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三次否定刘少奇

　　1968 年，毛泽东主持八届十二中全会，宣布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剥夺了刘少奇的政治生命。

　　其实，毛泽东是清醒的。他打倒的不是被冠以“叛徒、内奸、工贼”的刘少奇，而是沉迷“普世价值”抽象“不改悔”的刘少奇。

　　从抽象的“民主建国”，到抽象的“经济建设中心”，再到抽象的“共产党精英政治”，刘少奇“主张阶级合作，熄灭斗争。”(刘源：《“四清”疑团》)

　　然而，“合作”与“斗争”是对立的同一体。熄灭斗争，铁板一块，便无所谓合作;既然合作，就不能没有不同意见，不能没有斗争。

　　“普世价值”的抽象，在贫富对立、两极分化的阶级社会，对于鼎沸的民怨，是麻醉剂;对于横行的强暴，能不是助纣为虐?

　　熄灭斗争的阶级合作，是不是认同资本剥削劳动的合法性而给资本家撑腰?是不是束住被压迫人民的手脚而放纵权贵阶层对弱势群体的掠夺?是不是损害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品格而助长特权集团日益酷毒的嗜血?

　　毛泽东能不否定刘少奇?

　　他的第一次否定，在于刘少奇盲从斯大林战略部署，将统一战线交由资本主义主导，即实际的投降路线。

　　他的第二次否定，在于刘少奇坚持新民主主义，主张与资本主义合作，而不是消灭资产阶级，消灭剥削。

　　他的第三次否定，则直指刘少奇崇高理想的寄托：共产党精英政治。

　　刘少奇捍卫共产党的崇高：“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党再无自己的特殊利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即是真理的最高标准，即是我们党员一切行动的最高标准。”(《论党》)

　　刘少奇对共产党干部寄以厚望：“各级领导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没有私心，不贪污，能吃苦，必要时与人民一起吃苦，这样，国家才能搞好……才能保证肃清贪污盗窃集团。”(《刘少奇年谱》)

　　刘少奇甚至语出激烈：“我们的干部、共产党员要甘心给老百姓做牛马，凡不愿意给老百姓当长工、当牛马的可以退党。”(《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

　　刘少奇说到了，他自己也做到了。

　　不仅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一大批先驱者：朱德、周恩来、董必武、谢觉哉……，都做到了。

　　这样的先进集团，能够无私地献身社会，难道不能卓有成效地治理国家吗?刘少奇确信：共产党领导集体固然必须向人民学习，但作为社会优秀分子，足以成为统御力量，他“明显地感到一个无私的党的精华应该置于外部监督之上。”(罗·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刘少奇清醒地指证了现实：囿于社会发展程度，今日世界林林总总的“人民国家”，其实不具备人民真正行使权力的条件。人民只能把自己的权力委托或“被委托”给“精英集团”。

　　资本主义国家如此，社会主义国家也如此。

　　美国研究者评说：“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一个有纪律的精英团体，一个新的党政机构，使党的最高领导人能够前所未有地向中国的大多数人口贯彻他们的意志。”(王景伦：《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和邓小平的现实主义》)

　　然而，“精英政治”不属于社会主义。

　　“精英政治”是资本主义的宠儿，它是少数人的政治。它以对“人民主权”的有限让步和对腐败的有限惩治，维护资本特权的利益。

　　社会主义只能是人民主权，它是多数人的政治。它固然无法跨越“精英政治”，然而那是对资本主义“精英政治”借用和变通。它必须置身人民监督，为人民行使权力，时时抵制向“恶”的异化。

　　因为，千百年积淀的旧势力旧观念足以摧折社会主义新芽，而资本的厚重则足以将“共产党精英政治”畸变为垄断特权，消解“人民主权”。

　　苏联共产党向特权腐败沦落， 对“精英政治”做了深刻的风险注解。

　　刘少奇步苏联共产党后尘。

　　事实上，苏联悲剧警醒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痛感危机;刘少奇也痛感危机，他说：“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出工人贵族”，“如果我们不注意，不留心，党也可以变质。”(《刘少奇年谱》)

　　薄一波回顾：“少奇同志在会上讲话中，提出‘和平演变’已经演变到高级机关中的某些人了，省委、市委都有他们的人。”(《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如何抵制畸变?

