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文革十年对外关系的思想理论 毛泽东是在极其复杂和异常尖锐的国际斗争中，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 对外关系实际结合起来。在文革十年对外关系中，毛泽东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又提出和概括了一些新的思想理论。这些思想理论，有如下几点： (一)对外工作路线问题 1963年9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上讲话中针对赫鲁晓夫的大国首脑外交路线，讲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他说：“我们无论国内、国外，主要靠人民，不靠大国领袖，靠人民靠得住。” 1970年初，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又 指出，我们同四十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基本上是靠这些国家的人民，不是靠这些国家的政府。苏联是靠这些国家的政府，不是靠这些国家的人民。这是路线问题。 毛泽东这些谈话，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的内在本质和阶级路线。同时，也划清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同苏联赫鲁晓夫集团对外关系的原则区别。 对外关系问题，同国内关系问题一样，必须解决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这样的根本路线问题。而依靠谁，又是首要的问题。因此，对外关系活动依靠谁，是依靠人民群众还是依 靠大国首脑，这就是路线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决定对外关系活动和国内关系一样，必须是依靠人民。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活动的群众路线，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成败的根本问题。 (二)正确处理国家关系同党派关系 1973年7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是支持革命的，是支持革命人民的。共产党如果不支持世界人民革命，那还算共产党？就是要站在各国人民方面。请问，共产党不支持共产党，那么中国共产党还算不算马克思主义者？ 1954年5月，毛泽东会见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拉扎克希望中国不要持马来西亚共产党和人民军，让他们停止战斗。毛泽东表示不能同意。拉扎克说，如果他们不放弃斗争，我们就不得不用军队和警察来杀死他们。毛泽东回答，那是你的政策，你的办法，我们不能说什么话。劝你们不要杀人，也不行呢!拉扎克又说，你说，你和他们没有关系。毛泽东回答，现在也有关系，将来还有!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员呢!怎么没有关系呢？至于你们采取什么政策，我们不能干涉。我们是党派之间的关系，我们跟你们是国家关系。我们跟各国共产党很多都有关系。我们不隐瞒这一点。他们如果有胜利，有发展，我是高兴的。 毛泽东这些论述告诉我们，必须区分国家关系和党派关系，这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关系；然后，在这种区分的基础上，对两种不同的关系，分别采取不同的方针政策来处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要实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政策，以维护正常的国家关系；与此不同，在共产党之间，要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要互相支持，而第一位的是执政的共产党要支持还没有获得解放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斗争，以推动世界革命的发展。这是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如果忘记了这样的义务，就是从根本上背叛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业。毛泽东指出，“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当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的关系方面，不应当把和平共处说成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内容，更不应当说什么和平共处是全人类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为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根本不允许也完全不可能触动共处国家的社会制度的一根毫毛，而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那些都是为了改变社会制度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这是另一回事，同和平共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毛泽东这些论述，解决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支持还没有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政党革命斗争的理论原则和方针政策问题。这些理论原则和方针政策，是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经验教训和同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在这个问题就处理得不好。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斯大林公开的支持国民党政府，派军事顾问，供应武器和物资；反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是不支持的，也不供应物资和武器。而在中国解放战争时期，斯大林也是支持国民党，而不支持共产党。1956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南斯外宾时曾谈到斯大林对我们党犯的四条错误，其中第三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以后。斯大林和罗斯福、丘吉尔开会，决定把中国全部都给美国，给蒋介石。当时从物质上和道义上，尤其是从道义上，斯大林都没有支持我们共产党，而是支持蒋介石的。决定是在雅尔塔会议上作出的。斯大林把这件事告诉了铁托。在铁托自传中有这段话。” 至于赫鲁晓夫等现代修正主义则是另外一回事。他们与美帝国主义勾结，反对、出卖和镇压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斗争，背叛了国际无产阶级事业。在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抛出了“和平共处是对外关系政策的总路线”的谬论。毛泽东在批评这个谬论时曾指出，和平共处是解决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的政策，“但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个共产党的对外关系的总路线，就不能只限于和平共处。因为这里还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的问题；还有执政的共产党，也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支持世界革命的问题；声援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执政的共产党的问题；还有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运动的问题；还有支持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问题。总之，还有一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问题。所以不能把和平共处作为一个党的对外关系总路线。” (三)划分不同类型国家，区别对待。 毛泽东讲过，在国内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在国际上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国家。