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毛泽东是神。

　　释迦牟尼是神，耶稣是神，关羽也是神。

　　什么是神?

　　临终前的鲁迅在热昏的迷蒙中得了启示：“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且介亭杂文末编·“这也是生活” 》)

　　鲁迅也是神!

　　人天一体。所谓神，就是对个体与整体相一致的自觉;就是自我生命融入人类整体中并为人类整体而呐喊而奋斗的自为。

　　鲁迅在临终前的混沌里，捕捉到这个自觉和自为。

　　释迦牟尼“悟”到了这个自觉和自为，耶稣“悟”到了这个自觉和自为;关羽没有。然而，关羽的义薄云天与人民的内心诉求共振，人民奉关羽为神。

　　毛泽东有这个自觉和自为吗?

　　据说，临终前的毛泽东在得知天降陨石的“神谕”后，深深地陷入激动中。

　　不管毛泽东有没有捕捉到这个自觉和自为，他与人民血肉相连的生命，已经无保留地献身人类整体利益，实现了人天一体。

　　被“精英”们赶下神坛的毛泽东，已经而且注定被人民永久地奉上神坛。

　　毛泽东是神!

　　他的第一次否定，在于刘少奇盲从斯大林战略部署，将统一战线交由资本主义主导，即实际的投降路线。

　　他的第二次否定，在于刘少奇坚持新民主主义，主张与资本主义合作，而不是消灭资产阶级，消灭剥削。

　　他的第三次否定，则直指刘少奇崇高理想的寄托：共产党精英政治。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挺立起三个奋起挑战毛泽东权威的“猛士” —— 彭德怀、刘少奇、林彪。

　　对毛泽东，彭德怀难以容忍;刘少奇一再让步，终至忍无可忍;林彪曲意逢迎，最后“林郎才尽”，破釜沉舟，一决雌雄。

　　不论彭德怀、刘少奇、林彪之间怎样尖锐冲突，三人的主旨并无区别，那就是毛泽东认定的“右”——彭德怀“右倾”，刘少奇“右倾”，林彪形“左”实质依然“右倾”。

　　殊途同归，他们反抗毛泽东的“左”。

　　他们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但他们反毛泽东。

　　他们不反开国领袖毛泽东，不反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他们反的是不断革命、“不断折腾”的毛泽东。

　　他们被“逼上梁山”。

　　然而，这并不能证明他们“造反有理”。

　　因为，他们是“人”，而毛泽东是“神”。

　　他们难以设想：为了幻觉中的共产主义，毛泽东竟然失去现实的清醒。

　　他们憧憬强大的新中国。

　　刘少奇曾诉肺腑：“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必须更抓紧时间多干些事。只要马克思再给我十年时间，我们是能够把中国建设得真正富强起来的。”(见刘平平等：《胜利的鲜花献给您》)

　　毛泽东却不止步于此。他更倾心耶稣的“天国”、佛陀的“彼岸”—— 彻底颠覆私有制和私有观念。

　　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这个斗争，在1945年毛—刘体制建立之初已见端倪。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他宏筹大略，缜密部署，兵发东北，抢得先机。

　　然而，那是将东北作为筹码，与蒋介石讨价还价。刘少奇下达《中央对目前东北的方针问题的指示》：“力求国民党承认我党在东北一定合法地位的条件下与国民党合作，实行民主改革，和平建设东北。”

　　刘少奇扩张实力，逼迫蒋介石改良，确保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毛泽东则认定打倒蒋介石，“将革命进行到底”，赢得全中国。

　　知识分子革命家与农民革命领袖的气概分野，已经决定了20年后毛刘之争的路线之别和刘少奇的悲剧命运。

　　刘少奇路线的源头是“苏联模式”。

　　苏联指示中共：“学习法国的经验。”(《重庆代表团致中央电》)

　　“法国”什么“经验”?

