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ABC

　　二、公共产品在分配中的划分

　　共产主义公共劳动最终要转化成公共劳动产品。

　　共产主义的劳动产品在分配之前是公共占有的，在分配之后总体可分成两个部分：一是补偿当期所有社会成员个人消耗的个人必要产品部分，这是个人或家庭消费的部分，如米面油等;一是需要社会留存的公共产品部分。

　　补偿社会成员当期消耗的个人必要产品部分，又可分成两部分：一是所有社会成员(包括劳动者和非劳动者)个人按需定量分配的部分，一是对参与劳动者(包括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两类劳动者)的个人奖励多得的部分。所以这个地方，也就是一开始分配，就同时包含了劳动者和非劳动者两个方面的基础消费。随着劳动消灭进程的发展，在一个阶段上社会总有一部分人当期是劳动者，另一部分人当期是非劳动者，此刻是劳动者，彼刻是非劳动者，为了公平，实际是二者间的轮替。随劳动消灭进程的发展，当期劳动者的人群会不断缩小，当期非劳动者的人群会不断扩大，与之伴随的是人们从劳动中的不断解放。

　　我们这里说的非劳动者，已经不单纯是指失去或尚无劳动能力的老人儿童，主要的已经是指随劳动消灭进程的发展，随劳动力需求的不断减少和为劳动力的分配公平起见，在劳动的计划调配中经常已经不再需要参加劳动的那部分劳动力。在共产主义社会，各个时期当期非劳动者的数量及其生活总量，一定程度代表着人们劳动外自由生活时间的总量和人从劳动中解放发展的总体状况(实际上非生产性劳动者的数量和生活总量也有这个代表性)。

　　公共产品部分，也分为几个部分：一是社会公共消费部分，如教科文卫(卫就是免费医疗保健)、社会管理和国防;一是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公共积累部分，一是预防意外应急所需的必要的公共储备部分。

　　共产主义各个部分各个时期，具体的和历史的条件不同，实际的需要不同，公共产品在划分和分配上的先后侧重，就也可以不同。

　　比如也可以像巫继学教授(著作《自主劳动论要》)那样，把公共产品中的个人必要分配，仅仅看成生产性劳动者的个人必要分配，实际那只是说非劳动者非生产性劳动者的消费是划进了公共必要分配部分罢了(巫教授尚未涉及非劳动者这个范畴)。巫教授这个划分，在共产主义的生产组织管理上是必要的，但在分配上如果考虑到劳动消灭进程中非劳动者的发展和分配顺序问题，就要有重新考虑的必要。

　　至于分配中安排顺序的先后，体现的是各个时期社会关注重点的不同。比如照样以巫教授的为例，就实际反映了优先考虑劳动者利益，鼓励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一种需要。当然，意愿归意愿，实际工作中，公共产品的分配因为它已经是公共产品，人们往往还是优先要考虑公共利益的(包含了社会成员按需定量分配的整体的必要基础消费)，然后才安排鼓励劳动者积极性的，不管是人民公社、集体农庄、全民所有制工矿企业，都会是这种情况。再比如，各国工业化初期，为了保障高速工业化或说扩大再生产，也都是把公共积累看做重心，保持适当低消费的。这些都会因为时代主题而不同。

　　共产主义公共产品分配划分方式的不同，只有从共产主义经济史当中考察，这不是此篇短文的任务，所以不做具体论述，只做个总括。

　　三、公共劳动(产品)在生产管理中的划分

　　共产主义生产在它的典型的意义上，当然不会是价值的生产，但既然共产主义是人们从劳动中解放的自觉组织，那么共产主义时代，在劳动消灭前的各个时期，劳动的调节和节约，就依然是需要以人们在劳动中的时间消耗作为统计学依据的。一定时期，劳动者的劳动时间量和个人的自由生活时间量，集体公共联合劳动时间的总量和公共自由生活时间的总量，各部门劳动者劳动时间与其所提供的公共自由生活时间的比率及其互相关系，是衡量劳动消灭进程的指标和合理调配劳动的依据。

　　为了便于劳动消灭进程中的生产组织管理，共产主义公共劳动(时间)虽然也划分为个人必要劳动(时间)和公共必要劳动(时间)，但划分方式与公共产品在分配中的划分方式有所不同。