因此，他根据国际斗争的实际需要，按着不同类型，把世界上划分为三类国家，区别对待。毛泽东这个思想理论最早是在1957年2月2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问题》的讲话里提出来的。在这篇讲话最后一段文字里，他是这样说的： “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 “再就是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应当巩固和发展同他们的团结。有了这样两种力量的团结，我们就不孤立了。” “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同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发挥了这些论述，他进一步明确地说，“我们的外交政策原则：首先是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团结；第二是和亚、非、拉及北欧的一部分国家建立关系；第三是对西方主要国家，现在是主要和他们斗争，不忙于建交。” 在这以后，随着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趣和发展，大批国家摆脱了殖民地统治，获得独立 。毛泽东根据这些国家的政治状况和特点以及在国际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把他们称为民族主义国家。随后，毛泽东把世界上的国家，按着不同类型，划分为三类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而且在国际斗争中，对不同类型的国家和同一类型的国家的不同情况，分别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政策。 第一，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基本阵地和大后方。社会主义国家要 坚持无产 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反对大国沙文主义，要互相支持和援助，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 第二，民族主义国家。这些国家，主要是拉非拉新获得政治独立的国家。这类国家的政治制度，同社会主义国家是根本不同的。但是，他们同帝国主义有着深刻的矛盾。因此，我们要团结他们，同他们建立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关系。这样做，对于加强和促进各国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第三，帝国主义国家。我们要把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区别开来；而且，对于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也要加以区别。这样做，就能孤立和打击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 毛泽东这个思想理论和方针政策的实质是，我们在国际斗争中要依靠社会主义国家，团结民族主义国家，分化和瓦解资本主义国家，孤立和打击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实践表明，这是一项在国际斗争中非常重要的策略原则。 (四)三个世界划分战略 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战略。这个理论有一个发展过程，而且它来源于前些年不同时期的三个战略理论： 第一，1946年，毛泽东提出辽阔地带理论。他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是国家。”“美国反苏战争的口号，在目前的实际意义，是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 “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和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走狗的进攻。” 第二，1956年，毛泽东提出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的理论。在这一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暴露了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尖锐化。毛泽东当时指出：“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当前世界斗争的重点。当然，帝国主义国家跟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是很厉害的矛盾，但是，他们现在是假借反共产主义之名来争地盘。……在那里冲突的，有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 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力量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 国主义国家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现在帝国主义争夺的主要场所是亚洲、非洲”。 第三，1963年，毛泽东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这年9月，毛泽东指出，“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矛盾也有明显发展，关系紧张得很。”第二年一月，又提出两个中间地带问题，同时指出：“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同年七月，毛泽东指出，“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 上述三个战略思想，是解决不同时期建立广泛的国际反帝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而它的主要矛头，是针对美帝国主义的，只是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开始提出苏联问题。后来，毛泽东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根据当时世界政治斗争的新格局和敌我关系的新变化，提出了新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制定新的国际战略。 1970年6月，毛泽东在会见非洲外宾时指出，我们愿意跟你们非洲站在一个行列，就是亚非拉，第三世界嘛。我们把自己算作第三世界的。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希望第三世界团结起来”。“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 。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告诉我们：苏联和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他 们是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也是最大的侵略势力和战争势力，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第三世界是反帝反霸的主力军，它们站在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最前列；第二世界，它们既对被压迫民族进行压迫和剥削，又受超级大国控制欺负，同第一世界、第三世界都有矛盾，具有两面性，因而它们是第三世界在反帝反霸斗争中可以争取或联合的力量。可见，毛泽东的理论，抓住了以全世界人民为一方、以苏美两霸为另一方的这个世界主要矛盾，指明了国际斗争的大方向，明确了谁是主要的革命力量，谁是主要的敌人，谁是可以争取或联合的中间力量，以便调整关系，组织力量，集中打击主要对象。因此， 毛泽东的这个理论是在世界范围内结成广泛的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原则。 (五)对外工作重点问题 毛泽东指出，我们作工作，我们交朋友，重点应该放在三大洲，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这是毛泽东的重大战略决策。 第一，这些地区，是世界矛盾的焦点。毛泽东历来重视亚非拉的民族解放斗争。在50年代中期，还在这个地区民族解放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毛泽东就在中共八大上庄严宣布：“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给以积极的支持。” 