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城镇化发展模式的原因：粗放式、跃进式城镇化与大城市病。中国城镇化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以高耗能、高污染为特征的发展模式，片面追求快速城镇化使得一些特大城市规模无序扩张，人口压力过大，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超过极限，环境污染、居住拥挤、交通堵塞、房价高企等“大城市病”凸显。一是片面追求大城市，高速城镇化，使我们走了一条高能耗、高污染的城镇化之路。根据有关数据分析，城市规模越大人均消耗的能源越多，一个农民转变成城市人，平均能耗将增加3～5倍;如果直接进入大城市生活，尤其是特大城市，能耗将增长5倍。大城市是全国能耗和碳排放的大户，以北京为例，2012年的常住人口已达到2069.3万，全市能源消费量7177.7万吨标准煤，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0.436吨标准煤。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市高耗能、高污染程度将不断加深。 二是城镇化进程中大量的建筑扬尘，加速雾霾形成。伴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城市正在迅猛地“长大”，来自卫星遥感图像的数据显示，整个国家的城市建成区面积在过去20年中增加了2倍以上。2000~2011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76.4%，城镇建设用地年均增长110万亩以上。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建筑工地扬尘导致PM2.5的大量产生。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结果表明，土壤尘对北京地区PM2.5的贡献率为15%，在秋冬季节，来自建设工地的浮尘和街道的再悬浮尘是土壤尘的主要来源。2012年中国建筑业增加值35459亿元，比上年增长9.3%。而大部分施工单位环境意识淡薄，环保技术水平落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对施工现场缺乏严格有效的管理，使得建筑施工扬尘大范围飘散，对城市空气环境造成较大污染。
由雾霾事件而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检讨与反思中国要走出西方式的“头痛治头、脚痛治脚”的治理思路，不仅要找到造成雾霾天气的直接原因，还需要从发展模式的视角探索造成迷雾的深层原因。 反思之一：中国经济增长陷入成本大于收益的困境。雾霾天气主要发生在大城市区域，但却是整个经济增长方式、能源结构、生活方式、城镇化模式等系统整合作用的结果。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从西方承袭而来的工业化，所付出的代价不仅仅是大城市的雾霾天，还有最近几年频繁发生的大面积的水中毒、食物中毒等问题。目前中国75%的地表水被污染，64%的地下水被污染，37%的土地面临风沙威胁。雾霾天气和水污染使我们付出了生命代价，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所用的流行病学模型，该报告发现，中国每年约有75万人因空气污染和水污染而过早死亡。 当我们为中国用30多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100多年走过的路，实现经济高增长而自豪时，不要忘记经济学的另一个定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不惜以环境代价、生命代价而获得的GDP，是严重带毒的GDP。至少笼罩在雾霾中的全国100多个城市的GDP是严重带毒的GDP、黑色的GDP。而且，需要向全社会提出警示的是，2013年我们遭遇的雾霾天，只是我们为这种先污染后治理、高能耗经济增长模式付出代价的开始。环保部对中国环境监测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未来将会进入环境事件的集中爆发时期。 反思之二：GDP主义的增长成为目标迷失的增长。当我们已经陷入经济增长成本大于收益困境的背景下，为什么仍然不惜牺牲环境和国民幸福追求GDP增长?因为，现代GDP经济建立在这样一种假定前提和逻辑上：经济增长必然包含了国民福利的增长，所以，如何生产得更多永远是人类追求的目标。可以说，在经济增长的初期，这个逻辑可以成立。当物质贫困是社会发展最短那块桶板时，经济增长就等于国民福利的增长。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当人们的温饱问题解决之后，GDP增长与国民福利的增长，就不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导致了其负福利效应比正效应还要大。可以说当代中国的经济增长就处在这个经济增长与国民福利增长形成的分叉点上。经济增长给社会带来负效应，感受最强烈、承受这个成本的是社会民众。如果说2013年雾霾天气的出现，是老天对带毒经济增长的警告，其实2010年以来国内频繁发生的当地居民抵制政府上污染项目事件，也说明对于GDP的增长，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已经出现了认识的差异。2012年短短四个月，全国接连爆发了三起环境群体性事件。据环保部披露，自1996年以来，这类事件以29%的年增速出现。面对这样一系列问题，不仅仅是简单地解决问题，而是需要我们反思经济增长的目标到底是什么?经济增长是为了满足国民福利的增长和使人民生活得更幸福，这似乎是一个常识，但在今天的GDP主义经济中，经济增长目标变成了就是GDP本身。 