　　注意，这里的个人必要劳动和公共必要劳动，与前面从分配角度讲的个人必要产品和公共必要产品已经不相对应。这里的个人必要劳动仅指满足生产性劳动者个人需求的那部分必要劳动，在这里满足非劳动者非生产性劳动者需求的部分劳动，已经划分到公共必要劳动中去了。共产主义劳动这个划分完全是为了组织生产管理和为了理解它的需要。同样，为了便于组织管理社会劳动和为了便于对它的理解，总公共产品中个人必要产品和公共必要产品的划分，相对上面从分配角度出发的那个划分方法，也就要出现了相应的变化，个人必要产品中现在仅留下对生产性劳动者的劳动补偿部分，而把非劳动者和非生产性劳动者的个人消费部分添加到公共必要产品当中去了。

　　这样一定时期内，生产性劳动者的消费既然是与个人必要劳动或产品对应，那么当期作为并不是生产性劳动者的其余所有社会成员——非劳动者和非生产性劳动者，的消费，就是与生产性劳动者劳动所提供的社会公共必要劳动或产品部分对应的了。或者说共产主义时代，人们劳动外的自由生活时间是与人们共产主义公共劳动中的公共必要劳动部分相对应的。这样便于理解以最终产品体现着的公共必要劳动和劳动外自由生活时间的关系，也便于考察人们自由生活时间(自由生活量)总体的发展状况，或说劳动消灭进程总体的发展状况。

　　个人必要劳动和公共必要劳动的划分，在劳动的消灭进程中具有劳动的组织管理学的意义。

　　首先，人们在参加联合劳动的时候，其劳动时间总不至于仅够生产自己所需的产品，他总要拿出一部分时间为联合集体生产一部分公共必要产品。其次，人们也总要根据参加劳动者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在按需定量分配之外对劳动者的劳动进行必要的奖励，以鼓励生产。

　　除此之外，共产主义公共劳动的这个划分就没有什么其它的意义了。因为公共劳动的性质，集体的利益不过是通过人们的社会联合所体现的联合起来的个人利益而已，个人和集体在这里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

　　当然在更早期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残存价值生产中，情况就有所不同。既然是价值生产，这时的劳动就还不能完全去除私人劳动的残余。这时当劳动时间表现为个人必要价值和公共必要价值时，二者虽然已经没有绝对的冲突对立，公共必要价值虽然从换一个方向看依然是通过联合劳动联合劳动者个人的，但因为这时的劳动还尚有私人劳动的残余或说甚至是雇佣劳动的残余，公共必要价值也还尚有剩余价值的的某些残余，从成本和利润的角度讲，二者实际还会有所冲突。这种冲突只有在进一步发展的共产主义革命中才可以剔除。

　　四、共产主义生产说到底是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

　　前边我们说，共产主义生产是公共劳动公共产品的生产。并且，共产主义生产将越来越是公共产品的生产。因为以公共产品表现着的公共劳动，将越来越少的使用人的直接劳动，直到劳动消灭，公共劳动没有了，公共产品却依然存在。而这个公共产品，尤其是其中的公共必要产品，正是随劳动的消灭进程的发展，人从劳动中的解放本身。

　　公共必要产品(劳动)是劳动消灭进程中，为人们从劳动中的共同解放服务的。但它首先是表现在为人在社会生产中的不再劳动服务，为人们自己的劳动外自由生活时间服务的。共产主义时代，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同时也就是人们劳动外自由生活时间的生产。随生产效率的提高，人们劳动的时间将越来越少——与之对应当期生产性劳动者人数也越来越少;随生产率的提高，人们可享有的公共产品和自由生活时间却将越来越多——与之对应当期非劳动者和非生产性劳动者的数量将越来越多。共产主义生产说到底是公共必要产品(劳动)的生产，或人们劳动外自由生活时间的生产。