如上所述，在6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两个中间地带”战略理论，而亚非拉又是“第一个中间地带”；在70年代初，又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理论，亚非拉又是“第三世界”，充分肯定这个地区 民族解放运动的地位和意义。在这个期间及其逝世以前，毛泽东作过许多重要分析和论述。比如说，亚非拉是“世界矛盾集中的地区”，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源泉”，这个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是最重要的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力量”。 第二，这些地区，是帝国主义国家的生命线。毛泽东指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都曾经是或者仍然是帝国主义的后方和仓库。现在后方造反了，许多国家已经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 这些地区人口众多，占资 本主义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幅员辽阔，资源丰富，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原料供应地、 资本输出场所和商品销售市场。资本主义国家就是靠掠夺这些地区而起家的，现在也是他们生存的基础。帝国主义不掠夺这个地区，他们就不能生存和发展。因此，这个地区的革命斗争已经动摇了并且将最后摧毁帝 国主义赖以生存的基础。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一个电文中指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定将给整个的旧世界以决定性的摧毁性的打击。” 第三，这些地区的革命斗争，是对欧洲、北美工人阶级的斗争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极大支援。事实表明，他们的革命斗争也是保障社会主义国家不受帝国主义侵犯的一支重要力量。在50年代末，毛泽东在会见非洲外宾时指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这是支持我们的最主要的力量。支持我们的还有西欧的工人阶级。所以，是相互支持。你们那里的反帝运动就是支持我们。”“中国把工作做好一点，也就是支持你们。你们可以考虑中国可以当作你们的一个朋友。我们能牵制帝国主义力量，使它力量分散，不能集中力量去压迫非洲。” 毛泽东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底，在会见非洲外宾时还指出，你们和我们是互相帮助，不只是我们帮助你们，你们也帮助我们。我们被帝国主义压迫 ，现在还是被压迫。所以我们应该帮助世界上被压迫人民，不然我们就是坏人。毛泽东这些论述告诉我们，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当代的两大历史潮流；也是当代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在一定意义上说，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的。因此，我们的对外工作重点必须放在亚非拉地区。 综上所述，这五个思想理论，是毛泽东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全局出发，在总结国际阶级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从不同方面来总结和概括出来的，它涉及对外事务的基本方面和主要关系，构成了对外关系思想理论体系。毫不夸张地说，这十年是新中国对外关系思想最活跃的时期，也是对外关系理论最丰富的时期。这些思想理论，在社会主义的对外关系理论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三、文革十年对外关系的主要成就 这十年对外关系，在毛泽东的对外关系思想理论和方针政策指导下，取得了巨大 的成就。 (一)挫败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和外交上的孤立中国的反华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发动了一场不承认新中国的外交运动。它们向西方盟友以及第三世界的新兴民族国家施加压力，要求他们与美国保持一致，不承认新中国，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孤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国家同这种反动政策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十年外交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一，我国同外国建交有突破性发展。建国以来，我国有过三次同外国建交高潮。第一次建交高潮，是在建国初期，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亚洲的印度、缅甸和巴基斯坦以及西欧的瑞典、丹麦、瑞士和芬兰等共有23个。第二次建交高潮，是在1956年到1965年期间，除了南斯拉夫和法国以外，全部是亚非拉这些地区的国家，共有24个。这两个时期，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共有47个。第三次建交高潮，是从1966年到1976年，这个时期同我国建交的国家是64个。其中，1971年同我国建交的国家有15个，而1972年有18个，这两年共有33个国家同我国建交。从建国到1976年，同我国建交的共 有111个。这就是说，世界上绝大多数独立国家已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十年，外国同我国建交的数量，是建国后的前两个建交高潮的总数量的1.4倍；又占从建国到1976六年同我国建交总数的一半多。 这里要说明的是，这不仅是数量问题，更重要的是西欧多数国家，还有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是在这十年同我国建交的。到这个时候，除了美国外，当年追随美国反华，又是西方帝国主义阵线的主要成员在这十年里同我国建交，它的意义就非常重要，这就给美帝国主义的反华政策以决定性的打击。 第二，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1971年10月25日晚，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第 26届大会上，阿尔巴尼亚等23国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的提案以76票赞成，美日的联合提案被否决，挫败了美国长期以来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地位的可耻 阴谋 。支持中国的各位代表全部站起，长时间振臂欢呼：“我们胜利了！”“中国万岁”，盛况空前，这是震动世界的大事。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进入了联合国这个世界政治舞台，打破了超级大国操纵和垄断联合国的局面。美国合众社报道，“这是美国自联合国成立以来遭到的最惨重的失败。”科威特代表说，没有中国参加，联合国就是徒有虚名。恢复中国席位，将使新时代的人类前途变得灿烂。智利代表用西班牙语朗诵了毛泽东诗词：“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 第三，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毛泽东会见，与周恩来举行会谈，签订了《中美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这是震动世界的大事，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 以尼克松访华和中美《上海公报》为核心的上述三件大事，实际上是毛泽东领导我们党在国 际政治战场上开展的三大战役。这三大战役，彻底挫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长达20多年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孤立新中国的反华阵线。毛泽东领导的这场伟大斗争的直接战果，就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形成的中美苏大三角。（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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