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与苏联卫国战争

　　早在1944年底，斯大林就筹划进军德国和攻占柏林的战役，调拨了三个方面军承担这个任务，给他们配备了大量先进的武器和装备。1945年初，红军发起进攻，先后突破了德军的数道防线，到4月间，到达柏林近郊。经过激烈战斗，红军于4月底攻入市区。4月30日，勇敢的红军战士把鲜艳的红旗插上了德国国会大厦的屋顶。同一天，恶贯满盈的法西斯头子希特勒自杀身亡。5月2日，德军停止了反抗，放下了武器。到此攻占柏林的战役以苏联红军的胜利而告结束。5月8日午夜，德军代表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投降书自当天24时开始执行。斯大林立即发表《告人民书》，宣布德国武装力量无条件投降了，彻底战胜德国帝国主义的伟大胜利的日子来到了，并向亲爱的男女同胞们祝贺胜利。同时他作为最高统帅向红军和红海军部队发布命令，向红军和红海军战士、军士、军官、将军和元帅们祝贺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结束，并宣布在5月9日这个胜利日在首都鸣放礼炮向他们表示敬意。于是这场长达四年左右，共一千四百一十八个日日夜夜，规模空前的战争在向胜利者表示敬意的礼炮声中正式宣告结束。

　　作为最高统帅的斯大林深知，要给敌人以打击，并且最后彻底打败敌人，苏联军队除了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觉悟和无比勇敢的战斗精神外，还必须有完全现代化的并且数量充足的装备，以及组织得很好的同样是数量充足的供应。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具备制造武器、装具和企业设备的金属以及充足的燃料、棉花和粮食等。因此，他在指挥作战的同时，大力抓军工生产，同时兼顾矿业开采和农业生产。他特别重视飞机、坦克、大炮等现代化武器的生产，使得不仅能够做到供给足够数量的大炮、机枪、步枪、飞机、坦克和弹药，而且还有了储备。在质量上不仅不亚于德国，而且一般说来，甚至超过了它。某些新型的飞机、坦克和火炮，曾在战场上大显神威。至于说到粮食和军服的供给，前线在这方面并不缺乏，而且有必要的储备。所有这些，对保证取得战争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再就是在战争期间，斯大林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他对外交政策作了大的调整，采取与英美结盟的方针。1941年9月29日至10月1日，苏美英三国举行莫斯科会议，研究对德战争中相互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问题，并就加强军事联系和援助苏联军用物资达成协议。1943年11月28日，斯大林亲自前往德黑兰参加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讨论战时同盟国的合作和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1945年2月4日至11日，出席雅尔塔会议，与美英两国首脑讨论战胜德国的计划以及战后如何处置德国问题，此外还讨论了战争赔款、联合国组成以及苏联对日作战等问题。斯大林通过积极有效的外交活动，争取了盟友以及盟友的援助，促使他们积极参加对德作战并为战胜德国作出自己的贡献。斯大林在从事外交活动中，显示出了高瞻远瞩的战略目光和非凡的气度，同时也展示了卓越的才干。他的外交活动对保证战争取得最后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提高了他的国际威望。

　　以上讲了斯大林作为党政最高领导人和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领导苏联军民作出超人的努力，克服重重艰难险阻，最后取得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的基本事实。应该说，他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重任，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但是他在领导战争的进程中也犯过错误，在1945年5月24日在克里姆林宫招待红军将领的讲话中就承认这一点。他说：“我国政府犯过不少错误，我们在1941～1942年曾经历过危及万分的关头，那时我军实行退却，离开了我们亲爱的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列宁格勒州、波罗的海沿岸、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的乡村和城市，那时离开这些地方，因为没有别的出路。”[12]他这里讲的是战争初期的失利，承认这是由于“政府”犯了错误而造成的。他感谢俄罗斯人民没有因此而抛开政府。当然他说的“政府”是他领导的政府，承认“政府”犯了错误，就是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他的这种态度是实事求是的，值得称道的。总而言之，斯大林领导苏联卫国战争取得了胜利，这是主要的，应该充分肯定。同时他在领导过程中也有过一些失误，造成了本来也许可以避免的损失，这也不应当避讳，而应当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以便从中汲取有益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二