　　资本主义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为资本积累的生产，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积累的生产停止了，整个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也就停止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和分配体系核心的是为资产阶级少数人的自由生活服务的。多数小资产阶级跟着资产阶级的屁股跑，为挣钱东奔西走到处碰壁，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资本主义社会所谓个人创业的秘密。这个秘密马克思实际早就说的很清楚了，资本主义所谓个人创业，实际就是要进入剩余价值的分配体系。在资本主义社会，是生产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地租(现在演变成一切租金形式)，是这四家构成剩余价值的分配体系分配剩余价值，只要进入不了这四家，就无缘剩余价值的分配。因此在资本主义体系里，多数劳动者由于没有资本开不了工厂、办不了超市、开办了银行、搞不了房地产，就注定是无缘进入剩余价值的分配体系的。剩余价值的分配体系，只是资产阶级少数人的创业平台，不是社会多数人的创业平台。

　　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虚假的公共劳动生产。由于资本主义劳动和生产资料特殊的组合方式，由于它特殊的分配方式，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对立，必要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对立，使得劳动成果根本不可能实现社会联合的公共占有，剩余价值作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也转化不成劳动者劳动外的自由生活时间。社民党的错误也正在这里，因为高额税收和剩余价值的生产是对立的，它总不能大到威胁到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积累的程度，否则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就要停摆。靠税收满足一下公共事业人员的消费还可以，但要同时满足越来越庞大的非劳动者是消费，就是绝无可能了。所以社民党最终是构建不起越来越多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人群的“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在和别人的生产资料结合时可以实现基本生活，但在无法和别人的生产资料结合时，连基础生活都实现不了。这在劳动消灭进程中，尤其表现为深重的社会灾难。

　　而共产主义公共必要产品(劳动)的生产和分配体系则不同，共产主义公共必要产品(劳动)的生产和分配体系，直接就是为所有社会成员的自由生活服务的。在共产主义社会生活的各个时期，人们总会有一部分人当期是劳动者，另一部分人当期是非劳动者，一段时间参加劳动，另一部分时间自由生活。在这里公共必要劳动产品总是为人们当期的非劳动者或说劳动者的劳动外自由生活时间服务的。共产主义社会，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停止了，那么共产主义的整个社会生产也就停止了。所以说，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是共产主义生产的本质。

　　在这里，很明显共产主义公共劳动从而共产主义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平台，相对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生产和分配平台，是可以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理想追求的公共创业平台。即使是资产阶级分子，只要他不是以奴役他人为乐，只要他在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环境中只是为了幸福自由的个人生活奋斗，一定条件下他都应该是乐于选择共产主义公共必要劳动平台实现人生梦想的。因为在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丛林中，挤进剩余价值的分配体系不易，留在剩余价值的分配体系更不易___谁都没有绝对的把握可以永远留在剩余价值的分配体系里不被强烈的竞争踢出来。

　　几个问题：

　　1、有朋友就会提出：税收算不算公共必要劳动成果。

　　答：这其实还是社会民主党的老命题。

　　答案很简单：算不上。因为共产主义公共必要产品(劳动)的职能是满足所有社会成员劳动外的自由生活，或说是为了满足随劳动的消灭进程全社会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数量越来越庞大的非劳动者的消费，而税收至多只能满足一下与社会公共管理和安全有关或近似的公共事业人员的消费，它是承担不了共产主义公共必要劳动产品的职能的。在共产主义时代，税收作为价值生产的残余，其职能将完全为公共必要劳动及其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所取代。

　　2、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算不算公共必要劳动?

　　答：这些是仅能解决一时之需的社会救助体系，是靠在业年轻人养活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年人、靠在业健康人救助生病需要救治的人，靠在业劳动力救助失业的劳动力。这样的救助体系，只能在一定的阶段上起到一定程度的缓解社会矛盾的作用。随生产性劳动非生产性劳动所能吸纳的劳动力的逐渐减少，这种用社会救助体系缓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办法，将越来越难以为继。

　　3、“量化宽松”多印钞票能不能维持住“福利国家”，算不算公共必要劳动

　　答：不能。

　　“福利国家”用最终承担不起它的各种税收、各种社会救助保障体系，维持存在越来越庞大失业救济人口的社会生产，势必会造成社会寅吃卯粮负债过活的局面，这就是当前西方国家普遍高负债运行的情形。“量化宽松”多印钞票，仅是一个赖账行为，只能解决一时所需，不能无限期的使用。

　　由以上几点可以看出，资本主义改良方案虽然在特定时期内可以暂时的对社会矛盾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最终是行不通的。

　　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分为两种形式：绝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和相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