了。同时，由于共产主义劳动的公共劳动性质，人们建设新生活的冲天干劲，农闲时的农田水利建设，城市的义务劳动，则进一步加大了共产主义公共积累的能力。所以，作为从开始就是社会规模的公共积累，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速度上，共产主义公共积累都是资本主义积累所无法比拟的。苏联中国朝鲜各用两到三个五年计划完成工业化，朝鲜70年代非农从事工商业的人口就占到了总人口的70%，并成为当时重要的中等发达国家，都是共产主义能有计划的组织调配劳动力，公共积累可以空前发展的结果。

　　有人糊涂的或别有用心的喊叫：像中国这样原本的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违反经济规律的!从而反对合作化、集体化、反对共有制和社会主义。这些人恰恰忘记了，像中国这样的后起国家，如果不搞合作化、集体化、共有制，如果不走共产主义公共积累的路子通过迅速搞起公共积累完成工业化，单凭分散的私人资本的积累，是根本无法与已经发展起来的国际强权资本抗衡的。在国家空前大规模的工业化过程当中，单薄的私人资本的积累规模和速度，也根本无法达到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本身的需要。农村的小农经济也会成为快速工业化的障碍。

　　如果说社会化大生产时代的经济规律就是资本的积累规律，那么就共产主义积累所可以实现的规模和效率讲，共产主义无疑是最符合这个经济规律的。更何况在落后国家走共产主义道路相对于资本主义道路，还避免了多数民众的无产阶级化的痛苦。这点上中国的发展相对印度巴西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的整体发展状况就是实证。纵使我们有过曲折(大跃进农业劳动力向工业调配过度)，但从总体的结果讲，无论是从总的经济发展水平上还是从人民的生活上，中国总体比其它同期发展的国家地区的发展水平还是要高，也没出现其它国家那样的贫民窟。

　　不单如此，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新兴国家相对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政府财政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方面的优势逐渐的显现出来，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贫弱和中国政府的强大逐渐形成鲜明的对比。究其原因，就是中国共产主义时期强大的共产主义公共积累的残余还存在，而西方没有这个东西。

　　共产主义积累相对资本主义积累不单有上述的优点，更重要的，共产主义积累已经完成了相对资本主义积累的一个质的飞跃。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积累已经异化到了如同一个无限扩张的肿瘤一样，无休止的侵夺倾轧着整个社会肌体;而共产主义积累，则完全是可以掌握在社会本身的需要和掌控之内的。资本主义是一切为资本积累服务，共产主义是一切积累为人的需要服务。即使偶有失调，也还可再调，绝不会像资本主义积累一样无节制扩张，资本积累停止了，社会生产也就要停摆了。而实际上，人类物质产品的扩大再生产总是要有个限度的，投资积累也就应该有个限度，不可能无止境的扩张，并且也没有必要无止境的扩张。

　　六、绝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

　　绝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和绝对公共产品的生产是同一着的。当我们说绝对公共必要产品生产过程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说的也是绝对公共产品生产的过程。

　　绝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主要在共产主义建设的早期。由于人民群众对公共产品的实际需要，由于扩大再生产对公共积累的实际需要，由于劳动生产率的还不够发展，就有必要加强绝对公共产品从而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

　　绝对公共产品或绝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是指挖掘群众中潜藏的巨大劳动力、延长劳动时间、加强劳动强度的加强绝对公共劳动的公共产品生产。

　　在各种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社会里，往往是存在劳动力的巨大的浪费的。如前所述，小生产社会里大量的劳动人口往往被束缚在农村每家每户的三亩二分地上;而小生产之外，不管是奴隶的封建的还是资本的劳动关系中，由于劳动的私人性质和劳动与生产资料的对立，劳动者劳动的积极性都无法真正充分地挖掘。

