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式城市化与现代化道路

　　三、中国两种不同的城市化道路

　　当前政界和学界的主流观点是：

　　城乡二元结构阻碍了中国快速城市化，这一结构不仅对农民不公平，而且导致中国出现户籍人口城市化远低于居住人口城市化的“半城市化”格局。城乡二元结构是严重歧视农民的政策，是对农民自由迁徙权等基本人权的侵犯，必须尽快取消。而最能体现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首先应当取消。

　　这种对城乡二元结构的批判既缺乏历史感，又缺少对现实的基本了解。从历史上看，中国作为一个赶超型的发展中大国，在既无外援又不可能对外殖民的背景下，离开全国人民勒紧裤带式的内向积累，中国何以能在1970年代末基本完成工业化，建立起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将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变成一个工业国家?中国之所以可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时间即基本完成工业化，城乡二元结构功莫大焉。

　　从当前来看，附着在户籍背后的福利已经越来越少，农民进城的制度限制基本上没有了。当前农民进城的主要障碍是经济收入太少，没有稳定的可以获得体面生存的工作。农民不在城市安居是因为他们很清楚自己难以在城市获得安居所必须的经济收入。相反，正是因为还可以回到农村熟人社会，他们就愿意保留返乡的退路，而不愿意落入到漂泊无根的城市贫民窟。据“2010年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2]如果不涉及承包地等问题，“80前”农民工愿意转变为“非农户口”的人数占20.15%;如果要求农民交回承包地，愿意转变为非农户口的人数比例下降到11.04%。而“80后”农民愿意转为非农户口的人数占24.66%，如果要求其交回承包地，则愿意转户口的比重就降低到12.80%。这就是说，在不涉及承包地等问题时，在“80前”农民工中，大约有80%的人不愿意转为非农户口;在“80后”农民工中，有75%左右的人不愿意转为非农户口。如果要交回承包地才能够转户口，则大约90%的农民工不愿意转为非农户口(张翼，2011)。

　　农民工之所以没有转为城市户籍的积极性，是因为当前城市户籍并不能为进城农民工带来在城市安居的特殊保障，他们又难以在城市获得体面安居所需的最低收入条件。反过来，当前的城乡二元结构让农民可以返回家乡，这就可能使城乡二元结构成为保护农民这一市场经济中的弱势群体的制度安排。

　　目前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即所谓“四化同步”，即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地方政府理解的农业现代化几乎无一例外都是通过推动土地流转形成土地规模经营基础上的农业现代化，甚至大都将农业现代化与资本下乡结合起来，通过国家政策和资金扶持来消灭老人农业，消灭小农，也消灭农民在自发的土地流转基础上形成的“中农”。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规定，今后中央新增支农资金主要用于扶持“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也就是要以国家政策和资金支持来打败当前中国仍然在种自己承包地的小农经济。

　　当前正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的以“四化同步”为口号的消灭家庭经营的运动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同步”的意思就是一次性，就是要让农民进城后不再能返回家乡，就是要让农民不仅进城，而且要将留在家乡的年老父母及年幼子女一并带到城市。但是，农民全家进城了，支出要大大地增加，收入却因为失去了务农这一块而要减少。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国家显然没有能力为庞大的进城农民提供全覆盖的高水平社会保障。若如此，进城农民势必落入城市贫民窟，国家财政也会面对越来越艰难的社会求助与紧张。

　　当前，中国征地制度涉及到巨大的土地非农使用增值收益的分配问题。被征地的城郊农民希望分享更多的土地增值收益，这很好理解，也十分正常。最近几年，国家一直在提高城郊失地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比重。土地非农使用的增值收益来自经济增长和城市扩张，而与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民个人努力没有关系，也正是因此，土地非农使用的巨大增值收益不应当只归农民占有，更不能因此形成一个中国本来已经消灭了的土地食利阶层。当前有很多人都认为，现行征地制度损害了农民利益。其实，全国农民都在盼征地，盼拆迁，都盼望通过征地拆迁而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

　　与征地制度相关的就是对土地财政的负面批评。土地财政本身并非没有问题，例如地方政府以土地作抵押来融资，从而形成了缺少监督的“土地金融”，由此导致地方政府高额负债，可能带来金融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强对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的监管是必要的。但当前很多人在批判土地财政时，却往往指向地方政府所谓的“低价征地、高价卖地”方面，即针对如何分配城郊农地非农使用的增值收益方面。城郊农地非农使用，必有巨额增值收益，地方政府不“低价征地、高价卖地”，而是让农村集体土地自由入市，建立所谓的同地同权同价的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那就是要让城郊农地非农使用的增值收益都归到城郊农民手中，从而让他们成为土地食利者，而地方政府再无可以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土地财政”。这样的征地制度改革难道就可以推进中国的城市化、现代化?中国当前缺少的难道是土地食利者阶层?