反思之三：中国继续走西方式污染转移之路已经行不通。今天的中国与60年前的英国虽然遇到的是同样的雾霾事件，但由于发生在两个不同时期，由此决定了英国可以走的治理道路，而今天的中国则无法走下去。因为，当今中国雾霾污染是在全球环境危机一触即发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是在世界环境容量已经饱和，没有承载空间的情况下出现的。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12》指出，40年来地球生命力指数下降了28%。WWF全球总干事吉姆·利普指出：“当前，我们的生活方式过度消耗了自然资源，我们使用的资源量超过了地球供给的50%。地球需要用一年半的时间来生产人类一年内消耗的可再生资源。如果不改变这一趋势，这个数字会增长得更快，到2030年，即使两个地球也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雾霾天所暴露的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环境污染的问题。而是如果中国按照西方工业化标准，继续追赶西方式的高能耗、高消费的工业化之路，已经行不通。要从根源上治理雾霾问题，我们需要重新定位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目标。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就是中国走向未来的发展的新道路和新目标。 外部防范与内生治理相结合的中国治理之道思考覆盖中国100多个城市、涉及6亿人口的雾霾问题，意味着环境污染导致中国经济与社会系统的中毒病症，已经不是一个局部问题，如果不能遏制，将给中国经济社会系统带来巨大的代价，是刻不容缓必须解决的问题。可以说短期内的遏制与化解雾霾，西医式的治理方式是有效的，这种治理方式有两大特点： 第一是强调工具的治理作用。这些工具既有技术工具，如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等手段，提高环境监控和管理能力，也有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的工具，如充分利用立法、税收、制度等工具实现雾霾治理。 第二是针对问题进行精准的实时、点对点的防范管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关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设计中，许多制度设计具有这种特点。《决定》所设计的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与监控体系，确实是一个全空间和全流程覆盖的生态环境监管系统。 在目前启动这样一种以防范为主的监控治理体系，是非常需要的。但中国对雾霾问题的治理，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是不够的。因为这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治理模式，而且也是一种高成本的治理模式。目前国内正在启动的治理雾霾行动、诸多专家学者所提出的治理对策，基本上属于这种外部防范式的治理范畴。本文不再赘述。如何从中国文明模式转型的高度探索中国特色内生治理模式，才是中国治理雾霾问题必须面对的挑战和创新。 现代化目标转型：从追赶西方工业化目标向走中国特色生态文明之路转型。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绝不是简单的环境治理问题，而是在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的新文明之路。因为高能耗、高消费、高成本的西方工业文明模式，是属于地球上少数国家享受的文明模式，这种文明模式无法容纳中国这个人口大国的现代化。西方式工业文明模式是一种成本外化、污染转移、利己不利他的文明模式。要从根源上治理雾霾，需要一种成本内化的利己也利他的生态文明模式。 由于世界环境和能源容量，无法承受人口两倍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国走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所以中国与美国的竞争结果，既不是中国赶上美国成为赢家，也不是美国和中国并驾齐驱成为共同的赢家，而是两败俱伤。这种竞争就像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苏联的核竞争一样，最后结果不是胜负，而是将人类导向毁灭。而当今中国与美国的竞争，与当年美苏竞争的根本不同在于美苏之间的核竞争，是一种结果博弈，只要控制住最后的结果不发生，竞争导致的毁灭性就不会发生。当今中美之间的经济竞争，则是一个过程博弈，无限经济增长带来的污染释放，最后形成的毁灭性结果无法预期和控制，这个结果一旦爆发，便无可挽回。 相反，如果中国勇敢地走出这场赌局，那么带来是中国与世界的双赢。因为中国不是一个小国，比如不丹或新加坡，他们不参加世界的竞争，走自己路的话，世界不会因他们退出而改变，而中国作为世界巨体量的大国，其退出将会影响世界现有的竞争格局。事实上，当代中国已经做出了抉择，这就是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从世界视角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这是一个中国退出世界恶性竞争，走自己文明之路的重大抉择。 发展模式的转型：从GDP最大化转向国民福利最大化。淡出国际间恶性竞争，就会为矫正国内围绕GDP主义的恶性竞争创造大环境。最近习近平主席多次谈到不能以GDP论英雄，三中全会《决定》也提出改进唯GDP的干部绩效考核体制。