　　刘少奇变革“苏联模式”：“不让资本主义复辟，防止和平演变，防止修正主义，有三项根本措施：第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二、半工半读;第三、干部参加劳动。”(《刘少奇年谱》)

　　怪不得抗战时被毛泽东高度评价的刘少奇代表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到了文化大革命竟被毛泽东“出尔反尔”地判了极刑：“《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

　　原因很简单：抗日战争，在坚持阶级斗争的前提下，强调共产党员的修养，极为必要;社会主义时期，放弃阶级斗争，只讲“修养”和思想教育，不讲特权阶层的蜕变，无视共产党内的阶级分化，淡化“既得利益集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趋向，那不是为资本主义复辟开绿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又是什么?

　　刘少奇是“苏联模式”中人。

　　建国后，刘少奇力图将“苏联模式”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他反对发展农业合作社，是为了创造条件实现苏联式机械化的集体农庄;他支持“三自一包”，是与赫鲁晓夫共识，通过有限开放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他批判官僚主义，加强党员干部修养，则为保持高尚的共产党精英集团， 防止和平演变。

　　刘少奇致力于党的统一。

　　毛泽东“制造”党的分裂。

　　毛泽东尖锐透视一个日益猖獗的阶层——“既得利益集团”，他一语道破中国共产党的内部阶级分化：“我党至少有两派，社会主义派和资本主义派。”(《杨尚昆日记》 转引自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

　　那么，毛泽东如何抵制向资本主义的畸变?

　　人民监督!

　　毛泽东说：“我们靠的是人民专政，在人民群众监督的汪洋大海中，什么样的坏人也逃不过人民群众的眼睛。”(见邸延生：《“文革”前夜的毛泽东》)

　　毛泽东回顾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真的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见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

　　毛泽东否定精英政治。他批判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错误：不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他明确定义社会主义民主：“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国家只有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权利。”(见蔡仲德：《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

　　人民主权!

　　在毛泽东心中，根本没有“精英”的位置。什么“资本精英”、“政治精英”、“知识精英”，乃至“共产党精英”……他藐视一切“精英”! 文化大革命“可以解释为毛对官僚主义、精英政治的日益增长的反感。”(王景伦：《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和邓小平的现实主义》)

　　毛泽东只有一个信条：人民是真正的英雄!

　　所谓“精英”，不过是资产阶级在“平等”名义下，占有特权和维护等级的专属词。它不属于劳动人民，不属于无产阶级，不属于共产党。

　　自诩的“精英集团”，无非“既得利益集团”。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毛泽东断定：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共产党同样如此。它的成员必须在群众中反复过滤与洗涤，才能保持光荣;它必须为“人民主权”代言而不能沦为“精英集团”，否则，一定背叛人民，成为与人民对立的“既得利益集团”。

　　毛泽东高扬的，不是蛰伏在资产阶级“民主”、“法制”下受金钱和资本奴役的伪“人民主权”，而是广大劳动者扬眉吐气的社会主义的“人民主权”。

　　不必讳言，毛泽东失败了。

　　毛泽东拒绝借用资本主义“民主”、“法制”来推进“人民主权”;他对“群众运动”寄以厚望。

　　然而，这个“群众”承担不起“自己解放自己”的共产主义使命，它不是现代工人，而是缺乏“民主”素质和“民主”资格的农民;毛泽东发动“群众运动”制约“精英政治”，却演变成少数“红色精英”的“运动群众”。

　　农民渴求“民主”，但对“民主”是朦胧的。

　　历史证明了刘少奇。

　　今天依然是资本世界，依然在“精英政治”的周期内，中国不能例外。尽管“精英政治”弊病百出，却生机犹存。

　　中国共产党别无选择。只能走刘少奇指出的路：借用“精英政治”，制约和变革“精英政治”，发展人民主权。

　　这是一条险路。

　　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深渊。共产主义在资本主义的逶迤群峰里，开拓一条随时可能失足的求索路。