　　——在资产阶级主导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

　　周恩来说：法国共产党“同意将军队编入国防军后，不仅军事地位并未损失，政治地位也绝大提高。”

　　刘少奇、周恩来决定走法国共产党的“缴枪”之路，他们下发《中央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的指示》：“我党即将参加政府”，“我们的军队即将改编为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几个月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命令。”(以上均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1946年2月12日，毛泽东病愈。他出席中央会议，明确反对刘少奇的“投降”方针。刘少奇和与会者们转变了认识。

　　这应该是中共七大确立毛—刘体制后，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第一次否定，也是刘少奇对毛泽东的第一次屈从。这个屈从是诚心的。

　　毛泽东抗争“苏联模式”。以至在中国革命胜利后，斯大林深怀内疚，多次道歉：“在你们的斗争中，我们是否扰乱或者妨害了你们呢?” “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了你们的。……我们常常不够了解你们的实际情况，可能讲错话。”(见吴子皓：《毛泽东与刘少奇》)

　　其实，毛泽东路线的源头，同样是“苏联模式”。

　　什么是“苏联模式”?

　　“苏联模式”就是革命民主主义的苏联形态。

　　“苏联模式”是1956年苏共20大之后出现的概念，但它却是列宁、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成果。

　　“苏联模式”不是固化的，而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苏联模式”表现为列宁主义，即“工农联盟”：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民主革命，消灭资产阶级;至多暂时利用资产阶级。 其突出特点是无产阶级专制。这是新民主主义低级阶段。

　　“苏联模式”表现为斯大林主义，即“三和两全”：苏联消灭阶级，建成社会主义，成为全民党、全民国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其突出特点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这是新民主主义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

　　中共七大，刘少奇代表全党确立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新民主主义。

　　准确地说，毛泽东思想是新民主主义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的中国形态，是列宁—斯大林主义的构成。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这一正确的命题，是根据斯大林的理论。”(《新民主主义论》)

　　1927年，瞿秋白在《国民革命完了吗?》中阐述这个“理论”：“中国的国民革命的任务，必须工人阶级负起全副的责任，联合最彻底的民权革命的伟大力量——中国农民，来实行。”

　　1928年，初登井冈山的毛泽东确认这个“理论”：“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1936年，刘少奇在延安解说这个“理论”：“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不要求彻底的民主革命，而且反对彻底的民主革命。中国的民主革命不能由资产阶级的领导来完成，而要由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来完成。”(《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

　　1939年，毛泽东明确新民主主义概念。

　　新民主主义的实质：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

　　新民主主义在中国，走过一段从水土不服到游鱼得水的曲折路：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照搬列宁主义的“苏联模式”，倾心工人运动，发动城市起义，把农民看做附属力量，致革命屡遭失败。

　　刘少奇列身其中。他曾用“提携”二字，明示农民的依附地位：“农民为国民革命之重要势力，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军。中国工人阶级应切实提携农民，进行中国的革命。”(《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与职工运动方针》)

　　毛泽东独辟蹊径，变革“苏联模式”。他依据中国农民社会的实情，从列宁的“工农联盟”处后退，置重心于“农”，确定农民革命主体，“农村包围城市”，星火燎原，遂成大观。

　　历史证明了毛泽东。

　　遵义会议，刘少奇投给毛泽东一票，表明他的自我否定和对毛泽东“农民革命”的认同。

　　延安整风，刘少奇更以对王明的清算，成为毛泽东“农民革命”忠实有力的同盟者。他说：“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我们的党，要长期在农村中用最大力量来组织与领导这个农民革命，乃是必然的道理。”(《论党》)

　　刘少奇开辟华北、华东抗日根据地，挥兵东北，土地改革……全面张大农民革命的威力，为新中国奠下厚重的基石。

　　刘少奇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

　　新民主主义，是延安时期确立的毛泽东—刘少奇领导体制的理论基础。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论呢?