不以GDP论英雄的本质，是要把经济增长目标从追求GDP最大化，转向追求国民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在一个国家的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国民福利和幸福度的提升，是一个包含环境福利、精神福利、物质福利与社会公正、社会互助等综合福利的发展，这不是纯经济增长能够满足的。以满足国民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导向的经济增长，可以遏制目前地方政府唯GDP增长的恶性竞争，也可以遏制以牺牲环境、牺牲公平为代价的黑色GDP增长。在国民福利最大目标的约束下，这将是一个不同于西方的低能耗、高福利、低成本、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这样一种模式，不是以达到美国人均4万美元为标杆，而是人均1万元，但比美国人生活得更幸福的发展模式。 以国民福利和幸福最大化为目标的发展模式，就是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的发展模式。所以，当下在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转型。中国城市雾霾天的深层根源，是我们的城市发展目标迷失的结果。如果不能把城市发展目标转向新发展模式上来，就会陷入恶性循环：一方面是成本外化经济不断扩展，另一方面是耗费大量社会资源通过立法、建设、管理制度消除经济增长带来的雾霾天，如此循环下去，没有尽头。 从源头治理的新变革：生活方式革命。导致能耗与碳排放的源头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物质产品生产制造过程中的能耗与碳排放;二是消费过程中形成的能耗与碳排放。科学家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发现，消费端的能耗才是造成高能耗、高排放的主要来源。发达国家能耗占全球能耗总量的50%，其中消费领域能耗占总能耗的60%至65%，而制造业能耗不足40%。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1978年建筑能耗占终端总能耗的比例在10%左右，而目前建筑能耗的排放量已经达到了30%。 其次，目前高能耗、高排放居高不下的难题无法解决，还来自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恶性循环的机制。在满足GDP增长和资本获利最大的无限增长模式中，为满足经济无限增长，就必须有无限消费增长来支撑。在现代经济运行中形成了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一方面，为了满足经济增长，需要刺激消费，而刺激消费是一种超出实际需求的占有消费、满足欲望的过度消费、满足面子的奢侈消费。这种病态的高消费又会导致病态生活方式和雾霾天的病态的环境。为了治理病态生活和污染的环境，又会形成新的产业和GDP，如此不断循环下去结果是：经济规模越来越大、人均收入越来越高，而高消费带来的病态生活和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要从源头治理雾霾问题，单纯的外部治理还不够，需要从改变生活方式着手，改变这种恶性循环。 要使国民福利最大化的发展模式落地，就必须同步推进生活方式的革命。从根源解决城市雾霾天，既需要通过技术进步，最大限度降低消费领域的能耗，更需要倡导健康、低碳、幸福的生活方式。十八大报告也明确提出，要“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为了响应十八大报告及时代需求，应该在生产和生活消费领域进行全方位创新，构建创新体系，建立起生态文明时代新的消费方式、居住方式，从而引领生活方式的变革，从源头上根治雾霾问题。 发挥中国新后发优势，充分利用新能源在内生生态文明建设中作用。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能源革命，是从根源上破解工业化模式造成能源和环境危机难题的一次革命。目前，国内对新能源的认识，更多停留在新能源带来的产业发展机遇上，其实新能源给中国带来的是构建成本内化的生态文明模式新后发优势： 首先，中国具有利用新能源的低成本的优势。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他们已经形成一套成熟的使用传统能源的体系。要在一个已经成熟的传统能源体系中，导入新能源，在经济学上就涉及到一个替代成本问题。当代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初期，尚未形成对传统能源使用问题体系。在许多领域不存在替代成本，可以低成本直接使用新能源。比如，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52%多，要在未来的城镇化中利用新能源，可以直接使用，不存在改造旧的导入新的这样的问题。 而目前在城市能耗中，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的数据，中国住宅总能耗已占全国能耗的37%。目前我国单位建筑面积能耗是发达国家的2至3倍以上。全国建筑技术科学领域首位中科院院士吴硕贤认为：如果推行生态住宅设计，一栋节能建筑和不节能建筑相比，空调能耗差4~5倍。建筑若合理采用节能设计，可轻松获得50%~60%的节能效果。如果从现在开始严格推行生态住宅标准，预计20年后，在总建筑面积增加150亿平方米情况下，可节约建筑用电3500亿度，相当于4个三峡电站的年发电量。 其次，中国有利用新能源的市场优势。从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标准看，中国城市化率低，大量乡村存在是一种落后的标志，但是从利用新能源看，中国的乡村和小城镇恰恰具有大城市不具备的新优势。