　　毛泽东发动群众运动，鼓动大民主，是铤而走险。

　　刘少奇维护社会稳定，坚守“精英政治”，同样铤而走险。

　　“精英政治”的特权趋向，难免在公有制名义下向“权贵资本”畸变;而制约“精英政治”的“民主”诉求，则由于人民缺乏民主素质，难免被资产阶级“知识精英”垄断，最终形成私有制的资本集团专制，复辟资本主义。

　　——改革开放数十年，中华民族深深地陷入这个“纠结”中。

　　中国向何处去?

　　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论联合政府》)

　　决定历史走向的是人民。谁赢得人民，谁就赢得胜利。

　　曾经，蒋介石是胜利者。他将自我融于一阶级中，于是聚一阶级人民之众力，制衡那些囿于一己一集团之私而散沙一般争地盘的军阀。

　　刘少奇胜过蒋介石。他与毛泽东共同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融于中华民族中，于是聚一民族之人民更多众力，战胜谋剥削阶级之私的蒋介石，赢得新中国。

　　毛泽东胜过刘少奇。建国后，刘少奇止步于中华崛起，毛泽东则将自我融于世界，融于共产主义运动，于是聚人类之整体众力，泰山凌空般压倒刘少奇。

　　千古人类对公正、平等、善良的执着追求和反抗剥削、反抗特权的不屈意志，赋予毛泽东战无不胜的伟力。

　　然而，这“伟力”固然使毛泽东收一时之功，却终因其目标高远而难免雾里看花之迷蒙。终于，抛弃毛泽东，成了人民的呼声。

　　人民选择了邓小平。

　　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的改革开放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从列宁到毛泽东，共产党人成功地指挥着向共产主义的进军。然而，可怕的孤军深入，几至全军覆没。

　　欲速不达。

　　理想与幻想——毛泽东与刘少奇。

　　依托几千年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厚重，资本主义庞然大物足以藐视共产主义嫩芽。建国后，能够遵循刘少奇路线，在与资本主义的合作中坚持社会主义主导，已经勉为其难;而当毛泽东以更激进的革命抛弃刘少奇，否定新民主主义，也便导致了对革命的抛弃。

　　刘少奇，这个在理想上离毛泽东最近的人，这个在理论上唯一可与毛泽东媲美的中国共产党领袖，被毛泽东无情甩开，毛泽东还能依靠谁呢?剩下的便只是红海洋翻卷的狂热浪花，以及张春桥的一得之见了。

　　文化大革命伊始，刘少奇在群众大会上讲：“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

　　周恩来接见红卫兵代表时说：“我真没有想到现在放手让你们来闹革命，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以上见贺源、张沱生：《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评述》)

　　毛泽东一意孤行，成了孤家寡人。

　　毛泽东长叹：“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其实，何须有后?

　　燃烧毛泽东生命之辉煌的，是千千万万烈士的血，是他多位亲人的牺牲。然而，毛泽东“超然”生死，写尽了人世间的“冷酷”。

　　1930年，毛泽东的爱妻和挚妹惨遭杀害。“尽管人们对此深感悲痛，但她们的牺牲也不过是在毛前三年殉难亲友和同志们长长的名单中增加两个而已。毫无疑问，毛泽东认为这都是革命斗争中难以避免的。他绝不发慈悲，也不要求别人慈悲。”(斯·施拉姆：《毛泽东》)

　　同样，对长子毛岸英的牺牲是这样，对抗争者刘少奇的惨死也是这样;对亲人江青、毛远新可预见的命运是这样，对反对者彭德怀和大批老干部老战友的遭遇也是这样。至于毛泽东对自己的身后之污，依然这样。

　　选择了革命，便是选择了牺牲。

　　既然誓言“为共产主义献身”，那么被误解被冤屈，被谣诼被咒骂，原也在牺牲之列，岂可如怨妇弃妇般悲悲戚戚地来一番“牛棚杂议”的哀诉呢?

