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三次否定刘少奇

　　刘少奇更多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创建理性社会的原则。建国后，他急切地向执政党党魁转变，淡化了被压迫阶级领袖的色彩。

　　毛泽东则不管怎样为适应国家领导人形象而调整光聚，即便君临天下，也遮不住内心深处时时迸发的劳苦大众反抗剥削的阶级感情和阶级直觉。

　　刘少奇被毛泽东否定。

　　毛泽东批评刘少奇：“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

　　毛泽东号召“不断革命”。

　　这很像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说：“无产阶级作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取得了政权以后所实行的专政，必然立即面临着要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权的各项任务。这样，民主革命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不断革命》)

　　不同的是，托洛茨基将“不断革命”的激进付诸知识分子集团，最终寡不敌众，被比之强大数十倍数百倍的俄罗斯农民群体打弯了腰;毛泽东则鄙弃知识分子的摇摆，将“不断革命”的激进付诸中国的广大农民。“小农共产主义”被工人阶级世界观的科学指向所激动，爆发蓬勃生机。

　　毛泽东对农民运动情有独钟。他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新民主主义论》)

　　新中国因袭的，是农民革命的全部辉煌与全部重负。建国后，毛泽东不减农民革命的热情，他要领导农民再接再厉，跨越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进军：“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

　　为着“农民革命”的光荣，农民被“揠苗助长”;贫农更得了一顶“半无产阶级”的桂冠，成了领导阶级。

　　1948年2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时，笔墨踌躇：“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贫农)为人民民主革命和新民主国家政权的领导阶级，而无产阶级则是主要的领导阶级。”

　　1951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文字牵强：“中国革命在过去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半工人阶级领导的，在今后更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

　　1951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工人阶级与半工人阶级领导作用问题的解释》，语句模糊：“中国革命在过去是城市和乡村的工人阶级和半工人阶级领导的。”

　　直到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中国革命领导阶级问题的修正指示》，才从农民革命的惯性思维中开始挣脱，明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科学：“关于中国革命的领导问题，无论过去或今后，均应只提是工人阶级(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应再把半工人阶级包括在内。”(以上见《毛泽东书信选集·致刘少奇》注释)

　　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转折!

　　它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基本构成上从作为农民政党的自我认同到向工人政党升华的主观自觉：中国共产党将不再是模糊的工人阶级和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它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从抽象的接受到理论的自为：中国共产党不能止步于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和私有观念，而必须将自己提升为创建公有制和公有观念的无产阶级战士。

　　它还有一个深远意义，那就是为10多年后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奠下第一块基石——中国革命走过一个“否定之否定”：从初期耽于“工人革命”的空幻，到毛泽东“农民革命”将双脚扎进中华大地，再从“农民革命”向“工人革命”升华——向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升华!

　　中国共产党宣告：无产阶级革命开始了!

　　尽管它还仅仅是一个对历史进程的宣言;尽管离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还远!

　　这是一个早产的革命。

　　中国共产党举起“无产阶级革命”之旗，却没有从农民革命的惯性思维中彻底挣脱。农民虽不再是“领导阶级”，却依然不免“半工人阶级”的尴尬。

　　为了“无产阶级革命”，广阔的小农社会被迫“变脸”，被从政治层面界定为半工人社会，成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载体。

　　工农联盟!弱小的中国工人阶级有了“半工人阶级”的涌入，便急剧膨胀，具有了压倒一切的力量。

　　1958年，《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如此成文：“在并社过程中，应该以共产主义的精神去教育干部和群众，不要采取算细账，找平补齐的办法，不要去斤斤计较小事。……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于是，享有“半工人阶级”荣誉的小农们，担起了工人阶级的重担，那就是不计较利益得失，牺牲自我，为共产主义奋斗。

　　于是，从小农经济直接跃入共产主义，有了依托。

　　于是，互助组、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四清……毛泽东激情鼓动，中国农村剧烈震荡。

