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篇文章：关于计划经济的历史考察 推荐给大家。有这些简评： 1. 这是作者在2006年写的文章。其中第一段他就说了：“用邓的标准来衡量的话改革开发已经失败了”。我认为，单凭这一点，即写作的时间和基本看法，就值得读。 2. 这位作者对计划经济的历史作用做了比较仔细的考察。我认为还是说到了一些核心的东西。他说：“因此，计划经济出现于一个极其特殊的历史时期，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用以解决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任务。是和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相适应的，是为了完成原始积累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非常手段。这种原始积累并不合乎道义，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理想，而是落后国家尤其是落后的大国实现工业化的一条现实途径，甚至于也许是唯一可行的途径。”。认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并不合乎道义，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理想”，是合理的历史解释。今天回过头去看，应该站到更高，看得更清楚。那种把局部的，局限时间的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代表，是完全错误的。 3. 这位作者对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一些看法是比较精准的。他说：“对于这种特殊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来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韩非，而斯大林则是秦始皇。而站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对面的布哈林，虽然有其“片面的深刻”，但基本上是书生之见。有学者认为，布哈林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政策实践上都没有战胜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他只能从道义上抨击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原始积累”，却提不出替代方案来，而没有替代方案，“原始积累”在换个好听一点的名词之后还是会照干不误，甚至会更加变本加厉。布哈林甚至不能正面回答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诘问：是工业化速度重要还是向农民让步重要？”。这些话都是值得深思的。 大家都应该注意到，社会主义并不就一定全能的钥匙。很多时候，另外的历史的必然，例如要尽快工业化，就要强加很多外在的东西。如果不能把握本质，就可能出现迷失。布哈林是一种迷失。而所谓的改革开发是更大的迷失。 4. 作者讲：“而如果没有这些特殊因素的话，则中国不一定能避免类似于苏联解体的结局。这个特殊因素就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正是“文革”使中国具备了前述的第三个条件。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从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的桥梁，是计划经济与改革开放之间的过渡点。在“文化大革命”与改革开放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否则的话，便不会发生“文革”一结束，改革开放就立即开始这种情况。“文化大革命”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在计划经济体制远未能发挥其全部潜力之前，“文化大革命”就已经破坏了计划经济体制运行所必须的社会条件。具体地说，就是在计划经济体制还没有能来得及进行自我调节之前，“文化大革命”就已经把维持计划经济体制正常运行的社会动力机制给彻底破坏了。由于社会动力机制被彻底破坏，计划经济体制也就无法正常运行，于是不得不改弦更张，改革开放也就顺理成章地展开了。” 可能若干网友对他的这些言论要大为反感。不过我倒认为，这是基本正确的。文革失败，必然形成官僚资本复辟。但是，为什么官僚资本复辟没有回到苏联的路子上去，而是走到了市场资本主义的路子？这就是文革的作用。从历史上看，正是文革才使得中国走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苏东的路子。也因为如此，中国目前还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壳子和相当多的国有企业。这个壳子和这些国有企业，如果社会主义运动的策略正确以及能够善加运用的话，应该是重大的社会主义资源。如果没有文革，这些东西恐怕也就都不存在了。 5. 作者讲：“首先是改革开放刚开始进行的时候，并没有真正终止原始积累，国家仍然在提取农村剩余，只是为了提取更多的农村剩余而改变了方式，用增加生产的方法来谋求更多的农村剩余，但提取农村剩余以用于工业积累这一原始积累的本质并未改变。这种做法在八十年代还可说是情有可原，到了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已有了极大发展的情况下、已经完全不需要农村剩余来补贴工业的情况下，还继续奉行就十分的荒谬。正是由于原始积累通道的存在并继续发挥作用，导致了九十年代后农村逐渐走向衰败，而官僚资本出现后这条原始积累通道更成为官僚资本掠夺民间财富的一条合法途径，这是出现李昌平所言情况的客观原因。 从理论分析的角度来讲，当工业已发展到足以自立，能依靠自身的积累来发展的时候，就应当机立断，彻底斩断原始积累，以避免资本来掠夺农村财富。不仅如此，还应更进一步，以工业来反哺农业，以实现均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可是，我们在九十年代的政策却是背道而弛的，而且，九十年代还是官僚资本形成并极度膨胀的时期，巨大的官僚资本成了一架威力无比的吸血机器，不仅抽干了城市的财富，也抽干了农村的财富。”。 这些话都说得很好。 但是，在工业化已经成功的中国，要搞社会主义，其经济应该是什么形态呢？计划经济？市场经济？还是其他？这就是需要大家争鸣的。我认为，简单说，可以而且也应该用市场这个经济杠杆，但是，绝对不能搞金钱做核心驱动，只能搞使用价值做最核心的驱动。这又是前无古人的。计划经济的初期，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他的同事们，提出了合适的理论，也解决了合适的实践问题。现在历史的任务就压倒了我们的面前，我们是否能够提出合适的理论，形成合适的实践？而且这些理论和实践都不能仅是短期的（如果原始积累那样），而必须是能够在相当长远的社会主义历史中都可以通行通用的。面对如此的历史任务，请大家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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