　　反过来，便不是革命者。则又误解、冤屈了什么?

　　不是说被“冤屈”的人不能诉委屈，更不是对那些打击报复、草菅人命的行为开脱，只是不应以世俗常情来揣度乃至控诉毛泽东。

　　毛泽东是性情中人。他曾为重病的陕北农民娃潮湿了眼圈，他曾为《白蛇传》中白娘子惨遭压迫泣不成声，他曾为大跃进失败饿死人悲情难抑，他曾为长子毛岸英牺牲悲歌当哭……(见邸延生：《“文革”前夜的毛泽东》)

　　然而，毛泽东绝不困于情。

　　国民党杀了他的爱妻，挖了他的祖坟，他与蒋介石重庆握手;美国飞机炸了他的爱子，他与尼克松北京建交。

　　毛泽东超越亲情，乃至情深无复见情。也就是脂评《红楼梦》中宝玉：“情极之毒”。

　　毛泽东将个人之情升华为整体之情，它强烈地表现为工农大众反抗特权剥削的阶级情、人民情。

　　这是有血有肉的“普世价值”：整体情到极处，便是个体情毒。为普天下最广大生命的自由与幸福，毛泽东将自己和他的爱儿爱妻、亲弟亲妹，都视为颠覆旧制度旧文化战略大棋盘上的棋子;而打击的每一个人，包括他的忠诚战友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不过是类型之靶，符号化了。

　　毛泽东把自己诉诸人民，他与人民一体。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人民在实践中醒悟，重新认同毛泽东，并把他永久地奉上神坛。

　　毛泽东是神!

　　对立同一;毛泽东与释迦牟尼。

　　2500年前，释迦牟尼抛弃父母妻儿，出家远遁，是极无情;后来剃度妻、儿，使他们做成了释迦牟尼的同志和战友，是别样的极深情。亲情，融于人类整体情中。

　　不同的是，释迦牟尼表达人间至情用“四大皆空”的抚慰;毛泽东表达人间至情则寄望“阶级斗争”的反抗——“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专制”与“谦卑”， “冷酷”与“慈悲”， 其实相反相成，相映生辉。

　　共产党人的新政权与以往任何时期的“改朝换代”不同。它是对过去一切政权的颠覆，它要铲除一切剥削与压迫，它以科学世界观承担起开创佛陀“彼岸世界” 、耶稣“千年王国”的重担，它是与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彻底决裂之宏图伟业的开端。

　　在本质上，它怎能不是对资产阶级及其制度、理念的彻底否定?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毛泽东：《重上井冈山》)

　　一场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炸毁了他亲手创建的中国共产党的外壳，几乎把共产党作为阶级斗争的对象，发动群众整党，改造党。然而，他内心的强烈期待，却是中国共产党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中国共产党能够砸碎旧时代套在自己脖子上的枷锁，一展凤凰之舞，鸣清音于九天吗?

　　毛泽东以理想之浪漫，告慰前人期待，激励后人前行。“毛要超越马克思主义。” 他无法容忍官僚体制，无法容忍刘少奇：“党的思想似乎像一个教堂，而刘就是教堂里虔诚的教徒。”(R·特里尔：《毛泽东传》)

　　这个“教堂”，就是“苏联模式”。

　　重要的是，“苏联模式”走到了尽头。

　　日益加剧的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冲击“苏联共产党精英集团”，宣告“全民党”、“全民国家”的破产，并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为“苏联模式“殉葬的，不仅王明，还有刘少奇。

　　不同的是，王明尊奉“苏联模式”，为了膨胀自我;刘少奇尊奉“苏联模式”，为了中国崛起。

　　毛泽东则别开生面，他借用“苏联模式”，为了超越。

　　毛泽东用生命的最后动能，发动文化大革命，炸裂“苏联模式”，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光辉理论，创立了毛泽东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