　　这是列宁“战时共产主义”和早年斯大林“农业集体化”的中国版。中国农民担起了他们实在担不起的光荣担，也被这副重担压弯了腰。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高屋建瓴，群众运动的伟力势如破竹。从1953年到1956年，仅用3年，中国共产党便基本完成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欣慰了：“1949年那样大的胜利，并没有使我高兴;到1955年，当我看到那么多农民参加了合作社，接着是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我开始高兴了。”(见吴江雄：《毛泽东谈古论今》)

　　毛泽东为什么高兴?——公有制颠覆私有制!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唤起“在渊”之“潜龙”，中华腾飞将托起人类的太阳。

　　刘少奇放弃自我，放弃新民主主义，放弃“工人革命”，屈从了毛泽东。

　　刘少奇检讨：“我有过一种想法，就是我以为还要等一个时候才能在我国农村中大量地、普遍地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而没有想到立即就可以大量地组织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由此发展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集体农场。”(见戴茂林、赵晓光：《高岗传》)

　　这是毛—刘体制建立后，毛泽东第二次否定刘少奇，也是刘少奇对毛泽东的第二次屈从。这个屈从多少有些勉强，但也是诚心的。

　　1956年，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宣布：“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

　　中国共产党一个冲刺，撞进“苏联模式”：资产阶级消灭了，阶级斗争结束了，新民主主义终结了，社会主义建成了。

　　于是，全国大干社会主义。

　　反右、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庐山会议……尽管刘少奇对“双百”方针有异议，对庐山“反右”有保留，然而他“像一个天主教徒一样虔诚地信仰党的权威”。(R·特里尔：《毛泽东传》)他立场坚定，满腔热情地投身毛泽东战略部署，成为毛泽东最积极的支持者和最得力的助手。

　　刘少奇与毛泽东并肩，共同爆发为共产主义的激情，共同张扬为人类解放的圣洁;也共同制造了大跃进的惨痛失败和严重危机，共同促成了“反右”扩大化。

　　刘少奇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

　　1959年，毛泽东退居二线，力挺刘少奇，他后来回顾：“为什么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我想在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见杜蒲：《“左”倾理论与社会主义曲折认识的关系》)

　　罗·麦克法夸尔更明确：“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引起毛泽东改进无产阶级专政的深深思索。……他决定退出众人注目的中心，以便让他的资历很深的同志们不依靠他，建立起他们自己的主要政治形象。”(《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

　　1961年，毛泽东树立刘少奇核心。他翻阅一篇文章，把“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修改为“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见刘爱琴：《百年回首，历久弥高》)

　　同年，毛泽东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明确地说：刘少奇“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是我的接班人。我死后，就是他。”(见吴子皓：《毛泽东与刘少奇》)

　　然而，时隔不到一年，对于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毛泽东动摇了。

　　1962年“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将毛—刘体制撕开裂缝。

　　问题的切入：如何论定大跃进?

　　毛泽东说：形势大好!

　　刘少奇说：“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形势。”(《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

　　毛泽东张开巴掌：这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九个指头”的成绩，“一个指头”的缺点。

　　刘少奇反驳：“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批评刘少奇“烦琐哲学”。

　　刘少奇确实“烦琐”。他不具备毛泽东的大气魄，只是小心地用“三七开”蚕食毛泽东的“一九开”。这是“量”的剥夺，对“质”则“不争论”。

　　其实，在毛泽东看来，哪怕倒“一九开”，即在“量”上将缺点错误认定为90%，都未必不可以接受。他不讳言失误。“毛在口头上说成绩是主要的，但在他的讲话中更多的篇幅是讲缺点和批评。”(罗·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在“九个指头”形势大好上不松口，不是毛泽东闭眼无视失败，而是从本质上坚定共产党人立场和共产主义方向;在90%的“量”的具体问题上，毛泽东自我否定，正视失败，检讨缺点，纠正错误。

　　毛泽东“认为，从全局来讲，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从具体事实来说，确实有些得不偿失。”(严文：《庐山会议前毛泽东的纠“左”努力》)

　　得不偿失，不是一九开，甚至不是刘少奇说的三七开，而是倒过来了，“失”

　　大于“得”，缺点多于成绩，大跃进严重失败。

　　然而，这是“量”的失败。毛泽东说;“向下的东西是旧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量上。向上的东西是新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质上。”(《论持久战》)也就是说，旧事物本质腐朽，已经失去生机，但在“量”上依然强大，如“汪洋大海”;新事物“量”上弱小，缺陷比比皆是，但在“质”上充满生机，前景辉煌。

　　什么“质”?