　　毛泽东依据晚年斯大林学说，再次变革“苏联模式”。他否定了列宁和早期斯大林“消灭资产阶级”的主张，将苏联社会主义与英美资本主义的联盟，置换为中国共产党主导下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

　　“新民主主义”的内涵：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在对立中同一。

　　毛泽东说：新民主主义时期，发展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因此，“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论联合政府》)

　　刘少奇服膺这一理论。

　　然而，解放战争胜利曙光初现，毛泽东就急切地抛弃这一理论。他按捺不住向列宁和斯大林早期的“工农联盟” 回归，要踢开资产阶级，进军社会主义。

　　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确定建国方针：无产阶级独裁，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

　　1948年4月20日，斯大林回电毛泽东：必须在共产党领导下，联合资产阶级，建立“民族革命民主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

　　1949年3月，斯大林致电中共：“我们俄国共产党人主张中国共产党人不要疏远民族资产阶级，而要把他们看作是一支有助于同帝国主义者作斗争的力量并与之合作。”(见刘彦章等：《斯大林年谱》)

　　毛泽东服从了斯大林。新中国建立，确立新民主主义政权，即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的联合政府。

　　然而，这个“联合政府”不过是消灭资产阶级的和平门面。

　　毛泽东说：“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例是8:2。我们解放后，全部没收了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成分消灭了。”(《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笔记》)

　　民族资产阶级在联合政府中，点缀而已。

　　毛泽东准备违背斯大林。他指示：“目前还是搞新民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是削弱资产阶级，不是要消灭资产阶级。”(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实践的回顾》)

　　“削弱”，是为消灭做准备。“同农民的联盟是主要的，基本的，第一位的;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暂时的，第二位的。”(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

　　很快，从“暂时联盟”到“赎买”，再到消灭资产阶级，毛泽东否定了与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也就否定了他自己定义的新民主主义。

　　新民主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毛泽东与刘少奇拉开了路线斗争的大幕。

　　毛泽东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刘少奇坚持新中国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认为不能犯冒险主义的错误。(见朱元石：《刘少奇1949年秘密访苏》)

　　刘少奇青年时代留苏，比毛泽东更多地接受了正统马克思学说。尽管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刘少奇热情投身毛泽东的“农民革命”，但“农民革命”对于共产主义的落后性，他有着清醒认识。

　　刘少奇没有改变“工人革命”的基本思路。他说：“按照群众路线，必须照顾多数，即是必须照顾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 而照顾多数落后群众，“主要地就是照顾农民。”((《论党》)

　　资本关系进步，还是封建关系进步?

　　——资本关系进步!

　　科学社会主义是资本关系的产物。农民的封建属性决定了农民革命的落后性。

　　资产阶级政党进步，还是农民政党进步?

　　——资产阶级政党进步!

　　先进的工人政党是先进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孪生兄弟。农民政党处于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制约中，其部分个体可以实现觉悟的升华，但整体不能。

　　在中国，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不能免“农民政党”的根性。“我们的党员，绝大部分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在党内反映了大量的小生产者的思想意识。”(刘少奇：《论党》)

　　冀望农民政党干社会主义，无异天方夜谭。毛泽东后来醒悟：“在1963年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刘源：《“四清”疑团》)

　　“农民政党”必须向资产阶级政党或无产阶级政党转化，否则没有出路。

　　然而，不将农业社会提升为工业社会，不将封建关系提升为资本关系，就不能从实质上完成“农民政党”的升华。

　　什么是资本关系?