　　而随着生产资料的共产主义共有制的建立，随着劳动的共产主义公共劳动性质的显现，劳动者由于已经是生产资料的主人翁，从而也就成了整个社会的主人翁。而这必然会从劳动人口的可以有组织有计划的转移调配和最大化的发挥劳动者劳动积极性两个方向上结束私有制社会劳动力大量闲置浪费的局面，为共产主义绝对公共劳动的生产服务。

　　共产主义绝对公共劳动的生产，首先是发掘了这部分实际是被浪费了的劳动力的劳动力和创造力的生产。这个过程在一部分国家是通过工农联盟国家有计划的向国家工业部门大量转移劳动人口实现的。比如苏联，1917年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还是18%，到1985年已经就已上升到65%;又如朝鲜，它在农业实现合作化现代化的同时，到上世纪80年代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已超过了70%。这两个例子都是典型案例。在中国，上世纪50年代也曾经出农业人口随工业化大规模向工业转移的局面，但由于60年农业的歉收和诸多条件(农业生产率满足不了需要、还债、缺乏平衡内需所必要的对外贸易)，这一进程实际是被打断了，再加上人口基数大，总体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国家工业化对农业人口的吸纳还算不上典型事例。中国共产主义公共劳动对富余劳动力的挖掘，主要是通过地方工矿企业甚至广大农村人民公社社队自办社队工商文卫服务事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人口实现的。到一九七八十年代，大批的社队工商企业发展起来，并在80年代形成了乡镇企业(实际就是原有社队企业)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大潮的蔚为壮观的局面。

　　通过发掘闲置劳动力，增加绝对公共劳动的生产，还表现在军队的参加生产劳动(生产建设兵团、军队的开山筑路)、及工农兵学生机关工作人员的义务劳动，这些都是挖掘社会潜在的劳动力，增加绝对公共劳动生产的形式。

　　加强绝对公共劳动的生产，在中国还包括在农村集体经济中，充分的利用好农民农闲时的劳动期间。我是农村长大的，从我记事起，每到冬春两闲，各家各户的壮劳力都要听从公社调遣组织去搞农田水利建设，所谓“挖沟”“挖河”。而这基本是不用国家花什么钱的，一般是在集体经济提留中管顿饭吃就行，或者至多是给几个公分，通过微调集体分配做些物质鼓励就可以的。总之，充分利用好劳动期间，这也是延长劳动时间的一种形式。正是利用这种形式，我国从建国到76年兴建了大小水库85635座，修整的河流和农田水利建设不计其数。不用花国家多少钱，奠定了日后中国农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我的出生地进入1980年代，农业就实现了自流灌溉，从那以后基本实现了旱涝保收和高产稳产。

　　利用劳动期间，当然还包括城市中的义务劳动。

　　注：2000年以来，随着共产主义时期已经积累起来的规模庞大的共产主义公共积累的被剥夺，中国新兴资本的原始积累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完成了。由此开始，通过一次剥夺就一次完成原始积累的中国新兴资本就有了大规模利用农民的劳动期间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继续资本积累的条件。当前中国新兴资本作为世界资本界的一颗“超级新星”它的掠夺式资本积累，就是建立在农民的劳动期间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基础上的。正是农民的劳动期间和农村的富余劳动力支持了中国新兴资本的超低工资积累模式。

       最后，延长劳动时间和加强劳动强度，依然是共产主义绝对公共劳动及产品生产的常规形式。

　　马克思讲，资本主义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延长劳动时间加强劳动强度的生产。实际上不光是资本主义社会，包括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其剩余劳动的生产，都是延长劳动时间加强劳动强度的生产。阶级社会剩余劳动的生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劳动者的延长劳动时间和加强劳动强度，无一不是在阶级压迫下进行的。所以，就不存在探讨它的劳动积极性问题，因为它总体都是消极的。