　　开天辟地第一遭，中华民族颠覆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共产主义伟大实验。

　　这个“质”，在“量”上很小，甚至不足10%;但却具有决定性的主导地位。那必须是“九个指头”。否则，要共产党干什么?

　　这是凸显毛泽东“神性”的辩证法。其“质”、“量”之辨，绝非刘少奇和他的同僚们可以企及，更绝非“知识精英”们可以企及。

　　毛泽东与刘少奇，没走到一个点上。

　　毛泽东担忧劳动人民重新陷入“弱势群体”，被特权剥削奴役。他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的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刘少奇焦虑国民经济惨重失败的现实困境。他反思大跃进的灾难，质疑“三面红旗”，推行三自一包。他分明向毛泽东宣战：“‘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

　　毛泽东喟然长叹：“什么‘产量责任制’，什么‘包产到户’，统统都是单干。搞单干，势必引起来两极分化，两年都不要，一年就会分化。”(转引自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

　　刘少奇影射毛泽东：“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 (见吴子皓：《毛泽东与刘少奇》)

　　毛泽东怒向刘少奇：“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见刘源：《“四清”疑团》)

　　毛泽东心头阴影渐浓：20年风雨同舟的亲密战友，20年力挺的接班人，如今现了原形。他深感失望：自己这座靠山犹在，刘少奇便倒向“右倾”;自己百年之后，岂不溃不成军?他忧心忡忡：“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了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才能放心。” “我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见邸延生：《“文革”前夜的毛泽东》)

　　毛泽东第三次否定刘少奇。

　　刘少奇第三次屈从毛泽东。然而，刘少奇的这次屈从并非诚心，而是“阳奉阴违”，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一条从隐性抗争到公开抗争，再到彻底覆亡的不归路。

　　刘少奇隐性抗争——

　　1962年，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刘少奇屈从。但他力主思想教育，反对全党卷入阶级斗争，干扰经济建设。

　　毛、刘妥协，“经济建设中心”与“阶级斗争为纲”二元平行。双方各行其是。刘少奇成功地主持了国民经济调整，毛泽东深入研究阶级斗争。

　　势均力敌，暂时平衡。在刘少奇，是对毛泽东“阶级斗争说”的敷衍;在毛泽东，是必须正视大跃进失败后中国经济的困境。

　　刘少奇倾尽心血，贯彻“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重启与资本主义合作。“经济调整的基本趋向，是按刘少奇所说的‘退’。……退向‘新民主主义秩序’”( 刘源：《“四清”疑团》)

　　刘少奇发展了新民主主义：资产阶级消灭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不存在了;但是，社会主义可以借助资本主义，建立与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

　　刘少奇为邓小平改革开放奠定理论基石。“我们今天的经济体制改革正是沿着刘少奇指引的方向前进的。”(严昌、阳雪梅：《刘少奇谋略》)

　　什么方向?——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也就是就是资本主义办法。

　　政治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科学。马克思完成了这门科学，并没有改变其阶级属性。他的《资本论》“不是第一部批判性共产主义作品，而是最后一部资产阶级经济学名著。”(安·拉布里奥拉：《唯物史观论丛》 转引自罗·麦德维杰夫：《俄罗斯向何处去》)

　　所谓社会主义经济学，不过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变通，或者说借用。

　　在生产力发展程度不足以全面支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借助“经济办法”——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然而也是滑向资本主义之路。

　　刘少奇不讳言资本主义。他批评：“我们现在的办法是中央各部和省、市的厅、局都干预经济，这是超经济的方法，不是资本主义的方法，是封建主义的方法。”(见吴子皓：《毛泽东与刘少奇》)

　　刘少奇锐眼洞穿：在人民主权未得落实，人的素质和科技水平尚处于较低层次时，“计划经济”这一高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水平的社会主义科学，很容易被异化为“封建主义”的官僚垄断。

　　显然，大跃进乱象更使刘少奇痛感中国社会的封建根性，他主张在社会主义主导下，用资本主义方法改造中国。他说：“要有限制地大力发展资本主义”， 而“采取限制的政策，就是为了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见王光美：《真理的光焰永不熄灭》)。

　　刘少奇留下一个深沉的求索：规范资本主义，使其成为社会主义进步的助力。

　　这个求索逼视改革开放：得到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限制得住吗?资本主义前途能避免吗?中国共产党向天国刘少奇呈报的，该是一张什么样的答卷?