　　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建立的功勋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威望。赫鲁晓夫深知，要完全否定斯大林，必须把他领导卫国战争取得胜利的功劳一笔勾销，于是在秘密报告里大讲他的失误。首先，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把战争初期发生的悲剧归咎于德国人对苏联进行了突然袭击，说什么斯大林在“既有时间又有能力”的情况下没有认真做好备战工作。他又说，在战争爆发前斯大林表现得“漫不经心”，“漠视各种明显的事实”，这种态度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使得敌军在战争一开始就在国境线附近击毁“我国的大量飞机、大炮和其他军事装备，消灭了众多军事干部，打乱了军队的指挥，结果我们无力阻止敌军向我国内地推进”。[13]

　　赫鲁晓夫口口声声说他讲的是事实，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众所周知，希特勒上台后，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人一直保持着高度警觉，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必须做好迎战准备。1938年开始实行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特别重视国防工业，规定它每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九，这样的的增长速度可以说已达到极限。斯大林亲自大力抓军工生产，经常同一些重要的军工工厂的厂长、党的工作者、总工程师见面，督促他们完成生产计划。他尤其给予飞机、大炮和坦克的设计和生产以更多的关注。但是由于过去基础较差，与德国比较还有一定的差距。莫洛托夫后来在谈到这一情况时说：“采取了许多措施，但仍然不够。许多事情还没有来得及做……”他还说，“斯大林在战前曾认为，只有到1943年我们才能与德国势均力敌”。[14]赫鲁晓夫说斯大林在“既有时间又有能力”的情况下没有认真做好备战工作，是毫无根据的。

　　为了争取时间从各方面做好备战的准备，斯大林想尽各种办法以推迟战争的爆发。为此他在外交上采取了一些步骤。上面提到过，1939年苏联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为了避免受到东西两面的夹攻，1941年4月13日又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在进行部队调动和采取其他的备战措施时，尽可能不让德国方面发觉，以免对方以此为借口发起进攻。而德国似乎也设法避免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经常改变自己的军事行动的时间和顺序。在战争爆发前，苏联情报部门曾经不断向国内提供关于德国准备发动进攻的情报，一些苏联驻外使馆也发回类似的消息。这样的情报和消息很多，其中有准确说明希特勒发动进攻的准确日期的，例如在苏联驻日使馆工作的著名情报人员佐尔格的报告就是这样;同时也有一些不实的情报，甚至有一些虚假情报。莫洛托夫曾经这样说道：“在我还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时，每天要用半天时间看侦察机关的报告。那里什么都有，什么样的进攻日期没有提出啊!如果我们信以为真，战争爆发可能会早得多。”他提出不能完全相信情报人员，对他们的报告可以听，但应当核实。他还说，“总的说来，我们思想上有准备，认为战争将要爆发，我们会比较困难，无法避免。拖了一年，拖了一年半。如果希特勒提前半年发动进攻，在当时的条件下就会是很危险的。”[15] 总的说来，斯大林采取的是尽可能延迟战争爆发的策略，在行动上小心翼翼，不给对方以发动战争的借口。同时他估计德国在西方战争尚未结束时，不会贸然东进，冒经受两面夹攻的风险。因此他对各种报告德军就要发动进攻的情报抱怀疑态度。英国首相丘吉尔于战争爆发前一个多月写信给斯大林，通报说德军正在大批东调，准备发动战争。因为当时苏联与英国尚未建立相互信任关系，斯大林认为丘吉尔这样做是另有所图，对他提供的情报抱怀疑态度而不加考虑。

　　总之，斯大林预见到同德国的战争不可避免，一直为迎战作准备。但是由于短时间内无法做好准备，于是采取推迟战争爆发的策略。他的这一主观愿望当时对分析来自各方面的关于德军即将发动进攻的情报产生了影响。同时斯大林对希特勒的理性似乎有过高的估计，总以为此人在西线战事未结束前不敢轻率地东进，没有料到他会干出这样的冒险行为。而从客观上说，当时形势非常复杂，收到的情报和消息常常自相矛盾，有时弄得真假难辨，要判定其真伪有相当大的难度。由于这些原因，斯大林在判断上产生了失误，没有在接到德军即将发动进攻的各种情报时要求边境地区的军队立即进入战斗状态，直到德军于6月22日凌晨发动进攻后才下达迎敌和反攻的命令。这就使得苏联红军如上所说在战争爆发后的一段时间内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大片国土沦于敌手。斯大林判断和决策的失误，是造成战争初期失利的重要原因。他作为最高领导人，是要对此负主要责任的。不过话又要说回来。在情况错综复杂、形势千变万化的紧要历史关头，领导人的失误是不能完全避免的。应该根据事实说明历史真相，总结经验教训，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不作具体分析，把造成悲剧的原因简单地说成是由于斯大林“漫不经心”和“漠视各种明显的事实”的结果。

