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早在1867年前，就已经剖析了私有制下手工业工场内部分工的计划性，与各个企业在社会分工中的任意性并存的局面。马克思就此说道：“在工厂内部的分工中预先的、有计划地起作用的规则，在社会内部的分工中只是在事后作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自然必然性起着作用，这种自然必然性只能在市场价格的晴雨表式的变动中觉察出来，并克服着商品生产者的无规则的任意行动。”[1]马克思接着为公有制社会勾画的格局是：“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劳动各种职能的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劳动中个人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产品的个人可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2]这里的前一方面指各种实物性使用价值的比例，第二方面指生产者按劳动时间的比例获得消费品。这就是宏观调控的两重性。即使经过一个半世纪，西方经济学界也未能突破单一价值或价格指数的局限性。 在任何所有制下，唯有发挥政府的权力，才可能对社会经济采取有利于某些群体的宏观调控。资产阶级攀登历史舞台时，首先要冲破封建王朝的土地私有制。这种经济诉求上升到政治和武力冲突的英国和法国，都曾经判处国王以极刑。但是当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又需要代表本阶级利益的政府调节社会生产全局。 无论称市场价格对各类资源的配置与政府计划对社会生产的督导并存，还是称前者是微观运作和后者是宏观调控，都涉及局部和全局对立统一的法则。只不过在不同的所有制和历史条件下，这样的统一体有不同的走向。 只要市场调节不要政府计划是急功近利者牺牲全社会长远利益的行为。而不顾市场规律的政府计划则是一厢情愿。把公有制下的政府调节与市场机制对立起来在实质上是把社会与企业对立起来，或者说是让企业經营者置身于社会全局之外。这犹如不容骑手驾驭坐骑，而是舍弃坐骑或者任从坐骑游弋。 在私有制下强势的微观经济与弱势的宏观调控艰难地磨合。在公有制下国家计划督导市场就是宏观调控（见表1）。早期的公有制社会里小生产者和私营大型企业谋求的是不干预私营经济行为的政府。于是宏观调控到什么程度，就以对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关系莫衷一是的格局出现。其实，完美无缺的微观运作和宏观调控都是不存在的，但是不能因此把宏观调控微观经济的必要性与其可能的缺陷混为 表1 经济实体与社会全局关系的演进
合理使用和保护自然资源，与生产和珍惜物质财富一样，是历代人类社会的必由之路，不在于是否商品社会，因而也不取决于土地和矿藏及其产品有无市场价格。在商品社会中，实物性自然资源、原材料和成品虽然都有价值要素相伴，但是不可越过前者单挑后者枉作宏观调控。如果没有足够的存粮，控制粮价是无助于解决民食问题的。 代表人民权益的政府本应起到颁发国土资源开发权主体的作用，不能任由开发商把实体资源的国有权和开发权“虚无化”，以便用市场竞争完全排除国家计划。秉公的计划经济运作者虽不能无视市场规律，但是需要站在更高的平台上通过两重性经济杠杆把握局面，不能只依靠单一性价值要素。 诸如粮食、原油、铁矿等战略物资市场被国际垄断财团操控的程度有上升与下降之分，并由此牵动一切资源的配置（见表2）。试图摆脱本国经济计划调节的市场配置论者将失去团队效应的支持。市场的追随者还会在短期厚利与长远目标之间游移，以至对珍惜贫富不一的国土资源和在资源集约开发程度上摇摆不定。
表2 对外开放在世界贸易格局中的策略性
西方商品社会虽任从各个生产者自主沉浮，但有产者仍然需要其设置的政府调节市场热度和在危机临头时“救市”。他们的宏观经济学仅指百分之一的有产者以“资本为王”控制百分之九十九的平民乃至第三世界之道。西方经济学里有倾向性的“资源配置”即为此而立。偏重微观运作的国内外西方经济学界会把公有制国家偏重宏观调控的各方贬为“不懂经济”，竟然要通过各种基金会对之“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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