　　若按以上加快清除城乡二元结构、消灭家庭经营、改变征地制度的办法来推进中国城市化，就形成了一种笔者称之为激进型的城市化道路：通过推动土地流转，鼓励农民进城，使进城农民一次性地落入到城市贫民窟。如果选择这种城市化道路，那么，支撑中国城市化的农民进退自如、廉价劳动力再生产及城市良好的基础设施等所有“中国特色”都不复存在，中国因此便会走上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似的城市化道路，最终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相对于当前越来越激进的城市化政策，之前的中国城市化道路可以称之为稳健的道路，这种稳健的城市化道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充分利用了新中国的制度遗产，是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道路，这种城市化道路是中国过去30年创造经济奇迹的关键，也是未来30年中国可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基本保障。

　　四、中国现代化中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魔咒。二十世纪真正由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的例子极少。就比较大的国家看，可能只有韩国，其余发达国家在19世纪就已是世界强国。有很多国家比如拉美一些国家，本来发展势头良好，但到了中等收入水平，即陷入止步不前状态，也就是落入到了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凭什么和靠什么走出，都值得认真思考。

　　在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体系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与本国经济在国际贸易和分工体系中所处位置息息相关。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发展战略是进口替代，关起门来自己发展。经过30年的工业化，到1970年代末期，建立起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初步实现了工业化。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转而采用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在沿海招商引资，三来一补，大力发展出口导向的加工制造业。改革开放前30年进口替代战略所积累起来的强大工业能力，所培育出来的全民素质，所形成的社会动员能力，迅速转化为强大的出口制造能力，并在短期内使中国制造无处不在，无坚不摧，最终成为“世界工厂”。

　　出口导向战略的前提是加入到全球化的分工体系，成为世界体系中的一员，依靠比较优势进入国际分工。改革开放前所积累的强大工业能力使中国在加入全球化的分工体系后，自然而然地主要依靠高素质廉价劳动力，在低端制造业中充分发挥优势，扩大出口，并从中获取利益。刚开始办特区搞出口导向的想法是两头在外，独立循环，即在沿海通过原材料在外，市场在外，而不影响国内经济的成长。不久，两头在外的格局没有改变，之前设想的特区模式却没有实现，即沿海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不仅原料在外，而且所使用的生产线也是从先进工业国进口，这样生产出来的产品不仅出口，而且对国内同样的产品构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导致国内所有制造业都引进国际生产线，之前国内完整的产业链中的重工装备行业全面塌陷，致使中国产业结构轻型化，主要集中在技术最少利润最薄的加工装配行业。一方面，中国凭借廉价劳动和廉价土地资源的优势形成了巨大的工业制造能力，成为了世界工厂;另一方面，中国产业越来越集中到低附加值的装配加工环节，研发、重装乃至品牌营销等具有较高附加值的行业则全线退出。

　　当中国制造能力越来越强，中国这个大国所生产的低端产品的市场却越来越饱合。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依靠国内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加入到全球化分工体系，中国制造就可能被锁定在低附加值的加工装配环节。中国要想突破锁定，就必须实现产业升级：一方面是由当前低进入壁垒的加工装配行业向高进入壁垒的重装行业升级，一方面是由价值链底端的生产环节向价值链高端的研发、品牌环节升级，从而可以在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中占据竞争性比较低、定价权比较大、利润也相应比较高的产业环节，实现经济的升级腾飞。

　　但是，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到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由价值链低端上升到价值链高端，由低附加值进入到高附加值，需要有足够的研发、品牌培育的时间与资源，需要有国家战略。目前，占据国际分工优势位置的发达国家不仅具有技术、资金和管理上的优势，而且是国际分工规则的制定者，掌握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是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这些发达国家必定会借助各种非贸易壁垒来保持自己分工位置的优势。正是这个原因，在20世纪的一百年内，除韩国这个美国人特殊关照的国家跻身发达国家行列以外，不再有任何一个发展中大国跻身发达国家，即使如巴西等拉美国家曾在1980年代实现了远高于中等收入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最终功亏一篑，落入到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第一，中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国，中国人口总数超过目前欧美日人口总和。中国的崛起将极大地改变国际经济政治的格局。因此，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老牌发达国家想方设法设置障碍是必然的。第二，中国的大国，使中国具有极大的纵深，从而有可能在出口导向加入国际分工体系的同时，仍然保持自己的市场与增长，即所谓以市场换技术，以及以市场来发育自主的技术。第三，中国是有着自己特殊的制度安排、经历了30年进口替代从而形成了完整国民经济体系的国家，从而具有更为强大的自主发展能力。

　　因此，若要中国崛起，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就要将当前加入到国际分工体系的“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就要千方百计地推动中国产业升级，就要让中国经济步入国际分工体系中利益比较大、附加值比较高、价值链比较高端的环节中去。若能做到这些，则中国经济发展就可以进入良性循环：由高能耗、高污染、高竞争、低科技、低垄断、低利润的中国制造，发展到低能耗、低污染、低竞争、高科技、高垄断、高利润的“中国创造”。一旦“中国创造”代替了“中国制造”，资源、环境等问题就迎刃而解，企业高利润，工人高工资，国家高税收，所有中国人都可以获得高福利。这样的城市化自然是又快又好、有质有量的城市化。