　　共产主义不同，共产主义时代，劳动者已经成了自己社会的主人。共产主义公共劳动的生产，总体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自觉的劳动生产。非此，我们就无法理解共产主义劳动中人们意气风发的精神风貌和广泛存在的共产主义劳动竞赛。而绝对公共劳动生产中，劳动时间的延长和劳动强度的加强，往往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劳动竞赛中完成的。本人的岳父曾经在生产队务过农，也在工厂上过班，文化不高，他就经常提到当年工作时青壮劳力互不服输自觉的劳动竞赛场景。我一个朋友的父亲，在机械厂上班，提到为争先进积极工作，至今还自豪自己是入党积极分子，虽然自己至今还不是党员。有一个阿姨是河南人，她讲河南公社化时期农田水利建设的过度劳动问题，但即使是有些过度劳动，也依然可以从中感受到当时新获得主人翁地位的人民大众为建设社会主义战天斗地的冲天热情。

　　绝对公共劳动绝对公共产品的生产，在特定条件的早期共产主义建设中，是必然会存在的。尤其20世纪存在的像苏联中国等原资本主义边缘地带国家的共产主义建设，由于还没有经历工业革命和起码的资本积累，就必然要经历绝对公共劳动生产，以促进共产主义公共积累的增长和加速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在中国，这个过程集中表现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即“三面红旗”。到毛泽东去世的时候，中国已基本完成了工业产品15年超过英国的跃进目标，建成了中国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而在另一个例子中，斯大林的苏联完成工业化，则只用了两个五年计划。

　　而一当工业化完成，机器工业建立起来，随着机器自动化生产的逐渐普及应用，绝对公共产品的生产在公共产品生产中所占的地位，就要逐渐让位给相对公共产品的生产了。

　　七、相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

　　工业革命是消灭劳动的革命。那么，工业革命消灭劳动进程的发展，就必然的表现在机器自动化生产的发展和生产率的提高上。在过去我们叫工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电气化，今天电脑机器人互联网物联网技术都发展起来了，一切毋宁说是自动化生产。相对公共产品的生产，就是通过不断提高共产主义劳动的技术构成和生产率，所进行的不断的减少人的实际劳动的公共产品从而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

　　绝对公共产品或绝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主要是在那些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的特定条件国家，在已经完成工业化尤其是那些机器生产已发展起来的国家，则主要是相对公共产品或相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共产主义生产将越来越是，不断减少绝对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不断发展相对公共产品的生产。

　　非如此，人们就无从自觉的组织好劳动的消灭进程和人们从劳动等自然束缚中的共同解放。共产主义生产也就无法转变成人们愈多的劳动外自由生活时间的生产。

　　在绝对公共产品的生产中，绝对公共产品的产出量是与社会生产它所投入的社会劳动量成正比的，投入的社会劳动量越多，得到的公共产品就越多，反之越少;在相对公共产品的生产中，随机器生产的发展，同样的公共产品量，生产率越提高投入的劳动量就越会减少。

　　所以，在两种公共产品或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中，在刨除了补偿劳动者所消耗劳动的个人必要产品后，真正能不断增加人们劳动外自由生活时间量的，还是相对公共产品的生产。如果说公共产品总量代表社会总生活量，那么公共必要产品的总量所代表的正是社会劳动外的自由生活总量本身。

　　人们可实现的自由生活量的多与少，总是与人们特定劳动时间可生产的公共产品总量的多与少有关，从而与当期可生产的公共必要产品总量的多与少有关系的。公共必要产品的量在总公共产品量中占的比重越大，社会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人口——当期的非劳动者非生产性劳动者的总量就越大，人们从劳动中解放的的程度就越高。当然，这里的生活量已经是人与自然关系意义上的那个生活量，已经不再或越来越不再是是作为交换价值的社会关系意义的那个生活量(参见我的《劳动量与生活量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增补》)。共产主义条件下，劳动量与生活量的问题已经重归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同一尺度下的劳动时间和生活时间的对比关系。

　　注：关于劳动量与生活量的关系问题，详见《劳动量与生活量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增补》。在这篇文章中提到，劳动量与生活量的关系本是人与自然，人们总要耗费一定的劳动量去获取另定的生活量，耗费尽可能少的劳动量获取尽可能多的生活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