　　就是以资本为轴心的所有制关系，也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说白了，社会的基本构成不再是广大的农民，而是广大的工人。

　　明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刘少奇建国初对发展资本主义的热切。

　　刘少奇热情鼓励：“私人资本主义现在不只是可以存在，而且要发展，扩大。”(见戴茂林、赵晓光：《高岗传》)

　　刘少奇期待农村的资本主义变革。他说：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保护富农的经济政策要延续到“相当远的将来。……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内，都是要保存富农经济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

　　刘少奇为资本家抱不平：“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找不到了，都看不到了!于是子弹就打在资本家头上。这是打错了，把朋友当敌人打。” (《对天津工作的指示》 转引自刘源：《“四清”疑团》)

　　刘少奇主张在社会主义主导下，走完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他说：“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以后，资本主义的剥削是有进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剥削的工人太多，而是太少了。你们有本事多开工厂多剥削一些工人，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利，大家赞成。”(见吴子皓：《毛泽东与刘少奇》)

　　刘少奇甚至签发中组部复信，认同“党员剥削”：“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了，因而也是错误的。”(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这为改革开放的“共产党员剥削”开了先河，成为“资本家入党”或“党员资本家”的原生形态。

　　刘少奇正视中国共产党的农民基本构成，对中国共产党作为新民主主义政党做出清醒定位——“工农联盟”的党，即以工人阶级世界观为指向的农民政党。

　　因此，“照顾”农民党员的“多数”，也便顺理成章。

　　事实上，农民式思维、农民式“按劳分配”的诉求以及农民式发家致富的本能和由此生发的剥削，中国共产党无法避免。

　　刘少奇认定民主革命并未成功：“在落后的半封建基础上，不允许马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阶段。”(见刘源：《“四清”疑团》)

　　刘少奇坚持：“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

　　然而，刘少奇也不乏书生气：“即使东北将来有1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因为过几年，东北可能有100万党员，这1万人若都不好，被开除也不要紧。”

　　甚至，刘少奇偏激至于冲动：“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思想”。(以上均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毛泽东后来批评刘少奇缺乏辩证思维，确实一针见血——

　　形式逻辑支撑刘少奇：1万进行剥削的富农党员，完全可以被99万不剥削的党员所限制，所改造。

　　辩证逻辑否定刘少奇：1万富农党员向全体党员和整个社会传达的信息，是剥削合理，剥削有功!而这1万富农党员通过剥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会形成超过99万不剥削党员合力的能量，引导并鼓励这99万党员“下海”，兴风作浪，卷动“发家致富”的剥削大潮，理直气壮地异化为剥削党员，彻底冲垮共产党的根基。

　　刘少奇把握了历史发展规律：基于新民主主义政权性质和中国小农社会属性，中国不能回避资本主义。压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发展不起来。

　　然而，刘少奇理论同时形成对共产党的“质”的模糊：一个铲除剥削的党，却允许其成员发展剥削，这一表里之别，如何不葬送共产党的生命?如何不动摇共产主义指向?

　　剥削之潮渐涌，共产党被引向危机。1953年，“两极分化已有发生和发展。一些富裕中农力求变自己为富农，一些贫农因各种原因而出卖土地，成为雇农。”(何沁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胡适批评蒋介石：“他自己尽可以继续站在党内做一党的领袖，正如他尽可以站在军中做一军的领袖一样。但他的眼光必须远超出党的利益之外，必须看到整个国家的利益。不能如此的，决不够资格做一国的领袖。”(《政制改革的大路》)

　　胡适说得对。然而不免书生空谈。尊奉抽象的“普世价值”，做超阶级、超利益集团的国家领袖，蒋介石做不到;毛泽东做不到;今日世界各国的总统元首们，也做不到。

　　一国的领袖当然必须放眼整个国家的利益，但不管他主观意愿如何，他的倾向绝不会是公允的。

　　同样，抽象的“执政党”不会存在。不受“人民主权”制约，便一定受“利益集团”制约，政府可以在阳光下高调奏响“公平与正义”的主旋律，但主导倾向只能是一方，绝不会公允。

　　所谓公允，无非是倾向的包装，或是天真的幻想。

　　因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刘少奇说：“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实质都是阶级的专政，问题只是什么阶级对什么阶级的专政。”(《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然而，刘少奇对“阶级专政”的认同停留在概念上，他幻想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