　　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发展中国家几乎都是利用廉价的资源尤其是劳动力优势加入到国际大循环。随着经济的增长、城市的发展，劳动力价格逐步上涨，所有人的利益期待都进一步增长。国家为了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不能不提高税收。随着廉价劳动力的减少和投资环境变差，出口导向型的加工装配业就越来越无法存活下去，由此导致一个国家高端产业没有发展起来，低端产业却又已转移出去的产业空心化问题。产业空心化，经济形势变得紧张，而所有人的利益预期却没有下降，既得利益结构已经形成，由此导致经济下行与利益刚性的矛盾难以调和，每个阶层都充满了不满乃至愤怒，其结果就由经济下降变成社会动荡甚至政治危机。

　　因此，中国要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一方面要采取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来实现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又要为实施产业升级战略提供足够的资源保障和时间缓冲。这就要求在中国仍然未能真正完成产业升级之前，在“中国创造”未能成为中国经济结构的主导力量之前，“中国制造”必须要继续保持优势，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不能动摇，中国产业结构中的出口导向型战略仍然要保持。

　　五、中国现代化与城市化的战略选择

　　构成“中国制造”优势的因素大致有四个方面：一是廉价的劳动力。中国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模式，使中国劳动力价格有极大的弹性空间。出现民工荒时，工资上涨，越来越多的加工制造业移出中国，从而出现劳动力剩余，工资再相对下降。工资上涨与下降都是市场经济的正常态势，也是“中国制造”国际竞争力的体现。这样一种相对灵活的劳动力配置方式，使“中国制造”可以长期保持国际竞争力。正是半工半耕结构让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可以长期占据初级产品制造的优势位置。二是相对廉价的土地资源。在此不予展开。三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已经形成极其庞大高度复杂且具有显著规模经济特征的制造业体系。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已经形成了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工业生态”(贾晋京，2013)。较高的基础教育水平和社会组织能力使得中国的“工业生态”难以被其他一些发展中大国如印度、巴西所复制。四是良好的基础设施，包括物流、电力、信息、基础教育、城市基础设施等。良好的基础设施不仅方便了市民生活，而且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而良好的基础设施来自中国特有的土地制度安排。

　　以上四个方面，是“中国制造”在未来20～30年仍然可以保持国际竞争力从而可以继续“世界工厂”地位的基本条件。在未来30年，中国要实现产业升级，但并非一定要消灭“中国制造”，改变出口导向战略，而是要通过保持“中国制造”的优势来获得就业，与此同时，将“中国制造”所获收益用于推动“中国创造”，让中国创造逐步成长，产业逐步升级。而这一切要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中国农业的重要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为中国制造提供极具弹性的具有竞争力的劳动力供给;二是为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提供可以解决温饱问题的居所，使中国农民可以避免落入城市贫民窟，从而降低国家社会保障的压力;三是为进城失败农民提供退路。其中，后两方面的含义就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中国农业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稳定的根基，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

　　也就是说，农业的家庭经营实质上成为中国现代化中基础性的驱动力。这样就构造出未来30年中国现代化三轮驱动的发展格局：农业的家庭经营、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前两轮是为第三轮提供保障的，中国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关键是产业能否升级，但若没有前面两轮保驾护航，产业升级就将是空中楼阁。

　　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进入到发达国家行列，从而实现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现代化国家，目前到了一个选择时期。当前中国也已具备一般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制度优势。问题的关键是，中国能否在未来30年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让三个轮子一起转，从而真正实现产业升级和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优势位置。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中国农业与出口导向的“中国制造”还有能力为中国提供30年的稳定根基乃至资源条件，可以为中国产业发展、产业升级提供资源保障和时间缓冲，中国应该在未来30年一心一意发展自己的战略产业，通过产业升级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最终跻身发达国家行列。

　　因此，保持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将之前“剥削型”城乡二元结构创造性地转化为“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保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稳定，给农民提供在城乡之间的进退自由;保持中国土地制度的优势，将城市化与建设城市基础设施的筹资与完善土地财政结合起来，这样，就可以保持中国社会的稳定，就会为国家集中资源发展战略产业提供空间。

　　参考文献

　　〔1〕温铁军、温厉：《中国“城镇化”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教训》，《中国软科学》2007年第7期。

　　〔2〕张翼：《农民工“进城落户”意愿与中国近期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中国人口科学》2011年第2期。

　　〔3〕贾晋京：《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实验室”：产业升级的中国梦》，《经略网刊》，2013年9月20日。

　　[1]这里所讲土地管理制度主要是指建设用地管理制度。农地管理制度则在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中进行了讨论。

　　[2]该调查以分层抽样法在全国流动人口聚集地对那些在城市(城镇)居住满1个月的、不是本区(县)户口的、年龄在2010年4月15日介于16~59岁的流入人口制作了抽样框，在全国共抽取4个直辖市、27个省会城市、5个计划单列市、46个地级市、24个县级市完成调查并回收122800份问卷。转引自(张翼，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