　　刘少奇公开抗争——

　　1964年，毛泽东明确：“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反对：“对这个‘派 ’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见刘源：《“四清”疑团》)

　　毛泽东明确阶级分野，将矛头指向共产党特权阶层：“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见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

　　刘少奇顽强退守。他认定人民和官僚主义的矛盾，而将其攻击矛头指向地富反坏右和蜕化变质干部，

　　毛泽东断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根子在上边”。

　　刘少奇“附和毛择东‘根子在上边’的指示，但只限于公社和县一级。同时，他又强调矛盾不上交……从而阻止了无止境地追‘上面的根子’。” (刘源：《“四清”疑团》)

　　“苏联模式”支撑刘少奇。“全民党”、“全民国家”，何来资产阶级?何来“党内走资派”? 归根结底，何来阶级斗争?

　　毛、刘尖锐对立，激烈论争。安子文证实：“到了文化大革命前一两年，已没有人再敢向毛主席提意见了，只有少奇同志敢于批评和反对，有时在会上，我们一见两位主席顶起来了，都十分紧张。”(见刘源：《忠直坦荡昭日月》)

　　这是中国共产党两位理论根基最深厚的优秀领袖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原则之争。刘少奇硬骨铮铮：“党内斗争之所以必要，……是由于在党的发展过程中和无产阶级斗争过程中产生了党内原则上的分歧。……党内斗争，是整个革命斗争中不可缺少的必要的组成部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破釜沉舟，刘少奇不再向毛泽东屈从;毛泽东也不再接受刘少奇的屈从。维持20年的毛—刘体制崩溃。毛泽东认定刘少奇是中国党内修正主义的总根子。

　　刘少奇彻底覆亡——

　　1966年，毛泽东忍无可忍，决心打倒刘少奇。

　　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公正指出：没有“原则问题”，“毛泽东绝不会下决心打倒刘少奇和半数以上的老革命、老战友。……毛泽东确实是忍无可忍，才‘炮打司令部’。”(《“四清”疑团》)

　　刘少奇被批判。

　　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约见刘少奇。刘少奇提出自己承担责任，解放广大干部，辞去国家领导职位，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沉吟不语。他尚未摧毁共产党官僚体制，岂能“解放广大干部”?他要明确“党内走资派”这个斗争重点，岂能结束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难道是“革”你刘少奇一个人的“命”吗?

　　毛泽东断定：刘少奇尽管承担责任，但并没有真的认识“错误”，不是真的检讨。刘少奇依然是“经济建设中心”，依然没有“改悔”。

　　刘平平写道：毛泽东“建议爸爸认真读几本书，还介绍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的《机械人》。临别时，毛主席亲自送爸爸到门口，亲切地说：‘好好学习，保重身体。”(《胜利的鲜花献给您》)

　　毛泽东是亲切的，然而，在亲切的表象下，他内心是失望的。

　　毛泽东说：“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见吴子皓：《毛泽东与刘少奇》)

　　然而，刘少奇步入高岗覆辙。

　　高岗的骨头是硬的，刘少奇的骨头也是硬的。

　　高岗作检讨，实际不认错，而是以自杀拒绝与毛泽东合作;刘少奇作检讨，实际也不认错，而是以自杀的别样形态——回乡务农，拒绝与毛泽东合作。他们以不同的形式坚持自己的主张，“自绝于党”，自绝于毛泽东。

　　毛泽东确认刘少奇不打算修正自我，在“亲切” 中下了否定的决心。两个“机械”，该是对刘少奇缺乏辩证思维的定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