由于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潮汐能、水能等新能源，与传统化石能源相比是一种分布相对均衡的能源。人能够生活的地方，就有可利用的太阳能、风能和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由于新能源不需要远距离输送就可以直接利用的特性，使得分散居住的乡村和小城镇获得了使用新能源的新优势。 目前农村使用新能源的优势已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而是已经成为一种活生生的现实。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热水器生产国和消费市场，而这个产业市场不在大城市，而是小城镇和乡村。据中国五金制品协会统计，目前中国城市家庭中，拥有太阳能热水器的只有7.6%，90%以上的市场在中国农村和小城镇。除此之外，中国农村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沼气能源，也走在世界前列。沼气能源在我国农村分布广泛，潜力很大，凡是有生物的地方都有可能获得制取沼气的原料。据调查对比，小型沼气电站每千瓦投资只要400元左右，仅为小型水电站的1/2~1/3，比风力、潮汐和太阳能发电低得多。按照这个发展趋势，在中国农村和小城镇，能够比大城市更大程度利用新能源。 新能源在中国农村和小城镇显示出的巨大发展潜力，我们需要从战略的高度，把发展农村和小城镇新能源作为中国发展新能源战略的突破口来对待。农村与小城镇利用新能源的市场优势，恰恰是高度城市化的西方国家所没有的新优势。 最后，中国有利用新能源创新动力优势。近代以来世界科技创新的历史证明，引领时代的创新中心，往往是创新动力最大中心，而创新动力，又来自压力造成的倒逼动力。当今中国就在世界能源与环境危机压力最大中心。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承接了发达国家高能耗、高污染制造业，使中国成为环境压力最大的国家。同时，世界环境容量的限制，又决定了中国无法重复西方的老路通过产业转移实现污染输出。这样一种压力，恰恰会形成中国创新的动力。 总之，如何重新认识中国利用新能源的新后发优势，把新能源技术导入到中国制造业改造中、导入到中国农村和小城镇发展中、导入到中国未来城镇化中，是中国能够从根源上降低能耗、解决雾霾问题的新战略。 城市模式转型：小规模化、田园化城市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主导趋势。2013年发生雾霾的城市，主要集中在大城市。要从根源上治理雾霾问题，就必须重新思考中国城市发展模式问题。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贡献了力量，也使中国遭受雾霾等“城市病”的困扰，所谓“城市病”主要表现为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等，它的根源在于城市化进程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精神与物质之间各种关系的失谐。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而目前的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导致雾霾严重、交通拥堵，似乎并不是美好的景象。城市的集中居住模式增加了居住成本，据有关数据统计，城市的人均耗能是乡村的3倍。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认为“城市病”的破解之道在控制城市规模。从统计数据上的人口规模看，比较理想的城市人口应该是在40万左右。此外，由于新能源革命解决了小城镇发展所需要的能源问题，小规模化、分散化、田园化的城市将成为生态文明时代城市发展的主导趋势。中央对新型城镇化提出了如下方针：以人为本、四化同步、科学布局、绿色发展、文化传承，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按照这些方针大力发展小城镇。在新能源支持下的城市发展，小的就是好的将成为一个生态文明时代城市发展的新趋势。因为小城市不仅是充分利用当地新能源的生态城市，也是避免诸多大城市病的最适于居住的幸福城市和田园城市。 探索基于东方智慧的根源、系统、内生的治理之路在世界环境和能源的支撑力已经出现负数的世界背景下，中国无法重复西方式污染转移的外生治理之路。雾霾问题背后暴露的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如果中国继续走西方式的高能耗、高消费、高成本的工业化之路已经行不通。要从根源上治理雾霾问题，需要重新定位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目标。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就是中国走向未来发展的新道路和新目标。中国需要探索基于东方智慧的根源、系统、内生的治理之路。从短期与长期结合治理看，中国应当走外部防范与内生治理相结合的中国治理之道。要构建这样的生态文明模式需要进行五个方面的变革和转型：一是在战略目标定位上，我们必须调整中国现代化目标的参照系。从追赶西方式工业文明的现代化，转向以生态文明为目标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目标上来。要实现这个目标定位的转型，意味着当代中国必须从追求无限经济增长的世界竞争中淡出，走中国自己的路。二是在中国发展模式上，我们必须从GDP主义主导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到国民福利最大化的新发展模式上来。