　　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中还指出，战争初期的失利还因为1937～1941年“斯大林出于自己的多疑，根据诬蔑性的指控杀害了大批部队指挥员和政工人员”。[16]这里他指的是1937年处死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将领的案件以及在这之后对部队干部的清洗。图哈切夫斯基当时任副国防人民委员，握有军权。苏联政府从不同渠道得到了他们与德国军方联系密切并有可能发动军事政变的情报。特别是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纳斯于5月中旬亲笔写信，告知他从德国方面了解到的有关情况。斯大林采取果断措施，立即逮捕了图哈切夫斯基等人。接着军事法庭作出判决，判处图哈切夫斯基等七名高级将领死刑。这件事发生在肃反运动的高潮中，它成为在军队里进行大清洗的开端。问题在于像在整个肃反运动中一样，军队的清洗也搞过了头，存在严重扩大化的问题，从部队中清洗了约四万名各级军官。联共(布)中央发现这个问题，于1938年就开始纠正这些做法，恢复了一万一千名有经验的指挥员(其中包括后来成为杰出统帅和著名将领的罗科索夫斯基、麦列茨科夫、戈尔巴托夫等人)的军籍，从而减轻了损失。然而问题也有另一面，即大清洗加速了军队干部的新老交替，一大批文化水平较高、受过现代化军事训练的年轻人脱颖而出，担当起了指挥军队的重任。再说在战争爆发后处于不利的情况下，红军内部没有出现倒戈行为，这说明清洗运动是起一定积极作用的，如果当时图哈切夫斯基还掌握着军权，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谈到战争初期斯大林的表现时，赫鲁晓夫断定说：

　　“在前线遭到最初几次严重的挫折和失败后，斯大林认为末日来临了。这几天他在一次谈话中说：

　　“‘列宁创造的一切，我们不可挽回地丢失了。’

　　“在这之后，他很长时间实际上没有领导作战行动，什么事也不管了，直到某些政治局委员去见他，对他说为了改善前线的状况需要采取某些措施时，他才重新担负起领导工作。”[17]

　　可是战争爆发时赫鲁晓夫远在基辅，根本不可能亲眼看到斯大林的心情和表现，亲耳听到他说的话。翻一翻他的回忆录，才知道这是他从贝利亚那里听来的。在回忆录里他把听来的情况说得更为详细，说斯大林在战争爆发后精神十分压抑，在政治局委员开会时宣布辞去领导职务，说完坐上汽车到别墅去了。过了一段时间贝利亚同莫洛托夫等人商量后，决定去见斯大林，请他重返工作岗位。据贝利亚说，斯大林见到他们时惊恐万分，以为是来逮捕他了。在说明情况并进行开导后，斯大林才稍微清醒一点，这时才开始商量组织防御等事宜。[18]米高扬在他的回忆录里似乎也有类似的说法。

　　而实际情况是，斯大林如上所说，在战争爆发后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他召集政治局委员开会，商量对策;他签署命令，要求各军区抗击侵略者的进攻;他对政府部门进行改组，以适应战时的需要;他安排军工生产，以保证部队的武器弹药供应;他在做大量组织工作的同时，还会见各方面人士，向他们了解情况，与他们商讨问题，鼓舞他们的斗志。这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斯大林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不幸的是，在战争爆发时他患了严重的咽喉脓肿，据他身边的人说，体温高达四十度。而斯大林全然不顾这些，他不忍着病痛，作出了超人的努力，坚持工作。

　　档案馆里保存的详细记录斯大林从1924年到1953年接见的人的登记册，可作为说明斯大林的活动的有力的和可靠的佐证。下面根据登记册讲一下战争爆发后一周内的情况。在1945年6月22日战争爆发的一天，斯大林从清晨5时45分到下午4时45分总共会见了二十九人次，首先来到的是莫洛托夫、贝利亚、铁木辛哥、梅赫利斯、朱可夫，接着前来的有马林科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维辛斯基、库兹涅佐夫、季米特洛夫、马努依尔斯基、沙波什尼科夫、瓦杜丁、库利克等，其中有的人曾不止一次地进去。在这之后的6月23日为二十一人次，6月24日为二十人次，6月25日为二十九人次，6月26日为二十八人次，6月27日为三十人次，6月28日为二十一人次，具体的人名这里就不再列举了。有时会见常常持续到深夜。[19]