三是要使这样一种新发展模式落地，必须启动以低碳、健康、幸福为目标的新生活方式的革命。四是要充分发挥中国的新后发优势，利用新能源为中国的内生生态文明建设服务。五是充分利用现代新能源、信息技术，走中国特色的低能耗小规模化、田园化城市发展之路。 总之，成本内生的生态文明模式，不仅是大幅降低能耗、降低成本的新文明模式，同时也是能够从根源上实现天人和谐、社会公正、环境福利、物质与精神均衡发展幸福生活模式，也是中国与世界共赢、共享发展的利他模式。在这样一种全新的模式中，治愈的不仅仅是雾霾天，还包括工业文明模式的诸多弊端。 From London to Beijing: a Comparison and Reflexion on Smog Controls in China and Britain Zhang Xiaode Liang Jie Abstract: China's smog problem exposes its un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ut forward in the Eigh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is the new road and new objective for China's future development. After examining short-term and long-term control, China should adopt a control approach of guarding against new smog sources while controlling it. To develop such a mod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hina needs to do the following: strategically, it should gradually withdraw from the world competition for maximal economic growth; about development mode, it should shift away from centering on GDP toward maximizing people's wellbeing; launch a campaign to initiate a new type of low-carbon, healthy and happiness-oriented lifestyle; make full use of China's advantage as a catch-up country, and serve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ith the new energy; and fully utilize modern new energ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ake an urbanization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smog, outside contro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new energy, comparison
注释 顾向荣：《伦敦综合治理城市大气污染的举措》，《北京规划建设》，2002年第2期，第36页。 颜永光：《 20世纪中 后期伦敦环境污染及其治理的历史考察》，2008年硕士论文。 六大高耗能行业分别为：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参考文献 白阳、王亚宏、尤朝晖：《英国治理雾霾改善生态的一些经验》，《群众》，2013年第4期。 林永生、马洪立：《大气污染治理中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齐康：《英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节能减排政策措施》，《上海节能》，2013年第4期。 任东明、谢旭轩、刘 坚：《推动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初析》，《中国能源》，2013年第10期。 王新、何茜;《雾霾天气引反思》，《生态经济》，2013年第4期。 赵敏：《低碳消费方式实现途径探讨》，《经济问题探索》，2011年第2期。 张通：《英国政府推行节能减排的主要特点及其对我国的启示》，《经济研究参考》，2008年第7期。 张孝德：《中国工业化的困境与文明模式的创新——西方“成本外化工业文明”的反思与生态文明建设思考》，《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张孝德：《“成本外化”的工业化模式》，《中国经济时报》，2009年9月7日。 张孝德：《城乡两元文明共生的中国特色城镇化模式——基于新能源革命、民族文化与“三高技术”的三维分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张孝德，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和经济增长、区域经济与城市经济管理。主要著作有《模式经济学新探——中国市场模式的选择与创新》、《现代公共政策概论》等。梁洁，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博士研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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