　　在这些日子里，莫洛托夫是一直在斯大林身边的人之一，对情况最为了解。诗人丘耶夫在与他谈话时问他：“有人这样写道，在战争的最初日子里斯大林惊慌失措，丧失了语言能力，是这样吗?”莫洛托夫回答道：“不能说惊慌失措，心情沉重则是真的，但是不表现出来。斯大林无疑有他的难处。要说心情不沉重是荒谬的。但是有人把他描绘成不是他当时的样子——居然把他描绘成一个悔过的罪人!这当然很荒谬。所有这些日子他都像平常一样夜以继日地工作。他连惊慌失措或丧失语言能力的时间都没有。”[20]

　　莫洛托夫说得对，斯大林作为最高领导人有他的难处。而对危急的局势，他的心情是沉重的，不过他善于自控，以免影响别人。但是凡事都有一个极限，他也有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6月底，白俄罗斯前线形势恶化，28日明斯克失守，德军有直指莫斯科之势，统帅部大本营与前线失去了联系。斯大林十分忧虑，建议到国防人民委员部了解情况。6月29日他和一些政治局委员来到国防人民委员部。可是铁木辛哥和朱可夫也报告说联系中断，已派人去，但建立联系需多少时间，谁也不知道。斯大林一听，实在按捺不住了，当场发了火，大声呵斥他们是干什么的。心情同样沉重的朱可夫忍不住顶了几句，当时弄得很不愉快。据说大家从国防人民委员部出来时，斯大林说了句我们“断送了”列宁创造的一切这样的话。当时斯大林没有回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而是回到了别墅，大概想独自待一会儿，让自己平静下来。但是这时又有重大的事情要处理，特别是正在酝酿成立战争时期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国防委员会的问题。莫洛托夫等人便带着这个问题去请示斯大林。于是国防委员会于6月30日宣告正式成立，斯大林出任委员会主席。从以上所说的事实来看，斯大林根本没有像贝利亚、米高扬等人渲染和赫鲁晓夫传播的那样，曾提出辞职不干，他始终坚守在领导岗位上。他一时思想情绪失去控制，只是极为短暂的现象。到7月3日他发表了上面详细介绍过的广播演说，这篇演说通篇充满着战斗的豪情和必胜的信念，真正表达了斯大林的思想和情绪，说明赫鲁晓夫贩卖的贝利亚等人的说法都是拙劣的编造。

　　这里还要顺便讲一下为什么斯大林在战争爆发当天没有发表广播讲话的问题。赫鲁晓夫又就此做文章，说什么这是由于斯大林“丧失了活动能力”，“无法集中思想”才让莫洛托夫讲的。[21]确实，当时政治局委员们都主张由斯大林来讲，但斯大林不同意，主张先由莫洛托夫出面。莫洛托夫讲了此事的经过，说道，讲话稿是和斯大林一起起草的，斯大林不愿意先由他出面讲，因为他需要把情况了解得更加清楚，才好决定用什么语气和采取什么态度。莫洛托夫又说，斯大林既是一般的人，又是政治家，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应当会等待，应当进行观察，要知道他通常讲话是很明确的，而要一下子弄清情况并给以明确的回答，在当时是不可能的。莫洛托夫还说，当时斯大林就表示再等几天，当前线情况明朗化后他再发表讲话。[22]照莫洛托夫的说法，斯大林不同意自己在战争爆发的当天立即发表讲话是有他的考虑的，这些考虑看来也是有道理的，同时这也符合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特点和惯常的做法，可以设想，如果他在战争爆发后立即发表讲话，未必能像十多天后的讲话那么切合实际，那么有鼓动性和号召力。也就是说，所起的客观效果就会差得多。

　　从以上所说的情况来看，说斯大林在战争爆发后的一段很长时间内惊慌失措，悲观失望，放弃了领导等等，均系不符合实际的猜测和捏造，目的显然是为了给这位伟人抹黑，丑化他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